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波動特征、影響因素及發展對策

劉樂　李登旺　仇煥廣

內容提要 本文從農產品貿易規模、地理結構、商品結構等三個角度分析了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特征，并在對傳統引力模型進行改進的基礎上，對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檢驗。研究表明，近年來，金磚國家在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中的地位穩中有升，但是中國在對其他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中長期處于不利地位，貿易逆差呈擴大趨勢；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在地理結構和商品結構上均存在著較強的集中度。實證結果顯示，經濟規模、人口的增加有助于擴大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的出口，而經濟距離、人民幣匯率升值、人均收入水平差異的擴大阻礙了雙邊農產品貿易的發展，中國對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還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熱經冷”現象。最后，文章就促進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 中國 金磚國家 農產品貿易 引力模型

〔中圖分類號〕F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6）01-0043-09

一、問題的提出

2015年7月21日，金磚國家銀行正式在上海成立，這一舉措不僅是金磚國家在合作領域的進一步深化，更標志著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積極參與國際金融體系建設、嘗試構建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于這一人口約占全球40%、國土面積占全球30%以上的新興經濟體典型代表的新一輪討論。事實上，作為橫跨亞洲、歐洲、南美洲和非洲且包含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合作組織，自誕生以來，金磚國家就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積極回應。

雖然金磚國家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戰略、經濟增長方式、政治制度、歷史文化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①但作為新興經濟體的典型代表，其在參與全球政治體系上的愿景是一致的，在全球分工體系重構的背景下面臨著相似的發展困境，②外界普遍擔心的政治經濟差異實際上并沒有阻礙金磚國家的進一步合作，③而這也是金磚國家極為重要的合作基礎。毫無疑問，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力量的不斷發展壯大將促進全球政治格局多極化，而這必然給美國所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帶來一定的沖擊，Brawley M.R.，“ Building Blocks or a BRIC Wall？ Fitting U.S. Foreign Policy to the Shifting Distribution of Power，”Asian Perspective， vol. 31， no.4， 2007， pp.151～175.如何繼續保持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將成為美國在新世紀面臨的巨大挑戰。隨著金磚國家在全球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不斷凸顯，關于其經濟增長的預期及影響因素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而以中國為代表的金磚國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在經濟增長上的逐漸反彈更是堅定了相關學者對金磚國家經濟發展的樂觀預期。馬巖：《金磚國家經濟發展及合作前景》，《國際經濟合作》2011年第6期；蔡春林、劉暢、黃學軍：《金磚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年第1期。盡管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些許差異，但相關研究將影響上述國家經濟增長的因素更多地歸結為宏觀經濟環境的穩定、投資和貿易條件便利化的加強以及FDI的帶動。張聰明：《金磚四國：國家競爭力比較》，《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9年第10期；韓家彬、張振、李豫新：《進出口貿易、FDI對金磚5國經濟增長影響的比較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2年第11期。當然，處于工業化初期的發展中國家在其經濟高速增長的進程中必然伴隨著能源消費強度增大、環境污染凸顯等問題，曹廣喜：《“金磚四國”的碳排放，能源消費和經濟增長》，《亞太經濟》2012年第6期。如何有效處理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金磚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直面的挑戰，而這也將是金磚國家合作領域的又一次延伸。劉文革、王磊：《金磚國家能源合作機理及政策路徑分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3年第1期。盡管金磚國家當前普遍面臨經濟結構轉型、全球經濟不景氣等不利因素，但其在積極參與全球金融體系建設、實現外貿的“共享式發展”等方面仍然大有可為。黃凌云、黃秀霞：《“金磚五國”金融合作對五國及全球經濟的影響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實證模擬》，《經濟學家》2012年第4期；歐陽曉、張亞斌、易先忠：《中國與金磚國家外貿的“共享式”增長》，《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眾所周知，作為世界上的人口大國和農業大國，金磚國家擁有全世界30%以上的耕地，“金磚農業”的穩定發展對全球糧食安全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業合作也一直是金磚國家重要的合作領域，自2010年起召開的歷屆金磚國家農業部長會議更是將金磚國家的農業合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但筆者通過文獻檢索發現：現有研究對此關注不多，國外學者研究主要以南非加入之前的“金磚四國”為主要研究對象，而對“金磚五國”的系統性研究乏善其陳；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則以農業互補性及競爭力為著墨點，湯碧：《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比較優勢與合作潛力》，《農業經濟問題》2012年第10期。缺少對農產品貿易特征及貿易流量影響因素的系統分析。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的發展現狀怎樣？影響中國與金磚國家之間農產品貿易的因素有哪些？后續合作趨勢如何？本文中作為中國農產品貿易對象國的“金磚國家”特指金磚成員國中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四個國家：巴西、印度、俄羅斯和南非，下同。這一系列問題引人深思。有鑒于此，筆者嘗試在分析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特征的基礎上，應用一個拓展的引力模型對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探究雙邊農產品貿易的發展之策。根據FAO（國際糧農組織）對農產品的定義以及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實際，本文中所分析的農產品是指SITC（國際貿易標準分類法）REV.3（第三次修訂本）商品分類法下的0類（食品及活動物）、1類（飲料及煙草類）、4類（動植物油、脂及蠟燃料）的全部以及2類中除第27、28章后的全部（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下同。endprint

