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新儒三大家與書院

譚凱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長沙410205）

現代新儒三大家與書院

譚凱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長沙410205）

中國書院在晚清改制后，在民國期間曾經有一個復興的階段?，F代新儒三大家馬一浮、熊十力和張君勱借助書院載體恢復儒家學說，闡述其新儒理念。但三大書院復性書院、勉仁書院和民族文化書院在教學內容和辦學宗旨上面并不盡同：復性書院儼然一座古代書院；勉仁書院結合時代需求，對學生灌輸民族主義思想；而民族文化書院則開設了諸多西學課程，本質上與研究所類似。但三大書院最終都走向寂滅，根源在于儒學的沒落，三大書院不能滿足工具理性的需要也是其迅速退出歷史舞臺的原因。

現代新儒家； 書院； 授課內容

中國書院，早在清朝末年就已作了一次根本性的學制變革，將其與學堂相接，全國書院逐步改為不同級別的學堂、圖書館等。其學習內容也兼采西學，不再以傳統儒學的教程作為其主要的教學內容。這是書院改制后的大趨勢，雖如此，改制后仍舊有許多書院重建于世，其創辦者大都欲使書院這一傳統的教育形式在現代教育體系中獲得一席之地，恢復儒家傳統，從文化上療治中國落后的病根。民國初年成立的四大書院：國學專修館、支那內學院、天游學院、章氏國學講習會，都在形式和內容上繼承了古代書院的傳統?？箲饡r期，在救亡思潮和國學復興口號的影響下，現代新儒三大家馬一浮、熊十力和張君勱在大后方分別創辦或講學于書院。新儒三大家感于當時中國大學教育的缺點，主張書院的精神內核應該與傳統書院保持一致，并將古代書院辦學的優良傳統繼承下來，但是在授課內容和辦學宗旨上面，三大書院的具體狀況則不盡然，本文先分論之。

一、六藝賅統一切學術：馬一浮創辦復性書院

1939年2月8日，馬一浮及其隨同乘國民黨交通部專車輾轉到達四川，開始了他創辦、主持復性書院的十年生涯。

馬一浮此次入川，是獲最高當局的支持而欣然前往的，他對興辦書院也是滿腔熱情，“誦說舊聞，牖啟初學，所以繼絕學廣教化之道，將有在于是者?！盵1]164初掌復性書院的馬一浮躊躇滿志，五十七歲的他準備將大半輩子的所學傾其所能傳授給后學，以培養“深明經義，精研義理，知類通達”的人才，以匡時救世，整治民心。

如同其他新儒家一樣，馬一浮對于時局與人心極為擔憂，對于現代教育也頗有微詞。早年，蔡元培與陳百年執掌北大時，曾函邀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學長，都被馬婉拒。他認為近日之學校制度不同于傳統書院，世之顯學均以販賣知識為重，以新說異論為時尚，致使人們舍己徇物、逐末遺本，忽視了中土圣賢之道的六藝之學，而成為今日學術界之大患。

按照馬一浮的論說，現代教育不如歷史上的書院，教師為生計而教，學生為出路而學，學校等同于商號，計時授課，鈴響輒止?！皩W官所守，學有定制，教有常程，求其器能足備世用而止?！盵1]163現代教育最終只是在“器”上能滿足功利的作用，而忘記了統攝“器”的“道”。因此現代教育的后果促使學術分歧，人心陷溺。人們逐漸失其本性——善，所謂舍道而逐器。籍是之故，馬一浮企圖通過類似宋代以來的書院形式進行教書育人：

夫人心之歧，學術之弊，皆由溺于所習而失之。復其性則同然矣。堯舜之元亨，誠之通也；湯武反之利貞，誠之復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教之為道在復其性而已矣[1]164。

