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休戰與柳永詞的“盛世”之音

郭艷華

(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寧夏銀川7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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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夏休戰與柳永詞的“盛世”之音

郭艷華

(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寧夏銀川750021)

柳永是詞史上首次大力展現城市風光的詞人，其城市風光詞所透顯的“盛世”之音不僅拓展了詞體的創作范圍與表現功能，也使他成為抒寫北宋承平時代精神的代表。柳永的城市風光詞所呈現的盛世之音，除了與其浪子情懷和當時社會之商業經濟的高度繁榮有關外，也與北宋前期的民族關系格局，尤其是北宋與西夏之間的停戰有著密切關系。探討宋夏關系與柳永詞的“盛世”之音，既是透視其創作城市風光詞內在成因的新視角，也是揭示北宋民族關系格局對詞體創作產生影響的重要范例。

柳永；宋夏關系；城市風光詞；“盛世”之音

在北宋167年的發展歷程中，民族之間的紛爭與融合始終是其社會政治生活的主導內容。北宋自始至終都沒有擺脫過宋夏戰爭的困擾，文人也因此深受這場持久戰爭的影響。正如有學者所說的那樣，“北宋立國到靖康前的170年間，中國境內的民族關系格局大體呈宋、遼、夏三朝鼎立之勢，這一局勢從不同的方面影響到文學發展的走向……宋遼‘澶淵之盟’的訂立及宋夏議和之后，中國境內的三個主要民族的關系由對抗走向了和解，文學創作也由此出現了許多新的面貌”[1]。這段話概括了民族格局對北宋文學發展進程的重要推動作用，也指出了“宋夏和議”這一事件對于北宋文學風貌的影響，這其中當然也包括詞體的變革。柳永城市風光詞中所透顯的“盛世”之音正是“宋夏和議”背景的反映。目前，學界主要從北宋商業經濟的發展、柳永的仕宦經歷等角度，對其城市風光詞進行研究，卻忽視了民族關系格局這一重要的社會背景。有鑒于此，本文將柳永的城市風光詞置于“宋夏和議”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深入揭示柳永詞“盛世”之音所負載的時代精神。這不僅拓展了柳永詞的研究視域，也進一步印證了宋夏關系對于北宋文學風貌的深遠影響。

一

柳永是詞史上第一個以詞體大力描寫城市風光的詞人，在其《樂章集》的200多首作品中，展現“盛世”都市風情的作品就有50多首。柳永能夠創作數量如此之多的都市風光詞并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受到時代環境的直接影響，尤其是北宋與遼、西夏之間戰爭的短暫停歇，給整個社會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寧的社會環境，使得城市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從而影響了文人的創作視野與價值取向。宋代周紫芝在《太倉稊米集·書陵陽集后》中有云：“國家承平日久，朝廷無事，人主以翰墨文字為樂。當時文士，操筆和墨，摹寫太平?！盵2](2852)可見，“摹寫太平”已成為當時的文壇風氣，而柳永無疑是最積極、最熱情的一個。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這是藝術品最后的解釋，也是決定一切的基本原因”[3](41)，對于柳永詞所呈現的“盛世”之音，同樣需要將其置于特定的歷史語境中去考察。這就涉及北宋的城市經濟發展狀況及其民族關系格局。

柳永所在的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是北宋民族關系格局形成并發生轉向的重要時期。真宗咸平年(公元998年)至仁宗明道年(公元1032年)間，正值宋遼、宋夏關系緩和的時期，戰爭的暫歇給北宋社會帶來了一時安寧局面，“酒食聲樂”的世俗生活與表面繁華的盛世景象交相輝映，勾畫出北宋社會一時的承平氣象，而這也正是柳永科考失利以致走向漂泊羈旅人生之路的時期。在流徙輾轉過程中，柳永的行跡遍布崇安、杭州、蘇州、汴京、洛陽、益州、揚州、會稽、金陵等地。這些地方要么是少受戰爭侵害的富庶南國，要么是繁花似錦的帝都皇城。尤其是在宋夏和議期間，北宋都城汴京更是一派祥和繁盛之景。柳永對城市風光的描摹和帝都氣象的盛贊正是宋夏戰爭暫緩時期社會承平氣象的展現。

