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失語癥”問題
——當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遭遇中國經驗

孫　士　聰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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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失語癥”問題
——當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遭遇中國經驗

孫士聰

(首都師范大學 文學院，北京 100089)

摘要：文化研究“失語”論正在走出草創期的本土文化研究自我回顧與反思的表征，但這一診斷的合法性有待琢磨。證之以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在本土文化經驗中的歷史性遭際，可知文化理論在經驗現實中的不同呈現形式，總是與文化批評和文化研究爭訟，以及與大眾文化深刻嬗變的歷史性相糾纏。文化研究“失語癥”問題之提出，則根植于理論認識、認知背景以及本土化觀念所建構的“問題式”中，“美國文化研究本土化”的失敗個案可以在鏡鑒意義上證偽“失語”判斷。

關鍵詞：文化研究;失語;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中國經驗

本土文化研究已罹患“失語癥”了嗎？乍看起來并非空穴來風。證之以本土文化研究并不算長的發展歷史，無論是從其學科定位，還是從其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來看，文化研究似乎總是難以割斷與異域理論的臍帶關聯，進而難免不時被本土文化實踐嘲諷為概念游戲，甚至身陷理論癖泥淖。更何況，即便文化研究在21世紀之交便儼然成為本土顯學之后，也依然不愿放棄他者文化理論武器，固執地蹣跚于昂揚前行的大眾文化實踐身后。文化研究貌似聒噪，實則沉默，可謂“有語”而“無言”；看起來方興未艾，實則“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若文化研究“失語”論確實成立，則顯然將是一個極為嚴重的診斷，不僅影響文化研究當下存在，更決定其未來形態，值得認真琢磨。文化研究“失語癥”，典型者莫過于阿多諾，其文化工業理論自從20世紀80年代在本土學術話語中出場以來，就仿佛霓虹燈下從未跟上節拍的舞者，動輒得咎，手足無措，裹挾于大眾文化熱浪中而囁嚅無言。當文化工業理論遭遇中國經驗，是否如學派傳人霍耐特所斷言，即便阿多諾地下有知也多半不知所云，*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學者霍耐特2008年9月25日在法蘭克福大學召開的“法蘭克福學派在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辭時坦言：“阿多諾如泉下有知，也會茫然而不知所云。不僅會議的主題，就連與會的組成人員或許都讓他大為困惑：與會者來自一個自成一體的文化地域，而這個地域又是阿多諾在其哲學與美學思考中從未涉及過的?！眳㈤啺⒚俘?、狄安涅、劉森林主編《法蘭克福學派在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頁。抑或理論自身就該沉默不語，自覺讓位于“新的文化現象”和“新的話語表達”，[1]更或者“失語癥”原本并非杞人之憂，而是文化研究自我審視的契機？

一

具體考察本土文化研究的歷史嬗變，審視其理論淵源、現實語境、價值視野、學術使命，反思文化研究學科化及其發展之路，我們可以發現，早在21世紀初，文化研究熱就興起并進入學界視野。*代表性研究論文參閱：王寧《文化研究的歷史與現狀》，載《天津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趙勇《關于文化研究的歷史考察及其反思》，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2期；陸揚《對文化研究發展歷程的反思》，載《探索與爭鳴》2011年第3期；張寧《大眾文化的歷史書寫——試論大眾文化研究的歷史維度與框架》，載《文學界》2012年第11期。一般來說，文化研究的緣起多半要追溯至霍加特成立于1964年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也有觀點堅持經典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對于文化研究的理論原點性意義。具體到本土文化研究，1985年，詹姆遜在北京大學所做的關于后現代主義的文化講演，有時被看做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第一次亮相”，[2]但實際亮相可能要遠在這之前。早在1978年，阿多諾就為國內學界所知，其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曾被提及。[3]五年后出現國內學者關于其否定辯證法的專題研究論文。[4]1988年，阿多諾《美學理論》中的《藝術與社會》被節譯，“譯者前言”特地指出阿多諾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及其對社會轉型期精神風尚的意義，“由于‘文化產業’的日益發達，當代社會正日益剝奪人的精神獨立性，使他們喪失辨別力和思考能力”，“在一個日益商品化的世界里，不適合這個世界的東西才是真實的”。[5]將阿多諾的“Culture Industry”直譯為文化產業，自與今日“文化產業”所指不同，但上述理解中透露出濃郁的時代文化關切。幾乎在同一年，從英國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家威廉斯著作節譯的《當代文化研究：文學與社會研究的一種途徑》與從霍加特著作節譯的《馬克思主義與文化》同時發表。[6]這樣看來，阿多諾似乎略早一點進入學界視野，整體上也可以說法蘭克福學派與伯明翰學派基本同時出場；另一方面，上述早期譯介文獻中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社會等關鍵詞，則透露出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出場式的基本框架。