書院遂定名為“復性”。按照馬一浮的教育理念，他試圖通過書院之創辦，使就學之人通過學習鉆研六藝要旨，義理名相，能夠明道器之辯，從而反躬力行，拔本正源。書院學生人數不主張多，“思藉以此聚少數學子，導以經術，使返求諸義理，冀續先儒之墜于垂絕之交?！盵2]18馬一浮主張的是一種典型的精英教育，期以通過少數精英修己渡人而影響社會。馬一浮發愿：“期望從學之士人人能為王者師，方盡得儒者本分?！盵3]179-180所以在書院關于學生紀律亦有明文規定，學生以成為圣賢作為自己的理想，不能以求取仕宦和財富利益為求學目的。書院在學生錄取方面有相當嚴格的要求，但書院不負責學生將來的就業出路，學生可以正式注冊來求學，亦可中途走人。

復性書院開講的第一天，馬一浮向學生闡明“常變”之理:“夫雷風動蕩是變也，立不易方是恒也。事殊曰變，理一曰常，處變之時，不失其常道，斯乃酬酢萬變而無為，動靜以時而常定。故曰吉兇之道貞勝者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盵1]119明了“常變”之理，目的在于處變之時的因應之道。馬一浮說，書院的設置不為學制所攝，是變，書院創辦伊始，資用未充，齋舍不具，遠不及古代書院規模，此亦是變，但書院之常在求經術義理；當今之際，國家遭受日本侵凌，這是事之至變，但力戰不屈，這是理之至常。以恒常應對至變，這是萬古不變之理。

馬一浮力主書院教育必須獨立于現代學校教育的另一種模式，并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他堅持書院繼承古代書院獨立于學官的傳統，講學必須自由，也不該受教育部管轄。在開講典禮上，書院還舉行了盛大的叩拜孔子儀式，全院師生在馬一浮的帶領下，北向講壇三禮，焚香、獻花、祝詞后，再行三禮。其目的則是讓學生明儒道之莊重，從而端正身心，一心向學。馬一浮從傳統儒學資源內部為學生制定了四條學規:“一曰主敬，二曰窮理，三曰博文，四曰篤行。主敬為涵養之要，窮理為致知之要，博文為立事之要，篤行為進德之要?！盵1]122這四個方面，從個人修養為學到行事做人，馬一浮稱是“內外交徹，體用全該”，因此他不僅主張這是書院的學規，同時也應該作為學生終身由之而不改的正路。

書院先后聘請了趙堯生、謝無量、葉左文、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擔任講座先生，由馬一浮擔任主講。書院籌建時提出專門設立玄學、義學、禪學三講座，后來又設立了詩教、哲學和三禮講座，教學內容以傳統儒學為主，對于西學則未曾開設。

“六藝賅統一切學術”是馬一浮學說的核心內容?！傲囐W統一切學術”不僅體現在諸子之學盡出于六藝，還在于六藝能統攝經史子集四部之學。馬一浮認為六藝作為中國學術淵源，還是求學者前進日新之學，因此他將六藝的地位推崇到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在近代西學東漸的大潮下，馬一浮將他的“六藝賅統一切學術”的觀點進一步發揮，認為西學也是統于六藝的學術，“如自然科學，可統于《周易》，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 可統于《春秋》?！膶W藝術統于《詩》、《樂》，政治法律經濟統于《書》、《禮》?！盵4]26傳統儒學尤其是宋明理學的觀點認為，宇宙的普遍原則與社會道德、自然物理是相通的，宇宙原則是后兩者的根本，這是儒學的一個特點。馬一浮的“六藝賅統一切學術”即是依據這個思路來的。他認為“全部人類之心靈，其所表現者，不能離乎六藝也。全部人類之生活，其所演變者，不能外乎六藝也”，而西方學術，雖然名目繁多，但“行出來的也是這個六藝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馬一浮非常自信地認為自己抓住六藝之學，即抓住了人類學說的根本，而近代以來的學術分歧造成了各種專業知識，馬一浮認為那只是“末”而非“本”，這種舍“道”逐“器”造成的后果，就是使人心也失掉了“本”，所以創辦復性書院，就是要讓學生恢復其本性，明乎六藝之道，六藝之道“是前進的，決不是倒退的，切勿誤為開倒車。是日新的，決不是腐舊的，切勿誤為重保守。是普遍的，是平民的，決不是獨裁的，不是貴族的，切勿誤為封建思想。要說解放，這才是真正的解放。要說自由，這才是真正的自由。要說平等，這才是真正的平等?！盵4]29所以，按照馬一浮的邏輯，只要“明乎六藝之文者，斯可以應天下之事矣?！盵1]130

