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倫理與城市日常生活的焦慮

徐剛

一、“解放政治”與“生活政治”的“癥候”

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意味著無產階級政治與文化重心開始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在此過程中，意識形態的燭照固然使得昔日城市的資本主義繁華無處遁逃，但作為傳統藏污納垢的所在，解放的城市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并沒有一勞永逸地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圣地。相反，在革命宏大話語的裂隙中，城市“消費主義”的殘余依然猖獗，它充滿誘惑的面孔“幽靈般”地呈現，給“革命之后”的城市日常生活帶來了莫大的焦慮。

在《現代性的后果》中，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談到了現代社會的政治轉型，即從“解放政治”轉移到“生活政治”。借此理論研討中國革命向“革命之后”的轉軌似乎有所啟悟。在吉登斯那里，“解放的政治”指的是某種“從不平等和奴役狀態下解放出來的過程”，業已牢固建立起來的公正與平等是其理念的基本特征。這無疑應和了“無產階級革命”所提供的“解放”敘事脈絡。然而由于緊接而來的革命成功，因此在秉持“民主社會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吉登斯看來，“歷史并不服從于奴隸主——奴隸的辯證法，或者說，能夠發現只在某些領域和某些情景下才是如此，那么我們就可以承認，解放的政治不可能是事情的唯一的一面?！痹谒恼撌鲋?，以自由和民主為主要特征的“解放政治”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對象”，以“烏托邦現實主義”為旨歸，他一方面分析了解放政治所必然導致的“現代性危機”，另一方面又試圖在綜合考慮現代性后果的基礎上，探索出一種全新的方式以實現解放政治的目的。這種全新的方式就是“生活政治”?！吧畹恼巍?，或稱為“自我實現的政治”，指的是“進一步尋求完備和令人滿意的生活可能性的過程”，“個人的倫理”是生活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超越左與右》中，吉登斯對“生活的政治”有一定程度的論述。他認為，“生活政治”不是（或不僅僅是）個人生活的政治；它涉及的要素遍及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包括的領域非常寬泛，它是認同政治、選擇政治?！吧钫我约芭c之有關的爭論和斗爭，是關于我們如何在一個一切都曾經是自然的（或傳統的）而現在在某種意義上要被選擇或決定的世界上生活的問題?！被蛘邠Q句話說，“生活政治”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它牽涉到我們既作為個人又作為集體應如何生活于這樣一個世界中的問題：在這一世界中“過去通過自然或傳統來加以確定的事情現在則取決于人們將如何作決定”。

在此，借用吉登斯從“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轉軌，大體描述出從現代中國從“革命”到“革命之后”的政治生活變遷的輪廓。盡管這種“中間偏右”的政治路線，讓人遙遠地想起列寧、盧卡奇所激烈批判的“第二國際”的面貌，但也終究反映了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激進政治”的困境所在。坦率而言，“生活的政治”的勃興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市民社會”或“消費城市”價值觀的重新崛起，同時也意味著對革命政治倫理的忘卻和否定，它所指向的“烏托邦現實主義”的遠景本無可厚非，但對于當代中國而言，這種“生活政治”的意念卻極為危險地意味著某種“僭越”與“反動”。其間包含的焦慮和緊張，有關革命倫理所展開的背叛與忠誠的故事，無不指引著驚心動魄的階級斗爭動向。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消費城市”的衍生物，1960年代的話劇作品《年青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所刻畫的城市日常生活與市民社會的消費記憶，及其對彼時革命意識形態的干擾，值得人們認真分析和討論。