然而20世紀80年代并非阿多諾的時代，這不僅表現為阿多諾著作文本翻譯較晚較少，而且在有限的中譯文獻中，國外研究文獻譯介占絕大多數，國內專題研究極少。從研究領域來看，80年代對阿多諾的關注，相對集中于音樂學領域，此外涉及文學社會學與美學，較少直接關注文化工業理論，更遑論展開大眾文化批判了。80年代的阿多諾尚不能對時代熱點發言，或者反過來說，彼時的思想與理論還縈繞在更需關切之物上。在一個對世俗的人、感性的人充滿熱情的時代，啟蒙尚且有待引近，阿多諾晦澀的啟蒙辯證法無論如何都不是那個時代所能理解的。更何況，整個法蘭克福學派在20世紀80年代“是不太注重的”，真正迷人的不是阿多諾，甚至不是薩特，而是海德格爾，[7]如此，則批判海德格爾的阿多諾更難奢望時代的關注目光了。

20世紀80年代的阿多諾基本可以視為本土文化研究的最初形象，就連在文化理論上更顯樂觀的馬爾庫塞，也在彼時被接受為現代性的詩意批判者形象。*參閱：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29頁；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223-224頁。尚處于譯介階段中的西方文化研究著作，自不會引起學界關注。然而，如果因此得出本土文化研究從一開始就錯誤地走上了“失語癥”道路的結論，則顯然也難以自圓其說。比如20世紀80年代三大著名譯叢——“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美學譯文叢書”和“走向未來叢書”——都不約而同地強調要“從當時整個社會的思想和文化變革的需要出發，從他們對于自身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和歷史使命的理解出發”，從事“一項思想性的工作，一項精神啟蒙的工作”。[8]在啟蒙與人的解放這一社會擔當上，阿多諾的沉默與馬爾庫塞的詩意批判，都可視為理論回應現實而發出的清晰回聲。具體到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出場式的基本框架，對于阿多諾而言，20世紀80年代本土接受的沉默則凸顯了文化、政治和學術研究的時代規定性及主導性范式，也披露出審美文化的新變趨勢；對于馬爾庫塞而言，詩意批判也非僅僅停留于詩意，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語境，本土語境中的馬爾庫塞也將難以解釋，在悲觀主義的馬爾庫塞身邊屹立著的革命樂觀主義的馬克思，正是在那個時代的詩意與激情中所無法忽視的政治理性。至于身份不明的本雅明，則只能在馬克思主義身份明確并且政治性可靠的伊格爾頓那里，而絕不會在身份明朗卻不可靠的安德森那里，找到自己被接受的合法性根基；而堅決批判大眾文化的阿多諾雖尚需等待本土大眾文化時代反思的到來，但這也并不意味著對其接受可以游離于馬克思主義語境之外。

