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中國：論克里斯蒂娃《中國婦女》的文本張力

張　穎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西安 7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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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中國：論克里斯蒂娃《中國婦女》的文本張力

張穎

(陜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西安 710119)

摘要：克里斯蒂娃的《中國婦女》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文本?？死锼沟偻薜倪@一中國書寫呈現出一種復雜而多元的思想傾向。它的文本張力主要體現在：其一，試圖通過與中國婦女建立一種聯系，來鞏固西方女性主體喪失的主體性；其二，在文本寫作立場層面的含混態度，直接源于寫作者自身對他者的立場，他者存在于自我之中；其三，以一種個人化的方式閱讀和言說中國文本，具體表現為文本語義場內部個人私語對政治話語的挑戰和顛覆?？死锼沟偻拊跁鴮懼袊涷灂r，其本身的心靈經驗占據主流。個體身份的多樣性弱化了她對中國問題的主觀預設，中國經驗成為映照出克里斯蒂娃個體的心靈經驗的反光鏡。

關鍵詞：克里斯蒂娃；《中國婦女》；主體性；含混立場；話語雜糅

1974年4月11日至5月4日，與《原樣》(Tel Quel)團體的其他成員不同，克里斯蒂娃的中國之行是帶著法國婦女出版社的稿約而來。這本《中國婦女》*Julia Kristeva, Des Chinoises, Des Femmes. Paris: Editions des Femmes, 1974； English Version: About Chinese Women, trans, Anita Barrows, New York: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Inc.,1986；中文譯本：《中國婦女》，趙靚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DesChinoises)的寫作是建立在克里斯蒂娃與中國之間真實的歷史際遇之上，是中法文學關系研究和歷史研究的重要文本。筆者設想，若能夠考察克里斯蒂娃與中國婦女之間的正面的互動關系，并從克里斯蒂娃的學術淵源推測出她的中國書寫的立場和策略，再去解讀這一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下的文本，或許能夠比較客觀地評價克里斯蒂娃中國書寫的精髓和要義，在突破原有闡釋的基礎上，解析克里斯蒂娃思想與中國經驗間的復雜關系。

一、 雙向凝視與主體性

克里斯蒂娃的《中國婦女》在寫作體例上呈現出一種西方女性與中國女性的對話模式?！吨袊鴭D女》第一部分書寫的是西方社會中女性的特征，第二部分則以“中國母親”命名，通過中西婦女的比較來討論中國婦女現象。

克里斯蒂娃認為，在西方的文化傳統中，女性被化約為“象征”的沉默的他者，是被排除在知識和權力之外的?？死锼沟偻迯娬{前俄狄浦斯階段的女性尤其是母親的身份，凸顯嬰兒主體與母親的關系。她所關注的是逾越或者修正象征律法的可能性?！懊鎸ε?，我們有機會利用生物學的特征，在資本主義一神教中來命名她們，這個站在表達的入口處的女人們，沒有聲音、身體也暗啞著，總是這個社會統一體的異鄉人?！盵1]6西方婦女被克里斯蒂娃看成是處在語言的邊界的、被社會秩序所排斥的、緘默的存在。

基于西方社會中性別差異和兩性契約關系，克里斯蒂娃試圖通過考察中國家庭的歷史以及中國婦女的命運來發掘另一種男性與女性間不同的形態關系。這種性別關系，在她看來，決定了倫理、信仰、宗教、家庭權力等，并構成了權力在整個社會中的表現形式?？死锼沟偻迣χ袊鴭D女、中國家庭的傳統與中國當時的革命環境進行闡釋時，她已經預想了一個理想的中國母性秩序。在這種秩序中,陰性享樂(jouissance)處在核心位置，與西方世界完全異質。她將中國的兩性關系看成是一種陰陽對話，認為在中國陰性與陽性之間的對立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僅僅是一種相互關系和正面互動，中國的男性和女性之間是可滲透的關系。她對中國的兩性關系的認識，反映出她對西方社會中平衡的兩性關系的渴望。

