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譜編撰、史料拓展與新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張濤

2016年8月17-18日，由東北師大大學文學院聯合《新文學史料》《現代中文學刊》《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東北師大學報》舉辦的“年譜與新文學研究經典化”專題論壇在東北師大大學隆重舉行。來自國內二十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專家學者，就“年譜學理論”“年譜學編撰實踐”和“年譜與新文學經典化”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一、何為年譜與年譜編撰的基本原則

因受西方學術理論和浮躁學風的影響，許多現代文學研究對于年譜、年表等基礎性的史料工作，缺少足夠的重視，但近年來有一批老中青學人，重提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史料問題”，在理念倡導和實踐操作上，都做出了很多的成績，方興未艾的年譜編撰熱就是其中的一項成果。盡管如此，在現代文學研究中年譜的編撰，也只能算是“起步”階段，相關的理論探討也剛剛開始。會上各位專家學者對何為年譜學、年譜學編撰的基本原則、年譜學涵蓋的范圍、哪些作家可以做年譜等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華東師范大學陳子善教授指出，所謂年譜是把一個作家的生平事件以編年的方式呈現出來，而且還要有“注”。雖然每一個年譜編撰都有編撰者的個體風格，但應該有一些年譜編撰基本的原則是一致的。第一，對于原始材料要盡可能征引，尤其是同一事件不同記載，都應該呈現出來，編撰者不要輕易下結論；第二，就是一個作品的出處、轉載等情況都要給出詳細的說明。第三，年譜不是簡單的流水賬，不是簡單記錄一個作家某年某月發表什么作品，某年某月給誰寫了一封信。年譜主要是了解線索，年譜要有檢索功能。年譜對我們來說，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工具書，用來研究這個作家的工具書。

青島大學徐鵬緒教授認為，我們現在的年譜編撰工作應該注意年譜編撰理論研究，對一些大的原則問題要進行研究，如表譜作為一種史學體裁，我們應該如何認識它的價值，它的編寫應該遵循什么樣的規則，或者一種什么樣的體例，這些大的方面要搞搞清楚。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震研究員，提出了“敘事”在年譜編撰中的重要性。敘述一個作家的年譜從頭到尾應該有一個邏輯上的主語，或者是作家的作品，或者是其他的內容。蔡進先生認為在年譜編撰過程中應該以譜主為邏輯主語，因此譜文的主要的部分要盡量使用史料本身，盡量簡潔，然后很多不能用這樣的邏輯主語去敘述的東西放在本事之外，另起一段，字體上要有區別，再去寫。

淮陰師范學院張強教授認為，年譜編撰應該采取中國傳統的年譜的編著方式，不把這個時代背景等方面的內容做過多的交代，因為孟子有一個說法就是“知事論人”。你要知道這個“論人”，把這個人的生平事跡說出來，“知事”呢，就是你自己去了解。我們把這個事做一個客觀的描述，比如某年某月某日，這個人和哪幾個人去喝酒，或者在一起雅集，寫了什么詩做了什么文，說了什么話，就是做這樣的一個東西。

首都師范大學孟慶澍教授認為，年譜編纂既是一個實踐問題也是一個理論問題，果能解決理論問題是最好的，因為這樣才有可操作性和重復性。他提出在年譜編撰中要不要體現主體性，或者說我們要不要克服主體性的負面影響。此外，我們能不能從一種具體的編撰經驗升為一種理論層面的思考呢？年譜的標準是什么呢？有沒有建立一種現代文學年譜學的可能性呢？比如說什么該入年譜什么不該入年譜，通俗地說哪些該寫哪些不該寫，這個問題到現在好像也沒有一個確切的可操作性的一個標準。

《新文學史料》主編郭娟從自己編輯刊物的角度和經驗談了個人對年譜編撰的基本原則的理解。她認為，首先，年譜應該是一個客觀的、真實靠譜的東西。做年譜一定要靠譜，這個首先得有關鍵的日期啊，這個東西都不要搞錯。當然這個客觀靠譜也真是不容易的，包括我們最近一直在連載臺灣史料大家秦賢次先生的文章，他一直根據那個船期，來考證好多新文學作家出國、回國時間，發現好多流行的說法都是錯的。其次，什么人可以做年譜，一個什么樣的作家，他是跨行業的、跨時代的、跨政治、跨經濟的，比方說郭沫若，或者是像梁啟超這樣的大人物，長編也好，短編也好，實際上是要充分體現出各個領域的內容，如果他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作家，比方說胡風，他的政治遭遇肯定是他最大的特點，那這些事情就必須要交代清楚，像周作人，他附逆的那一段時間的經歷要交代清楚。二流作家三流作家，他們在年譜里是怎么一個表現方法，是需要我們進行探討的。做年譜的學者應該是有一定的考據和考證的。對史料真偽需要判斷。