二、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特征

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成員國互為良好的戰略合作伙伴，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金磚國家外長會議、金磚國家農業部長會議等的召開有效促進了金磚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和經貿往來。隨著金磚國家合作領域的不斷拓展和深化，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也取得了快速發展，并在市場規模、地理格局、商品結構等方面呈現出新的特征。

1.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市場規模及貿易地位

近年來，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規模不斷擴大，貿易地位顯著提升。2013年，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364.3億美元，約為2000年的14倍（26.2億美元），占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總額的15.5%。即使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額也未受到太大沖擊，2007年、2008年中國與金磚國家雙邊農產品貿易額穩步上升，僅在2009年有所下降，為176.7億美元。自2000年至2013年，金磚國家在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中的地位穩中有升，2008年至今，這一比重基本上保持在15%以上。

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對金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額遠小于中國自金磚國家農產品進口額，貿易逆差呈擴大趨勢。2000年中國對金磚國家的農產品逆差為17.5億美元，而在2013年這一數字已經達到289.7億美元，約為2000年的17倍。金磚國家一直是中國重要的農產品進口來源國，2013年中國自金磚國家進口的農產品達到327億美元，占中國農產品進口總額的22%，這一比重在2009年達到峰值，當年中國自金磚國家農產品進口額為155.5億美元，約為2000年的7倍，占中國農產品進口額的23.2%。而中國向金磚國家農產品出口表現則稍顯遜色，2013年僅為37.3億美元，占中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4.3%，最高時也僅占中國農產品出口額的4.5%（2010年、2011年和2012年）。

2.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地理結構

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在國別分布上差異較大，貿易結構相對集中。從進出口貿易總額上看，巴西與俄羅斯是中國在金磚國家中主要農產品貿易對象國，占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額的80%以上，其中，中巴農產品貿易份額在2011年之后明顯增大，與中國對其他三個國家的農產品雙邊貿易額相比顯示出較大優勢，2013年中巴農產品貿易額占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額的67%，遠大于中國在金磚國家中第二大農產品貿易伙伴國俄羅斯（占19.6%）。中印和中非本文中的中非特指中國與南非，并非中國與非洲的簡稱，下同。農產品貿易地位在2000年至2013年間穩中有升，尤其是自2006年以來，中印之間的農產品貿易得到較快發展，基本上占中國和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總額的10%以上。而中國與南非農產品貿易額所占比重最小，最低時僅占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額的1.8%（2004年），近幾年其貿易地位并未發生太大改變，穩定在3%左右。