在一篇分析話劇《千萬不要忘記》的文章中，唐小兵曾尖銳指出：“和《年青的一代》一樣，《千萬不要忘記》的‘新，正在于劇本隱約地透露出一種深刻的焦慮，關于后革命階段的日常生活的焦慮?！苯栌眉撬沟睦碚?，這種“后革命階段的日常生活的焦慮”，在某種程度上便可以視作革命成功之際，由“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轉型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焦慮。作為一部城市題材的話劇作品，《千萬不要忘記》（又名《祝你健康》）延續了城市作為“可疑的，與庸俗、腐敗相聯系的生存處所”的傳統。在這個作品中，電機廠青年工人（無產階級）丁少純，新婚后受到曾是鮮果店老板的岳母及妻子（資產階級）的影響，開始講究吃穿，借錢買毛料衣服，并熱衷于下班后打野鴨子賣錢，以致勞動時注意力不集中，險些釀成事故。這部“體現了時代的精神，傳達了時代的脈搏”的劇作，極為明顯地突顯出“革命之后”“日常生活”的嚴峻意義。在《<千萬不要忘記）主題的形成》一文中，作者叢深曾滿懷深情地談到了自己的創作緣由，一直以來，他都有一種頗為“天真的”想法，即“以為建國以后的孩子，將在紅色的環境里長大”，“再不會有什么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等等的舊思想了”，“他們可以成為‘從心所欲不逾矩的人了”?？墒钦缢f的，“這些年來生活里有些現象證明我當初的想法太簡單了”。因為，他已然在“日常生活”中發現了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癥候”，即無產階級工人們，那些“年青的一代”，在“公共領域”中接受著社會主義教育，卻在“私人領域”卻承受著資產階級的“思想侵襲”。這也便是“日常生活八小時”的特殊意義所在，它賦予了“沒有槍聲，沒有炮聲”的生存環境以嚴重的階級斗爭性質。

二、城市空間與日常生活的危機

關于“日常生活”的曖昧含義，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曾這樣說道：“無論它的其他方面是什么樣子的，日常都有這樣一個本質的特征：它不容許任何約束力的存在。它四處逃逸?！痹谄淇磥?，似乎“逃逸”的姿態就是“日常生活”之于政治意識形態的面貌。同樣，邁克·費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其著作《消解文化》中也探討了“日常生活”這個詞。他指出：“日常生活又似乎只是一個多余的范疇，所有不符合正統思想、令人反感的雞零狗碎都可以扔到里面去?！痹谒磥?，“冒險進入到這個領域，那就是要去發掘以明顯缺乏條理性、特別排斥理性概念化為根本特征的生活的某一個層次?！边@就說明，“理性主義思想不可能適當地為日常提供空間，日常恰恰就是在理性主義千方百計地試圖窮盡世界的意義之后殘留下來的那些東西?！边@也就是特里-伊格爾頓在《審美意識形態》中所描述的“理性殖民化”所無法抵達的“感性”空間。正是面對著無法抵達的“感性”空間，“革命之后”的社會主義中國陷入了深深的“日常生活的焦慮”。

在某種意義上，1950至1970年代的中國，或許可以被稱為列斐伏爾意義上的“消費受到調控的官僚統治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主義的時代，“消費主義”市民主體，及其所連接的城市“日常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緊張烙印。就《千萬不要忘記》而言，諸如“皮夾克”“塑料卡子”，以及“三鮮餡鍋烙”等隨處可見的“日常生活”場景之所以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威脅，根本原因在于，意識形態的凌空高蹈并不能提供物質欲望及其快感的滿足形式。在“生產的城市”里，“消費”所許可的范圍被限定在基本的物質需要之內。社會主義中國物質極度匱乏的局面，使得消費的極大滿足不得不被延宕到遙遠的未來。正如丁海寬所說的：“毛料子是好東西，從前的勞動人民連想都不敢想它，現在你們不但敢想它，還有很多人能夠穿上它，這是革命和建設帶來的成果，是好事情！我們總有一天，能讓全中國和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穿上最好的衣裳！可是現在，孩子！世界上還有成千上萬的人連最壞的衣裳都穿不上！要是你們光想著自己的料子服，光惦著多打幾只野鴨子，光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那你們就會忘記開電門，忘記上班，忘記我們正在奮發圖強的國家，忘記世界革命！”因此，社會主義并不是清教徒式的絕對禁欲主義，而是秉承著“艱苦創業”的生產經濟學，在此之中，任何對物質享受的迷戀都是極度危險的。因為，對消費和日常生活的“迷戀”，將會消磨人們的革命意志，不利于整個社會生產的發展，也無力改變中國落后的社會面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劇本借人物邵永斌之口指出：“如果一個人在吃喝穿戴上用的心思過多，就容易影響革命的事業心，容易變得眼光短淺?！逼涓驹蚯≡谟诒藭r意識形態對“感性”消解作用的恐懼。

