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語文教育略論

許書明

中國古代語文教育有沒有歷史？回答是肯定的：有歷史。不過，它沒有獨立的歷史。1904年語文獨立設科前，既沒有獨立的語文教育，也沒有語文這一學科名稱。但從各個歷史時期看，又都存在著帶有時代特點的語文教育現象。正是從這個角度上說，一部中國古代教育史，也是一部語文教育史。所以，我們研究古代語文教育史，必須將它放在較大的背景下來考察。

一、中國語文教育史是母語教育史

20世紀初語文教育經歷了一次翻天覆地的變革。一方面，引進西方教育思想，創建新學制，推行全新的課堂教學模式；另一方面，對傳統語文教育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算——批判者將積累等同于死記硬背而予以否定；指斥感悟為經驗主義、神秘主義，是讓學生自己在黑胡同里亂撞；認為先記誦后揣摩再模仿的“運用”（寫作）教學，缺乏整體設計，知識結構不清晰，訓練線索不清晰，是“瞎子摸象”，很不科學。

隨著時間的推移，批判者們對傳統教育不遺余力進行批判的同時，嘗試著以西方教學模式替代傳統語文教育的教學模式。倡導西方科學主義、理性主義的教育理念，主張按照知識結構條縷分明地講析，時代背景、作家生平、劃分段落、概括段意、總結中心、歸納寫法，一個都不能少。引進西方文章學知識體系，審題、立意、選材、組材、結構等程序化訓練風行天下。其結果如何呢？語文教學的“少、慢、差、費”現象依然存在，并招致社會各界猛烈批評。1997年語文教育大討論后，語文教育逐漸調整了方向，走上了回歸傳統之路。2001年新課程標準明確闡述：語文教學要注重語言的積累、感悟和運用。傳統語文教學模式得以逐步恢復并在一定程度上確立其主導地位。

在語文“誤盡蒼生”的責難聲里，我們除了思索語文教育中存在的弊病而作必要的“與時俱進”的修正外，我們還要面對著這樣的事實：多少年我們都主動承擔或被動應對著統合而龐雜的學科內容──所謂“定義”的大雜燴、所謂“兩性”爭論的不休、所謂中西“嫁接”的困難──種種困難或論爭的根源皆在于此，于是，語文教師不由得發出“語文最難教”的慨嘆；學生不由得發出“語文最難學”的悲鳴。

而語文的“大雜燴”，既與定義有關，更與語文的歷史密切關聯。換句話說，語文不好教是伴隨著古代語文教育的發展而演化出來的，因為古代語文教育是“文史哲不分”的，現在的問題是古老的語文教育分化過程中產生的。

中國古代教育講求文教、言教、身教，教化的內容相當廣泛。語文教育的目的決定了語文教育內容的綜合性和豐富性。

語文1904年才獨立設科，而其他學科因為有比較早的分科歷史，有比較具體而明確的分科內容，因而隨著學術研究的不斷發展，很容易找到這些學科之間質的同與異。而語文學科則不易做到這一點。雖說改革開放后文學與政治分離，標志著政治捆綁文學的時代結束了，“文”并非皆以“載道”，那么語文教學也不應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傳聲筒；但“語文是有關‘母語教育的學科”，“強調人文精神的弘揚，這是母語教學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語文事實上是思想、道德、倫理、信念的一個載體”。語文究竟是怎樣的學科？不研究母語教育的歷史，很難言說現代語文教育的出路與對策。

二、研究古代母語教育史的意義和價值

“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這是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論衡》中的一句警言，意思是治學者只有了解古今，今以古鑒，古為今用，才能明曉事理，學以致用。朱紹禹呼吁：研究語文教育，還必須研究歷史，“通過對變化歷程的了解，認清現狀和把握未來趨勢”。我國的語文教育有著豐富的歷史積淀，正確地繼承這些寶貴的遺產并在此基礎上求得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中華民族是樸實的民族，學人謂之“史”的民族；中華民族又是很重視文采的民族，學人謂之“文”的民族?！坝粲艉跷脑?！”“煥乎其有文章！”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大廈的建造，語文教育是一塊不可缺少的、難以替代的基石。我們研究古代語文教育史，從中探索語文教育在中華民族文化和中國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于認識今天新課程中的中小學語文教育，乃至大學語文教育，都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當前人們普遍贊同“軟實力”觀點的情況下，研究古代語文教育史，深入探討中國古代母語教育如何有效發揮文化使命，是一個非常有意義和價值的研究課題。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存在于世的精神支柱和情感家園，它的繼承和發展直接關系到整個民族的存亡。母語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民族身份的標志。母語教育作為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博大精深且濃郁豐厚的民族文化滋養著年輕的生命，從而塑造其民族個性，培養其民族性格，陶冶其民族精神，使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和年輕生命的成長同行同在。