宋初的五六十年間是宋、遼、西夏形成三足鼎立局面的重要時期，同時也是宋夏關系相對和平的時期，這與太祖、真宗三朝對西夏所采取的“羈縻政策”密切相關。作為西北地區的主要民族政權，吐蕃、黨項、回鶻在唐末就已處于分崩離析的狀態，因而對于剛剛建立起來的北宋王朝并未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宋初，王朝在重點防御北方強遼的同時，將統一大業放在首位，對西北少數民族實行“和邊”政策。封官授爵、懷柔安撫、開展貿易等成為加強與周邊少數民族關系的主要策略。在“和邊”政策下，北宋和西夏在短暫的交戰后，持續了將近30年的和平局面，為北宋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間。北宋邵伯溫在其《邵氏聞見錄》中記錄道：“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間為盛，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游于通衡，謂之栩車鼓苗。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盵4](23)真宗咸平年至仁宗天圣年間，正是宋夏雙方停戰的時期，戰爭的短暫停歇使北宋社會處于“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云合”[5](3086)的和戰狀態，“承平日久，國家無事”成為真宗朝至仁宗朝前期的社會表象。在戰爭暫歇期間，北宋的商業經濟得到了迅猛發展?！袄俗釉~人”柳永正是在北宋這一畸形社會形態下孕生的一代詞壇巨匠，其創作價值取向與宋遼、宋夏關系的暫時緩和密切相關。

柳永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處在漫游之中，據考證，柳永于1002年至1024年漫游于汴京，1025年至1030年在江南漫游，1032年至1033年漫游于關中。這一階段，恰值西夏與北宋休戰的時期。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北宋以分封德明為定南節度使等條件為前提，于同年9月與西夏締結了二者之間的第一份和約。此后，宋真宗更是奉行“姑務羈縻，以緩戰爭”[5](1403)的對外政策，宋夏之間維持了一段比較穩定的和平狀態，從而出現了“邊鄙無事，民人安居，曠土墾辟，稼穡豐茂”[6](667)的安定局面，這也成為宋夏關系最好的一段時間。柳永由南至北的宦游生活也恰在這一時期，展現在他眼前的也正是戰爭暫緩下的社會承平表象。作為一位專業詞人，柳永必然有著自己的文學理想，而這種理想往往與時代精神、現實生活密切聯系在一起。若創作脫離時代，就無法實現一個時代的文學理想，也將無法實現一個文人的創作理想。對于柳永而言，生活在宋遼、宋夏爭戰短暫停歇的承平時代，太平盛世無疑是他必然要去捕捉與彰顯的時代精神。

柳永創作的黃金期在宋真宗和宋仁宗兩朝，這也正是北宋王朝走向全盛的關鍵時期，同時也是民族關系相對穩定的時期，包括與西夏保持了近40年的和平狀態，從而促成了北宋商業經濟與都市文化的繁榮發展。雖然身處盛世之中，但向往獨立人格的柳永終究落入仕途失意的境地，并在游離于政治邊緣的同時，成為市民階層與都市文化的代言人。始終割舍不下的仕宦情結使得柳永對帝都的繁華滿懷憧憬并極力抒寫，以期通過盛贊太平獲得主流精英階層的認可。因此，在他筆下，充分展現了北宋“殊方異域，爭貢深燼，架嫩航波奔湊”[7](94)“籌帷厭久，盛年晝錦，歸來吾鄉我里”[8](94)的太平盛世景象。柳永在其作品中常常用“時泰”“太平”“升平”等字眼來展現他所感受到的盛世繁華。在《玉山枕》中，他以“舞艷歌姝，漸任羅綺”[7](208)的綺艷歡歌場景盡顯社會安泰風情；在《傾杯樂》中，他以“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然絳樹。鰲山聳、喧天簫鼓”[7](31)鋪排渲染，彰顯“太平時，朝野多歡民康阜”的盛世景象。在《拋球樂》中，柳永則以“是處麗質盈盈，巧笑嬉嬉，手簇秋千架……名園深處，爭泥畫輪，競羈寶馬”[7](126)的秾麗香艷氣息營造堪比唐虞時期。在《透碧宵》中，柳永通過“遍錦街香陌，鈞天歌吹，閬苑神仙”[7](216)的遍地歡愉景象，展現了“太平時、朝野多歡”的享樂氛圍。這些描寫將真宗朝至仁宗朝前期的社會光景納入其藝術視野之中，首次通過詞這一文體展現了宋夏關系相對平和時期的社會圖景。北宋文士黃裳在《書〈樂章集〉后》中云：“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今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概然所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8](239)黃裳認為，柳永詞就像杜甫詩中真實反映中唐的社會現實那樣，反映了真宗朝、仁宗朝的太平盛世氣象，具有以詞傳史的意義。材料中所提到的嘉祐年間，正是北宋敗于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戰役之后，宋仁宗同意了李元昊提出的種種和戰要求，并與西夏在1044年簽訂了“慶歷和議”。此后，宋夏之間維持了相對和平的狀態。柳永在此期間所做的城市風光詞恰恰表現了宋夏和戰后京城汴京與一些南方城市所呈現出的安定富庶景象。