復性書院自1939年9月開講，到1948年5月結束，但真正開講的時間不到兩年。起初，書院在其體制上就引起熊十力的不滿，熊十力要求馬一浮給學生預謀出路，在讀期間應該配以豐盛的膏火緊貼，還應該開設多門學科，使學問互通，這些都被馬一浮回絕。之后，熊十力寫信給馬一浮，要求馬一浮擴大書院規模，爭取國立的資格，并建議將書院改為“國立文哲學院”，馬一浮同樣不予理睬。他希望培養的人才是道德上的君子，其學規規定的“主敬、窮理、博文、篤行”，都是希望學生能夠涵養自己的德行，走出書院后能夠踐行自己的德行，以自己的德行改變人心。而熊十力主張的是經世致用，不能一味崇尚義理之學，應該在內圣和外王方面并而行之，書院應該培養有德行的濟世之才。馬、熊兩人最終因為見解上的差異而分道揚鑣。

熊十力的負氣而去，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馬一浮主持書院的理想主義性格，他對“尊德性”的極端看重，在當時卻成了書院發展的障礙。加上國民黨政府對復性書院的介入，在經費問題上使書院難堪，又派專員來書院聽課，監督書院講學，最終，書院學生流失很多，馬一浮自己也于1941年暑假毅然罷講。罷講之后的復性書院，專事刻書，在馬一浮個人的慘淡經營數年后，于1948年5月草草落幕。

二、以儒家學術振奮民族精神：熊十力講學于勉仁書院

早年梁漱溟講學北大時，曾和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學子組成一個名為“勉仁齋”的學團，其主旨是“以身心修養功夫為主，而知識方面則任人自由研究?！盵5]2071938年，為躲避日軍的炮火，梁漱溟隨弟子一行遷往四川，并于1940年創辦勉仁中學。翌年，勉仁中學遷至重慶北碚，并改名為勉仁書院。書院創立后，梁漱溟雖任院長一職，因其社會活動頗多，忙著造訪國共兩黨領導人，主張軍隊國家化而奔走于戰亂中，于書院未能兼顧。

1942年至1945年，熊十力擔任勉仁書院主講，勉仁書院學生對熊十力都執弟子禮。熊十力講學大旨，“以為中國數千年之歷史，系以儒家學術為中心思想”[5]207。和馬一浮一樣，熊十力認為當今的學?！皩Ｒ灾R技能為務，而不悟外人雖極力重視科學，同時亦必于文哲方面，特別提倡?！盵5]207熊十力早年是出生入死的革命黨人，后以革命仍需學問，故折節為學，亟愿恢復固有儒家學說，以為民族精神，從而啟導社會，發揚時代精神。

熊十力力主傳統學說應以儒家學術統之。他認為宋明理學家僅宗主《四書》，而于晚周諸子、老莊和佛家大乘一派經典，皆不許讀誦，所以宋明理學一傳再傳而日益狹隘、迂滯、枯窘而空疏，“無發揚蹈厲之氣，無活潑沉雄之風，終無救于民族危亡”[5]208。熊十力不違宋明理學家的“真切處”，但對于他們的拒礙之處，必極力矯正。熊十力雖然主張儒家學術統領傳統學說，但對于西方學說并不拒絕，他主張兼容并蓄，對于中外百家學說則主張互較長短，并不只守一家思想。但必須以儒家學說為思想中心，如此，思想界便“不至呈紛紊亂之象”，而社會上“一切規律，可以建立，個人皆有其安心立命之地?！盵5]208

