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歧路燈》研究平議

2016-06-15 02:44孫振杰

明清小說研究 2016年2期

·孫振杰·

臺灣《歧路燈》研究平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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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臺灣的《歧路燈》研究是從1983年臺灣《中國時報》《臺灣聯合報》陸續刊發《歧路燈》相關研究文章正式開始的，至今已30余年。按照時間和研究角度的不同，大體可分為四個時期、四種類型：一是批判性泛化研究，以大陸學界熱議論題為研究對象，意識形態對抗特征明顯；二是文學性細化研究，關注小說觀念、敘事藝術等文學范疇研究；三是文化研究，擱置分歧，著力發掘小說蘊藏的中華傳統文化；四是專題研究，承續文化研究路徑，但開掘更深，以獨立文化形態為研究對象。

關鍵詞《歧路燈》臺灣李綠園海外研究

《歧路燈》是清代乾隆年間創作完成的長篇白話小說，一百零八回。作者李綠園，河南寶豐(今平頂山市湛河區曹鎮鄉宋寨村)人。小說講述了書香門第子弟譚紹聞因受誘惑墮落敗家，后幾經坎坷又浪子回頭、重振家業的故事。小說雖以明代嘉靖年間的社會生活為背景，但實際描繪的還是作者所生活的康雍乾時期，完成后長期以抄本形式流傳于豫西南地區。至1980年，中州書畫社排印出版了河南社會科學院欒星?？钡娜肀尽镀缏窡簟?，開始在海內外廣泛傳播，并引起了學界熱議?！镀缏窡簟吩谂_灣的研究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以研究價值取向和時序為矩，臺灣的《歧路燈》研究可分作四種類型。

一、批判性泛化研究

《歧路燈》在臺灣的研究最初帶有典型的批判性、泛化特征，學者多以論辯的形式就大陸學者支持的觀點進行批判，在切中骨綮的同時也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對抗色彩。

(一)文學史定位

《歧路燈》的文學史定位是學者分歧最大的問題。在定位問題上推崇者如郭紹虞、朱自清、姚雪垠、欒星等人，他們認為：“(從思想道德來說)它的價值要高出《紅樓夢》、《儒林外史》萬萬”(郭紹虞)；“《歧路燈》只遜于《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駕齊驅的”(朱自清)；“《歧路燈》是古典長篇小說第三階段發展成熟的標志”(姚雪垠)等等。他們極力通過它與四大名著的比較來提高《歧路燈》的文學史價值。但這一時期的臺灣學者，除余崇生①表達了與大陸學者類似的觀點之外，其他都對這一定位持懷疑態度。1983年1月12日，臺灣《中國時報》刊發王孝廉的《〈歧路燈〉的再發現與再評價》一文指出：

這部被埋沒了兩百多年的小說是一本相當可讀的小說，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類似的小說《蜃樓志》相等；將它與《紅樓夢》、《儒林外史》并列而為清代的三大小說，是有些言過其實的。②

1983年1月13日，《臺灣聯合報》刊登曾敏生的《再放光芒的〈歧路燈〉》也指出：

就小說技巧及文字感染力來說，是遠比不上《紅樓夢》的。而《儒林外史》的嘲弄手法及“反制”思想，亦令其別樹一幟。這也是宣揚綱常名教的《歧路燈》所不及之處。盡管如此，在《紅樓夢》出現之前，《儒林外史》之后，《歧路燈》無疑是一部相當重要的作品，其整體成就實高于《野叟曝言》、《兒女英雄傳》等清人小說，而不應該為文學史家所忽略。③

在這種明確的文學史定位之外，也有人持一種發展的眼光來審視《歧路燈》的文學史定位。1983年1月13日《臺灣聯合報》發表了蔡源煌《透視〈歧路燈〉的光影》一文，文章指出：

發現了埋沒兩百年的作品，而這部作品如果又在水平線以上，介紹的人自然如獲鳳毛麟爪，激情而熱烈地去恭維它。若是換上我自己，必然也是這種心情和態度。然而重新評估、肯定一部被埋沒的作品，倘若一味地拿它來和已成定識的經典相提并論，東比較西比較，打骨子里便不是一樁高明的事。每一部作品均有特色，各有優缺點。④

