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部六省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分析

謝秋玲++孫冉冉++劉瑀

[摘 要]近年來，隨著外貿出口的下降和國家擴大內需政策的實施，居民消費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谥袊胁苛≡?002—2014年間的面板數據，結合中國中部六省的消費現狀，建立消費函數計量模型，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和Hausman檢驗。研究發現，中國中部六省城鎮居民收入、居民失業情況以及居民前一期的消費習慣對當期消費水平均存在影響。據此提出擴大中國中部地區消費的政策建議，以進一步擴大國內消費，從而使中國中部地區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又一引擎。

[關鍵詞]中部六??；面板數據；消費函數計量模型；消費水平

[中圖分類號]F1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372（2016）03-0031-06

近年來為轉變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統籌協調區域經濟、實現國民經濟的新常態發展，中央出臺了擴大內需的政策。從中國經濟發展的軌跡來看，近40年國民經濟的發展是依靠東部沿海市區來帶動的，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則嚴重滯后于東部沿海地區。但隨著東部沿海地區“邊際收益遞減”現象的出現，中西部的崛起則顯得尤為重要。由于東部是以外向型為主的地區，因此，建立內需經濟就落在了中西部地區。而中部六省獨特的地緣優勢和已有的工業基礎條件，也使之成為建立內需型經濟和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最佳選擇。本文通過探究中國中部城鎮居民消費水平低下的原因，以其崛起為視角，充分挖掘其經濟發展潛力，為擴大中國內需和激發國民經濟內生增長的國家戰略提供理論層面的依據。

一、文獻回顧

消費是經濟發展的目的和動力，這是馬克思早已闡明的理論，國內外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的、多視角的研究。國外學者對于居民消費水平的理論研究，運用了多種多樣的分析方法。凱恩斯（1936）提出了絕對收入消費理論，對消費理論首次運用函數表述，并且在分析宏觀消費的發展情況時將收入因素作為變量引入模型，指出消費與收入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1]。杜森貝利（1949）提出相對收入假說，認為消費是相對決定的，消費者的當期消費會受到自己過去的消費習慣及周圍人們消費水平的影響。莫迪里安尼（1954）提出生命周期消費理論，認為人們在計劃他們的生活消費開支時會將一生作為其消費的時間跨度來考量[2]。弗里德曼（1957）提出永久收入假說，認為居民的消費行為取決于其永久收入水平，而不僅僅由其現期的收入情況來決定。生命周期消費理論和永久收入假說為之后的消費理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3]。詹姆士·摩根（1965）的現代社會消費理論對消費與收入之間的因果關系進行了重新定義，他認為在現代社會，人們的消費習慣和消費觀念伴隨經濟以及消費信貸的不斷發展而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消費者的消費決策和消費預期會對其即期和預期收入產生影響[4]?；魻枺?978）根據弗里德曼的假說，將永久收入假說與理性預期結合起來，提出隨機游走假說，認為人們會根據所有可能獲得的信息預測其消費水平，并對消費能力進行適當修正[5]。弗萊文（1985）實證研究了隨機游走假說，并指出消費對現期收入具有過度敏感性，這種敏感性表現為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與其勞動收入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6]?？ㄘ惱锪_（Caballero）（1990）提出了預防性儲蓄假說，將消費者分為兩種類型：在乎風險者和不在乎風險者。在乎風險者在對當期消費進行決策時，會考慮其收入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期內是否會有較大變化，如果有，那么他會及時儲蓄以預防這種變化，這時消費表現出過度平滑性；不在乎風險者在決定其當期消費時，僅根據其以往的消費經驗和當下喜好來進行消費，儲蓄意識淡薄，這時消費不存在平滑性[7]。Joseph P. DeJuan and John J. Seater（2006）構建了包含消費的收入彈性的計量模型，并對美國現代家庭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表明，消費的收入彈性與相鄰期間的收入彈性或相鄰間收入的相關系數有關[8]。