與《千萬不要忘記》相似，幾乎同一時期的另一部重要話劇《年青的一代》（載《劇本》1963年8月號），也以城市青年的墮落故事為線索，表現“革命之后”無產階級的價值選擇的問題。這部話劇表現的是“中學畢業生上高中、大學，大學畢業生即將走向生活的時候”，正如作者所論述的，“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煩惱、激情和不安的時候”，這種“希望”與“不安”正體現在“年青的一代”的價值選擇之上。而劇本在表現這種人生抉擇的時候，其間彰顯的價值分歧與意識形態沖突，也必定包含著意味深長的含義。毫無疑問，劇本中的林育生是一個被城市物質主義“俘獲”的“墮落”青年，他的出場攜帶著一系列“消費城市”的印記：罐頭、點心、連衣裙，以及奢侈的生日晚會，這些都構成了關于其身份想象的有力標志。與秉承“堅決服從祖國需要，爭取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的“社會主義新人”蕭繼業相比，林育生的人生理想便是“白天我們一起去上班，晚上回來就聽聽音樂，看看小說，讀讀詩，看看電影，星期天上公園，或者找幾個朋友聊聊天……”，這種“庸俗”價值觀的顯現，也驚心動魄地呈現了“革命之后”社會主義城市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緊張關系。從某種程度上看，“庸俗”指代的正是資產階級的文化趣味，對于政治意識形態來說，“庸俗”的危險性在于，它期盼著在一種“個人主義”的物質欲望中棄絕革命和政治，因此，它勢必對無產階級理想造成侵蝕，而對“庸俗”的抵制也順理成章地折射出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警惕。這就恰如唐小兵所言的，對“庸俗”的日常生活的憎惡和拒絕，正是“后革命階段缺乏文化規范性的突出癥狀之一”。

這里的“庸俗”，其實與《千萬不要忘記》中丁海寬所警惕的“空虛”極為相似。當這位“革命的父一輩”發現“子一代”丁少純結婚以前的情書中寫道：“每當和你分手以后，我心里總是感到無限的空虛和悵惘”時，既感到費解又覺得憤怒，因為這種“無聊”的情感恰好違背了父輩所秉承的社會主義美學與經濟原則。對此，正面人物的“崇高感”才是療救這些資產階級趣味的“良藥”，即作品中一再閃現的，“真正的幸福，現在回想起來，我只不過是想用庸俗瑣碎的生活來填補自己心靈上的空虛罷了?！薄拔覀兊睦щy的確很多，但我們卻永遠是快樂和幸福的，因為我們沒有辜負黨和人民對我們的期望；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戰斗里，我們沒有吝嗇過自己的力量。昆侖山上的風雪知道我們是懦夫還是好漢，戈壁灘上的烈日了解我們是土還是金。對生活中的那些懶漢和逃兵，我們可以豪邁地說：當我們將來在向后代們講述，我們怎么樣冒著零下四十度的嚴寒，為了尋找礦藏而走遍昆侖山的時候，你們這些人有什么好講的呢？”

三、“革命之后”與文化領導權的焦慮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千萬不要忘記》還是《年青的一代》，故事的主角——城市青年丁少純和林育生——都并非資產階級出身，而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和干部子弟，于是他們的“墮落故事”便更加顯得驚心動魄。就像作品所清楚指出的：“少純是在紅色環境里長大的，解放的時候他才七歲，吃的是新社會的飯，念的是新社會的書，看的是新社會的電影，聽的是新社會的廣播……我以為像他這樣的年輕人，對舊東西是絕緣的，就像這云母帶隔電一樣?！虑椴皇悄敲春唵文?！在孩子們的脖子上系著紅領巾的時候，就有人總想偷偷摸摸地給他們系上一條‘黑領巾！我們對他們講勞動模范怎樣光榮，可是也有人對他們說：‘模范也不頂飯吃！我們教育他們不要計較勞動報酬，可是有人一見了他們的面不出三句話就問：‘你掙多少錢？”因此，故事本身的重大意義恰在于：“舊思想就像一些破抹布，三下兩下就能被你擦得模模糊糊……真是不能小瞧那些破抹布哇，它還有勢力！”同樣，在《千萬不要忘記》中，當蕭繼業指責林育生的“墮落”時，后者的辯解依然鏗鏘有力：“我可不是出生在資產階級的家庭里，請記住，我的家庭是個革命的家庭?！边@些“墮落者”不再是走“白?！甭肪€的資產階級后代，而是革命的“子一輩”，即從“血統論”的角度來看理應更加“革命”的人群。然而，問題卻正是出在他們身上，這不得不引人思考。就像評論者所指出的，在這兩部反映當代生活為主題的戲劇中，故事本身“提出了一系列最敏感、同時也是最具范式意義的問題，并且給予了一組富于想象的回答”，因為劇本“引發了一個新的話題，把一種社會文化的焦慮提到了話語層面”。毫無疑問，這是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即怎樣把年輕人的教育看成是正在進行的國內和國際的階級斗爭的關鍵部分。因而就像人所評論的：“由于當前國際國內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形勢，爭奪青年一代的斗爭，相當激烈地進行著，并鮮明地表現出其作為階級斗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教育青年的嚴重意義，不僅在于這是一個長遠的戰略任務，而且也是當前一個迫切的戰斗任務?！薄赌昵嗟囊淮返淖髡咴谔幚磉@個題材時，不僅泛泛地提出了如上所述的青年教育問題，而且還通過革命家庭的兩代人，尖銳地表明了：“要是自己不長進，再好的家庭出身也不能保險你不走錯路。命運得由自己來安排！”這就使得作品的主題更加深邃。

