文貴知音——魏晉南北朝文學鑒賞論的勃興概說

徐曉元

(集美大學 誠毅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文貴知音
——魏晉南北朝文學鑒賞論的勃興概說

徐曉元

(集美大學 誠毅學院，福建 廈門 361021)

文學鑒賞理論從誕生到成熟經歷漫長的歷史時期，其中魏晉南北朝是其獨立、成熟、高漲的重要時段，《文心雕龍·知音》更是其獨立的標志。究其原因，有歷史的積淀、時代的風尚、文學鑒賞論的自身發展，更有劉勰的創造。文章試圖梳理魏晉之前鑒賞論發展脈絡，并著重就魏晉南北朝時期鑒賞論，尤其是《文心雕龍·知音》的價值與意義做相關解讀，以求為魏晉南北朝文學鑒賞論做簡單梳理。

魏晉南北朝；文學鑒賞論；《文心雕龍·知音》；價值與意義

文學鑒賞伴隨文學創作而生，但文學鑒賞理論卻經過漫長的時期，方才獨立門戶，形成較系統的理論。綜觀我國古代文學鑒賞史，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鑒賞活動呈現出繁榮的局面，在這樣的態勢下，《文心雕龍·知音》[1](P713-718)應運而生，成為中國古代文學鑒賞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獨立、成熟的鑒賞論的發端。

一、魏晉之前鑒賞論的萌發

如前所言，自有文學創作，文學鑒賞亦隨之伴生。最早的文學鑒賞活動，一般認為可追溯到《論語》記載“孔子論詩”，《左傳》記載“季札觀樂”，以及《周易》里的個別篇章[2]。但在先秦的時代，鑒賞客體尚未成熟，鑒賞論僅是一些重要的命題，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無言之美”等。但這些命題確實為后世鑒賞論提供新鮮的話語、范疇以及立論的角度。

兩漢文學統籌在經學的范圍之下，文學鑒賞常常直接受命或服務于經學目的，專門的文學鑒賞論，并未真正出現。然而，這個時代畢竟開始出現以《毛詩序》和《楚辭章句》為代表的詮釋文學的專章著作，為后世文學鑒賞專論提供先導。與此同時，更多的經學話語引入文學鑒賞活動中，可看作漢儒對文學鑒賞理論一大貢獻，如“才性說”對文學鑒賞者的鑒賞能力與思想觀點的雙重要求，就是經學背景下的新見?！痘茨献印贰墩摵狻穼ξ膶W鑒賞都有所涉及。整體而言，漢代雖沒有專章文學鑒賞論，卻為后世對鑒賞能力的期待和要求開了先河，也直接為劉勰的“知音論”提供了命題。

概言之，先秦、兩漢，尤其是兩漢的文學鑒賞尚處于萌芽之際。這些文學鑒賞活動尚未脫離社會功利的窠臼，還沒有正式以文學作品作為審美對象，也沒有系統的理論闡述。因此，真正的文學鑒賞時代尚未到來。

二、 魏晉南北朝文學鑒賞時代的到來

與兩漢相比，魏晉南北朝最大的特點是“玄風”盛行，從各方面影響士人的生活。正如李澤厚《中國美學史》所指出：“對于情感和人格所具有的無限的價值追求成為玄學的主題，因此對作為審美與藝術中心的情感問題的認識也隨之大大加深了?！盵3](P145)玄學一方面引導創作者在文本中樹“文心”，寄寓深沉含蓄的情理，以待鑒賞者的感知與領悟；另一方面，推動鑒賞主體跳出局限的社會功利的實用目的，直面作家的心靈和情感，以文本的審美愉悅為文學鑒賞的最終目的，以“同心”為文學審美的終極目標。玄學“言意”關系等重要命題，更是直接觸及文學語言、藝術形象的重要特征，提示審美鑒賞主體突破文本有限語言、形象的局限，訴之于內心的體驗。玄學的發展對文學鑒賞理論的提升無疑影響深遠。

東漢以來的人物品藻的風尚，從魏晉時起也發生變異。這一變異是以三國時期劉劭的《人物志》為發端的?！度宋镏尽纷⒅厝酥畟€性、氣質、才智、情感，認定人的識鑒必有其短、亦有所長，這些見解對魏晉文學批評影響甚大，袁濟喜《六朝美學》稱其為“漢魏之際倫理學和美學思想嬗變的界碑”[4](P66)。在此前從先秦的孔孟到漢儒，多拘泥于道德綱常品評人物。劉氏一改陳規，強調人格美的本源是人的個性氣質和才能，而非抽象的德行，在品鑒人物時尊重人的個性，不求全責備。曹丕的“審己以度人”，劉勰的“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無不本于此。人物的評介與文學的評介潛脈暗連，甚至相通，相雜糅。因而，人物評價標準的變遷所基于的深層文化思想的變化，勢必折射在同一時代的文學鑒賞論中。