蔡先生強調，文學作品的文學史定位要客觀真實，不能感情用事，要先弄清楚這個作品是什么，而不是以一個作為尺度來衡量另一個。他的這種學術眼光是科學嚴謹的，有助于《歧路燈》研究的持續深入。

總的來說，在《歧路燈》的文學史定位上，臺灣的學者是比較審慎的，他們既沒有大陸學者的那種文化情結，且多持對抗姿態，自然也就批評多于贊賞了。

(二)小說結構

從朱自清關于《歧路燈》的結構“圓如轉環，滴水不漏”，“是中國舊來僅有的兩部可以稱為真正‘長篇’的小說之一”的判斷開始⑤，國內學者就把這一論斷當作了推重《歧路燈》的制勝法寶。但臺灣學者同樣對這一判斷持批判態度，王孝廉指出：

首先是這部書結構太簡單，洋洋大觀的六十萬字，其結構是：

原始：從第一回的河南省開封府祥符縣進士譚永言到他的兒子譚孝移，是一個書香的世家。譚孝移是個守本分的讀書人，四十歲得子，這個五月五日生的兒子譚紹聞就是本書的主角。從第一回到第十二回譚孝移病榻囑兒，寫的全是做父親的望子成龍，要兒子“用心讀書，親近正人”的事。

歷劫：譚孝移死后，譚紹聞因為交友不慎而開始墮落、吃喝嫖賭、賣田蕩產、狎尼養娼，無所不來，這是全書主要內容，從十二回到八十六回。

回歸：八十六回以后，浪子回頭，又開始讀書，結果父子并試，取中儒童第一名，然后是隨征倭寇，立功行賞。然后為兒子娶妻納妾，俱受皇恩，又恢復了他們原先的書香門第。

很多古典小說固然都以這種結構進行，可是《歧路燈》的故事結構實在是太過于簡單，其中寫譚紹聞的墮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有許多都是重復的。⑥

蔡源煌也指出《歧路燈》與《儒林外史》及《聊齋》這樣的短篇比起來，“故事情節單薄，復雜化不夠”，“難免顯得結構松懈”。這樣的評判有一定的道理?！镀缏窡簟芬宰T紹聞人生經歷為單線的敘述模式，雖然有助于創作的展開，但在小說情節設計上確實單薄了些。對于這個問題，大陸學者基本沒有持否定態度的。那種在權威者影子里異口同聲的贊揚，束縛了那個時代大陸學者的思想，不利于《歧路燈》研究的深入，也沒有客觀地發掘《歧路燈》結構的真正價值和意義。

(三)人物塑造和小說語言

在人物塑造和小說語言這一文學性特征的評價上，臺灣學者與大陸學者有著較大的相似性，基本都持肯定態度。蔡源煌指出“《歧路燈》一書最是顯而易見的優點在于人物造型的呈現，一部喜劇式小說，其角色的刻繪可能較具有悲劇情節的角色難以處理。作者在這方面應該是成功的”。在小說的細節描寫上，蔡先生評價更高：

說到王氏迂腐昏憒，可真不勝枚舉，譬如說，兒子賭博輸錢，回了家佯裝要自殺，王氏就趕緊取了八十串銀兩交付。這些細節不但有趣可讀，而且都堪稱喜劇嘲諷文學里人物造型之登峰造極。⑦

在文學性問題上，對《歧路燈》批判最重的王孝廉也給予了較高評價。他指出人物刻畫的成功，與語言的活潑生動是《歧路燈》最大的優點：

(《歧路燈》)有些人物的刻畫和語言的對白寫得是相當好的，人物方面比如寫譚紹聞的母親的無知，譚紹聞前妻孔慧娘的賢淑，忠仆王中的老實和愚忠，譚紹聞續弦巫翠姐幼稚與潑辣，都是相當成功的。⑧

不過在小說的河南方言問題上，王先生還是給予了審慎的評價，他指出：

《歧路燈》中使用的河南方言對于河南人姚雪垠來說固然親切，可是讀者畢竟不全都是河南人，就像用山東的樸素語言寫的《金瓶梅》，對于不是山東人的讀者來說，仍然是有許多難懂之處。⑨

王孝廉對《歧路燈》的評價，即使今天看來，也是最中肯的。他既看到了《歧路燈》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細膩生動，也看到了《歧路燈》敘述語言在“掉書袋”、“談哲理”問題上的啰嗦乏味，這在當時風起云涌的“張燈”狂潮中，盡管顯得另類，卻是極具建設性的。