語文教育主要具備兩個功能，并對人的終身成長產生影響：一是培養學生表達的技能；二是培育健康的心靈。中學生學語文的目的，一是掌握運用母語來交際和表達的能力，二是熏陶培育自己的情感和心靈，使自己健康成長。因此，對語言文字的使用能力的培養和健康人格的塑造，便成為語文教育的基本任務，又因為母語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所以母語教育必然肩負神圣的文化使命。

三、研究古代母語教育史的目的任務

我們研究古代語文教育的目的，當然不是為研究而研究，我們應該取古為今用的態度。因為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之上。我們現在搞語文教學改革，不能割斷歷史的脈絡。具體而言，研究的目的和任務是：

1.尋找源頭。就像治理江河水患，尋找到其源頭才能根治。同樣，診斷現代語文教育的病根，必須找到它的源頭?；蛟S，當我們認清語文的“大雜燴”、“文史哲不分”的情形后，就會明白“語文最難教、最難學”的根源所在。治病治本，找到病因是根本。

2.分析研判。古代語文教育是一種廣義的語文教育，其教學內容深受古代文化傳統的影響，是集經史子集為一體、熔文史哲經于一爐的大語文教育。無論是言文時期的“生活勞動教育”，還是古文時期的“一攬子教育”，都是一種綜合教育（用“統合教育”更為準確）。

3.提煉理論。從課程與教學論的角度，對古代語文教育進行歷史分期，揭示古代語文教育的性質、特點，古代語文教育的內容、方法，古代語文教育的形態及使用的教材，古代語文誦讀教學及語感培養，古代語文教育的文化觀、思想觀和實踐觀等，盡可能客觀地描述，科學地論述，提煉出規律性的東西，探尋漫漫幾千年古代語文教育的理論體系。

4.傳承創新。傳承什么？如何創新？這是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正視的問題。研究古代語文教育當然也不例外。我國的古代語文教育，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了鮮明的民族特色，當然也存在一些弊端和問題，但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科學的態度是傳承與創新。

5.反思展望。反思古代語文教育存在的弊端，以避免重蹈覆轍。比如重視語文教育的社會教化功能，但相對忽視語言的工具性價值，這與新課程對語文課程的“工具性與人性的統一”的定位有偏差，如何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是當代語文教育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之一。反思現代語文教育存在的問題，以古見今尋求對策，將母語教育納入全球視野進行展望。歷史與現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割裂和對立，只能微笑著握手，共同面向未來。

四、古代母語教育史的研究現狀

與語文學科的其他領域相比，中國語文教育史的研究起步相對較晚。上個世紀60年代初張志公先生出版的《傳統語文教育初探》，可以說是中國語文教育史研究的奠基之作。這部書取精用宏，以豐富而翔實的史料，前人少有的學術膽識，對中國傳統語文教育經驗作出了較為系統的概括。張志公先生因而成為中國語文教育史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這是中國語文教育史研究的推進時期。張隆華先生主編的《中國語文教育史綱》在這一時期問世。

上個世紀90年代是中國語文教育史研究的繁榮期。語文教學界與教育史學界幾乎一致地把目光投向了中國語文教育史這一領域。無論是史料的整理，還是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均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語文教學界推出了許多重要的著作，如張志公先生將舊作修改為《傳統語文教育教材論——暨蒙學書目和書影》，董遠騫先生的《中國教學論史》，熊承滌先生的《中國古代學校教材研究》，林治金先生的《中國小學語文教學史》等。其中張隆華、曾仲珊先生合著的《中國古代語文教育史》則是90年代中國語文教育史研究的總結性成果。該書全方位、多角度地對我國古代各個時期的語文教育思想，語文教材、語文學習工具書、語文教育專著、語文教育家作了比較精深的研究，建構合理，內容豐富，評論公允，理論性與史料性緊密結合，確實在學術上作了開創性的工作，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與此同時，一些高等院校，如杭州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中國教育史專業的部分碩士、博士學位論文選題也圍繞中國語文教育史問題展開，其成果也大多公開出版，如池小芳的《中國古代小學教育研究》、鄭國民的《從文言教學到白話文教學》，等等，都拓展了語文教育史研究的空間，從而顯示了中國語文教育史領域的獨特魅力。

