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自覺”與“五四"重釋

李忠陽+吳景明

五四新文化運動，自誕生至今已經將近百年，而自其發生以來，有關“五四”的學界論述一直未曾中斷，這其中不僅新的觀點層出不窮，而且有爭議的觀點不時顯現，已經構成“一道隱含豐富政治內涵的‘文化景觀”，一部波瀾壯闊又波譎云詭的“五四言說史”。透過“五四言說史”，“五四”的多重面孔得以呈現，因時而變，隨事而轉，暖昧難辨，彼此迥然相異，甚至截然對立，又互為補充與辯證。這既在歷時層面折射出社會歷史轉型、思想文化變遷的軌跡，也在共時層面映照出意識形態分化、價值立場沖突的格局。因此，與其說“五四”是單數、透明的歷史“文物”，一個意義凝固的“事實”；毋寧說它是復數、多歧的歷史“文本”，是源源生成意義的“事件”。它一直活躍于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領域，并以其豐富的塑造性與巨大的感召性力量，與現實界定、未來想象產生互動關聯、形成互構關系。

正因為“五四”據于中國現代（文學）史之要津，所以一代代人從特定歷史語境出發來與之對話，各種力量據于特定立場圍繞它進行意義爭奪?？梢哉f，如何闡釋“五四”，事關如何敘述現代中國的故事，包括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理解與評價。時至新世紀，“中國崛起”備受矚目，“中國道路”廣受熱議，“文化自覺”的訴求日益凸顯，“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張旭東語）成為重要議題，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在新的歷史語境中與“五四”展開對話，如何在新的問題意識下重釋“五四”，又如何整合或超越既往的“五四”論述，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構成一個思想的挑戰。張旭東的“五四”論述就是自覺回應這一問題與挑戰的嘗試與努力。他在更為寬宏的視野與語境中賦予“五四”全新的意蘊。面對現代歷史與闡釋傳統中的“五四”，他如何重釋，何以可能，給“中國”敘述及文學史學帶來怎樣的理論啟示，是本文所要探討的重要問題。

一、“文化自覺”的訴求與取向

張旭東的《“五四”與中國現代性文化的激進詮釋學》一文，是為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而作，值得注意的是，其另一個標題是“只有五四才能幫助中國在全球化中找到方向”。由此可見，全球化、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位置變遷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變動，構成張旭東重釋“五四”精神內涵的新的歷史語境?；谶@一前提，中國怎樣應對全球化的挑戰，其在世界格局中如何重新理解與肯定當下的自己、如何探索未來的方向與道路、如何確立自身的主體性，構成張旭東“五四”論述中最為根本的問題意識。如其所言：“以2008年為契機，我自己越來越自覺地參與到有關中國認同、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價值的思考和討論中去。這個持續漸進的過程在2009年隨著一系列紀念和慶祝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活動而達到一個高潮?！庇纱丝梢姀埿駯|試圖通過重釋“五四”來回應前述問題，借此參與相關討論，即通過重釋“五四”來重述“中國故事”、重構中國認同、重思中國價值。質而言之，這是“文化自覺”的訴求與取向之下的“五四”重釋。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全球化處境中對中國主體性、文化自主性的尋求，或者“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道路”等問題，成為中國知識界的重要議題。知識界圍繞此議題業已取得豐富的理論實踐，成果斐然，影響深遠但有頗具爭議。相關論述試圖使中國的自我理解、想象及敘述，從西方強勢文化的“凝視”之下獨立而出，“把確立有關中國主體性的知識表述作為基本訴求”；試圖在對“全球化”持反思與批判態度的前提下，“將全球化格局所劃定的‘中國這個空間，重新講述為一個文化與政治的主體”，一個對人類歷史與世界文明當下與未來頗具積極影響的能動的主體；由此形成了知識界的“一個有著相近文化訴求的表述群”，即“文化自覺論”。也有學者將這類基本訴求大體一致的論述命名為新的“文化自主論”。不僅如此，賀桂梅指出，“文化自覺論”在敘述框架與知識形態上存在一致性，這意味著一種新的知識范型的產生，即整合性知識范式，既跨越了學科界限，也超越了“民族國家視野內部的‘中國敘述模式與知識體制”。