總之，這一時期《歧路燈》在臺灣的研究并沒有形成規模，他們對《歧路燈》的研究是針對大陸學者的議題展開的，是泛化的，并且大多持否定的批判態度，但也有許多建設性的意見。關于這一批判性泛化研究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兩個：

1.《歧路燈》出版發行后境內外的轟動效應。

1980年底《歧路燈》出版后，《河南日報》等30多家大陸媒體積極宣傳推介，短期內造成30萬套《歧路燈》脫銷局面。據報道，香港三聯書店一次訂購了7000套，在兩個月內被搶購一空；上海市新華書店更是一次性訂購10萬套以應對火爆的市場需求?！叭毡緰|方書店，新加坡、加拿大的報刊也對此書進行介紹。十一月間，菲律賓馬尼拉的一家華文報紙《世界日報》還開始逐回連載《歧路燈》的全文”⑩。同時，《歧路燈》的各種評介及學術活動相繼展開，學者們紛紛對《歧路燈》給予較高評價。在這種近乎狂熱的傳播中，《歧路燈》也傳入臺灣。這種因文學而發生的狂熱事件促使臺灣學者更為細致地研究《歧路燈》。

不過，在積極關注的同時，長期以來的意識形態對抗也使他們無意識地選擇了批判性思維，于是對抗的研究思路就此形成。從這一時期幾位學者的行文來看，他們在文中不時提出“中共作家姚雪垠”這個話題，并都將矛頭指向姚雪垠的序言，即凡是姚雪垠倡導的，他們都極力地予以反擊。譬如王孝廉在《歧路燈》人物形象塑造問題上本來是持肯定態度的，并且對盛希僑的形象塑造評價相當高，但當姚雪垠說道“盛希僑很像文革時期的高干子弟”的時候，王孝廉就批評他說：

這段文字是比較能夠顯現出文學批評上的意識形態特征的，盡管這種意識形態的因素最終會被學者們嚴謹的學術態度所淹沒，但此時的批判性研究的形成無疑無法回避意識形態對抗的因素。

2.西學背景下的學術視野。

這一時期臺灣學者《歧路燈》研究特點的形成還與他們復雜的西方文學理論背景有關。他們在《歧路燈》小說類型的定位、《歧路燈》現實主義的特征、《歧路燈》研究方向的設定等方面都發表了建設性的意見，這與他們的學術視野關系密切。譬如在談到小說文學史定位的時候，王孝廉先生引入了日本小說理論，并以為尺度來衡量《歧路燈》：

在這段文字中，王先生借用日本小說理論指出，小說的主腦在于“人情”而不在于“勸善懲惡”，并以此作為批判《歧路燈》的依據，明顯是學術背景使然。

當然，西學背景對《歧路燈》研究的介入不全是批判性的，也有建設性的，對后期《歧路燈》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更廣的學術思路，譬如蔡源煌在《歧路燈》的類型問題上就很有創建。他指出：

除了類型定位之外，蔡先生還指出，《歧路燈》的研究要開拓自己的獨立視野，不要“拿它來比這個比那個”。這樣的定位和研究思路擺脫了大陸學者現實主義的單一概念化構想，擴大了《歧路燈》研究的視野。

此外，曾敏生也指出：

曾先生的這個類型定位很有啟發意義。1987年，臺灣輔仁大學韓國留學生鄭在亮的碩士論文《歧路燈研究》，就承續了這一定位；1990年代，大陸學者李延年也將《歧路燈》定位到了成長小說上，并將其與西方的類似小說進行比較。20世紀末臺灣學者吳秀玉先生也將《歧路燈》定位在了“有關教養的小說”上，這些應該說都和曾先生的引導有重要關系。

總之，1982年前后臺灣的《歧路燈》研究規模并不大，但卻特色鮮明。他們在風潮涌動的文學狂熱中保持了一份冷靜，盡管有些意識形態的對抗性因素，但也保持了學術獨立。他們用旁觀者的冷靜與西學背景下的嚴謹與科學的學術態度，為《歧路燈》研究指明了發展方向，對一些學界熱議的話題給予了澄清，在《歧路燈》的學術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學性細化研究