進入21世紀，語文教育史研究較有影響的成果有：李良品先生的《中國語文語文教材發展》、王松泉等主編的《中國語文教育史簡編》、王文彥主編的《中國語文教育發展史》、謝保國先生的《古代語文教育史稿》。其中《中國語文教育史簡編》脈絡清楚，便于把握。尤其是在語文教育歷史時期的劃分上有獨到見解，體現了教材的個性特點，適合高師教育。但它畢竟只是“簡編”，只提供了教育史最基本的知識，尤其是古代史部分?！豆糯Z文教育史稿》的主要特點是考據之功細密，史料詳實豐富，義理新見迭出，辭章美感豐富。最新成果是靳健先生2014所著《中國語文教育發展史》本書實則是一部中西文化對話視野下的國學發展史，視角獨特，視野宏大。

劉正偉直言：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語文教育史是新時期語文學科研究較為成熟的領域。說它成熟，一是因為這一領域內的研究力量較為整齊，而且，心態比較平和；二是研究者也具有相當敏銳的判斷力。但是，這些并不能掩蓋語文教育史研究存在的問題。第一，研究的整體水平并不平衡。概括地說，古代的語文教育史研究遠沒有近現代語文教育史研究受到重視，究其原因，大概有兩個：首先，中國近現代語文教育處于傳統向現代的轉型期，是語文教育史上一個大變革、大變動的時代，與世紀之交的當下語文教育改革有許多相似之處；其次，與語文教育現狀具有更為緊密的聯系。應該說，這是正?，F象。但中國古代語文教育史的研究還應該受到更為充分的重視。實質上，這幾年圈內外許多爭執不休的問題，尤其是對傳統語文教育表現出的非歷史主義的偏愛，都說明對中國古代語文教育研究還應該加強。

五、古代母語教育史的研究構想

（一）研究思路與框架結構

研究思路和框架結構應體現三個方面的意圖：一是客觀再現古代語文教育綜合性和豐富性的性質和特點，二是厘清古代語文教育隱含的“課程與教學論”的知識體系，三是體現母語教學與傳統文化相互融合的關系。

內容由“古代語文歷史分期研究、古代語文教育形態研究、古代語文教育本體研究、古代語文教育內容研究、古代語文教材使用研究、古代語文教學論研究、古代語文教育方法研究、古代語文名家教育思想研究、古代語文民族文化研究、古代語文傳承與創新研究”等構成。這些內容即角度（層次），分屬五個結構板塊：“分期論”（總領）、“形態論”（依據）、“教學論”（主體）、“文化論”（特色）、“發展論”（創新）。

（二）研究內容與脈絡層次

1.“分期論”：它是研究內容的統領，言文期和古文期的語文教育其形態、性質、特點和內容等是不同的。這就保證了語文教育史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2.“形態論”：它揭示古代語文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和內在的聯系性。古代語文教育沒有課程形態，但學校誕生后已有課程形態的萌芽。教育形態是語文教育的存在方式。

3.“教學論”：古代語文不是獨立的學科，但已有“語文教學論”的萌芽和發展軌跡?！氨倔w”、“內容”、“教材”屬于“課程論”的范疇，“方法”、“教學論”屬于“教學論”的范疇，“名家研究”兼屬于課程與教學論的范疇。教師既是課程資源，也是教學資源。

4.“文化論”：民族文化對母語教育的影響是巨大的，古代語文教育的文化性是鮮明的，將母語教育與民族文化緊緊地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就能充分認識和把握母語教育的特點。

5.“發展論”：它為古今交匯點，著眼于古代語文教育的傳承與創新。立足當代（發現問題，尋找對策），銜接古今（啟示和借鑒），展望未來（明確發展方向）。

（三）研究方法與寫作特點

古代語文教育史研究的新思路，從歷史分期切入，按照古代語文教育在言文教育期與古文教育期兩個階段各自發展的脈絡去探究母語教育的發展歷史，既體現它與文史哲不分所呈現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又清晰地描述出它在歷史演變中的鮮明特點與發展脈絡。

這個研究思路從從古代語文教育的現象到本質，從語文課程的萌芽到教材使用和教學，從歷史現狀到未來發展，打破了傳統教育歷史研究的窠臼，不以歷史分期為主線，而以探尋語文教育自身發展的特點和規律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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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①劉正偉、顧黃初：《關于中國語文教育史研究的對話》，《中學語文教學》，2000年第10期。

[作者通聯：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