我國關于居民消費水平的研究大部分是以我國不斷發展的消費現狀為立足點，并依據國外的消費函數理論而展開的。孫鳳、易丹輝（2000）指出1990年代之后，我國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由于失業率的上升而進一步降低[9]。申樸和劉康兵（2003）選取了我國1982—2000年的宏觀經濟數據，對我國轉軌時期城鎮居民的消費行為，采用工具變量法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城鎮居民的當前消費對當前收入具有顯著的過度敏感性[10]。黃宇（2008）對我國2000—2006年城鎮居民的消費數據進行整理，并以ELES模型為理論基礎，實證研究了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變化情況。結果表明我國城鎮居民的總體消費水平在不斷提高[11]。婁峰、李雪松（2009）以Horowitz Henderson面板數據模型為基礎，根據1991—2005年中國的部分省份數據，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需求的動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城鎮居民消費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之間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12]。李蘭瀾（2011）指出收入水平和消費習慣是影響廣西城鎮居民消費量的主要因素[13]。楊爽（2012）在研究城鎮居民消費的主要影響因素時，構建了城鎮居民消費影響因素的計量經濟模型，并根據牡丹江市1988—2008年的數據資料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對城鎮居民消費增長具有重要影響的因素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城鎮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和社會保障支出[14]。趙華春、Jeffrey Forrest（2013）通過構建靜態和動態面板數據模型，深入分析了影響我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三大因素。研究表明，收入、前期消費、價格指數與城鎮居民的本期消費均呈現正相關關系[15]。李紹玲、栗建松（2014）分析了1998—2012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并構建了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實證分析影響我國東、中、西部地區城鎮居民消費的因素。結果表明，城鎮居民消費“棘輪效應”顯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財富、社會保障支出促進了當期消費，而政府收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則反向影響當期消費[16]。劉俊杰、葉允最（2015）采用OLS方法，建立了廣西城鎮居民實際人均消費支出與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影響因素間的計量經濟模型，分析影響城鎮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認為，影響廣西城鎮居民實際人均消費支出的因素有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人均財政支出和基尼系數[17]。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雖然在居民消費問題方面進行了諸多研究，但針對中國中部六省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的分析相對較弱。所以本文擬通過建立消費函數的計量經濟模型，分析影響中國中部六省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因素及相關關系，以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中國中部六省社會經濟指標概況及其與東西部的對比

（一）中國中部六省社會經濟發展指標概況

中國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占全國面積的10.9%。雖然其地理位置相對封閉，且深入我國腹地，但是其縱橫交錯、發達的交通干線起到了承東啟西、接南連北的作用。中國中部地區的基本特點是：人口高度密集，礦藏資源、農業資源和旅游資源豐富，具有濃厚的文化歷史底蘊，且因其地理位置相對封閉，城鎮居民的儲蓄意識強烈。2014年，中國中部六省城鎮人口有18056萬人，占全國城鎮人口的24.10%，其經濟總量達到相當規模，GDP為138679.65億元，占全國GDP的21.81%，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平均值的82%，但仍不足東部發達地區的一半。人均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偏低，特別是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等，有的比西部省區還低。但由于中國中部六省地處腹心地帶，國脈匯聚的戰略地位決定了其社會經濟發展對國家基本實現現代化，進而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意義。中國中部六省社會經濟的發展概況見表1、表2和圖1。

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中部六省城鎮居民人均GDP均在30000元以上，平均值為38109.2元。其中湖北省最高，為47144.6元；安徽省最低，僅為34424.6元，遠低于中部六省平均水平。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20000元以上，平均值為24718.6元，占人均GDP比重64.86%。但從絕對值來看，中國中部六省之間人均可支配收入并無明顯差距，收入普遍較低。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10000～20000元，均值為16181.1元。通過表1指標可計算出中部六省的消費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約為65.46%，其中湖南省的消費率較高，為69.00%，山西省的人均消費率僅為60.81%，低于中國中部六省的平均消費水平。

從表2和圖1中可以看出，中國中部六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趨勢大體平緩，平均保持每年15%左右的增長速度，波動幅度較小。其中，河南省的收入增長變動幅度最小，呈現平滑性；安徽省的收入增長波動幅度較為明顯。從圖1還可以看出外部沖擊對收入的影響。例如，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中部六省2009年的人均收入增長幅度均跌入低谷，而后隨著經濟回暖，其收入增長又緩慢回升至危機前的水平。

（二）中國中東西部社會經濟發展指標對比

與中國東部地區、西部地區相比，中國中部六省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低于同期東西部地區，人均GDP及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西部地區基本持平，但遠遠低于東部地區。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中國中部六省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的82.02%、85.75%、81.03%。詳見表3。

三、計量模型與數據說明

（一）變量的選擇

根據中國中部六省城鎮居民的實際消費情況，并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準確性，我們主要選取變量：pconsume、pincome、unemploy和Lag_pconsume，分別表示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單位：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單位：元）、城鎮居民登記失業率（單位：%）和滯后一期的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單位：元）（見表4）。在面板數據集合中，有中國中部六省2002—2014年共計13年的觀測值。因此，共有78個觀測值（見表5）。

從表5可知，我國中部地區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4504.7元、18334.7元，存在較大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值為13965.4元，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間同樣存在明顯差距。這說明中國中部地區存在明顯的收入分配不均現象。2002—2014年城鎮登記失業率數據表現穩定，均值為3.7%。根據以上三項變量，利用Stata軟件，我們可以對下一期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做出預測，預計下一期的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0083.5元。