河南大學武新軍教授就年譜的基本內涵與年譜應該涉及內容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年譜是一種高水平的研究著作，是研究者在長時間爬梳消化史料的基礎之上形成濃縮的精華，應該通過對史料的精心編排，較為完整地復原作家的生平、創作經歷，清晰地呈現出作家的思念觀念和文學觀念的變化。我覺得作家的年譜并不僅僅是對譜主本人的研究，好的作家年譜應該是了解一個時代文學風貌的窗口，應該能夠通過一個作家的成長環境社會活動文學活動等，清理出盡可能多的文學史發展演變的信息，可能復原當年文壇的復雜的網狀結構，這是我們的基本目標。

池州學院謝家順教授結合自己編撰《張恨水年譜》的經歷，也談了自己對年譜編撰原則的一些看法，因為年譜編撰要因作家“量體裁衣”。他指出，在編撰《張恨水年譜》時參閱了大量的古代的、現當代作家的年譜，那么對于張恨水這樣的通俗作家，年譜的時候也要“通俗”，體例上也要讓大家看得一目了然。所以我這個體例和一般現當代作家年譜體例不一樣，大家看了以后，要具引暗還考（音），他有一個類似的東西我把他列出了，然后進行史料的一種考析。這樣專業人士能看，一般的讀者也能看，圖文并茂達到這個目的。

浙江工業大學張欣教授以編撰吳伯簫年譜為例指出，我們給文學人物做年譜，涉及哪些作家可以做年譜，做多大的篇幅的年譜的問題。他認為，文學大家的年譜是非做不可，而且可能有必要做長編或者類似于系列的，像魯迅還有好幾本年譜。像類似于吳伯簫單純是一個散文作家，沒有留下更多的或者說我們也沒辦法保證他100年以后還會不會讓人記起，像這樣的作家要不要做年譜，或者做多大篇幅的年譜，我現在覺得還是有必要做的，但是也不適于做很大的年譜。

西南民族大學李光榮教授認為，年譜長編實際上應該是主要材料的羅列或者說是匯編，這才是長編比較真實的意義?，F在把它當成了年譜的一種，很多人都這樣做了，都搞長編就變成年譜新的概念了。這個問題是需要辨析和探討的。

東北師范大學徐強副教授結合文藝學專業背景和編撰《汪曾祺年譜》的經歷，主張把敘事學和年譜聯系在一起，他把年譜看作一種敘事的形態，強調年譜的敘述特征。他還主張一般性的年譜理論還需要從古典年譜的撰述當中去加以總結、抽象和升華，在這5千多部年譜當中，如果說年譜作者有一定理論思考，多數是存在在年譜的序言當中。他有一個研究計劃是把這些已有的年譜的序言凡是談論到年譜撰述一般理論的，把它編成一本書，就叫《歷代年譜敘錄》。這個敘錄編成之后無數的點滴思考，理論的思考可能就能匯集起來，我們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去抽象、升華、總結出來今天的一個專門的年譜學理論。東北師范大學宋學清博士以《汪曾祺年譜》為個案，就年譜的體例、譜主的選擇以及如何獲取譜主的資料等問題，談了自己的見解。

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與外國文學、古代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外國文學與古代文學的一些治學方法，對現代文學研究是有很大的啟發的。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王邵勵副教授結合西方的傳記、年譜學理論，提出了年譜的方法的問題。他認為，年譜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歷史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的要訣只有一個，那就是——史料。歷史就是史料學，一切都立足于史料，從史料中來探究過去的作品和作家之真。但是在這里我也想強調一個問題，其實歷史不光是過去發生的事件，所有的歷史包括年譜作品的編纂都只能是史料和歷史學家的對話，是史料和他所選擇的歷史學家之間的對話，是過去與現在之間永無止境的問答與交談。