概言之，將阿多諾在20世紀80年代的遭遇視為一種與所謂文化研究“本土化”相對立的學術實踐，并不符合事實。文化工業理論于彼時的沉默絕非超然世外。文化工業理論遭遇中國經驗本身就是文化研究的，而不可能是先在地存在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非本土化的二元對立。這里還可以鄧麗君為例做進一步討論。1974年出道并成名的鄧麗君，借助20世紀80年代前后錄音機的迅速普及而一路北上，其流行歌曲及磁帶盒上甜美形象很快便深入人心，甚至被商家作為招徠顧客的手段，從而開始與越來越多的市場行為構建起密切關聯。[9]聽鄧麗君，于此就具有人性蘇醒、心靈撫慰的“歌聲啟蒙”意義，就此而言，這“第一波世俗化”[10]7-13的大眾文化，顯然不是阿多諾文化工業意義上的大眾文化。鄧麗君如此迅速流行，以至于20世紀80年代前半期國家多次出臺文件對境外錄像制品嚴格管控，但其絕非立足于阿多諾所批判的“同一性”邏輯基座上。職是之故，晚至的阿多諾及其文化工業理論對鄧麗君視而不見，不僅不是文化研究失語的一個癥候，而恰恰相反，“靡靡之音”具有阿多諾意謂的解放的人道主義性質。在流行的鄧麗君與沉默的阿多諾之間，并不存在本土化的文化研究與非本土化的文化研究的論域區分，正如鄧麗君來了又走了，不能被視為港臺文化的某種入侵，阿多諾開口或者沉默，同樣不是西方理論剪裁中國經驗的例證。

二

如若說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遭遇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化經驗，由于文化研究本身尚處“霧里看花”之中，因而尚談不上所謂“失語癥”問題，那么，至90年代中期，尤其是隨著徐賁所謂“走出阿多諾”論的提出，“失語癥”之說似乎可以找到理論土壤?？筛爬ㄆ浠就普撊缦拢喊⒍嘀Z文化工業理論被普遍運用于本土大眾文化批判實踐中，并且依阿多諾邏輯著力揭示本土大眾文化消極的一面。但上述批判對于理論武器的倚重遮蔽了對理論有效性限度的反思，結果造成文化工業理論與本土文化經驗的錯位，“批錯了對象，提錯了問題”。[11]故文化批判看起來火力猛烈，實則無關對象痛癢——對于本土大眾文化實踐來說，這不是文化研究“失語癥”又是什么呢？客觀而論，“錯位說”絕非游談，只要看一看90年代前期的代表性論文，比如《欲望與沉淪——大眾文化批判》(陶東風)、《試論當代的文化工業》(金元浦)、《為人文精神守望：當代大眾文化批評導論》(尹鴻)，大體可以瞥見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面對本土經驗的陰郁表情及無力之感。然而，理論之矛飄過對象頭頂是一回事，由此得出小試牛刀的文化研究偏離出本土化大道則是另外一回事；至于將本土文化研究的緣起僅僅追溯至“人文精神大討論”之說，則顯然過于簡單化了。如果說，最晚在80年代末期，阿多諾、霍耐特、威廉斯等法蘭克福學派與伯明翰學派理論大家被譯介，可以視為本土文化研究的正式出場，且在并不清晰的面孔下晃動著關于大眾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場與研究范式，那么，最早在90年代初期，本土文化研究已經清楚地展現出文化理論對于文化現實的思考，以及文化現實對于文化理論的尋找。簡言之，本土文化研究已經真正開始了自己作為文化研究而展開的歷史行程，而不是非本土化研究延續到21世紀，更非本土文化研究與非本土文化研究雙軌并行，這從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相互糾纏，大眾文化深刻嬗變，文化理論觸角探進日常生活等方面可窺見一斑。