戰爭的短暫平息使得宴飲享樂、以妓侑酒成為一種社會風尚，柳永在這種大氣候下也開始了適應時代氛圍與市民階層審美趣味的詞體創作。不論是都市經濟的富庶繁華，還是歌樓楚館的市井風情，這些具有生活氣息和時代精神的風俗畫卷都被柳永攝入筆下?！暗鄢钱斎?，蘭堂夜燭，百萬呼盧，畫閣春風，十千沽酒”[7](28)，“朱門院落，弦管新聲鼎沸。恣游人，無限馳驟，嬌馬車如水”[7](234)，“連云復道凌飛觀。聳皇居麗，嘉氣瑞煙蔥倩。翠華幸宵，是處層城閬苑”[7](25)，“帝居壯麗，皇家頤盛，寶運當千”[7](216)，這些麗辭雅句充分顯示了帝都東京的富麗堂皇和繁榮昌盛，具有一定的寫實性。作為儒家教育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傳統士人，柳永對于這種“承平氣象”由衷地歌頌，也傾注了他希圖建功立業的入世心態。柳永以詞體真實反映太平盛世氣象的創作方式得到了讀者的肯定。祝穆《方輿勝覽·卷十》記載：“范蜀公嘗曰：‘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鎮在翰苑十余載。不能出一語詠歌，乃于耆卿詞見之?！盵9](123)。李之儀也將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對柳永詞的成就做了肯定：“至柳耆卿，始鋪敘展衍，形容盛明，千載如逢當日，較之《花間》所集，韻終不勝。由是知其為難能也?！盵10](200)他指出，柳永在盛贊太平氣象的同時，也滌蕩了花間詞的頹靡氣息，已初步顯現出宋詞的開闊氣象?！队麓骸芬辉~就可見一斑：

嶰管變青律，帝里陽和新布。睛景回輕煦。慶嘉節、當三五。列華燈、千門萬戶。遍九陌、羅綺香風微度。十里燃絳樹。鰲山聳、喧天簫鼓。漸天如水，素月當午。香徑里、絕纓擲果無數。更闌燭影花陰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太平時、朝野多歡民康阜。隨分良聚?？皩Υ司?，爭忍獨醒歸去。[7](31)

這首詞極盡鋪陳都城汴京元宵節的盛況。在晴朗和煦的天氣里，華燈綻放，羅綺飄香，簫鼓聲聲，一派熱鬧非凡的景象。到了夜晚，秦樓楚館中的貌美女子也在吸引著賞燈人的駐足?！敖^纓擲果無數”包含兩個典故：“絕纓”指楚莊王宴會的時候，一楚將酒醉戲美人，美人摘下其冠纓，莊王不計其過，令大家皆絕纓，詞中代指男女嬉鬧的場面；“擲果”出自西晉，文學家潘岳容貌俊美，每次出門都會有老嫗投擲給他滿車的果子，形容美男子為婦人所愛慕。這兩個典故都用來形容男女歡會的情事?！吧倌耆?、往往奇遇”暗含著風流韻事的發生，而這一切的熱鬧與迷情都源于“朝野多歡民康阜”的太平景象，就連柳永都不禁發出“堪對此景，爭忍獨醒歸去”的留戀感嘆，由此可見都市的享樂氛圍對他的感染。