在勉仁時期，熊十力特別注重三部儒家經籍：《易》、《春秋》和《周禮》。按照熊十力的思想，讀《易》能窮神知化，使人們明乎易與不易之理，這樣可使萬物各正性命，處于宇宙中的個人應知剛健不息與變動不局之義，從而發揮人生之蘊。相對于《易》明內圣，《春秋》之義則明外王，不僅如此，熊十力還認為《春秋》由民族主義進至太平大同主義，民族主義與太平大同并不矛盾，“若弱小不奮發，則強暴無緣抑制，世界無由進于太平?！盵5]208熊十力借此說主張在民族危難之際，尤應發揚民族主義，使全國一心，共同抗敵。而《周禮》是與《春秋》相輔而行的經典，熊十力發揮其中微言大義，認為《周禮》經濟上主張平均主義，政治上主張多元主義，其最終目的，“是為實現《春秋》由升平進太平的理想?！盵5]209

此外，熊十力痛心于漢以來的史家，全無民族思想，“將《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的精意，完全喪盡”，造成“戎狄長期蹂躪之局”[5]209。因此，熊十力特別注重史學，他認為史學能激發民族思想，“若乃明圣挺生，獨知民族思想之可貴，……今外侮日迫，吾族類益危，吾人必須激發民族思想，念茲在茲?！盵6]47抗戰期間，熊十力有《中國歷史講話》一書與《中國歷史綱要》的手稿，即是他在避寇入川后，悲憤交加，給學生講解民族種原及通史的著作，目的為了發揚民族精神，為各民族團結抗戰提供歷史依據。熊十力認為面對當時日本的入侵，我們因護持自己的文化正統，而文化正統正是民國的國統，“國統必有所寄”[5]211，而民國的國統，則寄于人民，只有“人民能保持其國家之獨立自主，能發揮公共意力，以處理國政，斯國統尊嚴矣?！盵5]211因此，只有國民培養民族思想，保持文化正統，國家方能長久抗戰亦終有勝利的一天。

在勉仁期間，熊十力完成《新唯識論》語體本三卷，給勉仁學生講學的講義則整理出版成《讀經示要》，成為熊十力的兩部代表作。只可惜在抗戰時代，沒有幾人能對他的著作沉潛往復，從容含玩。勉仁書院最終也因經費無著，數年后重蹈復性書院的覆轍。

三、德智交修誠明并進：張君勱創辦民族文化書院

1939年，新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張君勱在大理創辦民族文化書院。創辦民族文化書院的出發點，與馬一浮創辦復性書院不同。張君勱重提復性書院之制，其原因有四點：一，國內只有少數大學設有研究生制度，張君勱希望在大學之上建立類似于西方研究所一類的機構，以供學問之成熟；二，自古書院師生知相愛之深，提撕警覺之嚴，大益于人才之養成和學統之維系；三，宋明書院注重修養省察，人的心力之奇偉，實為風氣轉移的關鍵；四，古代書院徳智并重，但尤重視德。今重興書院，在本客觀態度求真理的同時，應該兼顧德性的存養[7]452-454。張君勱認為書院制度與近千年中國學術具有不可分離的關系，保留了中國的學統，也是中國文化得以維系的重要因素。

但民族文化書院并不像復性書院一樣，完全是為了恢復古代書院制度，并在書院內恢復古代讀書人的生活方式，張君勱為民族文化書院添加了許多現代教育體系的元素，以適應生存。張君勱站在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上，認識到西學的確有很多勝于國學的地方，就學術而言，西學“智識范圍之廣博，絕非吾國所及”，就政治社會現象言之，張君勱認為欽羨西方物質精神兩方面的發達，并且愛國心非常強烈，讓許多出國視察的中國人“嘗目擊此種種而嘆為三代圣治復見于今日”[7]451?？v然如此，張君勱并沒有因此而產生自暴自棄的民族虛無主義，他認為只有承認西學之優良于國學處，并以開放的胸懷學習和容納，以補民族文化的虛弱，從而促進民族新文化的興起。如同希臘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佛教與傳統文化的融合一樣，不必以采納外來文化元素為缺陷。

