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牛橋大學的瑪麗—貝登：良家、知識、女性

郭艷

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子》中杜撰了一個牛橋大學，以此說明婦女在以男性為中心的高等學府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而瑪麗-貝登則代表著徘徊在牛橋大學之外不得入的女性們。與此同時，瑪麗們還在大英博物館看到由大量男性作家撰寫的論述女性的作品，某些教授認為女性的智力、體力和道德均低于男性。這些政治上非常不正確的觀點，其實在現代日常生活中依然流行。在中國當下的現實語境中，現代化大城市優質“剩女”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看臉”時代的眾多女性已經不再討論牛橋大學和瑪麗們的存在。

標題用了知識又用了良家，其實這對于男性和女性來說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冒犯。比如知識女性就是一個很可疑的詞，為什么沒有知識男性？知識是和啟蒙相聯系的，知識女性是被啟蒙的女性嗎？那么接受怎樣的知識和教育就能算作知識女性？同樣，良家是個傳統的概念，應該是和娼家相對應的，算是對尊崇傳統倫理規范女性的一種泛指。良家對于現代女性來說更是閃爍著鬼魅的影子，良家是傳統守舊的女人，是男權話語的產物和泛黃的古董。而從“小三”每每期待轉正為良家夫人來看，良家依然是對于婚姻關系中女性價值和意義很高程度的認可。良家和知識女性又有著怎樣的關系？知識女性是否對良家婦女的道德倫理、價值規范棄之如敝屣？良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內核和現代女性有怎樣的承繼關系？談現代女性必然要和女性主義相關聯，女性主義如何在異性戀、單親、同性戀等等形態復雜的現代婚姻樣態中穿行？

被解構的女性稱謂：“良家”與“女同志” 對于中國女性自身來說，這一百多年來文學所描述的女性精神發展歷史，更多的是呈現苦難中的女性以及女性精神被壓抑扭曲的歷史。換句話說，文學作品往往通過對于傳統“妻性”和“母性”苦難的呈現，暗示女性應從傳統社會倫理束縛中掙脫出來，其實是良家婦女被解構的文學史。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集中了中國鄉土社會良家婦女所有的不幸，甚至于讓我們時時深感：社會底層的良家似乎和悲慘厄運有著某種天然的聯系。子君是中國式的娜拉，子君的葬禮隱喻著中國式娜拉的末途。巴金筆下的曾樹生從良家到職業女性，其中獨立的艱辛和心路的悲涼透著一股徹骨的寒氣?！端浪憽分兴茉炝艘粋€不守婦道的蔡大嫂，她獨立剛強，對于情感和生活都有著極強的主動駕馭能力，傳統人性和不守傳統婦德奇妙地結合在一個鄉土女性身上；丁玲筆下的莎菲有著狂野強悍的內心，突兀沖動的獨白無疑是女性主體性的深刻表達。茅盾筆下的章秋柳、丁舞陽等接受五四自由解放思潮的新女性，他們都躲避厄運般地躲避傳統良家的生活軌跡和命運。林徽因以良家少婦身份，向自己的丈夫承認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男人，那樣一種嬌癡中跋扈的天真，的確讓后來的女性瞠目。張愛玲《傾城之戀》中，白流蘇作為一個接受過教育的新女性，若非亂世的炮火，差一點就要做良家而不可得。即便是這樣，白流蘇依然要保持著一個新女性的身段，她不肯輕易將自己當商品在婚姻市場上隨意交易，交易之后做一個無味的良家，或者做一個心思詭異的不安于室的良家?？傊?，中國現代白話文學敘事賦予傳統良家苦難和厄運，在對于“妻性”和“母性”犧牲精神的摹寫中，透露出良家宿命般悲哀的末途。五四以來的新女性幾乎都有意無意地回避良家的生活和婚姻路徑，盡管她們其實無力真正改變自己注定的良家命運，在母性、妻性與新女性之間掙扎。

新中國建立之后，李雙雙作為農村新女性的文化符碼解構著傳統過氣的良家婦女。在革命理想主義的照耀下，這種良家婦女眼中只有小家庭，沒有社會理想和高韜的道德品質，流于見識的平庸和見解的淺陋。通過男女都一樣的敘事策略，當代中國社會的男女平等曾經達到非常高的程度，然而，“男女都一樣”既是對性別歧視的顛覆，同時也是對女性作為一個獨立性別群體的否認。中國女性不再以“良家”這一男權文化規范所界定的價值判斷作為標準，“女同志”讓中國女性得到空前的解放，完成了對“良家婦女”的合法性解構，同時也完成了傳統男權規范下對女性精神和肉體奴役的消除。然而，在解構的同時，女性卻喪失了明確的性別指稱，“女性在掙脫了歷史枷鎖的同時，又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別（戴錦華語）”。