相對于玄風與人物品藻而言，文學鑒賞活動的興盛，文人對文學鑒賞活動再評價的標準的不一，成為完整系統的文學鑒賞論脫胎而出的直接原因。魏晉南北朝是文學高度發展的時代，文學作品大量涌現，文學樣式空前豐富，文學創作手法也日趨多樣化，文學鑒賞活動也隨之活躍起來。在《世說新語·文學》中，文學鑒賞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對陸機、潘岳的著名的評價：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揀金，往往見寶?！盵5](P309)

如此論者眾多，并且已經注重文辭、聲韻、音律、文采、風格等，追求閱讀作品的審美享受。同時，創作者也以得到文學鑒賞者的評定與指摘為文學創作的一大要旨?！额伿霞矣枴の恼隆菲涊d：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然后出手?！盵6](P279)

諸如此類展示的是當時文學鑒賞的風尚。文學鑒賞活動的高下之分，為當時人所重視，也是值得關注的?！额伿霞矣枴の恼隆酚涊d，邢子才與魏收分別看重沈約、任昉一事時，時人祖孝徵所言頗值得玩味，“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王利器由此認為，六朝時人物或文章鑒賞批評，“往往以所批評之對象的優劣，來定批評者的優劣”。此段文字雖然描述的是北朝風氣，而六朝南風北漸，由此時代風尚可略見一斑，即文學鑒賞活動已具有雙重效能：一是評價文學創作的優劣；二是彰顯文學鑒賞者高下。在此風氣下，文學鑒賞標準的建立呼之欲出。

此外，其他藝術門類鑒賞的高度發展，伴隨其他藝術門類業呈現的鑒賞理論，對文學鑒賞論來說，更是直接的借鑒。如宗炳的《畫山水序》、庾肩吾《書品》等，以書畫為鑒賞主體，展現全新的鑒賞觀念。而這些為文學鑒賞者引入文學的鑒賞中，與文學的特性相結合，成就獨特的文學鑒賞。

歸結以上原因，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鑒賞才真正具有審美的意義。鑒賞的對象、從人轉到物、再到文，從對鑒賞對象的外在評判到對文本的內在欣賞，從喜愛到辨識，理性的判斷與情感的愉悅合理地結合在一起。隨之針對文學鑒賞的批評也噴涌而出，曹丕《典論·論文》的只言片語，曹植繼之于《與楊德祖書》《與吳季重書》中發“文難鑒”的簡單論述，葛洪《抱樸子》的《尚博》《辭義》《廣譬》數篇中，對“鑒賞的能力”“主觀的愛憎”“客觀的宥蔽”更為系統地闡釋[7](P158-214)。稍后出現的《詩品》與《文心雕龍》更是古代文學鑒賞史上的“雙璧”，其中《文心雕龍·知音》更值得稱道?！吨簟窔w屬多有爭議，牟世金稱其“或以為是批評論，或以為是鑒賞論，或以為既是批評論又是鑒賞論”[8](P450)，但其針對鑒賞活動本身進行理性、全面、系統的解析，無疑是中國文學鑒賞史上最早的系統完整的專論。

三、《文心雕龍·知音》文學鑒賞論的成就

《文心雕龍·知音》與前代和同代的鑒賞論相比，起點已高，在創作論的啟發下，更有創建與發揮。概言之，《知音》鑒賞論體系，凸顯三個層面的內容：

1.“音實難知”?！吨簟菲?，開宗明義，“音實難知”。劉勰進一步指出，知音如此困難的原因是多樣的：一是“貴古賤今”。此說前有所本，當推王充和葛洪。秦漢以來，經學昌盛，白首窮經者，比比皆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蔚為風氣。王充《論衡》的《超奇》《齊世》等篇對此多有指摘，葛洪《抱樸子》更是對此激烈批判?！吨簟匪们赝跖c韓非、漢武與相如的事例正是來自《抱樸子·廣譬》篇中，與之淵源不言自明。二是“崇己抑人”，這一觀點本于曹氏兄弟。三是“信偽迷真”。以上三點“知音難遇”的原因，鑒賞論者多有所論。而“文情難鑒”與“人莫圓該”，則是前人很少論及的?！拔那殡y鑒”直接指向文本本身。魏晉以來，文學創作呈現出新的態勢，創作者由于轉而關注自身，關注復雜、繁復的內在情懷，使得文學作品常深沉含蓄，這必然要求鑒賞者領略其中之幽情。誠如《文心雕龍·隱秀》所云：“文隱深蘊，余味曲包?！币蚨?，文學作品往往狀溢目前，情在詞外。鑒賞者常常如霧中觀花，以致誤入而不能自得，此即“文情難鑒”。相對于作品本身的隱晦而言，鑒賞之人常為個人的偏重與愛憎所阻。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況且鑒賞者才性有別，學識也有高下，僅以一隅之見，賞鑒各類作品，少有洞察文情的本真，也是可以預料的，此即 “知多偏好，人莫圓該”。以上在劉勰之前，孟子、王充、曹氏兄弟、葛洪等人的文論中各有散見。劉勰歸結整合后，使得鑒賞論主要命題得以樹立，并以此為契機樹立客觀公允的鑒賞規范。