正是在這種文化觀的指導下，民族文化書院在規制上有許多不同于傳統書院的地方。民族文化書院的宗旨，即是徳智交修誠明并進。張君勱認為，東方學術注重道德的涵養，西方學術注重智識的培養，但處今日之世，做學問應該兩者兼顧不可偏廢。他看不起宋儒尤其是心學一派，以讀書為玩物喪志，而主張靜坐參悟，同樣不能步趨西方學術之后，只研究宇宙現象，而置身心問題于不顧?！拔W問博大高明，尤見德性之純一不二，惟德性之純一不二，尤見一物不知為儒者之大恥?！盵7]456道問學與尊德性是相輔相成的，只有使德性和智識平衡而同等發展，才是學術上不偏不倚的“善德”。

在道德涵養方面，民族文化書院不主張恢復古代的三綱五常之教，張君勱認為傳統儒學中規定的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倫關系，已不全合乎現代中國的需要，在德性培養上，民族文化書院規定了三項德性綱目：立己、達人和愛國。立己的具體含義有四：體格鍛煉、誠樸、仁勇和公忠；達人的具體含義亦有三：敬人敬事、胞與為懷和集團紀律；愛國的具體含義亦有三：愛護本國歷史、養成法治精神和履行國民義務[7]466。我們可以看到，立己和達人兩項的具體規定，主要是從儒家學說主張的個人道德修養出發，提煉出其中可適用于當時中國需要的德性規范。在立己一項中，把體格鍛煉擺在了首位，這是傳統書院所沒有的。在愛國一項，民族文化書院切中時代需求，給學生提出了作為現代國民的新的道德要求。立己、達人和愛國三項德性綱目，“其根本所在，莫要以誠?！盵7]456最終，張君勱用宋儒提出的“誠”的要求作為對學生的第一要求。

在智識培養方面，民族文化書院與傳統書院即物窮理格物致知的方法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書院的主張也體現出許多時代性的因素。創立伊始，書院主張師生研究四個方面的知識：經子學、史學、社會科學和哲學。經子學指的是傳統的經學和子學。張君勱特別提示學生，這些傳統學術的研究，應根據科學方法來研究，但不能“過涉于之理滅裂”，而應“就根本問題加以發揮，以存吾族精神所在?！盵7]451在史學方面，由于當時史學界內，疑古風氣頗濃，致使一種虛無主義的蔓延。張君勱認為，秦、漢、唐三代是我國大發展時期，其功業之盛，是最能鼓舞國難中的同胞。因此，民族文化書院主張史學研究應該以我國歷史輝煌時期為重點，同時還應兼顧東亞鄰國歷史的研究，以備時代之需。在社會科學方面的設置上，民族文化書院主要設立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四種，而尤重政治學和經濟學兩門。政治學應重視從洛克到賴斯以來的學說演變，政治學中的國際關系，則是研習重點，經濟學則應重視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以來的學說演變，經濟學中的銀行幣制和各國經濟狀況，同樣也是書院師生的研習重點。在哲學方面，張君勱認為這是一切學問歸宿之處，只有專治哲學之人，才知道哲學所給予人類思想上與行動上的偉大刺激力。同樣，民族文化書院的哲學研究不僅僅局限于傳統學說，對于西方哲學的研究，也成為書院的研究重點。

張君勱創辦的民族文化書院，從其創制和辦學宗旨來看，是完全符合現代教育體系的要求，若能按照其制定的規制繼續下去，其前景展望應是非常樂觀的。但因張君勱徘徊于學術與政治之間，在辦學之外，他還極力倡導政治民主的憲政道路，這一點引起蔣介石的極度反感，1942年，蔣介石借西南聯大鬧學潮一事，將民族文化書院關閉。

