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前提條件的政策轉型

李建忠

(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西安71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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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前提條件的政策轉型

李建忠

(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西安710127)

發展經濟學視域下，作為經濟發展前提條件的公平與權利、和諧、經濟安全等因素，是考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政策轉型的幾個基本層面。只有做到政策轉型上的與時俱進，才能實質性地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因素。

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公平與權利；和諧；經濟安全；政策轉型

新常態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依賴與時俱進的政策轉型。從發展經濟學視角考慮，作為經濟發展前提條件的公平與權利、和諧、經濟安全等因素，是考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政策轉型的幾個基本層面。

一、公平與權利層面的政策轉型

林毅夫等人在《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以下簡稱《和諧》)中指出：“共享式增長(又稱包容性發展。引者注)被界定為機會平等的增長?！盵1](5)這一界定把產生收入差距或發展機會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分為兩類：一類是個人背景或所處環境的不同，如家庭的財富與權勢，地理環境或行業，甚至宗教信仰、膚色、性別等，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多由制度缺陷、市場失靈或政策失誤所致；另一類則是因個人努力與勤奮程度不同造成的不平等，它屬于市場機制的獎勤罰懶，反映良好激勵機制的作用?！逗椭C》一書強調，共享式增長的核心是機會平等，即通過消除因個人背景差異造成的機會不等從而縮小結果的不等。阿瑪蒂亞·森的權利理論也指出，“貧困應該被理解為權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貧困和饑荒并非經濟收入和物質匱乏所致，而是由于公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權利受到剝奪使然”[2]。由之，收入水平低和支出水平低僅是貧困的表象，其深層原因在于發展能力低下和發展權利的缺失。以上從公平與權利視角理解經濟發展包容性的典型觀點，都特別強調了充分重視并保護公平和權利對經濟發展包容性的顯著提升作用。

新常態下實質性地增強經濟發展動力的政策轉型，從公平與正義的視域看，首先要考慮的是從機會不平等、分配不公平向機會平等和公平分配模式的轉型，即轉向參與經濟發展的機會均等和成果的共享性。長期以來我們奉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經濟發展好似打了強心針一樣，而公平卻沒有兼顧起來。包容性發展改變了效率與公平關系被扭曲的局面，重構出兩者互促同向變動、相互依存、良性互動的內在關系?！笆晃濉币巹潖娬{，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一重大變化，反映了指導思想上的重大轉折[3](13～14)。效率與公平關系扭曲的后果，集中反映在中國“機會弱勢”這一龐大群體身上。所謂機會弱勢群體，即因發展機會上的弱勢而處于生活弱勢境地的那部分群體，沒有機會或少有機會改變個體命運的群體，同時也是被排斥在經濟社會發展之外，或即便為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卻難以或很少享受到發展成果的那部分群體。這一界定突出了三個方面特征，即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弱勢、參與發展機會的弱勢和享受發展成果的弱勢，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個形似三角形的因果循環鏈圈。注重改變弱勢群體現實命運的實際工作且提升其人力支撐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間的必然聯系，這卻是眾多研究所鮮有顧及的。經濟發展最基本的路向就是把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作為實施主體，在人力的作用下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真正做到“發展依靠人民”，這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一“共享式發展”理念，應該是發展的目的、手段和愿景三方面的統一，但現實中一些人卻只知“目的”而漠視“手段”。以人為本首先應理解為“現實的運動”[4](539)，是現實經濟活動的前提和出發點。

公平與權利層面的政策轉型，其次要考慮由以前的非均衡發展向均衡發展轉型。包容性發展方式要重視在增長過程中保持平衡，強調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謀求和建立新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重視利益主體矛盾的緩解，盡力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及群體差距，讓人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共處；注重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新格局建設，使基本公共服務盡可能做到均等化建設，讓所有利益主體能夠公平享受改革成果。很長時期我們強調讓有條件先富起來的人富起來，而先富帶動后富“也是個大局”，政府應通過推行非均衡戰略最終達到均衡發展。但問題是，至今人們看到的依然是先富與貧困的天懸之隔。這種非均衡發展的慣性倘不能消除，中國經濟包容性發展方式的建立便只能是鏡中月水中花。

公平與權利層面的政策轉型，還要考慮由以前只注重經濟發展而忽略社會建設向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轉變。長期唯GDP的思維慣性在把經濟推向高速發展的同時，給社會建設帶來了諸多隱憂，而社會發展才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以社會促經濟才能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方式面臨的挑戰，就是要將令人矚目的收入增長切實轉化為非收入方面的增長，真正能夠反映人類發展的可持續性及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和穩定性。