2.“如何知音”。此前，關于“如何知音”的理論更為薄弱?！兜湔摗ふ撐摹酚小皩徏阂远热?，故能免于斯累”的簡單建議；《與楊祖德書》有“蓋有南威之容，乃可論與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議于割斷” 的籠統觀點；稍后的鐘嶸《詩品》則更似劉勰理論下的實踐活動。相較而言，劉勰的理論是對“如何知音”規律的總結與探索。

劉勰主張“博觀”與學養，以及無私、不偏的態度為鑒賞的先決條件?！安┯^”可謂“外取”，即強調批評者自我修養的重要?！抖Y記·學記》有“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9](P962)的說法，劉勰很自然地就此提出“未觀千劍，安能識器？”鑒賞之根本，首在學養，學養不厚者，不能論文章。因而，鑒賞者必須“博觀”以涉獵廣泛，積淀學養，提高鑒別能力，為鑒賞打下根基。學養之外，還有修養，修養源自個人的才與識?！安?、識”，在劉勰看來多賴天賦與本性?！段男牡颀垺な骂悺芬苍J為“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事類》雖為創作論的范疇，但是劉勰將創作論許多命題引入鑒賞論，得出心得：無論創作還是鑒賞，才學都是基本的條件，加以“文情難鑒”，“識”的地位也重要起來?！皩W”可外攝，“才、識”卻得內取，才、學、識兼備，鑒賞方能進入公平、無私的境界。

談到具體的操作，劉勰將審美鑒賞這一感性的過程加以理性解構，由形式到內容，設立六項客觀準則，即“六觀”?！吨簟菲疲?/p>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行，則優劣見矣?！?/p>

看似簡明，實際上有著無限的可延展性。例如：“一觀位體”，《情采》《熔裁》《附會》《章句》《定勢》以及整個《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部分都可納入它的范疇。另外，劉勰的“六觀”中的“宮商”“事義”等，與六朝“尚美”文風尚息息相關。

“六觀”作為鑒賞方式，多從文本的外在形式入手，它還不足以深入“文心”。要達到真正的鑒賞的目的，還必須有一座溝通鑒賞者和創作者心靈的橋梁。陸機《文賦》開創關注創作者內心世界的新批評方法，對于這一點，劉勰深深體會。在創作論里，他對“文心”進一步探討；在鑒賞論中，他也積極倡導鑒賞者對“文心”的感知?！芭摹钡哪康脑谟凇叭肭椤?，情既是創作的起點，又是欣賞的歸宿。作家的創作是由情到辭的過程，而批評鑒賞恰恰是反溯的過程。文學鑒賞最終極的目的正在向“情”的回歸。劉勰的鑒賞論當然還未能達到現代鑒賞論的高度，但他無疑已經觸及鑒賞活動中心理層面，這無論如何是具有先鋒意義的。

3.“知音”的再評價。前面筆者引用《顏氏家訓·文章》中祖孝徵評價邢子才與魏收分別偏重沈約、任昉的事例時，已說明在這個鑒賞活動活躍的時代里，對鑒賞者高下的判定，也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文學鑒賞論的重要命題之一?！吨簟分芯颓f子對《折楊》，宋玉對《白雪》的批評例子認為是“俗鑒之迷者，深廢淺售”，并鄭重地提出：“昔屈原有言‘文質疏內，眾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笨梢?，劉勰認為文學鑒賞并非不可達到心靈的共鳴，而其關鍵正在“見異”。

鑒賞主體，在審美活動中，“披文以入情”——深識以鑒奧——玩繹方美，從而達到精神愉悅的頂點，而頂點的標識正在“見異”?！耙姰悺笔浅晒Φ蔫b賞活動的最終成果，它代表開放性的文本在鑒賞者的手中完成，從而實現文本的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耙姰愇ㄖ簟钡奶岢?，表明劉勰認識到“知音”作為鑒賞者中的最高成就者，所能達到的完美境界。而“俗鑒”，即使遵循客觀規范，仍會因為無法做到“見心”—“入情”—“照理”，只能“深廢淺售”，即使一些文壇大家也不能免俗。劉勰以俗鑒別于知音，將“文心”的創造者與體味者聯系起來，以“見異”為知音之佳境，可謂新見。

《文心雕龍·知音》充分地回答鑒賞活動的時代命題，是鑒賞活動的完整的理論形式專論，它順風氣而出，又高于時代。 縱觀古代文學鑒賞史，鑒賞論的成熟經歷漫長的歷史時期。魏晉南北朝鑒賞論逐漸走向自覺，《文心雕龍·知音》是這個時代提供給古代文學鑒賞論最完美的禮物，標志文學鑒賞理論的成熟。這既是時代的巧合與必然，也是劉勰個人的巧合與必然。

[1]范文瀾.文心雕龍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王運熙，顧易生.中國文學批評史：第1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魏晉南北朝卷[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4]袁濟喜.六朝美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5]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M].北京：中華書局，2007.

[6]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93.

[7]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牟世金.文心雕龍研究[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9]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

[責任編輯 孫 葳]

2016-06-19

徐曉元，集美大學誠毅學院講師，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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