東北師范大學曹書杰教授從古典文學學的角度，談了他對文獻研究與學術經典化的關系。他指出，從中國傳統學術的角度，任何學術領域的經典化過程都是一個自然的發展和漫長的積累的過程，其大致包括這樣幾項基本的研究工作。一是目錄學的工作，那么它主要是包括分類和編年；第二是別集、總集、選集的編纂；第三就是作家文獻資料的收集和整理；第四個就是相關學術年表的編纂。同時，他也強調要加強傳統學術方法在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應用。

二、年譜的編撰實踐與編撰經驗

在具體的年譜編撰中，會遇到許多意想不到或難以處理的問題。有年譜編撰經驗的各位學者也就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陳子善教授以他多年的史料搜集和年表編撰經歷，以一些個案分享了自己的經驗。他指出年譜編撰中會存在所謂的“不平衡性”，比如某一年份的材料多，某一年份的材料少。材料少的年譜就很難做，或者是短期內做不了，有的時候，一部年譜需要長時間不斷的增補，就是這個道理。同時，不同的作家也因各種原因，也存在材料“不均衡”的問題。有些作家的年譜需要做“加法”，有些作家的年譜就需要做“減法”。比如郭沫若年譜，可需要做減法。有些東西不是全部都要放進去的。

南開大學李錫龍教授以沈從文年譜的編撰為例，指出現代文學作家年譜編寫中要注重作品版本問題?，F代作家的版本問題，我們重視還不夠。研究沈從文給我帶來的最大困擾就是，他的好多作品每個基本都有四五個版本以上。有初刊本、重刊本、出版本、再訂本、修訂本。沈從文有一個習慣，一個出版社出了他的集子，他把這個集子拿來，在上面修修改改，在出版的時候，修改本又給了對方了。我發現《沈從文全集》對我們來說只能是一個參照，它遺漏了很多重要的東西。因此，在年譜編撰的過程中要重視報紙文獻和檔案文獻的積累。

廣西教育學院吳世勇副教授以自己對沈從文的史料研究為例指出，現在很多人都依賴數據庫做研究，材料一檢索就出來了，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面對這些零星的材料你不可能對一個作家或者說一個事情做一個比較準確的判斷。另外，在年譜編撰過程中，我會把與之有關的一些信息摘出來擺在年譜當中。其實我們最好是能把信息提出來，然后讓使用者能夠根據這些提示自己再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我覺得這是我們做年譜的一個價值。

上海師范大學錢文亮教授結合自己編撰胡風年譜長編的經歷，談了自己對年譜長篇編撰的體會。錢文亮指出，年譜特別是年譜長編怎么做，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有一定的規則和一個衡量的標準，實際上具體的操作，每個人多少都會遇到一些問題。我做年譜的最大感受，借用胡風的話來說，就是通過和胡風的肉搏，達到一種自我擴張。不斷修正我對胡風的看法，胡風也愛不斷修正我對一些文學史和原來的文學定論的一種成見。我覺得做年譜最大的好處，它會慢慢地從一些細節，從很多歷史的縫隙間慢慢地撬開既有的文學史敘述，不完全是顛覆，至少是更新了我們對于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和歷史現場的認識。在做年譜的過程中，不斷深入到歷史中的人物他們的真正的一個歷史價值，也改變了他在我們心目中的一個簡單的形象，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做年譜給我們帶來的是一種自我解構，同時也是一種重構，我們這種重構的眼光，也在重構文學史重寫文學史，使我們對原來的一些定見甚至共識產生懷疑，從這中間產生新的生長點，在不疑處有疑，不知不覺對文學研究就是一個很大的促進。

長沙理工大學易彬教授結合自己編寫《穆旦年譜》的經驗，談了如何在年譜編撰過程中使用史料的問題。他強調了檔案的效應。穆旦在生前沒有一個所謂自述的語境。因為他1977年去世了，這意味著他就沒有來到新時期，沒有一個回憶，或者重新塑造自己的機會。我們看穆旦同時代的作家或稍微早一點的作家都有很多的回憶材料，可以給我們許多線索，但是穆旦是沒有的。所以如果沒有南開大學的一批檔案，穆旦研究中的一些死結，實際上是打不開的。我們只能依靠少量的回憶性的文字，其中家屬的回憶性文字肯定是很粗略的，不可能知道穆旦各個時期的情況。