與《原樣》團體成員的文化考察中觀察戶縣農民生活相對的，是戶縣農民對這群外國人的凝視，“他們呆在陽光底下，默默地等著我們，一動不動。他們眼神平靜，甚至沒有好奇，但有些稍微流露的愉快和渴望，極具穿透力，看得我們幾近透明。很明顯，這個眼神是屬于一個我們一無所知的群體”。[1]3對于這種復雜的反向凝視，克里斯蒂娃無法理清其全部的真實內涵，從而產生了一種恐懼感和疏遠感。這種凝視，使得克里斯蒂娃開始質疑自身的身份，這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認識：首先，被凝視的克里斯蒂娃意識到她在面對中西文化差異時在認知層面的個體局限；其次，她對自身的穩定性產生質疑；最后，她渴望從這種凝視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位置，尋求與中國婦女對話的可能性。

克里斯蒂娃與陌生國度的人的相遇，使得她內心激發的陌生感呈現為一種由于被凝視而產生的疏遠感和恐懼：“我覺得自己像是個類人猿，一個火星人，一個他者。三小時后當展覽廳的大門打開讓我們的車子駛入時，他們仍然站在那兒，在太陽底下一動不動——愉快的或渴望的——眼神平靜而銳利，表情疏離、一言不發，使我們不知不覺又退回到我的‘陌異性’里(étrangeté)”。[1]4這段話具有雙重內涵，陌生人的凝視使得她敏銳地意識到自身的不穩定性，開始不再認識自己。此時的第一要務不再是與陌生人的溝通，而是對自我內心存在的陌異性的認識。自我是不自知的，是陌生的，被目光所包圍的克里斯蒂娃成為了不穩定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創造的新主體。

但正是這種反向凝視，使得克里斯蒂娃對以中國婦女為代表的陌生人的認同達到巔峰?？死锼沟偻薨l掘了與中國婦女之間正面的溝通關系，即作為女性主體在西方世界中永恒的陌生感與作為他者的中國所存在的陌生感的相互呼應，最終中國成為解放克里斯蒂娃的陌生感的國度?？死锼沟偻拮鳛榕曰蛘弋愖迦?，她與他性之間存在著一種奇怪的、微妙的親近，她認為自己能較男性更好地理解他者，能與他者進行溝通，因為她自身也是一個他者。這種他性成為一種溝通的渠道，在中國婦女和克里斯蒂娃之間，在她與中國之間形成一種默契，是一種對同類的認同和相互凝視。在《中國婦女》中，作為書寫者的克里斯蒂娃活躍在文本中，“她或許能獨自在他者的深淵中架起一道橋梁，去聯系和報答這種異質性。這本書，準確來說，表達的是將自身作為他者的測量手段的危險”。[2]克里斯蒂娃將這種中國婦女的凝視轉化為一種她與他者之間建立聯系能力的外在表現，陌異性成為溝通不同的異質對象的有效渠道，最終的落腳點放在對自我陌異性的評估和認識?！吨袊鴭D女》因為克里斯蒂娃自身的“外鄉人”或者他者的身份具有了一種特殊的文本張力。由此延伸出另一個問題，即克里斯蒂娃對中國婦女的認同的目的是什么？

我們認為，在克里斯蒂娃中國之行中，面對陌生的中國婦女，她的欲望是對中國婦女圖像進行想象性認同，并嘗試與中國婦女建立一種聯系。而這種聯系與認同的最終目的，正是為了鞏固她作為西方女性喪失的主體性?！八谶@些小紅衛兵和高顴骨的沉默的中國婦女中看到了她自身的影子，因為她所尋找的僅僅是她自己?！盵3]中國婦女被克里斯蒂娃看成是一種理想的自我，具有理想女性的全部特征。中國婦女對克里斯蒂娃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中國婦女的反向凝視質疑克里斯蒂娃主體的穩固性，使得她對自我身份產生質疑；另一方面，凝視之后對理想化對象的認同，又使得克里斯蒂娃鞏固了女性的主體性。