四、簡論

辛亥革命以后，王權政治瓦解，民國初年的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仍然充滿了憂患，但問題要不要由傳統文化負責。馬一浮等人被后人冠以文化保守主義者，他們的文化主張的確頗具保守傾向，但這種保守不是源自對現代化進程和社會變革的反感，熊十力早年就是辛亥革命的一名戰士。也不是對所有“舊”的留戀，他們希望對“舊”的一切做開明審慎的考察而非感情用事，像許多西化派學者那樣主張將線裝書都丟進茅廁。問題并不是該不該“新”，而是如何“新”。這一群被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們主張在舊文化上開新，舊文化中的優良傳統理應繼承并發揚。因此，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們秉承儒家入世救國的傳統，宣明教化、敦勵風俗，高揚人文主義，重建民族文化的價值，以此來指導民眾，積聚民心。同時，又將傳統書院中以自修為主、獨立研究、自由討論、亦師亦友、敦品勵行的優良傳統，與提高民族自覺、培養民族情操、增強民族氣節融為一體，賦予了書院精神新的內涵。雖然后來的歷史表明，他們的主張淹沒在無休無止的戰爭中，他們也不是歷史競爭的勝者，但他們這種立足書院而求經世致用的憂患意識和文化擔當精神卻永不墮。

其次，從課程內容與書院的辦學規定來看，如果說馬一浮的復性書院儼然一個傳統的古代書院，而熊十力對儒學則并不盡取，而是在批判過去儒學的基礎上發揚儒家精神。外王與經世是熊十力講學的重要特點，對于空談心性近于禪的修養方法，熊十力極力反對。張君勱的民族文化書院則渾身充滿了現代氣息。后者開設了許多現代西學知識，對直接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與政治學也十分強調，本質上和一所現代大學無甚區別，只是它強調德性與知性的并行，卻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民族文化書院的課程正是在現代學術體系下設置的，但這種設置卻與馬一浮的主張相左。馬一浮的主張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傳統儒者的主張，他以“六藝賅統一切學術”的思想主張向學生宣講六藝的微言大義，雖然在復性書院創制初期也曾想過開設西方哲學的課程，但只是作為傳統儒學的一種補充?，F代學術分科，是深入學術研究后越來越專的后果，而這種學術分歧正是馬一浮極力反對的。這位早年也曾留學日本的新儒家，他認為學術分歧必然造成人心人性的喪失，所以他認為自己主張的六藝之學正是人類精神的核心，離此而談學術，那只是舍本逐末，即使會在物質方面獲得很大進展，但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即是人們信仰真空的出現、人心人性的喪失和人類心靈的空虛，他主張“復性”的原因也在于此。熊十力雖然在書院問題上的看法相較于馬一浮來說要顯得靈活，但熊、馬兩人在此問題上的見解一致。熊十力并不主張研究西學，但他主張從根本上深入研究，這才是真正有益于文化發展的研究?！爸R之敗，慕浮名而不務潛修。品節之敗，慕虛榮而不甘枯淡”[8]485，這正是針對當時的一些學人趨慕未經深探的新學新說，襲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則是毀棄了自己的本性。雖如此，三大書院特別是勉仁與民族文化書院在課程內容的設置上面，一方面盡量避免現代學術分科帶來的弊端，他們盡量維護傳統儒學的根本，使其不被這種弊端侵染丟失。另一方面，他們在現代學術分科的大趨勢面前，也不得不對其課程內容做一些調整，對西學也不一味拒斥，張君勱的民族文化書院在這方面特點尤著。從這一點看，民國時期的書院對于其自身的現代化也做出了一些努力，只是這種努力以失敗而告終。

第三，儒學在近代的沒落，是三大書院匆匆退出歷史舞臺的根本原因。儒學一直是書院創辦和經營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宋明理學形成以后，儒學的理論體系開始有了詳細的本體論建構，目的為儒家的倫理綱常提供形而上的依據。但這種本體論的建構需要的不是如同現代教育系統中的課堂知識灌輸或邏輯分析論證，而是求學者個人的主觀體驗，所以，儒學發展到了宋代以后，從工夫論上強調求學者個人的內心涵養，對個體進行自我心理調控，從而達到對宋明理學本體論的體認。古代書院則為諸多求學者提供了非常好的條件，師生在書院內亦能相得益彰。而儒學的這種心性修養學說到了明代中后期，引起了許多人的鞭撻，從李贄作為“異端”對儒學進行批判，到晚清康、梁對儒學的改造，儒學一直危機重重。到了五四以后，儒學被批判得體無完膚，完全走上了沒落。后來求學之人也不必為了心性修養和本體體認跑到書院去感受這種心靈體驗，求知成了求學的第一要求。期待通過儒學改造社會，更顯得迂闊而不切實際。