相比較于第一時期的《歧路燈》研究，陳翠英和鄭在亮的研究更為全面深入，他們在第一階段研究結論的指引下，深入開掘《歧路燈》的文學價值，全面細致地將《歧路燈》的藝術魅力展示在了學界面前。陳翠英的這篇文章，就論題設立的全面以及研究的深度來說，是超越了同時代的大陸學者的，尤其是她在小說的創作緣起和小說結構的“契約”概念引入上，即使今天看來也依然具有指導意義。

她在《歧路燈》創作緣起一章中指出：

此外，引入“契約”概念有積極的方法論革新意義。陳翠英在《歧路燈》的結構分析中，引入了古添洪在《唐傳奇的結構分析》一文中使用的“契約”概念，并認為《歧路燈》情節的變化就是父子之間契約的履行情況：

在論文的結論部分，陳翠英也對《歧路燈》的文學價值進行了定位，她指出：

陳翠英認為《歧路燈》在小說史上的定位不能居于重要席次，但她同時又指出，《歧路燈》是小說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是“一塊提供文化反省的礦石，自有其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作為這個時期僅有的兩篇《歧路燈》研究的文章，它們在典型的西方文學理論的背景中，利用比較文學的方法得出了許多超越大陸同期研究的建設性結論。這種建設性的結論無疑改變了1980年代初臺灣學界對《歧路燈》失于簡單的肯定和否定的學術態勢，并也因此成為這一時期臺灣《歧路燈》研究的風向標，為下一個“文化研究”時代的到來吹響了號角。

三、建設性文化研究

1987年鄭在亮的《歧路燈》研究學位論文之后，《歧路燈》在臺灣的研究又一次歸于沉寂，報刊書籍也見不到任何《歧路燈》的評介文字，這種悄無聲息的態勢直到十年后才被打破。1996年，臺灣宜蘭大學教授吳秀玉的《李綠園與其〈歧路燈〉研究》出版，引領臺灣《歧路燈》研究進入了文化研究時期。吳教授以豐富的文獻占有、建設性的文化元素發掘成為臺灣地區《歧路燈》研究第三期的坐標原點。

吳秀玉的《李綠園與其〈歧路燈〉研究》共分七章，分別是：《歧路燈》的動機與經過、李綠園評傳、《歧路燈》之流傳、《歧路燈》之寫作背景、內容與思想評述、創作藝術和在中國古典小說史上的地位。她對李綠園的家世、生平事跡、著述及《歧路燈》的流傳、寫作背景、思想內容、創作藝術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詳盡的考察和探討。吳著文獻之翔實，超過以往任何《歧路燈》研究著作，是《歧路燈》研究的重要資料庫，在今日研究《歧路燈》的學人中可謂首屈一指。但在吳秀玉的《歧路燈》研究中，最重要的不是她對文獻的窮盡式占有，而是她對小說“教育”價值的定位及對中華文化元素的積極發掘并大力弘揚。她在本書的前言中寫道：

教育是國家的百年大計，民族命脈之所系。筆者不敏，忝為教育工作者的一員，匆匆二十余載，體會既深，感觸亦多：隨著社會安定、工商發展而帶來的富裕卻因文化失調而價值觀念錯亂，爭名逐利，貪婪奢靡，敗德壞俗之風如江河日下，勢不可遏。青少年學子耳濡目染，頹唐墮落，乃至淪入犯罪之途，日趨嚴重，為未來國脈民命帶來隱憂，值得吾人深思，更是為政及從事教育工作者急需用心的課題。

她在結論中又說：

吳秀玉的這部著作之所以被冠以“建設性的文化研究”，原因正在她的這幾段文字里。第一，作為這個時期臺灣地區唯一的一部《歧路燈》研究專著，吳秀玉教授以教育為著述的動機，又以教育的實踐為挖掘《歧路燈》價值的航燈，突出強調《歧路燈》在小說創作動機、情節結構、敘事藝術等方面展示出的教育訓導意識，她以教育者的心境去解讀《歧路燈》，去搜羅、建設《歧路燈》中點滴的教育文化元素。第二，吳教授通過文學比較指出，《紅樓夢》或《儒林外史》自有它超越《歧路燈》的所在，但在社會文化的建構問題上，《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無疑是“解構性”的作品，而《歧路燈》則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建構性”作品，是對社會和諧發展具有建設意義的。社會發展的常態不是解構，而是相對穩定下的建構。從這個意義上說，《歧路燈》的建設性功用就更為彰顯了。