常態女性形象的匱乏與女性主體性精神的后退 當“良家”真正被解構掉，“新女性”和“女同志”也成為泛黃的舊影像，中國當下女性如何“被”稱謂？現實中女性稱謂的困難來自于女性自身定位的可疑?！傲技摇北晃逅男旅駟⒚伤鈽?，“女同志”則為物質欲望所消解。中國常態女性形象在日常和文學敘事中突然成為一個沉默的區域。盡管1980年代女性作家林白、陳染等明確的女性經驗表達引起文壇關注，這些和艾曉明女性主義文本解讀一起，成為那個時代女性主義的符號。然而伴隨著女性主義思潮而來的并非是女性精神主體性的建構，在“良家”、“女同志”之后，生活和文學都沒有真正給予中國女性一個身心安適的身份與稱謂。于是女性僅僅復歸到傳統“母親”、“妻子”和“女兒”的身份，作為性別的女性依然缺乏最基本的現代性內蘊。1990年代以來，文學敘事進入一種玉體橫陳的欲望表達。從文學主體上來說，70后女作家登場時的“身體寫作”和“美女寫作”遮蔽了這一批女作家對于現代都市生存的新感覺和新體驗，而是在消費和傳播上與物質主義興起接軌，也就說消費了她們作為女性和美女的身份。當下女性作家的寫作和1980年代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女性作家不再強調自己寫作者的女性身份，同時在文本中也很少有著明確的女性主義傾向。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時候，更多認同男權主義對于女性的定義與規約，主要表現在女主人公以“色欲”獲得各種政治和經濟的現實利益，常常以勵志、言情和現代婚姻困擾為敘事外殼，內核卻是權力、金錢和身體欲望的表達。關于鄉土女性的塑造更多良家的不幸和娼家的活色生香。在城市女性塑造中，更多婚外情的糾結和身體在情感暗夜中的歡騰和刺激，而鮮有對于人性深處女性獨特性的幽暗獨白。由此，欲望化的女體和物質主義的女性引起大眾對于女性精神形象過于單一和偏狹的理解。與此同時，這種敘事策略在精神主體性表達上并沒與超出丁玲筆下的莎菲們，甚至于連茅盾筆下女性主人公的精神糾結都在物質主義的逼壓下萎縮為零。這些無疑顯示出當下女性寫作和女性題材寫作對于女性精神主體性表達的退讓。

近些年，對于女性作家婚戀題材的文化消費，尤其在關于張愛玲、蕭紅、丁玲等女作家的文本敘事中，對于她們女性婚戀經歷的過度獵奇，而忽略這些女性的主體性精神欲求。作者用物質主義價值觀穿越回民國，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消解了這些作家女性精神主體性的特立獨行。這些文學作品和文化事件對于中國女性自身現代精神主體性的建構都顯示出南轅北轍的特征。

面目模糊的女性形象與當下女性文學表達的反現實性 在當下物質主義語境中，新媒體更側重于對于女性身體和欲望的符號化表達。無論女性的出生、教育、文化和職業背景如何，欲望的迷失和沉淪是女性敘事的主題。與此同時，女性人物譜系反而日漸模糊。究其原因，隨著中國社會進入轉型階段，自身現代性特征日益呈現出復雜樣態，日常性經驗中的普通女性因其缺乏故事性而無法成為典型的文學形象。由此，很難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常態的女性，比如少有對于女教師、女醫生甚至于女農民在傳統到現代轉型時期的生存圖景與精神裂變的深度摹寫，取而代之的是欲望化生存中面目模糊的女人們。漂浮在大城市各個角落的“北漂們”或者“南漂們”（當然包括農民工），這些人物本身具備這個時代最為觸目的苦難特征，先天有著苦難敘事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苦難救贖與升華，由此，苦難、沉淪、救贖甚至于升華成為這類敘事的主題。而深植于城市邊緣群落的女農民工則被更為觸目的男農民工敘事所遮蔽，女性則以被侮辱被傷害的地位充當了苦難和欲望敘事最直接的道具和背景。