毋庸諱言，當下所謂文化研究并非本土學術話語自主生成，而首先是源自西方學術話語的某種適時性激發，這意味著文化研究出場伊始就建基于20世紀80年代本土大眾文化土壤之中，同時又與彼時文學批評緊密相關。就前者而言，鄧麗君的流行與隨后阿多諾、霍耐特、威廉斯中譯文章的出現之間，關系自非清白。就后者而言，文化研究出場及其展開則不能游離于8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譜系，從而將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之關系拖入論域。厘清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論譜系，或者本土文化研究的某一思想源頭，皆非本文所能承擔，這里只消指出，文化研究作為學院派學術話語與階層、權力以及社會實踐之間的批判性關系，賦予它與其他學術話語(比如文學批評話語)以根本性區別。據趙勇先生的考察，8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譜系發生過三次轉型，分別是社會政治批評、審美批評、文化批評，而文化批評由于其思想立場的批判性、學術立場的距離性與對話性以及操作方法的互文性，使得它在文學批評譜系中頗顯另類，它與文化研究多有重合，同時又差異顯著。[12]這一指認至今不失敏銳與客觀，其敏銳性在于揭示出文化研究對于文學研究的深刻影響，其客觀性則是揭示出文化批評作為文藝批評新范式，在其自身演變中同時承擔著走向文化研究的中介功能。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與其認為文化批評的中介功能并非僅僅滿足于實現文化研究對于文化批評的最終覆蓋與整合，以至于消滅自身，而毋寧說，在文化研究之外同時存在文學研究的文化批評，這一事實不僅確認了文化研究之后90年代文學批評“越來越具有文化色彩”[13]的新變，而且同時表明作為文學批評新變的文化批評逐漸向本土學界中心位移。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從1994年到1996年三年間，對英國文化研究、美國文化研究的詳細梳理與對阿多諾模式的反思，以及文化研究個案分析與文化研究專題學術會議的召開，一切都在不同的層面指向本土文化研究時代的開始，而這原本就是根植于文藝批評譜系與文化理論的闡釋實踐、文化研究具體展開之中，根植于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爭訟之中。

與此相關，大眾文化本身也發生了深刻的歷史性嬗變。與20世紀80年代“歌聲啟蒙”的鄧麗君不同，90年代的大眾文化已經打開了“去啟蒙”的過程。依陶東風先生之見，在這一過程中，解放意義的世俗化以及世俗化背后的政治化、公共化，已被消費意義上的世俗化以及世俗化背后的去政治化、去公共化所取代，個體化已淪為絕對隱私與身體寫作的私人化。[10]15-19阿多諾“文化工業”一詞所指涉的對象正躍出歷史地表，并將在經濟產業的覬覦中被收編整合，從而重新規劃了文化研究的理論配置。當徐賁提出“走出阿多諾”[14]的時候，這與其說是在指引文化研究轉向伯明翰學派這一英國文化研究新模式，毋寧說是在提醒本土文化研究注意研究對象的歷史性變化。如上所述，90年代前期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正處于劇烈嬗變過程中，文學批評開始直面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在文學批評尤其是在文化批評中看到扎根進本土文化土壤的路徑。由此來看“走出阿多諾”論，其意義就不僅僅在于提示文化批評走出阿多諾模式的重要性，也不僅僅在于補充文化研究中阿多諾之外的英國范式，更在于揭示阿多諾模式與本土經驗之間錯位的文化現實。當所謂隱私寫作、身體寫作乃至下半身寫作映入學界眼簾時，徐賁的提醒顯然被人們清楚地聽見并領悟了。無論是面對鄧麗君蔓延時的沉默，還是大眾文化質變后的批判，從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的本土實踐經歷了過山車般的起伏，正與本土大眾文化的世俗化演變周期相吻合，而文化研究也在本土文化實踐之中而非之外確證自身。如若文化研究是對于當代文化的研究，[15]那么文化研究的當下性就已將其自身安置于特定文化土壤與文化實踐之中。職是之故，所謂文化研究脫離了文化經驗之具體性恐怕將是一個偽命題：它要么證偽了文化研究的實踐性，要么證偽了文化實踐的具體性，結果都將自相矛盾，難以自圓。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文化研究多元性的漸次展開，以及大眾文化逐漸在國家意志下被引向文化產業坦途，文化工業理論真正進入失語狀態：一方面是文化工業理論批判鋒芒所指已經陷入無物之陣，批判對象已漂白一新，抽身而去；另一方面是“走出阿多諾”的知識分子一去不回，棄大眾文化批判如敝屣。一方面是文化工業理論已經言無可言，另一方面是阿多諾在文化研究理論豐富性之中被湮沒。對于文化研究而言，真正重要的仿佛已不再是如何面對大眾文化，而是開始圍繞學科化與非學科化問題琢磨自己的當下生存與未來走向?？雌饋?，遭遇愈益豐富與復雜的當代大眾文化實踐的阿多諾文化工業理論，既割裂了理論與經驗，又陷入西方理論迷戀之中，不僅已然失語，而且理應閉嘴。這一指斥自非空穴來風，但同時也應該避免簡單化把握。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中國文化理論研究者對于家用電器的研究，[16]該著作出版后甚至被高校內非專業人士誤以為是一本科普或者娛樂之類的書。事實上，早在60年前，阿多諾就敏銳而深入地探討了看電視與文化工業的問題。*See：T.W.Adorno. “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 Quarterly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Vol.8,No.3(Spring,1954),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pp.213-235; “Television and the Patterns of Mass Culture,” in Mass Culture, edited by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Manning White, New York: Free Press,1957, pp.474-488.而眼前，現代化乃至信息化的物(比如手機)甚至早已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對此展開文化理論乃至文化哲學的細致審視與深入思考，恰是文化研究充分展開自身的現實形式，是理論正視現實的直接表現。即便其中滲透了阿多諾、本雅明、?？碌任鞣轿幕碚摯蠹业膶W術理路與思想資源，也不宜視為陷于理論游戲或西方迷戀的簡單例證。當大眾文化的時代形式不斷涌現，文化研究不論是否探出思想觸角，抑或是閉口不言，都將是理論及其本土實踐的具體呈現。聚焦于日常文化生活乃至家用電器的文化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失語，而是實言。