從張旭東的一系列著作與文章，或從他所身屬的特定人脈來看，他無疑是一位“文化自覺”論者。他稱自己長期以來寫作的“用心和用力的焦點，始終是當代中國文化思想的主體性、自覺性”。張旭東重釋“五四”的基本訴求、文化取向、問題意識乃至知識范型，無不屬于“文化自覺論”，應該將其納入到該“表述群”中，做整體理解?？梢哉f，張旭東的“五四”論述內在于中國知識界的“文化自覺論”，是“文化自覺”這一宏大議題下的具體而微的探討，并借此參與到圍繞該議題的種種爭辯中去，進而介入該思想場域內的意義爭奪之中。如果說，當代中國曾有的“中國”敘述，在新世紀無不面臨質詢，“已經難以整合全球化處境下的中國認同”，因此才有在“文化自覺”訴求下重新敘述“中國”的必要與可能憎；那么，“五四”研究的主流話語，作為“中國”敘述的組成部分，自然也陷入困境，還有遭外圍顛覆之虞，因此需要適應新的歷史情勢，基于“文化自覺”，對“五四”精神予以重構。換言之，大陸關于“五四”的主流話語與知識范型的困境，正是“中國”敘述模式危機的具體表征，局部（“五四”論述）問題反映整體（“中國”敘述）癥候。同時，這一薄弱的“局部”極容易成為瓦解“整體”的突破口。

張旭東認為，因為“長期以來，‘五四研究的主流話語總體上沒有跳出‘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進步‘反傳統等關鍵詞所劃定的范圍”（13頁），所以其自身逐漸僵化、狹隘化，“從而淪于被各種外圍話語和邊緣話語包圍、修正乃至顛覆的被動狀態”（13頁）。他指出，20世紀80年代“激進與保守”的討論與90年代“晚清現代性”的提出，無不是以“五四”主流話語的僵化為突破口，由此既消解了“五四”的意義，也消解了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的意義。這既不利于整合民族國家內部的差異與矛盾，也不利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講好中國故事”、構造有關“中國”的合法性表述。正是因為聚焦于“文化自覺”，使張旭東得以在超民族國家視野下來理解“五四”，從而挑明如下問題：“五四”論述，不只是民族國家內部不同文化政治力量爭鋒的場域，也是“新一輪全球性文化權力與意義爭奪中的一個局部性問題”（13頁）。在他看來，如何重釋“五四”，關涉在全球化時代如何重構中國認同，“因為它關系到過去九十年乃至整個中國現代性經驗的全面理解和評價，從而同當代中國的自我理解和未來指向息息相關”（13頁）。這要求在全球化時代“文化自覺”的意義上，對“五四”的現代起源意義予以再確認。

二、“五四”現代起源意義的再確認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正統敘事中，不論是20世紀30年代的“啟蒙范式”（啟蒙主義敘事），還是50—70年代“革命范式”（革命敘事），或者80年代“現代化范式”（現代化敘事），“五四”都被視作現代起源，是新與舊、現代與古典的分水嶺。這一“分水嶺”雖曾長期巋然不動，而今卻漸趨老化、僵化、窄化，裂隙叢生，有潰解之險，又授人以柄，其意義亟待以新的語匯來重新描述，以新的知識范型予以再確認。張旭東認為，為了將“五四”重新確立為現代中國的真正起源，需要“把它放在更大的理論語境里做開放性的理解”（13頁）。只有如此，“五四”巨大的歷史意義才能被我們重新把握，在全球化與后現代時代中再次彰顯。它將既不同于“新時期”現代化敘事中對“五四”的歷史定位，又能抵住“保守派”的否定與后現代的消解，甚至構成對它們的超越與整合。那么，他到底是以何種新意將“五四”界定為現代中國的歷史與精神之源的呢？在他看來，“五四”之核心有如下兩點：