總之，1990年代臺灣地區的《歧路燈》研究幾乎處于停滯狀態，不過同時期的中國大陸，《歧路燈》研究也不景氣，自1990到1996年，共有公開發表論文23篇，比1980年代少了許多。但就臺灣地區而論，《歧路燈》研究盡管只有吳秀玉教授的這一部專著，但其質量確是上乘。它緊緊抓住了時代的律動，以文化傳承和社會風氣凈化為旨歸全面深入挖掘起來的文化質素，無論是對臺灣還是中國大陸都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

四、專題研究

總體而言，這一時期臺灣《歧路燈》研究總體呈現出專題研究態勢，但專題內還可以細化為文化和文學兩個方面，主要以文化專題為主。

(一)文化專題

2000年，臺灣《清華學報》刊發了美國加州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黃衛總教授的《小說與家訓：清代長篇小說〈歧路燈〉的勸懲邏輯》一文，成為這個時期最早的《歧路燈》文化專題研究的代表。文章以“小說與家訓的關系”作為切入點，強調指出《歧路燈》同時期的小說創作總體上都有“家訓”的功用。許多小說，譬如《續金瓶梅》有《家訓須知》，《八洞天》有《明家訓》等，小說的創作就是在為“家訓”尋找較好的表現與接受方式：

黃衛總從《歧路燈》入手，引入明清之際小說創作與家訓關系的探討，全面分析指出小說創作通常是作者個人意志的一種呈現，在中下層知識分子手中，小說的創作便常常與他維護自身家族利益關系密切。因此，小說的創作便成為家訓或者箴規的另一種呈現形式，說教或者人生經驗的傳遞便是必不可少的了。不過他同時又指出，《歧路燈》盡管與家訓關系密切，但它在文學形象的創造上使它沒有陷入說教，它的優秀正在于有效地將說教性的家訓與形象化的小說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

與黃衛總將《歧路燈》看作是李綠園家訓的故事化不同，陳美蓉的《〈歧路燈〉文士研究》則認為《歧路燈》的創作不只是拘泥于自身家族命運的家訓小說，而是為中國傳統士人尋找人生出路的、具有超越一家之囿的淑世之作。陳美蓉認為，《歧路燈》在文士形象的塑造上是很成功的，它不僅保有了文士應有的衛道形象，但又能讓人在閱讀時不感到乏味：

她還指出，《歧路燈》的文士塑造不是簡單的士子形象描繪。作者在塑造這些形象的時候，首先從傳統士人的理想抱負著手，進而表現文士理想抱負的轉變，接著呈現循著科舉之路上來的文士其對家國人民的貢獻，并最終表達出周旋于官民之間的縉紳文化?？梢哉f李綠園的文士塑造秉持了傳統的國家人才觀，是中國傳統文化凝聚的結果。

此外，蔡慧琴的《〈歧路燈〉中的無賴集團——淺論清代無賴份子的社會流動》一文也具有文化開拓意義。先前對《歧路燈》無賴分子的研究主要以形象塑造藝術為中心，不觸及無賴分子的活動造成的社會問題。但蔡慧琴的文章卻立意于清代無賴分子在社會縱向層面的流動問題，即是考量社會的變遷是否和無賴分子的社會地位掘進有關，她指出：

蔡慧琴的研究屬于典型的文化專題研究，她以小說描寫的無賴形象為切入點，通過對他們社會活動及交際的分析，延伸到現實社會的運轉過程中，明確指出無賴分子不是固定不動的，他的社會流動，特別是從社會底層到社會上層的互通，是造成社會動蕩、矛盾加劇的重要因素。這個分析很有現實意義，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總之，這一時期的文化專題研究從學術淵源上講，一方面是整個人文學科文化轉向的大趨勢使然，但同時也與《歧路燈》從1996年開始的建設性文化研究有一定的傳承關系。

(二)文學專題

1996年之后，臺灣的《歧路燈》研究進入了文化研究階段，單純的文學研究并不多見，2000年初的《歧路燈》研究多呈現出“文學文化混合研究”。2005年莫秀蓮的《世情小說中的母親形象研究》就是這一時期典型的“文學文化混合型研究”。這篇文章并不是專門的《歧路燈》研究，而是以《金瓶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歧路燈》《紅樓夢》五部小說為考察對象的。在談到《歧路燈》中的母親形象的時候，文章主要描述了王氏、冰梅、巫翠姐、孔慧娘、巴氏、滑氏、趙大兒共7個母親。通過這些母親形象的分析，她指出：