二、 含混的寫作立場

長期以來，西方理論家在描述中國時，有意無意地將中國烏托邦化或丑陋化。?？律斓?“異托邦”(heterotopia)這個詞，指向的就是一片無法理喻的、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空間?！霸谖覀兯幼〉倪@個地球的另一個極端，似乎有一種文化完全專注于空間次序的安排，但卻不是把一切事物歸于我們所能命名、能說、能想的任何范疇里?！盵4]這種對于中國文化和語言的認識都是以西方的價值為基礎的。黑格爾描述的中國是處在永恒靜止狀態之下的國家，這直接影響了西方人眼中傳統的中國形象。西方的反面，是一種理想化的烏托邦，是具有異國情調而且如夢幻般誘人的樂土，或者恰恰相反，是永遠僵化、愚昧無知、沒有精神價值的地方，是靜止的、死氣沉沉的國土。

關于克里斯蒂娃的《中國婦女》的學術寫作立場的問題，在歐美學術界引起過廣泛的爭論，比較有代表性的批判是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周蕾(Rey Chow)以及羅威(Lisa Lowe)的觀點。由于三位學者的學術立場的差異，克里斯蒂娃在她們的理論批判中功能不盡相同。斯皮瓦克是從法國女性主義理論的視角出發，而周蕾則將克里斯蒂娃看成是一個法國的“毛主義者”。但三者的共同點在于，她們都認為克里斯蒂娃筆下的中國是怪異的、非理性的，是一種對西方思維的破壞。中國作為一種非我的象征，象征著陌生而異己的空間以及那摧毀秩序和邏輯范疇的威脅。

學者羅威認為：“《中國婦女》將古代中國母系氏族社會的強有力的形象看成是對西方父系氏族社會和精神分析的破壞，中國被盛贊為一種對現代法國而言‘政治的反命題’。在書中對中國和中國婦女的引用都只是在西方的強勢話語之下，被虛構為對西方政治和理論問題的解決方案?！盵5]151羅威認為克里斯蒂娃將中國(婦女)看成是母性傳統和母性文化的傳承，從而將中國(婦女)看成是絕對的文化和性的他者，意圖實現對西方強勢政治話語的反抗。

那么究竟該如何評價克里斯蒂娃在書寫《中國婦女》時的立場呢？是否能為這種書寫立場貼上東方主義或者非東方主義的標簽呢？愛德華·沃第爾·薩義德(Edward W Said)在《東方學》一書中提出，西方眼中的東方世界是幻想，是西方研究者憑借想象虛構出來的幻影，是缺乏真實依據的，體現出西方社會的文化偏見。羅威認為：“東方主義的特殊價值是作為一種相對于歐洲大西洋的權力符號而存在的，而不僅僅是作為東方的真實話語的呈現(后者是學院派或者學術界宣稱的觀點)?！盵5]150薩義德將東方主義作為一種權力符號的擴張，并認為西方社會的這種錯誤和浪漫化的解讀會導致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筆者認為，克里斯蒂娃將中國看成是一種理想對象，作為重建女性主體性的理想范本，通過對中國婦女的想象性認同來鞏固主體性。很明顯，這并不符合傳統的東方主義理念指導下對中國的認識。

羅威同樣不贊成克里斯蒂娃所持的觀念是一種東方主義，她指出：“克里斯蒂娃的《中國婦女》在法國中心主義的傳統中占據了一種特殊的自相矛盾的立場……克里斯蒂娃的‘中國’的基本方式是與18或者19世紀的東方主義的文本完全不同的，表現在東方主義的不同形式展開的目的，是再現與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的斷裂?！盵5]150這一論點反映出羅威對克里斯蒂娃的中國婦女解讀方式的態度，她認為克里斯蒂娃將中國理想化的努力表現為與西方長期以來殖民形態的割裂。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認為克里斯蒂娃在文化和政治層面的東方轉向，尋找的是肯定與否定的雙重精神力，并非完全意義上的他者中心論。