其一，是“新”——“‘新青年‘新文化‘新價值‘新生活，最后是‘新中國，這是普遍的‘新或‘現代在中國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內在化了，變成中國人自身的情感方式和價值指向?！保?3～14頁）首先，作為“五四”核心之“新”，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新”?！拔逅摹睒嫵蓺v史連續體的決定性的斷裂點，這是一種毀滅性的創造或創造性的毀滅，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尋求新的自我肯定，具有破舊立新的意義。按張旭東的解釋，“五四”所立之“新”，與其說是新舊對比的新，毋寧說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新。這個“新”不是形容詞，而是名詞（the new），是歷史與文化的“本體”。換言之，這里所謂“新文化”并非新的文化（new culture），而是關于“新”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New）。同理，“新”的歷史（thehistory of the New）也是一樣。從“五四”開始，這個“新”就成為歷史本身、文化本身，成為一種價值根基。時至今日，由“五四”開啟的“新”歷史/文化紀元尚未終結，我們猶在其間。其次，“五四”之“新”既內在于普遍之“新”，又是普遍之“新”的內在化。也就是說，“五四”之“新”展開的過程，一方面是“普遍的‘新或‘現代在中國人生活世界的投影”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把普遍之“新”或“現代”內在化的過程。這意味著由“五四”開始，中國并不外在于現代世界，已然成為現代歷史的內在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現代世界也并不外在于中國，已被后者內在化。從此，中國人不再只是現代歷史的客體，更是作為它的主體而存在。對于晚清而言，現代性尚屬外在，是頗具威脅的外來者，一方面在器物與制度層面被動、被迫地適應它，另一方面又在情感、內心與符號層面抵制它。這便產生了內/外對立的問題、價值認同的危機，即非西方世界進入現代歷史時所遭遇的普遍困境。在張旭東看來，正是“五四”扭轉了這一局面，克服了晚清以來理性與情感的分裂、追求現代與中國認同的斷裂，即“‘要中國就不現代，要現代就不中國的兩難境地”（16頁）。從此，現代性之于中國是內外貫通的，“現代中國才具備了既‘中國又‘現代的可能”（16頁）。

其二，是文化政治的邏輯——“文化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的貫通與重合，其一致性、一體性或同一性，帶來了由新文化、新價值、新人所創造的、與自己本質相適應的生活形式和國家形式?！保?4頁）張旭東認為，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重合與一致，表現為一種“雙重運動”：現代“文化”通過社會領域而日益被“政治”穿透；現代“政治”貫穿社會領域而日益成為“文化政治”。他指出，現代民族國家正是“文化與政體之重合與一致性”的歷史訴求的結果（14頁）。這個現代性過程中的“雙重運動”（文化與政治相互貫通），在西方的歷史發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并為西方主宰世界提供了合法性辯護。在這樣的普遍歷史的背景下，也在近代中國特殊的背景下，“五四”同樣提出了文化與政治之間重合與一致的問題，也開啟了“雙重運動”：通過“救亡圖存”而把政治帶入文化，召喚出一種“新文化”；通過“啟蒙”把文化帶入政治，激發出一種“新政治”。因此，張旭東說：“作為歷史/文化整體或總體的五四，標志著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文化與政治的合一，在這個意義上，它標志著‘現代中國的開始”（14頁）。

張旭東以“文化政治”作為統攝視角，勾勒出一條中國歷史辯證運動的軌跡：（1）在帝國形態下，文化與政治之間是事實性、實質性的統一；（2）在鴉片戰爭至“五四”之間，文化與政治之間呈現分離狀態，如一方面追求政治變革，另一方面又固守傳統文化根基；（3）在“五四”的“新文化”形態下，文化與政治再次統一，盡管這是觀念性、唯意志論的統一，但在“雙重運動”的過程中將不斷地生產出歷史實質，即觀念將不斷得以具體化、現實化。從中可知，晚清以來或者說從現代世界的普遍的客觀運動突入中國開始，直到“五四”，中國才完成了對文化與政治始終分離的克服與揚棄，復歸本位，并從此“作為文化主體和價值主體的新的主權國家，加入到世界歷史的辯證運動中去”（16頁）。誠然，在實證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五四”提出的諸多命題，如“民主”“科學”，實乃發端于晚清，并非歷史首創，“但它重新把作為政治存在的中國置于一個普遍性文化的基礎之上的歷史意義，是怎么強調都不為過的”（15頁）。在此意義上，堪稱“現代中國”肇端者，標志中國歷史與文化現代轉向者，正是“五四”而非晚清。