日常生活的意義之所以如此令人緊張，恰恰在于“日常生活”本身對無產階級革命構成了嚴重威脅。這里便涉及爭奪“文化領導權”（hegemony，或“文化霸權”）的問題。在一篇評論《年青的一代》的文章中，姚文元認為林育生對“合法的個人主義”觀點的辯護，是受到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典型表現，“不能不看到，林育生用一位‘個人幸福觀辯護的種種理由，都是當前思想戰線上的尖銳問題，是青年人中受到資產階級思想侵蝕的典型表現?！@里劇本的出色構思，是不僅解開了林育生所追求的那種‘幸福生活的庸俗性，而且也解開了林育生為‘個人幸福辯護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的庸俗性”。為此，他特別提到了列寧的兩篇著名文章《青年團的任務》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認為“列寧對日常生活繼續進行的共產主義革命的關注，對在1962年秋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據此，許多批評者都依據列寧的理論對《千萬不要忘記》和《年青的一代》展開評論。正如侯金鏡所說的：“《千萬不要忘記》的作者所思索和處理的主題，正是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所指出的后一種斗爭，作品展開和處理的矛盾沖突，也正是列寧向取得了政權的工人階級提出的一項斗爭任務?！眿I子在《談評?。昵嗟囊淮芬晃闹幸苍袑帯肚嗄陥F的任務》中的一段話：“趕走沙皇井不困難，這總共用了幾天的工夫。趕走地主也不困難，這在幾個月內就做到了，趕走資本家同樣也不是很困難的事情。但是，要消滅階級就無比困難了……”“階級斗爭還在繼續，只是改變了形式。這是無產階級為了使舊的剝削者不再復辟，使散漫落后的農民群眾聯合起來而進行的階級斗爭?！覀兊娜蝿?，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從這個斗爭?！敝链?，列寧有關革命教育的理論與“革命之后”的中國的相關性可見一斑。

其實，列寧的問題恰恰在于蘇聯“革命之后”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焦慮，這直接啟發了葛蘭西對“文化領導權”問題的關注。在葛蘭西看來，權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之分，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謂權力有“軟硬兩手”的策略方式。因此在現代條件下，一個政權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簡單取決于其武力和經濟能力，而是取決于這樣的權力是否“合法”，其“軟權力”是否深入人心。因而就像韓毓海所指出的，“文化霸權”的后果在于：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可以臣服于作為“社會共識”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從而“幫助資產階級統治自己”；另一方面，在經濟基礎發生了社會主義轉變的制度下，其上層建筑依然可以是資產階級的，這一點，也絕不會因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而自動完成”。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同樣也可以幫助喪失了經濟地位和基礎的資產階級“在文化上”統治自己，甚至聽任他們從文化上摧毀社會主義制度的文化合法性。