任何單向的對《中國婦女》寫作立場的東方主義或者非東方主義的界定，均會導致文本解釋的局限。有學者認為：“當研究獲得一種新的批判視野時，不僅意味著擁有了一種新的看問題的角度，局限性也隨之產生。也就是說，克里斯蒂娃的反東方主義的批判，不僅意味著一種理論的獲得，能夠看見和解釋反種族中心主義，同時，也意味一種丟失，將無法跟隨克里斯蒂娃在那個時代從西安到戶縣所見到的中國?！盵6]112筆者認為，從克里斯蒂娃的學術淵源來看，她與東方主義的關系是微妙而含混的?？死锼沟偻迣χ袊?婦女)的態度，從精神分析的視角可以理解為“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弗洛伊德將反移情看成是醫生的無意識對患者個體的反應，尤其是針對患者對醫生的移情，醫生把壓抑的無意識和情緒(喜愛或憎恨)轉向患者，把他作為情感的對象。后來這個詞的外延義被擴展，經常用于分析文學閱讀和文學文本考察，并成為一種常態?！皩λ咭魄榈姆磻?，并非是醫生的專利，而且也出現在主體中。移情與反移情不再被看成具體針對醫生與患者的過程?！盵7]克里斯蒂娃將中國看成是一個文本，她對中國(婦女)的“閱讀”，實際是一種反移情，一種再創造，一種她的個體無意識對于中國的反應。她試圖通過言說來喚起她的個人情感和記憶?！熬穹治鰩煼治龅慕巧?，與作者的書寫類似，都是將某些抽象的詞語與作為個體的整個回憶動態地聯系起來，這些回憶的事物曾經幫助我們回憶我們的傷痕、痛苦或者歡愉，以及最古老的感覺?！盵8]55

克里斯蒂娃對中國文本的解讀，不僅最終把自我與非我相區分，更重要的是，她將這種非我擴展成一種存在于自我內部的異質性的力量。在1976年中國之行結束之后，克里斯蒂娃回顧這次中國經驗，她將其看成是獨一無二的：“我認為中國經驗是無法輸出的，也是不能夠出口的，正如其他所有由文化和歷史層面所決定的體驗一樣。它將使我們的思想在有關我們自身系統內部的改變的層面更有深度……我們從中國經驗中所獲得的體驗，并不是為自身的未來描繪一幅藍本，而僅僅是一種理解，一種允許我們更好地用批判的眼光審視西方社會和與之相似的他者?！盵9]中國經驗之于旅行者，僅僅被看成是一種理解，無關任何對于中國好壞優劣的評價以及對中國女性的歷史與個性的認識。中國為克里斯蒂娃提供一種批判的眼光，幫助她審視在西方社會中與中國婦女相似的他者，而且審視自身。

如何理解作為他者的“中國婦女”呢？這個問題可以看成是克里斯蒂娃“當與陌生人相遇，我們應該怎么辦”的同義反復。陌生人，在克里斯蒂娃眼中，并非如薩特所言的“他人即地獄”。她認為，真正的他者是隱藏在自我中、未被察覺的無意識?！坝纱?，意識到自身不好的方面——我的死亡驅力，色情欲望，怪誕詭異，特質，陰性，所有這些并未被輿論所認識的、未編碼的陌異性，我將會更多地關注這些，而不會將我的目光投向外部，讓他者做替罪羊?！盵8]41所以，真正值得關注的他者，并不是與我們相遇的陌生人，并非存在于西方世界之外的中國婦女，而是無意識以及無意識作用之下的未被認識的陌異性?？死锼沟偻捱@樣評價她的《中國婦女》：“我自身對一種意義深遠的、不屈不撓的、詭秘的蘇維埃的模式的存在感到恐慌，被20世紀這片農民的土地上的唯一的符號所震驚，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都被猛烈地抵抗著。這促使我寫了一本很笨拙的書《中國婦女》，在書中，我嘗試著表現出中國的陌生感，解釋我們歐美人對它的迷戀的原因。這種迷戀，毋庸置疑，與我們自身的陌生的，異質的，陰性的，精神的各個方面相關聯?！盵10]19

在《陌生的自我》(EtrangersàNous-mêmes)一書中，克里斯蒂娃將漂泊的異鄉人的沉默與怨恨，以及離開故土之后的孤獨無依的情感上升為一種異鄉人共同的心理趨向。她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中對異族人的討論出發，認為“我們都是自我的陌生人，正是在這樣一種觀點的支撐下，我們能夠與他人生活在一起”。[11]當我們與外國人相遇，是與自我之外的他者相遇，是發掘存在于自我無意識的最深處、與自我相反的陌異性。而只有向內心回歸，直面內心的陌生感，才能克服自我對外部世界的恐懼，認識到那些隱藏在無意識中不可言說的他者，才能重建自我。