“五四”給未來以向度，構成把握現代中國的歷史坐標、評價中國現代性經驗的價值標準。認定誰是起源及如何認識這一起源，關乎如何理解歷史。也因為如此，張旭東重構“五四”起源合法性的意義不言而喻。他認定“五四”為斷裂點，賦予它以歷史/文化新意，即對“五四”現代起源意義予以再確認，是為了在全球化時代重構中國認同、重新描述與理解中國的現代、為現代中國提供新的意義闡釋與價值辯護。

三、重建“五四”的整體性

如果說，“新”與“文化政治的邏輯”，是張旭東對“五四”內容的頗具新意的理解，并對該內容予以充分的意義肯定，那么，這是一種怎樣的理解方式與肯定形式呢？應該說，在理解方式上，張旭東采用的是一種整體性理解，即把“五四”作為歷史/文化整體來把握；在肯定的形式上，他對“五四”現代起源意義的肯定是一種整體性肯定。同時，形式即內容，他所建構并肯定的正是“五四”的整體性，而不是孤立地涉及或突出“五四”的某一方面。因此，張旭東重釋“五四”的內容也包括了重釋的形式，重釋的目的也體現于重釋的方法，重釋之意義內涵于重釋之可能。也就是說，他對“五四”意義予以整體性把握，不只是為了在眾多“理解”中增添一種闡釋，更是為了重建“五四”的整體性。要而言之，他之所以重釋“五四”，一方面是為了對它的現代起源意義予以再確認，另一方面是為了在矛盾、多歧的“五四”文本中，尋找到它的歷史/文化的統一性、總體性。

張旭東重釋“五四”之所可能，之所以與當下主流論述不同，其關鍵之處在于視野的轉變：其一，超越“五四”內部視野，跳出它自身所劃定的論述范圍，如“民主與科學”“個性解放”“反傳統”等，因為這只是“五四”主觀的價值取向，仍是一種局部論述，而張旭東強調，應該客觀對待、出乎其外，“把‘五四理解為一種客觀的歷史運動和思想運動”（13頁）；其二，超越單一民族國家內部視野，在現代世界的普遍的客觀運動中來理解中國“五四”的意義，在中國與世界歷史的關系中來把握“五四”精神。這種由內而外的視野轉換，意味著由局部而整體的認識嬗變，形成總體性的認識方法與思考方式。應該說，張旭東的“五四”論述是在一種總體性視野下展開的，以總體性為認識方法，也鮮明地體現出總體性的論述風格。

首先，在總體性視野下觀照“五四”，意味著采取高屋建瓴的總體性的認識態度，要求相應的總體揭示力，著眼于事物的整體性，否則將導致思想與認識的片斷化，“把‘五四精神架空或淹沒在貌似‘多元和‘眾聲喧嘩的雜多性里面”（13頁）。為此，張旭東主張，要把“五四精神”作為“整體”來理解，不可像盲人摸象那樣，囿于局部、執于一端，“而是要看到它的整體性，它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這個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為這個整體服務”（17頁）。他據此認為，不論是從“文化保守主義”角度來否定“五四精神”，或是把“五四精神”定位于“個性解放”這一新時期以來的意識形態概念上，無不是盲人摸象式的局部論述，而非總體性的思維方式與認識態度。如果從整體觀出發，我們就會發現，“五四”對個性解放的追求，與它對民族共同體命運的關切緊密關聯；其“反傳統”的傾向，“也必須放在它追求民族文化的連續性和創造性的努力當中來看”（17頁）。這些相互關聯、彼此作用的矛盾的局部，如個體性與集體性、斷裂性與連續性，單獨地看，只是“五四”整體性的一部分，不應孤立看待；正是它們在歷史過程中的矛盾張力和辯證統一，構成“五四”的整體，這是一個動態的、復合的、包含差異的、具有內在矛盾性與否定性的整體?！拔逅摹弊鳛檎w，一方面，其意義與價值絕非各個局部的機械相加，而是超越了局部的簡單集合；另一方面，其“同一性”絕非抽象的同一，而是內在于歷史的具體的同一。