最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當時的不同意義是三大書院走向寂滅的重大原因。工具理性是指技術的進步、效率的提高作為理性活動的準則。它體現出工具化和實用化的特點。在抗戰時期的中國，其工具理性即是怎樣迅速而又迫切地使中國擺脫日軍的侵略并高效率地走向國家富強，因此，軍事力量與科學技術成為應時之需。價值理性是指行為在價值上是理性的，它不急于求成，終極目標是為了價值的實現?？箲饡r期的中國，復雜的歷史情況和尋求速效事功的動力，已使體現精神學問的“道”變得飄渺恍惚。國民黨當局在新生活運動中也用到儒學，但那已不是價值的追求而是將儒學的工具化。馬一浮在復性書院希望學生為學問而學問，不問出路，不能將進書院求學看成是與類似一般學校的利祿之途，學生的任務在于潛心修習六藝，明白傳統文化的出路才是國家的真正之需；熊十力在勉仁書院對學生宣講中國歷史和民族精神，并在教學之余建構自己的哲學本體論，苦心尋找和重構民族價值；張君勱在民族文化書院希望學生能夠在徳智兩方面并進，雖然他在書院也開設了西方政治與經濟的治世之學，但因為條件限制，沒有引入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技術知識。新儒三大家經營的是精神價值，終歸在事功上面不能速效達成。新儒家另一代表人物馮友蘭晚年回憶說:“歷史中的斗爭，是靠實力進行的，沒有實力，?？坷碚?，是不行的?！袀€笑話說：關帝廟、財神廟的香火很旺盛，有很多人去燒香?？鬃拥膹R前很冷落，很少人去燒香?？鬃佑悬c牢騷。有個聰明人問孔子：你有關公的大刀嗎？孔子說：沒有。又問：你有財神爺的錢嗎？孔子說：也沒有。那個人就說：你既然沒有關公的大刀，又沒有財神爺的錢，那當然沒有人理你，你何必發牢騷呢！”[9]40-41這個笑話心酸地說出了三大書院在民國時期曇花一現的命運。

[1]馬一浮.復性書院緣起敘.載滕復編.默然不說聲如雷[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2]丁敬涵.復性書院與馬一浮先生.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文史資料文庫·文化教育編[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6.

[3]畢養賽.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4]馬鏡泉.馬一浮學術文化隨筆[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5]梁漱溟.勉仁書院講學旨趣.圖書季刊（第四卷）[J].獨立出版社，1943.

[6]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四卷）[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7]呂希晨.陳瑩選編，張君勱著.精神自由與民族文化[M].北京：中央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

[8]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八卷）[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9]馮友蘭.馮友蘭自述[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Three Modern Neo-Confucianism Scholars and the Academies

TAN Kai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05）

China's academies which had been reformed through late Qing dynasty once saw a period of revival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academies run by the great three Modern Neo-Confucianism scholars，Ma Yifu，Xiong Shili and Zhang Junmai，aimed at advocating the Confucianism theory and explaining their neo-Confucianism philosophy.However，the three academies，namely，Fu Xing Academy，Mian Ren Academy and Minzhu Wenhua Academy were all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 subjects of teaching and the principles of teaching.The Fu Xing Academy was a definite traditional ancient academy.Mian Ren Academy，on the other hand，instilled the ideas of nationalism into the students for meeting needs of the times.While the Minzhu Wenhua Academy are much like an institute in which varied western knowledge were taught.Despite of their dissimilarities，all the three academies ended in failure.The decline of the Confucianism as well as the incapability of the three academies of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ntributed to the fading of the three academies away from China's modern history.

Modern Neo-Confucianism Scholars； Academy； Curriculum Content

B222

A

1671－9743（2016）10－0041－05

2016-08-24

湖南省教育廳研究項目“現代新儒家思想的代際演變——以熊十力、徐復觀為研究對象”（14C0264）。

譚 凱，1982年生，男，湖南攸縣人，講師，博士，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