從進口分析，巴西在2006年以后取代俄羅斯成為中國在金磚國家中最大的農產品進口來源國，與印度、俄羅斯及南非相比占有絕對優勢，且上升趨勢明顯。2000年，中國自巴西的農產品進口額占中國自金磚國家農產品進口總額的33.5%，到了2013年，這一優勢已經擴大到72.2%。而俄羅斯則逐漸喪失了在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進口貿易中的傳統優勢，2000年至2007年之間，中俄農產品貿易一直占中國自金磚國家進口額的40%以上，到2013年這一數字已經下降為15.8%。在出口方面，自2002年開始，中俄之間的農產品貿易額在中國對金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占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出口的50%以上，最高時達到64.7%（2006年），盡管這種優勢在近幾年出現一定的下滑，但與其他三個國家相比，俄羅斯仍然是中國在金磚國家中最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巴西是中國在金磚國家中的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對象，上升趨勢明顯；印度和南非次之。

3.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商品結構

與貿易地理結構的特征相似，中國與金磚國家在農產品貿易的商品結構上也相對集中，各類農產品差異較大。2類產品在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進出口貿易中占有顯著優勢地位，從2006年開始，一直占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總額的70%以上；2013年，其在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中的地位達到最高點，占農產品貿易總額的76.1%。而0類、1類和4類農產品在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中所占比重較低，且下降趨勢明顯，到2013年時這三類產品分別占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20.0%、1.4%和2.5%。

從進口來看，中國從金磚國家最重要的進口產品仍然是2類，其貿易地位在近年來不斷提升。2000年，2類農產品占中國自金磚國家農產品進口額的67.9%，在2013年則已經達到83.3%。0類產品在2002年之后所占比重下降較快，到2013年已經不足13%。1類和4類農產品所占比重更小，兩者之和在2013年不到5%。在出口上，0類和2類農產品是中國對金磚國家主要出口農產品，基本上占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出口額的90%以上。其中，0類農產品所占比重上升較快，自2005年以來，一直占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出口額的70%以上，2013年擴大到85.0%。而2類農產品的出口優勢則不斷回落，已經由2000年的44.6%下降至2013年的13.1%。1類和4類農產品在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出口中的地位微乎其微，2013年，兩者所占比重之和不足2%。

三、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影響因素

1.模型建立與變量選擇

國際貿易理論一般趨向于對貿易產生原因、貿易結構、貿易模式等進行分析，但卻對貿易流量的影響因素關注不多。Tinbergen和Poyhonen是率先將引力模型應用到國際貿易領域的學者，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與另外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貿易流量取決于相互之間的經濟總量和距離，經濟總量所代表的出口國的潛在出口能力及進口國的潛在進口需求與貿易流量成正比，而距離則是貿易流量的阻礙要素。轉引自谷克鑒：《國際經濟學對引力模型的開發與應用》，《世界經濟》2001年第2期。此后，學者們在不斷引入人口、匯率、人均GDP等經濟要素以及是否有共同邊界、一體化組織、民主進步等制度因素的基礎上對引力模型的適用范圍進行了擴充；Bergstrand J.H.， “The Gravity Equ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om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67， no.3， 1985， pp.474～481；余淼杰：《發展中國家間的民主進步能促進其雙邊貿易嗎——基于引力模型的一個實證研究》，《經濟學》（季刊）2008年第4期。此外，種族關系、語言、文化差異等地理文化因素也逐漸被納入模型，Rauch J.E. and Trindade V.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84， no.1， 2002， pp.116～130；Rudra N.，“Globaliz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Democr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9， no.4， 2005， pp.704～730；闞大學、羅良文：《文化差異與我國對外貿易流量的實證研究——基于貿易引力模型》，《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11年第7期。并收到了較為理想的應用效果。盡管該模型一度因為缺乏完備的理論解釋而引起較大爭議且目前仍未達成共識，Anderson J.E.，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Gravity Equ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9， no.1， 1979， pp.106～116；Evenett S.J. and Keller W.， “On Theories Explaining the Success of the Gravity Equ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0， no.2， 2002， pp.281～316.但貿易引力模型依舊是當前學術界在測度貿易潛力和雙邊貿易成本、分析邊境效應等方面普遍接受的方法，且早已將其引入產業內貿易的范疇，Mccorriston S. and Sheldon I.M.，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Specialization in Process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Case of the US and the EC，”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13， no.2， 1991， pp.173～184. 而我國研究人員基于引力模型對中國與主要農產品貿易國的影響因素及發展潛力也已進行過諸多有益的探究；但鮮有文獻借助引力模型對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流量進行分析。有鑒于此，本文嘗試在歸納和分析現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實際情況，構建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引力模型。endprint