在《樂章集》中，此類反映城市繁榮景象與市民風情的作品隨處可見。如：“是處樓臺，朱門院落，弦管新聲騰沸”[7](234)；“九衢三市風光麗，正萬家急管繁弦”[7](40)；“愿天上人間，占得歡娛，年年今夜”[7](111)；“西風吹帽，東籬攜酒，共結歡游”[7](185)?？梢?，上到朝廷，下至市井，到處浸淫在四方無事、及時行樂的氛圍中，這實質上是朝廷不思進取的表現，茍安行樂思想在整個社會中蔓延，營造了一個表面安定繁華的太平盛世的假象。作為忠誠于朝廷的儒家士子，柳永也在不斷盛贊太平，如“太平時，朝夜多歡”，“正值升平，萬幾多暇，夜色澄鮮，漏聲迢遞”[7](113)，用歡歌、多暇指稱“升平”時代，從而展現了一個沒有戰爭侵凌的安寧繁榮的理想社會狀態。都市娛樂文化的發展促發了通俗文學潮在市民階層的潛行，這對于“平生自負，風流才調”[7](57)的柳永來說，可謂如魚得水，他不僅大肆渲染都市生活的繁華，而且盡顯舞席歌筵上的歡樂高歌與宴會之外的幽歡佳會。在他筆下，有“枕前言下，表余深意。為盟誓：今生斷不孤鴛被”[7](3)的海誓山盟；有“洞房飲散簾幃靜，擁香衾、歡心稱”[7](21)的美好戀情；有“且相將、共樂平生，未肯輕分連理”[7](64)的向往與期盼；更有“命舞燕翩翻，歌珠貫串，向玳筵前，盡是神仙流品”[7](117)的飲酒歡舞之樂。

柳永用一個在野下層文人的視角藝術再現了中原息兵、政局短暫穩定下的都市旖旎風情與盛世享樂之風，可謂是“升平氣象，形容曲盡”[11](79)。由于其創作迎合了時代潮流與消費需要，所以柳永廣受市民階層的喜愛，其詞作達到了“骫骳從俗，天下詠之”[12](311)的廣泛傳唱?？梢哉f，柳永以通俗曉暢的語言、動聽悅耳的旋律表現承平世情，以紀實手法展現了民族爭戰暫歇背景下的盛世歡歌。在167年的發展歷程中，北宋與西夏之間的爭戰沖突幾乎沒有停止過，以致“雙方處在交戰和敵對狀態的時間約占四分之三以上”[13]。宋夏之間的短暫休戰，促成了北宋社會商業經濟的繁榮與承平氣象的形成，柳永恰恰處在這一特殊的歷史階段。沒有戰亂侵擾的太平景象成為這一時期的縮影，詞體作為宋代的一代之文學，是呈現時代氣象的文化載體。這也就意味著在宋夏戰爭背景下，詞體在按照自身的藝術軌跡演進的同時，也必然會受到現實政治內容的牽引，從而承擔起更為復雜的現實內容。當我們把目光定格在宋夏對峙百余年時，就會發現北宋文人的創作熱情與文學的現實指向是隨著宋夏戰爭的發生發展而彼此消長的。柳永的特殊之處在于，他恰恰處于宋夏戰爭短暫停歇的歷史階段，他捕捉到的也正是宋夏短暫停戰后社會表面的承平氣象，而柳永也因此成為這一特殊時代的歌者。

二

作為生活在道德性命與政治責任雙重作用下的北宋詞人，他們無論如何也舍棄不下自己的政治關懷，也必然會將自己的社會理想與價值取向注入詞體創作中。柳永同樣如此，其《樂章集》就做到了時代精神與個人氣質的高度統一。對于北宋社會而言，高度發達的商業經濟與深重的民族憂患并存。表面的承平并不意味著北宋王朝就此永享太平，二者之間的矛盾隨時都可能一觸即發。這種矛盾性的雙重世風，共同影響著柳永的創作視野。盡管柳永以市井文人的目光捕捉著承平社會的光影，但作為北宋文治社會中的一名儒家士子，柳永同樣有著與同時代文人相似的文化人格，有著大多數文人所具有的社會責任感。柳永無法舍棄的科第情結及其經典作品《煮海歌》中的憂民情懷，都有文人精神傳統的深刻烙印。柳永雖具有一定的叛逆精神，但作為儒家文人，其憂國憂民情懷卻同樣印刻在其人格之中。即使沉落于風花雪月的世俗生活，他依然能夠透過浮華世相捕捉到時代的脈搏。面對宋夏戰爭這樣一個牽動整個國家命運的重大事件，柳永同樣給予其以極大關注。因此，他在呈現盛世太平的同時，也對宋夏爭戰帶來的社會危困表現出極大隱憂。柳永在《一寸金》中就紀實性地展現了宋夏戰爭暫停后的社會風貌：