《中國婦女》既是克里斯蒂娃閱讀和書寫中國的文本，又是克里斯蒂娃的尋根之旅，是通過書寫來實現對自我身份、自我主體狀態的回歸，是一種精神流亡者的自覺的救贖。在中國，克里斯蒂娃與中國婦女相遇，一方面，是她在言說，她的這種書寫行為的動態性，使得她成為一個“過程中的主體”(sujet en procès)，書寫文本的生成過程與主體的形成相互迎合，她不再具有權威的言說身份，而成為書寫中國的參與者；另一方面，作為他者的中國婦女，如同一面鏡子，映照出隱藏在作為自我的克里斯蒂娃內部的他者——那些被無意識隱藏的內容。陌生人的存在，是為了讓自我更好地安身立命，是幫助自我尋找到和諧穩定的精神家園。相較于西方世界而言，作為他者的中國，最終成為解放克里斯蒂娃的陌生感的國家，通過他者來實現自我探尋、自我豐富和多元化。

克里斯蒂娃在文本寫作立場層面的含混態度，直接源于克里斯蒂娃自身對他者的立場，他者存在于自我之中?！拔覀兌际亲晕业哪吧恕边@一論點，使得克里斯蒂娃與中國間的互動關系變得雙向和立體?？死锼沟偻藓斓膶懽髁鍪沟谩吨袊鴭D女》的文本呈現出多種解讀的可能性。

三、 個人私語與政治話語的雜糅

要討論克里斯蒂娃的《中國婦女》文本的書寫策略和呈現風格，不僅可以通過分析克里斯蒂娃凝視中國婦女的立場，而且可以通過分析文本中所夾雜的兩種主要的話語——個人私語和政治話語的相互關系來討論。

個人私語，常常表現為自我與他者的對話?？死锼沟偻夼c中國文本的對話，根據上文的分析，處在外部世界的、作為他者的中國，被存在于自我內部的陌異性的發掘所替代，無意識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死锼沟偻迯奈⒂^的、個體的層面討論個體的特殊性，剖析個體的復雜和多元。此時，中國是克里斯蒂娃已經遠離的“故土”。這片故土所承載的是生活在東歐的保加利亞時的她無法丟棄的童年記憶，“在這塊土地上我不迷惑，因為至少我在那些紅衛兵那里，看到了自己在少年先鋒隊和共青團時期度過的少年時光，也喚醒了我對自己亞裔先人的記憶”。[1]4同時，這片故土又是作為獨立個體的克里斯蒂娃一直隱藏的、暗涌的無意識。

早在克里斯蒂娃的中國行開始之前，她就將“內在體驗”放在比政治話語更重要的位置，后來她回憶說：“對我而言，我對政治話語并不感興趣，中國行是一種尋找另一種‘內在體驗’的社會和歷史根基的方式?！盵10]18政治話語，是自我與外部世界的對話，與當時的社會語境直接相關。相較于個人私語，政治話語卻是另外一種情形，是現代社會的權力表現模式，是宏觀的、整體的集體發聲?？死锼沟偻薜闹袊涷?，在她看來，并不是完全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就我個人而言，和某些可能的說法相反，這次并非對當時現行的意識形態的絕對效忠”。*參見克里斯蒂娃的個人主頁 http://www.kristeva.fr/des-chinoises-cn.html.