二、和諧層面的政策轉型

經濟發展對和諧的促進，是包容性發展理念的題中之意。中國經濟要謀求的包容性發展方式，怎樣才能體現出對和諧的促進和包容，這是政策轉型所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不論是從短期政策還是長期政策取向來看，和諧層面的政策轉型一般應包括以下層面[5](89～101)。

一是要注重正式制度對非正式制度的包容與和諧，體制內對體制外的包容與和諧。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分工不斷細化和市場范圍無限放大，關系型向規則型的轉變是大勢所趨。運用法律手段建立健全市場運行規則，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然而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也是促進關系型社會向規則型社會轉型的自覺自為的力量。因此，注重構建和灌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體系，是政策制度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體制內對體制外的包容與和諧，則是鏟除權力尋租導致的不平等，尤其是要鏟除代際間資源分配效率失衡的關鍵。不論是企業主體方面所遭遇的“玻璃門”“彈簧門”，還是個人作為經濟主體所遭遇的戶籍、身份、性別等歧視性規定，都是必須鏟除的。除此以外，還應加大反腐力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消除導致勞動者在就業機會、勞動收入、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歧視性做法，都是體制內包容體制外的表現，對于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環境具有現實意義。

二是要注重資本對勞動的包容與和諧，威權政治對民主政治的包容與和諧兩個方面。一方面，資本包容勞動的實質是切實實現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有機結合，真正實現“勞所應得”。既不能以按勞分配來反對生產要素參與分配，也不能為強調按生產要素分配而削弱和抵制按勞分配。首先，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才能切實實現按勞分配原則，讓勞動者具有應有的尊嚴。按勞分配作為社會主義個人消費品的分配原則，必須依靠公有主體型的基本經濟制度，否則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被弱化了，則勞動主體型分配也就被異化了。同時要明確，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是黨堅定不移的政策，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建立起和諧的勞資關系，形成職工工資不斷增長的機制，建立職工工資增長的勞資協商制度，是“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題中之意，對于非公有制經濟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經濟新常態下優化勞動與資本的分配關系，已成事關全面深化改革成敗的重大現實問題。因此，政府要努力創造有利于工資增長，尤其是農民工工資增長的宏觀環境和社會輿論氛圍，使勞動在整個社會中真正成為作家所說的“太陽”[6](627)。其次，威權政治對民主政治的包容與和諧，主要是借助政治資源的有序開放和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以促進資源的公平競爭。民主政治之于社會和諧，在于民主政治具有促進從人的權威向制度權威轉變、從無序政治向有序政治轉變、從權力壟斷向權力共享轉變的功能和機制，具有形成公平而有效地解決社會沖突和矛盾的體制機制。在民主政治建設中不斷提高民眾參與度，以形成具有廣泛民眾基礎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進而促進社會流動渠道的通暢，可望為社會和諧提供永續發展的動力機制。

三是要注重區域發展的均衡與和諧，如發達地區對落后地區的包容，推進區域協調發展；城市對農村的包容，即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的建立等。

三、經濟安全層面的政策轉型

經濟安全一般包括外部安全和內部安全兩個方面。

外部安全主要體現在一個國家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克服國外強大壟斷集團的侵害，進而為自己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方面，體現在國家能夠在多大層面上參與國際事務，掌握多少國際話語權方面，而當下，中國經濟安全面臨著的主要問題就是外資控制的問題。學界提出，是到了要認真反思中國經濟命脈的國家控制率問題的時候了，因為一個廣為詬病的現象是：在中國的28個主要行業中，外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就有21個，比率為75%，況且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也都是由外資掌控。這種外來挑戰在當下發達國家的經濟命脈中鮮有前例，也沒有什么證據能說明一個在主要行業上被外資控制的國家能夠永遠保持強盛?？梢娊洕踩珜用嫘枰鉀Q由盲目開放向自主開放的轉型問題，即由導入型發展方式向內生型發展方式轉型。這是為了避免陷入引進依賴的陷阱，是實現國家經濟安全的必由之路。學界有關“五個提升”[7]的思路和政策設計，成為國家提升經濟安全方面較有影響的建言。這方面，失去“生產性”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和被新自由主義“空心化”的國家，其經濟社會發展的事實足以為鑒。