井絡天開，劍嶺云橫控西夏。地勝異、錦里風流，蠶市繁華，簇簇歌臺舞榭。雅俗多游賞，輕裘俊、靚妝艷冶。當春晝，摸石江邊，浣花溪畔景如畫。夢應三刀，橋名萬里，中和政多暇。仗漢節、攬轡澄清，高掩武侯勛業，文翁風化。臺鼎須賢久，方鎮靜、又思命駕?？者z愛，兩蜀三川，異日成嘉話。[7](90)

這首詞作于1033年，時年柳永50歲。該作品系柳永從渭南入成都而作，作品展現了北宋蜀地的繁華景象。自宋太祖至道二年，李繼遷就已圍困靈州，并在環慶與涇原兩路頻繁戰爭，此后，戰區擴大至整個河西走廊。陜西是宋夏之主力戰爭的發生地，柳永在漫游西北之時，定是目睹了戰爭所帶來的蕭索場景。當離開戰地進入安寧富庶的蜀地之后，柳永的心緒也變得豁然起來。作品開篇便以“井絡天開”四字點明蜀地的先天地理優勢，即使西夏的攻勢再猛，戰爭也不會擴展至地勢險要的蜀地，“劍嶺云橫控西夏”不僅襯托出蜀地天險地勢的天然優勢，也從側面流露出宋夏戰事的激烈。此外，作品看似是在盛贊蜀地的繁華盛景，實則寄寓了作者渴望融入文治社會，施展自己有補于世的人格抱負?！芭_鼎須賢久”不僅是柳永對入仕的渴求，也影射出當時北宋世風低靡，缺乏有為氣息的社會現狀?！翱者z愛，兩蜀三川”亦暗含隱憂：若北宋朝廷繼續遺漏賢才、不思進取，恐怕當下繁盛的蜀地會因朝廷的懈怠而不復存在，只能成為日后的佳話。這首詞看似在展現“歌臺舞榭”的繁華景象，實則寄寓著柳永對安寧平靜生活圖景的留戀，這種留戀中也隱藏著他內心的黯然憂懷。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至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柳永離開汴京去西北漫游。在這期間，柳永離別京城的耀眼繁華，途經宋夏戰爭的主要發生地，目睹了邊地的蕭索荒涼，詞風也由炫目瑰麗轉向荒寒凄涼。在《引駕行》中，他以“紅塵紫陌，斜陽暮草長安道，是離人、斷魂處，迢迢匹馬西征”[7](191)表現了離京時的黯然心情，然而進入西北之后，滿目的荒涼之景映入眼前。

高柳亂蟬嘶。夕陽島外，秋風原上，目斷四天垂。[7](133)

衰楊古柳，幾經攀折，憔悴楚宮腰。[7](132)

隴首云飛，江邊日晚，煙波滿目憑欄久，一望關河蕭索，千里清秋，忍凝眸？[7](33)

就在柳永漫游西北之時，正值德明病死，李元昊即位。李元昊稱帝，意味著西夏對宋王朝將構成嚴重威脅。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元昊攻取甘州、涼州，使得河西走廊西部失去了保護屏障，而柳永漫游所至的地方，正是西夏已經攻占的地域。其目及之處，一派荒寒景象。柳永用“亂蟬”“夕陽”“秋風”“衰楊”“煙波”“清秋”等暗淡凄迷意象，揭示出戰爭狀態下的“蕭索”景象，而詞人身處這片被戰爭侵擾的寂寥土地，凄涼之感油然而生。再加上自己功名未就，長期漂泊無依，怎能不是一副憔悴之態呢？與之前詞人漫游京城與南方期間創作的作品相比，柳永漫游西北的作品與以往盛贊太平的創作心態截然相反，流露出深切的憂傷與心痛之情。從中可見柳永的悲憫情懷與憂患意緒，這在他的詠史懷古詞中亦有深切流露?！峨p聲子》正是作者游覽古都風景過程中憂國情懷的表現：