因此，當下文學的女性形象色彩斑斕卻有著一成不變的非現代性特征，女性文學人物內蘊五味雜陳，卻始終無法清晰地表達出女性自身的身體與精神體驗，從地底下還未發出聲音，就處于欲語還休的狀態。女性在文學敘事中或者是被侮辱被傷害的形象，或者是欲望掙扎的形象，或者是良家婦女被拋棄的形象。都市職業女性的精神情感生活除卻婚外情，鮮有被提及。然而，在中國近三十年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正常的堅持好好過日子的女性是大多數，正是因為有著這樣堅韌而善良的女性，絕大多數中國家庭才能在社會巨變中維持著最基本的平衡狀態。然而，為什么這樣的女性群體及其精神特征在文學敘事中缺席？女性在近三十年的文學想象中被欲望化為一個個扭曲變形的符號，從紅顏禍水到玉體橫陳，從妻妾宮斗到職場小三……寫盡了“女”和“性”，卻沒有寫大多數女性在這個時代付出最多的事情——好好過日子。 “過”字裹挾著太多的意緒和情感，對于大多數無法傾訴苦難的人來說，沉默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隱忍那種埋藏在心里的苦難才叫堅強，這種隱忍讓小人物的生存具有尊嚴和歷史感。正是這樣的中國女性以自己的堅韌和聰慧在重重苦難面前完成了屬于個體精神的歷史存在感。如果說1950年代對于高、大、全人物的塑造是虛假的，那么，對于當下女性單一的欲望化敘事無疑是反現實性，尤其遮蔽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大多數中國女性在常態生活中所體現出的身心成長，以及伴隨著這種成長所體現出來的對于生存本身的隱忍、寬容和真誠。

女性的困境大抵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經濟上的，一是法律習俗的。在現代社會，如果女性實現了自身經濟的獨立，且在法律和習俗層面獲得了相當大的自主權利，那么女性的困境無疑會更大程度地從外部轉向自身。為什么要提及當下日常經驗中的中國女性？因為作為常態女性的“良家”和“女同志”被解構之后，中國普通女性身份認同依然懸置?，F實中常態女性的精神和身體即便有著傷痛，也依然在堅韌平和中好好地“過日子”。而在新媒體平臺上，大眾文化和文學敘事更多對當下女性進行欲望化和符號化的處理，或者依然沿襲著“良家”和“女同志”的敘事套路。例如在相當多的關于女知識分子的文本中，女博士（生）、女碩士（生）成了既沒有學識又沒有生活基本素養的人，大多熱衷于爭奪自己師母的位置，在錯綜復雜的欲望糾葛中成就自己曖昧難言的功利主義人生。這種人生選擇在高校女性群體中并非沒有，但是依然是極少數。大多數知識女性依然選擇了常態人生和正?；閼?。選擇日常性，也就選擇了日常性對于人性的侵蝕與打磨。日常性的平庸、滯重會侵蝕著人的激情與活力，然而時間的悠長與安然也會打磨焦躁不安的心性。一個真正成熟的現代女性無疑能夠在日常性中蛻變成為真正獨立的母親、妻子和女人，從而在現代日常性中構建自身的主體性精神?，F實生活中很多知識女性都沿著這樣的路徑一路走來，一方面讓傳統“良家”的合理內涵在新的時代情境中有著現代意義上的延展，一方面又極具現代職業女性的精神和經濟的獨立性。當下日常性中的中國知識女性投向傳統的那一瞥是如此地化腐朽為神奇：良家中的母性轉換成為現代母親的責任與義務，良家中的妻性轉換為對于現代婚姻的尊重和維護，玉體橫陳中的紅顏禍水轉換成身心愉悅的獨立與自信。女同志的簡單粗疏轉換成為女人的美麗嫣然……伍爾夫曾經說過：“成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從傳統“良家”的妻性、母性和“女同志”的模糊性到現代女性“成為自己心目中的母親、妻子和女人”，女性精神主體性建構無疑是一個漫漫長途。盡管文學敘事中牛橋大學和瑪麗-貝登們依然缺席和不在場，然而，現實生活中看到牛橋大學的瑪麗-貝登們已然在路上。

責任編輯 張 鴻

郭 艷：筆名簡艾，安徽舒城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博士，文學評論家，魯迅文學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員。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與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之余從事文學創作。已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南方文壇》、《天涯》、《小說評論》和《文藝報》等核心報刊上發表論文幾十萬字。出版批評專著《像鳥兒一樣輕，而不是羽毛：80后青年寫作與代際考察》，出版長篇小說《小霓裳》。深入當代文學現場，從宏觀視角和文本細讀進行當代文學現象研究，探討中國寫作的現狀與特征，密切關注轉型時代與文學新格局的關系，及時評論當下諸多實力派作家的文學創作，在文學刊物推出新銳青年批評專欄文章，參加全國各類大型文學獎項的評獎，是當下文學現場活躍的批評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