這種文化領導權意識的突顯，意在強調“繼續革命”的意義，完成社會主義的“漫長革命”的旅程。這就像《千萬不要忘記》的作者叢深所直言的，他的創作過程是通過勤奮學習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中共1962年10月發布的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來進行的，在那里他找到了“階級和階級斗爭的顯微鏡來分析工廠的日常生活”的方法，進而使自己變得“豁然開朗”。他認為正是列寧的話，“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是最可怕的勢力?！薄皯饎購姶蠖械馁Y產階級，要比‘戰勝千百萬小業主容易千百倍。而這些小業主用他們日常的、破碎的、看不見摸不著的腐化活動制造著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使資產階級得以復辟的惡果”等言論啟發了他“認識了在生活里觸摸到的一些問題”。在此，“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不僅僅是指蘊藏在故事中姚母身上的小商業生產者的自私享樂對“新社會”的破壞，更體現在她所表征的階級趣味對“無產階級新人”的巨大吸引，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爭奪的緊張關系。這不由得讓人想到話劇《年青的一代》里那個“不露面的小吳”，這個“資產階級腐朽勢力的殘余”，只是“不服從統一分配，靠著他家里有錢，在家擺闊，吃閑飯、寄生蟲！”但是，他的影響卻不容忽視，“他像一條毒蛇一樣，緊緊地纏著林育生，不斷地向林育生輸送資產階級思想的毒液，而且通過林育生去毒害夏倩如”。正是在此背景之中，城市文化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泥坑”，才變成無產階級理性需要抵制的對象，否則便會有文化領導權旁落，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于是，“青年的培養”和“革命接班人”的哺育變成為了一個巨大的問題?！爸挥邪亚嗄甑膶W習、組織和訓練的事業加以根本改造，我們才能做到：這一代青年努力的結果是建立一個與舊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即共產主義的社會。因此，我們需要詳細論述的問題，就是我們應當教給青年什么；真正想無愧于共產主義青年稱號的青年應當怎樣學習；以及應當如何培養青年，使我們能夠徹底完成我們已經開始的事業?！?/p>

四、革命傳承與意識形態的“超我”結構

如前所述，無產階級文化揮之不去的焦慮在于被資產階級文化所征服，因此它竭力警惕著來自后者的潛移默化的侵蝕。比如《年青的一代》中對李榮生等“社會青年”的恐懼，就“暴露出列寧主義式的對‘社會的抵制”。在官方以及流行語中，“社會”所指涉的常常是相對于新的秩序的不純潔、復雜、威脅性的勢力和影響。而在闡釋戲劇《千萬不要忘記》的意義時，侯金鏡強調：“差不多每個勞動者、每個工作干部都有做家務勞動的家屬或保姆，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從舊社會帶著舊意識參加了新的家庭，成為一個成員；同時每個勞動者、每個工作干部也免不了要和各種社會關系（親戚、朋友、鄉親）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各個社會階層也就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里，形成了犬牙交錯的關系?！边@種“社會關系”和“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巨大文化干擾，顯然已經具備了沖決意識形態堤壩的能力。這一點，通過《年青的一代》中兩段關于“幸?！钡膶υ挶憧煽闯?。其中一段是李榮生與林堅討論“生長在社會主義”的“幸?！眴栴}：

林堅為什么不幸福？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用自己的兩只手創造美好的生活，這還不幸福？

李榮生一天到晚跟泥巴打交道，搞了一身臭汗，這算什么幸福呢！

林堅……有人覺得：不勞動，光吃喝玩樂，這是幸福；也有人覺得：有名氣、有地位是幸?！@些看法，都是錯誤的，不是無產階級的幸福觀。我們說，對于一個革命者，幸福和斗爭是分不開的?！粋€青年，能夠參加今天的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為黨為人民的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才是莫大的幸福?。ㄓ兴傅模┠欠N不肯付出艱巨勞動的人是得不到幸福的。

另一段則是蕭繼業與林育生之間關于“幸?！钡膶υ挘?/p>

蕭繼業想想看，一年來你都做了些什么呀？成天鉆在個人的小天地里，滿足于平庸瑣碎的生活，貪戀眼前一點小小的安逸。

林育生既然你對我的生活這么關心，那我就坦白跟你講吧。我們是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好，更舒服，使日子過得更豐富，更多彩些。大家辛辛苦苦地勞動是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使生活變得更好，更幸福嗎？

蕭繼業使誰的生活變得更幸福？是僅僅使你個人的生活變得更幸福，還是使千百萬人因為你和大家的勞動而變得更幸福？你要使日子過得更豐富多彩。對的，我們今天的生活是有史以來最豐富，最多彩的了，但絕不是在你的小房間里，而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的火熱斗爭里！

蕭繼業危險在于你已經不再想革命了！危險還在于個人主義思想會不知不覺地腐蝕你的心靈，毀滅你的理想，消磨你的斗志，使你越來越深地陷到資產階級的泥坑里去。

盡管基于主流意識形態的考慮，劇本中“反面人物”的話語存在明顯的被壓制跡象，但卻奇跡般地具備了某種“對話”的意味。而在巴赫金的理論中，“對話”的意義在于，即便是“反面的聲音”也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同樣，《千萬不要忘記》中的姚母也闡釋了自己的“幸福觀”，在這位小商人階層的人看來，“幸?！薄安贿^就是穿一套毛料子，吃幾塊鴨子肉”，“幸福的生活就是吃點喝點”，這種市儈主義哲學極為形象地突顯了市民階層的價值取向。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劇本本身所承擔的教育功能天然地具備著意識形態的辯論意義，它所駁斥的其實是當時社會具有危害性且影響極大的價值觀念。