其中，Ttij是指在t期中國i對金磚國家j的農產品出口額；Yti*Ytj為t期中國i與金磚國家j的名義GDP的乘積，反映了出口國i的出口供給能力和進口國j的進口需求，預期符號為正；POPti*POPtj是t期中國i與金磚國家j的人口乘積，表示出口國的農業生產能力和進口國農產品消費需求，預期符號為正；DStij用來表示t期中國i與金磚國家j的經濟距離，用中國上海港到上述國家主要港口的距離表示，并用同期國際原油價格對數據進行加權，反映農產品貿易的運輸成本，是貿易的阻力因素，預期符號為負；PGDPtij表示t期中國i與金磚國家j的實際人均GDP之差的絕對值，反映兩國需求結構的差異，差值越小，需求結構越是相似，雙邊貿易額越大，系數預期符號為負；EXtij是t期間接標價法下中國i對金磚國家j的名義匯率，人民幣匯率升值，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發展受損，系數預期符號為負；BRICS為虛擬變量，表示金磚國家農業部長會議，若t期中國i與金磚國家j同時參加，則取1，否則取0，一般而言，政治互信的增加以及雙邊貿易磋商有利于雙邊貿易的開展，系數預期符號為正。

2.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

本文所設定的模型（3）是基于2000～2013年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相關面板數據進行估計的，實際觀測樣本容量為56個。在資料來源上，雙邊貿易國的GDP、人口、匯率等數據是筆者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數據庫（unctadstat.unctad.org）有關數據整理計算得來，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額依據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comtrade.un.org）整理計算而得，中國與金磚國家主要港口的距離根據距離網站（www.indo.com）的距離計算器計算得來，國際原油價格數據來自美國國家能源署網站（www.eia.gov）。金磚國家農業部長會議召開的情況根據中國農業部網站（www.moa.gov.cn）新聞報道整理。

3.實證結果分析

為了防止面板數據模型出現“偽回歸”（spurious regression）的現象，并保證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本文首先對模型中有關變量的序列通過LLC檢驗、ADF-Fisher檢驗、IPS檢驗、Breitung檢驗、PP-Fisher檢驗、Hadri檢驗等方法進行單位根檢驗，LLC檢驗、Breitung檢驗及Hadri檢驗是相同根的檢驗方法，ADF-Fisher檢驗、IPS檢驗及PP-Fisher檢驗是不同根的檢驗方法；Hadri檢驗的原假設為“該序列不存在單位根”，其余五種檢驗方法的原假設為“該序列存在單位根”。綜合分析這六種檢驗方法的結果后發現：

由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變量BRICS在拓展后得到的回歸方程（4）中不顯著，因而將其剔除，即回歸方程（3）為本次回歸得到的較為理想的模型：其調整后的判定系數為0.97，表明本文構造的拓展的引力模型對樣本數據的擬合效果較好，模型中各個解釋變量的解釋力度可信；該模型F值為263.2342，其相伴概率為0.000，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了各個變量系數都為零的原假設，表明模型的線性關系十分顯著。

通過對模型回歸結果的仔細分析，可以進一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經濟規模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進口國和出口國經濟規模的增加有助于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增長，這與本文的理論預期相一致。本文在模型中采用出口國和進口國GDP的乘積表示兩國經濟規模，出口國（中國）和進口國（金磚國家）經濟規模的增大是出口國出口供給能力和進口國農產品進口需求增長的反映，這有助于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出口，與現實情況符合。而依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2015年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金磚五國雖然面臨經濟下滑的壓力，但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有機會實現經濟進一步增長，因此，隨著雙邊貿易國經濟規模的擴大，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額有望實現進一步的增長。