（二）模型設定

根據中國中部六省13年的面板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

其中，i代表省份，t代表時間，Uit為隨機擾動項。面板數據模型又可分為固定效應面板數據模型和隨機效應面板數據模型，我們將逐一進行分析。

1. 固定效應模型擬合及輸出結果

將所收集到的數據文件導入Stata工作界面，進行運算，輸出結果見表6。

（1）t檢驗。結果顯示，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居民消費支出是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52，P值為0，說明城鎮居民人均消費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顯著正相關的，即當其他條件不變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1%，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會增加0.52%。失業率與居民消費支出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1，P值等于0.154，不為0，說明失業確實對消費存在負面影響，但其影響并不顯著。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與國家的宏觀政策有關，雖然一部分城鎮居民由于個人原因或經濟蕭條而處于失業待業階段，但國家相關的保就業、最低社會保障制度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其基本消費；另一方面，從表3可知，中部地區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支出在東、中、西部中是最低的，失業對消費水平相對較低的城鎮居民的影響也是相對較弱的。結果還顯示，當居民滯后一期消費增加1%時，其當期消費支出會增加0.39%，P值為0.002，這說明消費習慣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很顯著。

（2）F檢驗。表6顯示，R-sq值為0.9769，P值為0.0246<0.05，因此，回歸模型整體顯著性的F檢驗表明，固定效應模型整體是顯著的，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城鎮登記失業率三因素能夠很好地解釋城鎮居民消費習慣對滯后一期消費支出的影響，檢驗在5%的置信水平下均能通過。

2. 隨機效應模型擬合及其輸出結果

從表7可知，收入與消費呈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27，意味收入上漲1%，消費隨之增加0.27%；P值接近于0，說明在隨機效應模型假設下，收入對消費的影響同樣顯著。失業率與居民消費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06，即失業率增加1%，居民消費相應增加0.06%，這與經濟學原理不符，且不符合生活實際。城鎮居民滯后一期人均消費增加1%，其當期消費支出會增加0.68%，P值為0，得出與固定效應模型同樣的結論：消費習慣對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是顯著的。

同時，R-sq值為0.9850，P值為0，表明隨機效應模型整體是顯著的，即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城鎮登記失業率三因素能夠很好地解釋城鎮居民消費習慣對滯后一期消費支出的影響，檢驗在5%的置信水平下均能通過。

3. Hausman檢驗

對于以上兩種計量模型，我們從常識判斷應該拒絕隨機模型，選擇固定模型。因為隨機模型結果顯示失業率與居民消費正相關，即失業增加，居民消費不降反增，這與經濟學原理不符，且不符合生活實際。但究竟是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我們還要用統計學進行檢驗，即Hausman檢驗（見表8）。

由表8得出以下兩個數值：

chi2（3）=（b-B）'[（V_b-V_B）^（-1）]（b-B）= 8.67

Prob>chi2 = 0.0340

從中可知，兩種模型假設下的相關系數的差別并非由系統本身造成，而是原模型假設存在問題。由P值小于0.05，可知，應拒絕隨機效應模型，選擇固定效應模型，即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與事實不符，固定效應模型擬合更優。

四、結論及對策

本文分析了中國中部六省城鎮居民消費支出與當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登記失業率、城鎮居民消費習慣等變量之間的關系，建立了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并利用Stata軟件進行了相關性和回歸分析。結論為城鎮居民家庭消費支出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即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加會促進消費的增加，城鎮居民滯后一期的消費支出對其當期消費支出也存在一定影響，且這類影響是正向的，而城鎮居民失業率的增加，會導致消費的下降。

為擴大中部地區整體消費，根據分析結果并結合其他省區的經驗，本文提出以下對策：

第一，提高居民收入。影響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首要因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且表現為正面的影響，即收入的提高會明顯地帶動消費增長。因此，應致力于提高中部地區城鎮居民的收入以擴大中部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

第二，降低失業率，繼續增加就業。研究結果顯示，失業對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影響不是很顯著，這是因為目前我國出臺的某些宏觀政策（如社會保障體系等）保障了失業人員的日常生活以維持其固定消費，同時，對于人均消費相對較低的中部地區，其失業情況的加重對于人們的消費影響也相對較小。但總體而言，就業情況的改善，會刺激居民的進一步消費。

第三，鼓勵居民培養良好的消費習慣。如果居民滯后一期的消費有所增加，那么根據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慣性，其當期的消費支出同樣會有相應比例的增加。

第四，取長補短，互通發展，積極創新。借鑒我國其他地區的戰略政策，根據中部地區自身的特點制定適合其發展的政策措施。但應避免把中部崛起政策孤立化，與其他區域戰略割裂。同時，基于國家對中部地區政策的扶持，應積極發展創新，以制定出針對性措施并取得預期效果。

中部崛起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一個動態比較的概念。實現中部崛起更多的是要依靠中部自身的內生力量，而要建立以中部六省為核心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發展應是其第一要務，改革是其最強動力。作為國家的又一個區域發展戰略，中部崛起戰略具有一定的后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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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祁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