三

對阿多諾文化理論遭遇中國經驗的歷史性考察，意在揭示文化研究在中國學界出場伊始就根植于大眾文化實踐之中，因而一直展開著本土化行程。然而，文化研究失語問題的提出絕非偶然，依阿爾都塞之見，問題之為問題并被客觀提出，在“問題式”中有深刻根源，因為正是后者“確定提出問題時的理論認識環境；確定提出問題時的具體場合，確定為提出問題所需要的概念”。[17]換言之，對于文化研究“失語”論的考察，不應滿足于對于論題本身的討論，還應深入到對于問題之所自的追問。由此，對于文化研究“失語”問題的進一步討論將扭轉到問題的提問本身，嘗試探查構成“失語”論“問題式”的理論認識、認識背景以及本土化觀念等方面，同時討論“美國文化研究本土化”以做鏡鑒。

“失語”論內在地包含了對于文化工業理論普適性的批判。在此之前，伯明翰學派早已批判過文化理論的精英主義與戰略悲觀，全球文化工業理論聚焦于其古典性，霍耐特則致力于非社會化批判。在英國伯明翰學派那里，“后福特時代”大眾文化已遠非作為“社會水泥”的大眾文化及其“單維性”所能概括，文化工業理論的精英主義導向了“受眾白癡論”。在全球文化工業理論那里，文化工業隨著信息技術與新媒介的發展已在全球蔓延，“開始對經濟和日常生活體驗兩者進行統治”，[18]作為表征的文化則被物質化，而作為商品的物則被媒介化，其新變已超越出文化工業理論想象力的古典邊界。至于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哈貝馬斯明確批判阿多諾的虛無主義與化約論，[19]而霍耐特則批判“《啟蒙辯證法》借助‘支配自然’的范式建立起來的這種社會模式紋絲不動地在阿多諾晚期資本主義理論中反映出來，并給這種理論生硬地穿上了集權主義理論的僵硬的緊身衣”，[20]其理論后果則是忽視了文化批判“社會的維度”。上述三種批判都具有視角上的局限，但對思考本土文化工業理論普適性批判都有啟示意義。理論普適性并非先在或者抽象之物，當文化工業理論遭遇中國經驗之時，理論自身的精英主義批判立場、當下性本土文化經驗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學批評傳統就已經架構起文化研究的“問題式”，并決定了“失語”問題提出的可能性及其限度。忽視了這一點，堅信阿多諾的批判立場早已自絕于當下大眾文化，而后者也早已溢出了前者的批判范圍，那么，文化工業理論面對本土經驗的失語則為必然之舉。事實顯然并非如此，阿多諾診斷所揭示與批判的大眾文化正不同程度地成為當下文化現實不失為有力的證明，而理論普適性問題之被提出，本身就源于當下文化現實的吁請，就構成本土文化研究具體實踐的一個環節，而無需再憑空勾畫出一個有待本土化的文化工業理論。