武新軍結合自己編撰年譜叢書的體會，重點談了在年譜編撰中的史料搜集問題。他認為盡可能拓展史料采集的范圍，除了遍及作家的著述之外，把作家的親友、同學、編輯、研究者，作家生活的地方史、文學年鑒，包括地方發展年鑒等都納入史料采集范圍中。他還強調要高度關注刊文的原始報刊和初版本，在原始報刊和初版本有更多閃光的細節，能夠發現一些更有價值的信息。編當代年譜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大家現在都依賴電子檢索，檢索工具非常發達，事半功倍，但是我發現一些當代作家的年表、年譜啊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缺陷，就是1992年后的材料非常豐富，1992年前的材料非常薄弱，很多名刊、大刊包括地方刊物，1992年前的很多沒有收錄到知網包括超星，沒有收錄到這些檢索工具，所以過分依賴電子檢索工具就會產生這些偏差。我們盡量做到詳盡細致和選精擇粹的統一問題，詳盡細致就是要在排定年月細致之上下功夫，特別是對于作家成長經歷和文學思想觀念轉折的重要關頭，精心排查，想盡辦法進行細致的逐年逐月逐日的排查，盡量做到轉折的重要關頭不留空白。

山東財經大學趙連昌副教授結合自己的史料研究指出，我們需要對年譜編撰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就此確定年譜編撰的基本規范。吉林大學蔣蕾教授結合自己研究偽滿時期文學的經歷，討論了年表或年譜與口述史訪談之間的互動問題。

東北師范大學吳景明教授結合自己做蔣錫金的史料研究的經驗，指出年譜史料的挖掘和再認識，與文學史觀念的變化密切相關。實際上我們早期的年譜都是一些一線作家，后來文學史更新之后就更多的關注周作人、張愛玲、沈從文這樣的作家直到通俗文學。每一次文學史觀的更迭，都是和史料年譜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

三、年譜周邊的史料問題

南開大學張鐵榮教授結合自己多年來編撰《周作人年譜》的經驗，特別談到了搜集整理作家佚文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新中國成立后周作人僅在《亦報》上就發表了1022篇隨筆。這些文章集中體現了周作人對當時國內、國際政治的看法，是我們了解周作人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獻。蕭紅紀念館章海寧結合自己掌握的諸多有關蕭紅的史料，指出已有蕭紅年譜或蕭紅傳記中存在的史料問題。就蕭紅的祖籍問題、蕭紅的“養父說”問題、蕭紅的左翼身份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考證與見解。謝家順結合自己編撰張恨水年譜的經驗，指出了在張恨水的回憶文章被子女刪減的、張恨水的筆名、張恨水的偽作等問題存在的謬誤。李建新結合自己校訂《汪曾祺集》的體會，指出在文集出版、校訂中容易出現的三種錯誤：第一可能是因為手稿變字的時候，編輯的時候出了問題，后來的文本包括成書一直延續著這個錯誤，這個要解決起來非常的困難。還有一種是編輯的修改，編輯覺得有問題，按照他自己的理解和經驗改，結果改出來一直在各種版本當中流傳，這種問題也非常多。第三種可能有作者自己的筆誤，這種要改起來可能也是難度更大，需要查更多的資料，有特別嚴格的實證才能做出來。沈陽師范大學詹麗副教授結合自己編輯偽滿文學資料的體會，討論了偽滿文學中的通俗文學經典化問題。杭州師范大學張惠苑副教授以自己編撰張愛玲年譜為例，討論了張愛玲的童年經歷對其后來人生軌跡和創作情況的影響。蘇州職業大學石娟副教授以謝家順的《張恨水年譜》為個案，分析了作家尤其是通俗文學作家年譜編撰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諸如文學市場、期刊出版以及如何在浩瀚的文獻中如何打撈與譜主有關的材料。河北師范大學宮立博士結合自己搜集、整理《李健吾文集》補遺的工作，闡釋了佚文搜集、鉤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東北師范大學韓曉芹副教授以研究《解放日報》的經驗，指出從期刊史料里面，我們也可以找到一些年譜的撰寫線索。因為前面老師說有人想做吳伯簫的年譜，還有做孫犁的年譜，那么這些作家，他們都在日報當中發表了很多的論文、散文，像吳伯簫大概有20多篇發表在日報上面，包括孫犁都有。所以編撰這些作家的年譜，《解放日報》他們是回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