其次，總體性作為認識方法，既要求把“五四”這一整體納入更宏大、更高級的整體中來把握，也要求把它放入歷史發展的總過程中來理解。雖然我們把“五四”視作歷史/文化的整體，但它具有系統相對性與歷史相對性，相對也是一個局部與階段，那么，應該讓這一局部回到其所屬的系統整體，讓這一階段回到其所在的歷史連續。在張旭東的論述中，這種方法從以下兩面展開：一方面，他是在現代中國的整體性及其歷史運動的連續性中來確立“五四”起源性意義的，如他所說：“把‘五四”界定為一個決定性的斷裂點，正是從‘新文化和‘新中國文化政治的連續性與整體性出發的考慮?！绷硪环矫?，正如他自覺地將中國問題納入全球化語境中來思考一樣，他并沒有孤立地論述中國的“五四”，而是把它放在“世界歷史”這一更大的整體中加以認識，如其指出，“‘五四精神是一個整體，它只有在一個更大的世界歷史的整體上才能夠被把握”（17頁）?？傊?，只有在“五四”與中國/世界之整體的關系中、與歷史的總體趨勢與進程的聯系中，才能真正揭示出它的性質和意義。也唯其如此，“五四”的意義才可能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基于上述，可以說，張旭東的“五四”論述構成對多種局部論述、邊緣話語的超越，完成對“五四”的辯證的總體觀照，借此建構“五四”的整體性。他對“五四”整體性的肯定，一方面是肯定它既有中國意義，也有世界意義；另一方面是肯定它內部的各種矛盾、復雜、張力、悖論及否定性，即他所肯定的是“五四”的矛盾的整體性、辯證的張力狀態。接下來的問題是張旭東為何強調“五四”的整體性，是由怎樣的問題意識所驅使，有何現實針對性？這仍須回到前文所述的“文化自覺”訴求與取向：重釋“五四”意在重構中國認同。如果說“人民共和國的確是‘五四新文化合乎邏輯的結果”，兩者出于同一個多重又單純的價值根基、處在同一個矛盾的發展、分化及復雜化的過程中；那么，重建“五四”的整體性，即是為了重建中國現代歷史的連續性與整體性。張旭東以黑格爾一馬克思式的辯證邏輯，將關于“五四”的諸種矛盾與悖論視作系統中的各個局部，即構成“五四”矛盾統一體內部的互有差異、彼此對立的因素，并把它們統合為系統整體，使“五四”免于從內部被割裂瓦解，這為構造一個連貫而完整的“現代中國”敘述提供了思想與方法的支援。

張旭東所應對的正是“各種各樣離心的傾向——破碎化的傾向、解構的傾向、片段化的傾向、極端的個人主義、小群體主義的傾向”。他所針對的一方面是全球化與后現代時代對總體性的解構、對整體感的消解；另一方面是當下各種各樣對現代中國的片面化、碎片化、局部性、反辯證法的認知方式，比如自由主義的把“革命”與“自由”相割裂的思路。這是為了重新恢復總體性視野，克服“現代中國”的空間分裂與時間斷裂，把對“現代中國”的認識維持在辯證統一的張力中。他對“五四”的整體性肯定，也是出于對現代中國的整體性肯定，借此在全球化時代確立中國的合法性。

結語

張英進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學在中國學界和北美學界呈現出矛盾與分離：中國學界是“向心”的傾向，致力于建構文學史的整體性；北美學界是“離心”的傾向，消解文學史的整體性，著作表現為“摧毀一致性和同質性后的各種‘碎片”。然而，一方面中國學界曾有的關于文學史整體性的想象與敘述，既面臨著內部的分化與破裂，又在全球化與后現代背景下遭遇質詢和挑戰；另一方面，北美學界顛覆文學史整體性之后的各種“碎片”，有待以新的方法重新整合。那么，如何重新想象文學史的整體性，如何建立整合的、矛盾統一的文學史敘述，而不再制造“革命”/“現代”、左翼敘述/自由主義敘述、“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對峙與顛倒？如何在全球化時代重構文學史的整體性，使它擔負“講好中國故事”的使命？張旭東的“五四”論述及“中國”敘述，將在歷史哲學的意義上給予學界理論與方法的啟示。其“文化自覺”的取向及總體性的視野，已帶來文學史認知方式與敘述方式的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