第二，雙邊貿易國的人口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變量系數較大，與本文的理論假設契合。一般而言，出口國人口的增加不僅代表該國農產品生產能力增大，也預示著本國國內將產生更多的農產品消費需求，可能導致該國出口供給能力的下降；而進口國人口的增加，有可能增加該國農產品消費需求，也可能帶動該國農產品生產能力的增強從而提高農產品自給，減少進口依賴。由本文的模型回歸結果可知，在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中，人口增長帶來的出口國的“出口供給效應”比進口國的“進口需求效應”更加明顯。

第三，中國與金磚國家之間的經濟距離阻礙了雙邊農產品貿易的開展，距離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這表明筆者先前假設是正確的。距離變量是經典引力模型中的基礎變量，空間距離的遠近代表著運輸成本的高低，是農產品貿易的阻礙因素，雖然中國與金磚國家在空間分布上比較分散，且中國與俄羅斯和印度接壤，但仍然滿足這一經典假設。此外，本文中的距離變量由中國上海港與金磚國家的主要港口之間的距離通過同期國際原油價格加權得到，2000年至2013年，國際原油價格雖然在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但就總體上而言其上升趨勢明顯，而當前國際原油的定價權仍然掌握在少量OPEC（石油輸出組織）成員國手中，當前國際原油價格波動較大，這給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因素。

第四，中國對金磚國家匯率的系數顯著為負，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這說明人民幣匯率的升值不利于中國對金磚國家的農產品出口，符合本文的理論預期。自2000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屢創新高，2005年匯率改革后其升值幅度更是顯著增加，使中國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上處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國農產品的國際價格優勢逐漸喪失，阻礙了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出口的擴大。一直以來，西方國家就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不斷向中國發難，認為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并將其作為政治議題頻頻向中國施壓，2015年人民幣匯率的階段性下降更是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后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問題將是中國發展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必須直面的現實問題。endprint

第五，雙邊貿易國人均GDP差異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說明雙方人均GDP差異的擴大不利于中國對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出口，這與本文的理論假設相符。依據林德爾（Linder）的偏好相似理論，貿易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差異越大，兩國的需求層次差異越大，越不利于雙邊貿易的開展。本文的模型回歸結果表明，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符合林德爾定理，中國與金磚國家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差異的擴大說明兩國重疊需求的減少，雙邊農產品貿易自然下降。

此外，本文所構造的引力模型的回歸結果基本上支持了筆者的理論預期，但出乎意料的是，BRICS這一變量不顯著，表明金磚國家農業部長會議的召開與舉辦未能有效促進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擴大。在仔細比較了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的顯示性比較優勢和貿易互補性指數后，筆者對這一問題有了答案。近年來，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中國四大類農產品顯示性比較優勢并不強，且總體上呈一定下降趨勢，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未有顯著提升；此外，在金磚國家各成員國中，中國與印度的貿易結合度指數在近幾年呈現下降趨勢，且中俄之間的農產品貿易結合度指數小于1，農產品貿易關系并不十分緊密，盡管近幾年中國與金磚國家之間的政治互信不斷加強，但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以及農產品貿易緊密程度并不會因此而發生太大改變；另外，在歷屆金磚國家農業部長會議召開時，與會國就糧食安全、農業技術合作、農產品貿易與投資等領域的共識需要后續的農業合作協議及配套政策進行落實，但作為發展中國家，農業對于金磚五國而言都是一個相對敏感的產業，因而相關協議的推進近年來進展相對緩慢，這也從側面說明中國與金磚國家在農產品貿易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熱經冷”的現象。

四、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經過對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特征及其影響要素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到如下結論和政策啟示：

第一，近年來，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規模明顯擴大，金磚國家在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中的地位穩中有升，應當將金磚國家作為中國實現農產品貿易市場多元化戰略的重點伙伴。此外，中國在對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中長期處于不利地位，貿易逆差呈擴大趨勢，中國應大力推動農業科技創新，推進人才隊伍建設，優化農業集約化生產路徑，進而轉化成中國的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在加強農業合作談判和貿易政策協調的基礎上推動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往來，這也應該成為后續金磚國家農業部長論壇的重要磋商內容。