20世紀60年代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原樣》團體成員認為，中國經驗能夠為西方社會的改革提供現實的證據?！爸袊诮洑v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國在《原樣》團體眼中成為一個色情化的烏托邦，正是這種確信使得他們越來越相信中國是世界革命的自由的地方，將他們引向對中國的物質層面和知識價值層面的思考?！盵6]115在《中國婦女》書寫中，克里斯蒂娃質疑政治，并反抗政治背后的制度所呈現的一種社會契約關系。她質疑其他同行的成員對政治的狂熱，從一開始，她對于這種中國之行就有著清醒的認識?！拔以浭潜＜永麃喌牧魍稣?，自認為是一個受害者，我從來不像那些西方資產階級青年，受某種意識形態宣傳的吸引和誘惑。在精神分析學和人類學之間，是人類的多元性讓我著迷?！盵1]2在她的書寫中，政治話語與個人私語雜糅在一起，呈現出一種斗爭的趨勢。盡管整個文本密布著她對于言說中國的綿延的欲望，并夾雜著表面的、洶涌的“歷史考據”，但最終表現為文本語義場內部個人私語對政治話語的絕對顛覆和挑戰。政治話語在文本中被束之高閣，文本的宏觀的政治話語逐漸被個人內心豐富情感體驗所取代。

克里斯蒂娃的“符號心理分析”(sémanalyse)理論中的關鍵術語“符號態”(le sémiotique)和“象征態”(le symbolic)的辯證關系暗合了本論文中的個人私語和政治話語關系的討論?！斑@種模態(符號態)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所指出的，不僅假定一種異化和一種驅力的結構化的裝置，同時還假定所謂的原初的過程，即壓縮和置換所有的能量和能量的銘刻。數量有限的、不引人注意能量從尚未形成的主體的身體穿過，在主體逐步發展的過程中，它是按照施加在身體之上的不同的限制來排列的?！盵12]“符號態”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論中是指一種前語言的狀態，目的在于打破人類僅僅將語言看成是一種使用工具的幻想。而“象征態”指向的是符合句法規范的、用于交流的人類語言。由此，“象征態”成為“符號態”抗爭和否定的對象。而主體要進入到象征性的父系律法和秩序的唯一途徑，是加入到存在于享樂的母性身體和象征性的禁忌兩者之間無休止的抗爭中去。

這兩者之間無休止的抗爭可以理解為個人私語與政治話語在文本書寫過程中的雜糅。前戀母時期的語言機制體現為個人的私語，表現為前語言系統所存在的節奏和韻律，是在微觀領域的呈現；而政治話語則對應著象征秩序，是宏觀地將社會規范和權力結合在一起。這兩種異質的話語，在文本的書寫過程中是辯證相關的。正如在符號的意指活動中，沒有“象征態”，則只會存在聲音，沒有“符號態”，意指活動將是空洞的，不能言說。個人私語，正如“符號態”，提供了一種參與到意指過程(文本書寫)的“動力”元素。而正是個人私語與政治話語之間的張力(即兩者在符號語義場之間的相互關系)使得文本的生成具有動態性。個人私語相對于政治話語，起到的是一種激勵和威脅的作用，它賦予政治話語一種運動狀態或者否定性，打破后者的僵硬格局。

在《中國婦女》的寫作過程中，個人私語與政治話語之間相互斗爭和斡旋，缺一不可，最終呈現為政治話語逐步消解，這也暗合了克里斯蒂娃放棄對外部宏大政治的追求，轉向關注微觀政治，關注內在體驗。政治訴求不再成為文本書寫的驅動力，而退居到次要的位置。從克里斯蒂娃的學術路徑來看，這也對應克里斯蒂娃學術路徑從形式論研究到精神空間的反抗研究的轉向。

被克里斯蒂娃稱為中國模式、中國經驗和中國思想的內容，反映出她在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的相遇時所持的立場：她希望“破譯”中國經驗之謎，并呼吁獨一無二的中國經驗不應該再封閉，而西方世界應該被他者的多樣性所浸透，這樣才能達到兩種不同文化交流的潛力的高度?？死锼沟偻抟砸环N個人化的方式閱讀中國，以一種個人私語的方式言說中國文本。中國作為克里斯蒂娃的閱讀對象，充滿著無限言說的可能性，面對著中國，在文化考察與政治憂慮的交叉路口，她并未對實際的中國做出任何的價值判斷。她對中國婦女、中國家庭關系的解讀方式，不僅折射出西方社會的性別研究問題，促使西方學者重新審視歐洲的文化遺產，更重要的是，它喚起和解放了克里斯蒂娃內心隱藏的陌生感。