此外，學界圍繞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關系的激烈論爭也為文化研究“失語”論提供了某種認識論語境。從文藝學邊界問題到文學研究的終結，從文化研究的學科化問題到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爭訟不休。曾幾何時，文學努力回歸審美，而轉眼間它自身的存在都成了問題，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關系轉換為審美與政治的對立。有學者指出，這一場聲勢浩大的論爭至今沒有意識到一個思路上的盲點：即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的區別其實源于人的觀看行為所具有的入場與離場的雙重性：文學研究主要是入場的觀看，文化研究則主要是離場的觀看。入場的觀看，所看到之物是場內與人和諧共處，帶給人愉悅享受的審美性；而離場的觀看，所看到之物則是場外不斷實際建構著的由階級、性別、民族、意識形態等外部因素構成的政治性。[21]在這里，審美與政治的頡頏進一步置換為在場與離場的對立、沉浸性與間離性。表面看來，反美學的文化研究仿佛游離在日常文化實踐之外，但它實際上無論如何都無法從當代性中抽身而出，作局外人式的旁觀，而在抽絲剝繭式的分析中也同樣無法完全清洗掉文學文本的分析方法；反過來，社會文化生活的新變也不斷要求文化研究延展新的思考，試圖理解與努力介入社會文化實踐正是當代文化研究持續推進的主要動力。主要文化研究始終是在場的文化研究，那種關于文化研究理論與文化研究實踐二元對立的似是而非之論終將難以立足。

平心而論，“失語癥”診斷源于本土文化研究的自我回顧與反思，扎根于文化理論批判以及文化研究/文學研究論爭現實的土壤，然而，由此開出本土化的自我救贖藥方卻未必具有合理性。在此，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的“美國文化研究本土化”經典案例不失為有益鏡鑒。在一般學者眼中，美國文化研究被視為歐洲文化研究的美國版，凱瑞卻并不認同。在他看來，“當我們從學術上強調文化的中心地位和傳播的儀式觀時，我們不得不主要依賴歐洲的資源或那些深受歐洲學術影響的美國學者，其結果便是大大增加了誤讀的可能性”。[22]8沉溺于英國文化研究模式中而誤讀美國本土文化，這一判斷大約可視為美國文化研究“失語”論。凱瑞的解決之道在于為文化研究尋找美國根基與本土傳統，確證美國文化研究是美國化的本土文化研究，而不是歐洲文化研究的本土化。為此，凱瑞首先確立美國文化研究的起點，他找到了杜威。凱瑞的杜威被闡釋為馬克斯·韋伯、涂爾干、托克維爾等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分析文化生活、社會生活和公共生活內在危機的文化端線；以杜威為起點，凱瑞建構起美國文化研究思想譜系，囊括了從杜威到芝加哥學派的一系列學者，以茲證明早在歐洲文化研究之前，美國早就有學者從事文化研究了。到此為止，美國文化研究已經找到了本土思想傳統。但凱瑞認為還不夠，他還要將英國文化研究與美國文化研究的父子關系扭轉為兄弟關系，因為在他看來，“英國和美國的文化研究有一些明顯而重要的相似點，它們有著某些共同的起源與影響”。[22]75經過一番輾轉騰挪，凱瑞終于建構起具有獨立知識架構和完整學術譜系的美國文化研究，不僅為英國文化研究找到了美國登陸點，也為美國文化研究找到本土傳統，到這里，英國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被置換為美國化了的本土文化研究。