內部安全方面，一般應做到：一是由資源環境不可持續型發展模式向資源環境可持續型發展模式轉型。由于長期人口總量的壓力，特殊的資源環境稟賦，加上多年來粗放型、壓縮型的工業化道路，大量資源環境問題迅速累積并集中爆發，當今中國已經形成區域性、流域性的污染格局，同時面臨戰略性資源能源長期短缺的挑戰，其資源環境問題已經達到有史以來最嚴峻、最復雜的程度[8](16～17)。資源問題威脅經濟發展，環境問題影響生存質量，兩者均對經濟安全造成嚴重威脅。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模式可解讀為資源節約增效型和環境保護改善型模式。資源節約是指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對資源需求進行減量化利用，用盡可能少的資源生產出同樣多的或更多的產品。生態環境的破壞只能是資源不合理利用的結果，節約了資源，自然就減少了資源開發利用對生態的破壞和對環境的污染。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兼顧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當代利益與后代利益等，處理好開發與保護的關系，即不能信奉“零增長”觀念，以保護為由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能盲目無序地開發和掠奪資源，一味地以資源出口換取發展資金。資源增效使用，即指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提高資源使用效率，使單位資源的消耗能夠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強調在消耗等量資源的條件下創造出更多收益。生態環境保護強調的是預防，即預防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事件發生之前的行為，體現的是“防患于未然”；環境改善強調的是在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事件發生之后的治理和修復，體現的是“亡羊補牢”。保護環境和改善環境不可偏廢，一個強調事前，另一個注重事后，事前的保護和事后的改善必須有機結合。環境保護改善型模式強調的是：人類的生產生活要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要從根本上預防污染的產生和生態的破壞；而對人類發展中已經產生的生態破壞要及時治理，不斷改善。

二是由金融財政舊秩序向金融財政新秩序轉型。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為人們敲響了警鐘。信息大數據時代的金融活動早已游離于商品實體，其獨立性日益強化，它無孔不入地搜尋著每一個獲利機會，由此產生的巨大收益和損失均威脅著普通民眾的生存，突破國家金融監管，擾亂國際金融秩序，侵吞其他國家財富，甚至給一些國家的經濟生活帶來毀滅性侵害。我國必須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動態，嚴密防范金融風險，努力實現由金融財政舊秩序向金融財政新秩序的轉型。席勒曾論證說，政府天然地就應該是風險管理的主體力量，必然要在構建金融新秩序中體現出調節權威。其他如利用不平等保險重建所得稅的累進結構，以調整不平等的納稅狀況；利用代際社會保障實現代際風險分擔，以調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提高人們的安全預期；建立普惠式金融制度以有效改變金融排斥現象，大力發展綠色金融等，都是需要政府謀求轉型的方面。

三是由農業競爭力不足向競爭力較強轉型。農業經濟安全是指一個國家的農業在受到不利因素沖擊時，能夠基本上不受威脅、破壞而保持正常運行和發展，如不至于引發國內農產品的供給嚴重不足等。一般來說，影響農業經濟安全的因素有兩個，即自然災害和國外農產品的沖擊。中國是一個人口和農業大國，至今農村人口尚占一半，足見農業經濟安全的重要性。然而中國的實際情況卻是，伴隨世界自然災害的頻繁造訪，中國并不能閉門謝客，偌大國土上每年都有嚴重的自然災害發生；水資源極其短缺、氣候極端變化、燃料價格波動等都是直接影響我國糧食系統穩定生產的巨大制約因素；WTO規則下農業對外開放的步伐只能越邁越大，不可能實行農業保護主義。于是提高農業應對自然災害和市場變化的能力以增強農業對外競爭力，既是對農業可持續發展潛在能力的促進，也是促使農業經濟發展少受威脅和不受威脅的根本保證。

四是由財產和收入的貧富差距過大向持續地縮小貧富差距轉變。這里把這一點放在最后，并非表明貧富差距在影響國家經濟安全的諸多因素上權重在后，恰恰相反，在中國反而成為第一因素。貧富差距過大，不僅是導致經濟安全的問題，還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到經濟包容性發展方式的建立，嚴重制約著經濟社會可持續、和諧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講，中國較為嚴重的風險莫過于未來的收入分配，有可能比目前更加不平等，即富人有可能更富，而窮人注定更窮[5](110)。中國經濟包容性發展方式所要解決的，就是規避這種由“富人更富而窮人更窮”所導致的巨大社會風險。

[1] 林毅夫，莊巨忠，湯敏，等.以共享式增長促進社會和諧[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7.

[2] [印]阿瑪蒂亞·森.論社會排斥[J].王燕燕，摘譯.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5(3).

[3] 李炳炎.共同富裕經濟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任保平.中國經濟增長質量報告(2011)[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

[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程恩富.五個提升促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轉變[J].中國經濟周刊,2008(11).

[8] 中國科學院.2014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

【責任編輯 馬明德】

2016-09-15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包容性轉變的體制機制研究”(11BJL003)

李建忠(1974-)，男，寧夏銀川人，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經濟學研究。

F124

A

1674-6627(2016)06-01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