晚天蕭索，斷蓬蹤跡，乘興蘭棹東游。三吳風景，姑蘇臺榭，牢落暮靄初收。夫差舊國，香徑沒、徒有荒丘。繁華處，悄無睹，帷聞麋鹿呦呦。想當年、空運籌決戰，圖王取霸無休。江山如畫，云濤煙浪，翻輸范蠡扁舟。驗前經舊史，嗟漫載、當日風流。斜陽暮草茫茫，盡成萬古遺愁。[7](109)

這是一首借都市風物來詠史懷古的作品。上片寫眼前景物，慨世事滄桑，下片追憶歷史，縱論古人得失，感慨時代頹靡無力。其中，“想當年、空運籌決戰，圖王取霸無休”的縱橫氣勢，“江山如畫，云濤煙浪”的闊大氣象已成為“當日風流”。而如今，懦弱的北宋王朝再也沒有了“夫差舊國”時的宏大氣象，面對西北邊陲的強大威脅，宋王朝不但不思奮發，反而從上到下醉生夢死，歌舞升平，這頹靡的時代必將“盡成萬古疑愁”。詞人援引歷史，旨在諷喻當下，在沉郁蒼涼的審美意境中寄意遙深，從中可見柳永身處太平盛世而憂心社稷的濟世情懷。

從銳意進取的無名寒士、聲名鵲起的才子歌者到失意無為的浪子詞人，柳永的角色轉變使他成為時代精神強有力的體現者，歌頌盛世、安邦濟民、悲嘆民生、厭倦名利、流連市井構成了柳永矛盾而悲劇的精神世界。這一矛盾不僅是個體自由與社會規范的相互碰撞，亦是浪漫天性與追求功名之間的糾結纏繞，更是在表面繁華實則危機四伏的畸形時代環境中，諸多社會矛盾在一個具有政治熱情和濟世之志的士人身上的疊加，這些矛盾像一把把沉重的枷鎖，最終毀滅了他的社會理想與生命追求，從而成為在與時代、命運抗爭中敗北的悲劇人物。柳永所經受的精神痛苦與折磨是戰爭背景下受壓迫文人的共同不幸，同時也是整個時代悲劇的映射。林逋、潘閬等隱逸文人以幽居山林來持守自我，楊億、錢惟演等館閣文人以游藝文字來沉潛自我，晏殊、寇準作為宰輔大臣以憂思自嘆來慰藉自我，而柳永作為下層文人最終只能以與淪落風塵的青樓女子相憐相知獲得心靈撫慰，這是悲劇時代環境下下層文士的精神出路，從中我們看到宋初士人在無為壓抑的時代環境下面對命運捉弄而無能為力的無奈與悲哀。

三

任何一個對文學革新做出卓越貢獻的文人，除了藝術上的拓新以外，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其創作一定代表著一種時代精神特質。與柳永同一時期的晏殊作為承平時期的宰相，其作品中的富貴嫻雅之象，代表著北宋初期承平社會中上層主流士大夫的精神狀態；而柳永作為北宋第一個對詞體進行大力革新的詞人，其作品同樣是時代精神的產物，它們“反映了從宋真宗到宋仁宗時期，半個世紀的社會面貌”[14]。這半個世紀恰是北宋與西夏之間的爭戰時斷時續，并通過兩次議和使戰爭暫時得以停歇，北宋朝廷也滿足于這樣的茍安之狀，經濟的復蘇帶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北宋也呈現出安寧承平的一時繁盛。作為一個下層文人，柳永親身體會到了盛世之象及其背后的低靡紛亂，其內心的疏狂、掙扎、彷徨與無助，正是承平社會背后難以掩蓋的矛盾的折射?？梢哉f，柳永是一個時代的歌者，他的城市風光詞反映了宋夏關系升沉起伏中的社會面貌，讓我們看到了邊患危機潛藏下的盛世歡歌與悲歌，因而有著不可忽視的歷史價值與詞史意義。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民族關系格局是主導北宋政治、文化與文學走向的重要因素。宋夏戰爭則是我們透視北宋文人精神與創作取向的關鍵環節，也是深入揭示北宋文學時代精神內涵的重要觀照點，二者的關系值得進行更為全面而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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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海曉紅】

2016-09-20

寧夏高等學?？茖W研究項目“宋夏戰爭與北宋文人諫議精神的形成及其文學呈現”(NGY201513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易代之際文學思想研究”(14ZDB073)

郭艷華(1978-)，女，寧夏賀蘭人，北方民族大學文史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宋代文學和文學思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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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627(2016)06-01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