第二，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在地理結構和商品結構上存在著較強的集中度，要深化與巴西及俄羅斯的農產品貿易，重視開拓與印度及南非的農業合作潛力。2類產品是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中主要的出口產品和進口產品，這說明中國與金磚國家的農產品產業內貿易趨勢加強。巴西和俄羅斯分別是中國在金磚國家中最大的農產品進口來源國和出口對象國，考慮到農業合作的穩定性和農產品貿易的風險規避，中國應該在重視與俄羅斯和巴西的農產品貿易往來的基礎上挖掘中國與印度及南非之間的農業合作潛力，既要利用雙邊產業內貿易的互補性鞏固現有農產品的出口優勢，更要通過農產品深加工延長產業鏈以及進一步細分市場等手段，以產品、季節及地區的差異化戰略探尋新的貿易增長點。

第三，GDP和人口的增加有助于擴大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出口，人民幣匯率升值阻礙了雙邊農產品貿易的發展。一方面，雖然金磚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在近兩年有所放緩，但新興經濟體仍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其經濟總量仍在擴張，隨著雙邊貿易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規模將有望實現進一步增長，有鑒于此，中國應當重新審視與金磚國家的雙邊農產品貿易關系，將金磚國家作為中國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的不斷升值使得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面臨巨大挑戰，阻礙了中國對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出口，因此，中國必須直面匯率改革過程中來自國際社會的外部壓力，充分保證匯率改革的自主性和穩健性，防止匯率的大幅波動對中國農產品對外貿易造成的沖擊。

第四，距離變量仍然是阻礙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重要因素，國際原油價格的波動對農產品雙邊貿易的發展增添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對此，中國應該充分利用與俄羅斯的沿邊優勢，抓住中俄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有利局勢，加快發展跨境交通基礎設施，優化中方貨物經俄鐵路網絡、遠東港口及北方航道過境運輸條件，擴大雙方的互聯互通尤其是鐵路運輸的便利性，要穩步推進北京至莫斯科的歐亞高速運輸走廊的建設步伐，削減經濟距離對雙邊農產品貿易的阻礙作用；同時，要通過中印高層對話等進一步維護中印陸路邊境唯一的邊貿口岸——亞東口岸開放的穩定性和通關便捷度，有效發揮其在中印農產品貿易便利化中的作用；中國應該通過提高原油進口的多元化程度等手段進一步保障原油儲備戰略的有效實施，提高中國應對國際原油價格波動的能力。

第五，雙邊貿易國的人均收入差異是阻礙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重要因素，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勢在必行。2014年中國的GDP總額已經突破60萬億大關，達到了636463億元。但中國的人均GDP僅為4.66萬元/人，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中國貧富差距仍然較大。金磚國家中，中國與印度的人均GDP水平最接近，根據林德爾定理，中國應進一步加強與印度關于農產品貿易政策和質量標準、檢疫等方面的協商，鞏固和發展中印雙邊農產品貿易，增強中國與金磚國家農產品貿易的發展后勁。此外，當前正值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后中國經濟社會改革的關鍵時期，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的推進，進一步增強中國區域發展的協調性，真正做到讓所有城鄉居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逐漸縮小居民收入差距，這將有利于鞏固和拓展中國與金磚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

第六，中國對金磚國家的農產品貿易呈現一定程度的“政熱經冷”的局面，要進一步深化合作將金磚國家之間的“政治紅利”轉化成現實的“經濟優勢”。隨著金磚合作機制的不斷優化，中國與金磚國家的政治互信將進一步加深，應該充分利用金磚國家首腦峰會、金磚國家農業部長論壇等平臺加強金磚國家之間的政策協調，尤其是在農產品檢驗檢疫、產品質量認證、出口報關等領域深化合作，切實保障上述高層對話機制下形成的共識的落實與推進；此外，要通過舉辦金磚國家農業博覽會、農業食品加工企業推介暨貿易洽談會、農業高新科技成果博覽會等形式為金磚國家農業產業合作提供更多的交流途徑，積極實施中國“農業走出去”戰略，為中國農業產業化、農業龍頭企業走出國門創造更為有利的投資環境，以對外投資帶動農產品貿易發展。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

責任編輯：牛澤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