批評家晉川在分析《年青的一代》時，曾提到了當時頗為重要的一個觀念，即“和平演變”。面對城市消費主義的“幽靈”，“和平演變”的出現，既是對國內外緊張局勢的客觀回應，也是對“社會領域”內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可能喪失的“想象性焦慮”。他還談到了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有關把“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青年身上的說法，強調革命的“第三代”對“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腐蝕的警惕。就像話劇中林堅所說的，“警惕啊，孩子！帝國主義、反動派正夢想從你們這一代人身上找到他們反革命復辟的希望，你們要爭氣??！”這種有關“陰謀”與“變質”的想象，實際上已然突顯出社會主義文化沒能深深植根于人們“身體”的現實。

因而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其實是依靠一種緊張的意識形態“超我”結構得以維系的，它難以承受消費主義所裹挾的“欲望”與“身體”快感，以及“無意識”心理結構的沖擊。因此，革命的傳承并不能依賴一種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必定勝利的自信而實現，而只能通過“超我”的意識形態結構而達成。在作品中，這種“超我”結構的明顯表征便是對革命傳統以及儀式的銘記。最為明顯的便是《年青的一代》中的“血書”，作為一種“從逝去的歲月傳來的殷切呼吁，迫使現在的人們采取贖罪的行動”的“觸媒”，“血書”提醒當事人林育生銘記“一種感恩或者說負債的邏輯”，也就是唐小兵所說的，“一種非宗教式的關于原罪的理念”，“在這種象征式交換的邏輯關系中，忘記過去構成了一種萬劫不復的背叛，等同于否認自己的出身，也就是否定自身的存在。而另一方面，保持生動的歷史記憶則不但表達出代代相傳的歷史延續性的要求和渴望，同時也是希望能通過將未來與過去聯系在一起，甚至將未來看作過去的延伸，而使未來的歷史變得清晰和有意義”。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合法性需要不斷地回溯到革命的歷史起源，從而在一種道德崇高感中提醒人們的革命忠誠和獻身隋懷。因此，除了“千萬不要忘記”的道德說教，社會主義在意識形態緊張的年代里似乎別無他法。相反，如果忘記了這種革命的歷史起源，市民階級的意識形態便會洶涌而來，就像劇本所說的：“賣野鴨子，你賣來賣去就會把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統統賣掉！”這表現的正是“市民意識形態”對無產階級理想的腐蝕。因而就像叢深所說的：

這不是你母親一個人的問題，這是一種舊社會的頑固勢力，像你母親這樣的母親，這樣的岳母，這樣的大姑、二姨、三叔、四舅，這樣的老親、故友、街坊、鄰居，不是到處都有嗎？你們那樣有毒的舊思想，就像散布在空氣里的病菌一樣，無孔不入，常常在你不知不覺之間損害你的思想健康。黨要把你們培養成無產階級的接班人，可是他們，有意無意地總要把你們培養成資產階級的接班人。這是一種階級斗爭??！這種階級斗爭，沒有槍聲，沒有炮聲，常常在說說笑笑之間就進行著。這是一種不容易看得清楚的階級斗爭，可是我們必須學會看清它！這是一種容易被人忘記的階級斗爭，可是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而當時群狼環伺的國際局面，險象環生的“社會”狀況，都加劇了社會主義時代意識形態的緊張局勢。于是，城市的革命意識形態教育不得不擴大到“家庭”和“親屬關系”的層面。這無疑又回到了阿爾都塞所指出的，“家庭”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運作的場所，及其所維系著的“社會關系的再生產”。這也正像批評家所言及的，革命與家業具有同樣的繼承問題，同時家庭教育屬于階級教育的一部分：“對我們今天來說，子女，不僅只是家庭的下一代，也是革命的下一代。父母子女之間，不僅只是親人，也是革命事業持續發展中的同志。問題在于，革命的精神，并不像血統那樣可以遞代遺傳，歸根結底，這一切不能不決定于進行階級的教育和革命的鍛煉。家庭的教育實質上也仍然是階級的教育的一種形式?！庇谑?，革命的意識形態教育，對市民價值觀的抵制，便不得不從個人私領域的家庭開始，家庭與國家同構的意識形態格局也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