從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文章盡管是從母親形象入手的，但并不止于文學形象。它在全面描述形象之后又深入地探究了形象背后所蘊藏的家庭文化、社會文化問題。

與莫秀蓮的混合型研究不同，臺灣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胡衍南教授和他的碩士生楊淑惠等人的《歧路燈》研究則是比較嚴格的文學研究了。

胡衍南教授對“世情”小說關注尤夥。他認為“藝術表現力”是小說評判的尺度，“主題思想不應成為判斷文學好壞的重要標準”。因此，在《歧路燈》研究中，他反對長期以來以《歧路燈》宣揚理學思想、淑世觀念而詬病其為“小說末流”的評判。他認為文學與理學沒有必然的矛盾，“載道”是社會生活對文學的必然要求，是作家家國意識的重要體現。因此，重要的不是小說“能不能”傳遞道德教化觀念，而是“能不能”有效地利用藝術表現力將這種觀念表現出來。在其以“藝術表現力”為評判尺度的《歧路燈》研究中，他認為《歧路燈》有效利用人物形象的塑造實現了主題意識的彰顯，是很成功的“世情小說”：

同時，胡教授還對《歧路燈》心理描寫在藝術表現力的提升上所起的作用大加贊賞：

胡教授通過對《歧路燈》敘事藝術的再分析，強調《歧路燈》完美的“文學自足”性。認為《歧路燈》通過各種有效的藝術手段，實現了作家設計的創作意圖，“從中國小說史的發展來看，《歧路燈》是《金瓶梅》《醒世姻緣傳》之后又一難得成功的‘世情小說’”。此外，胡教授還對《歧路燈》在文獻價值、《歧路燈》與同期世情小說的比較方面也都有深入的開掘。

作為胡衍南先生的學生，楊淑惠承續了胡先生的《歧路燈》研究思想，從文學角度對《歧路燈》提出了再認識的必要性。在一個崇尚文化研究的學術時代，純文學的研究對小說《歧路燈》來說很是難得。

總之，臺灣的《歧路燈》研究在進入21世紀之后，主要以文化專題研究為主。學者多以比較文學的方法展開研究，在全面深入地挖掘《歧路燈》的文化元素之后，深入分析它們所蘊含的文化價值，以期提升《歧路燈》的文學史地位，有著強烈的中華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不過，相對于大陸同期的《歧路燈》研究來說，這一時期臺灣《歧路燈》研究的文化開掘廣度還不夠，對《歧路燈》文獻的發掘也沒有展開，這也制約了研究的持續深入。

五、結論

臺灣的《歧路燈》研究從1983年開始到現在，已有30多年了。與大陸的《歧路燈》研究比較來看，臺灣的《歧路燈》研究在方法論上有典型的西方文學理論背景，學者們多采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進行研究，視角比較新穎，開掘也比較深入、全面，能夠細致深入地剖析《歧路燈》的文學價值或者文化價值；在價值取向方面，早期的《歧路燈》研究帶有明顯的國共意識形態對抗特征，但進入1990年代之后，這種意識形態的對抗逐漸被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和歸屬意識所取代；在對待《歧路燈》文學史定位問題上，早期學者從文學角度對《歧路燈》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強調指出它在語言、結構、人物方面的諸多缺陷，認為它應該歸于二流作品之列；但進入文化研究階段之后，學者們多從文化角度展開研究，認為《歧路燈》蘊藏了厚重的中華文化，應該在文學史獲得更高的地位。

總體而言，臺灣的《歧路燈》研究是從大陸傳入的，但后來的發展卻超越了大陸，特別是在文獻蒐集、文化詮釋方面；但就研究的持續性來看，大陸又明顯優于臺灣。從未來發展來看，兩岸學者的交流與合作、取長補短應是潮流所在，惟其如此，《歧路燈》的研究才能有新的發展！

注：

① 余崇生《李綠園及其小說〈歧路燈〉》：“《歧路燈》是介于《儒林外史》和《紅樓夢》間的一部極重要的作品?！薄稏|方雜志》1984年第18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