她對中國的閱讀，建立在中西文化多元對話空間的基礎上。中國成為一種面向外部、意義無限開放的文本，一個解放自身孤獨感和恐懼感的異鄉。中國成為她的闡釋對象，成為映照出其復雜性的一面鏡子。她關注個體性和獨特性，發掘無意識的作用，將自身面對異鄉人的恐懼感內化為一種存在于我們每一個個體內部的陌生感，將與陌生人的相遇內轉為與個體的隱秘的內心相遇，從而希冀建立起一種和諧的社會關系。

結語

克里斯蒂娃的中國書寫，能否看成是一種主觀預設的產物？要討論這個問題，需要首先弄清，何為主觀預設？張江在《強制闡釋論》一文中對主觀預設給予界定，認為“是指批評者的主觀意向在前，預定明確立場，強制裁定文本的意義和價值”。[13]8在與中國經驗相遇時，我們承認克里斯蒂娃的書寫方式有一種主觀預設的嫌疑，因為在對待中國婦女的問題上，她首先將中國擺在與西方異質的位置之上。同時，在《中國婦女》寫作中，在對詞匯和概念把玩層面上，克里斯蒂娃對中國文化與政治的書寫存在有意的對接和闡釋的傾向，從而使得這部作品給人一種邏輯生造之感，這是無法回避的。

另一個問題是，克里斯蒂娃在面對中國經驗時，她個體的心靈經驗在中國書寫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在經驗背景與前置立場關系的問題上，張江認為：“強制闡釋的立場是指主觀指向明確的判斷性選擇，這個選擇是具體的、結論在前的。其具體操作辦法是，考察文本之前，確定主觀姿態，拼湊理論證言，甚至不惜曲解文本實際，以文本證實立場?！盵13]10在《中國婦女》中克里斯蒂娃對中國經驗的分析，包括對中國婦女生活的土壤，即特定歷史時期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的討論，筆者認為，她本身的心靈經驗在她的中國書寫中占據主流，她的個體身份的多樣性沖淡且弱化了她對中國問題的主觀預設。中國經驗成為映照出克里斯蒂娃個體的心靈經驗的折光鏡。

在面對中國時，克里斯蒂娃自覺地將自身比作一個流亡者，與中國所有的文化符號的相遇，都是在與自我之中存在的他者相遇。在克里斯蒂娃的中國書寫中，她并未將中國作為法國左翼政治信徒的“避風港”，也未將中國簡單地處理為一種色情化的和欲望的對象，一種無法企及的“異托邦”，一種自身理論建構中“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證據。她關注的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自我和非我)相遇時所可能出現的正面的互動關系，尋找一種超越地域、種族、性別的人類社會的可能存在的對話方式，以及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間溝通的可能性，即那些并非是東方或者西方所獨有的特征，如關于個體性和獨特性、人類個體內部的陌生感等，從而希冀在同中求異的文化語境下，實現異中求同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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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魏瓊)

Reading about China: On the Textual Tension of Julia Kristeva′sDesChinoises

ZHANG Ying

(SchoolofChineseLiterature,ShaanxiNormalUniversity,Xi′an710119,China)

Abstract：Julia Kristeva′s Des Chinoises, as an important text in the history of Sino-French cultural exchanges, presents complicated and pluralistic mind-sets. Firstly, Julia Kristeva tries to consolidate the lost subjectivity of western women through creating a bond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women. Secondly, the ambiguous stance taken by Kristeva in the text stems directly from her attitude toward others, i.e., the existence of others in ourselves. Thirdly, the individualized approach to reading and commenting on Chinese texts reveals that in the semantic field of the text, the personal discourse challenges and subverts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In writing Chinese experience, her personal psychic experience takes over. Kristeva′s diverse individual identities have weakened the depiction of Chinese experience due to subjective presupposition, which, on the reverse, mirrors her own psychic experience as an individual.

Key words：Julia Kristeva; Des Chinoises; subjectivity; ambiguous stance; mixed discourse

中圖分類號：I0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6522(2016)02-0093-09

作者簡介：張穎(1989-)，女， 湖南常德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主要從事理論符號學、敘述學的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3&ZD123)

收稿日期：2015-11-10

doi:10.3969/j.issn 1007-6522.2016.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