凱瑞為建構美國本土文化研究可謂大費周折，問題卻在于，他的“美國文化研究本土化”工程成功了嗎？答案是否定的。當文化研究成功登陸美國，并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美國化過程，乃至直接引發了美國人文學科的文化轉向，文化研究就已經是美國化了的文化研究了。這樣的文化研究相對于其源頭英國文化研究來說，不僅經過了美國式的“無害化處理”，不再揭示文化與權力關系，而且搖身一變成為學院知識分子的一種話語游戲、一個空洞的能指過程，[23]還早已將英國文化研究的精神實質淘空，原本致力于揭示文化權力機制，發掘抵抗方式，張揚政治性，如今卻自我閹割而去政治化、體制化。[24]而這一切都可以在美國學術傳統中找到深刻根源，也都可以視為生長于本土文化土壤中的花果。凱瑞就操勞于這一土壤之中，卻又想將腳下的土地納入操勞中，變成操勞的物質對象。從英國文化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美國化，并非在美國文化傳統的虛空中展開，也非美國化的文化研究的持續失語，倒是所謂美國本土文化研究多半流于憑空造出的幻影。無視美國學術傳統，拉郎配式憑空拼湊所謂本土文化研究傳統，這些做法難免阿Q之嫌。建基于本土化上的文化研究“失語”論亦可作如是觀。

綜上所述，即便文化工業理論在法蘭克福學派新一代理論家那里已被視為“過去的思想形式”，[25]在本土語境中似亦淪為明日黃花，但“與其徒喚奈何于那些原創的思想即將產生的腐壞，熱切地期待于那種將其重建的創造性的方法是一種好得多的態度”。[26]十年前即有學者提醒，“如何意識到文化研究自身的缺陷并積極尋求應對措施，從而避免陷入西方研究已陷入的困境，可能是擺在文化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重大的課題”；[27]十年過去，文化研究如今早已如火如荼，而文化理論如何面對中國經驗以及如何反思這一面對，卻愈益凸顯其現實性。當文化工業理論遭遇中國經驗，“失語”之憂誠然是文化研究自我審視與反思的重要契機，然而如若拘泥于西方理論剪裁中國經驗，抑或執著于凱瑞式本土文化研究合法性證明，則文化研究難免又將面臨遺忘當下鮮活具體的文化實踐的危險，凱瑞對于美國文化研究失語癥之失敗了的本土化診治實為前車之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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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魏瓊)

On Aphasia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y——When Adorno's Theory of Culture Industry Encounter with Chinese Experience

SUN Shi-cong

(SchoolofLiterature,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Abstract：The judgment that the “aphasia” of cultural study follows the representation of self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local culture study is dubious, calling for further evidence. Evidenced by the historical encounter of Adorno's Theory of Culture Industry with Chinese local culture experience, we can see the diverse forms that culture theories have taken on in the reality of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entanglement with cultural criticism, cultural research controversies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mass culture. The proposal of the “aphasia” of cultural study stems from the ways in which how questions are constructed in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background and th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The failures of Carey's project on the localiza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study falsify in some ways the judgment of aphasia of Chinese cultural study.

Key words：cultural study; aphasia; Adorno; Theory of Culture Industry; Chinese experience

中圖分類號：B08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6522(2016)02-0084-09

作者簡介：孫士聰(1972-)，男，山東費縣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基金項目：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4WYB029)；首都師范大學文化研究院一般項目(ICS-2014-B-08)

收稿日期：2015-12-20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