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頭傳統與文本書寫:以《羌族釋比經典》為例

蔣　彬

(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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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頭傳統與文本書寫:以《羌族釋比經典》為例

蔣彬

(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羌族史詩的搜集整理工作，實現了口頭傳統向文本書寫的轉化。然而，諸如《羌族釋比經典》等口頭傳統在搜集整理過程中，聚集了眾多演唱者，讓其演述各自掌握的唱經，后在翻譯者、研究者的合作下逐步形成。如此創作的標準化書寫文本缺乏具體時空場域，消解了口頭傳統的區域、方言差異，遺失了羌族口頭傳統的重要文化信息，甚至加入了整理者、編撰者的意志，成為向外界展示羌族“傳統文化”的“閱讀文本”。作為文化工程的口頭傳統的搜集整理，旨在搶救保護，應避免“保護性”破壞。故而，口頭傳統的文本書寫應回歸演唱傳統與場域，既要包含演唱者信息，又要有參與者的互動過程，使其成為每次演唱的“實錄”，達到口頭與文本、史詩傳統與文化語境的有機統一。

關鍵詞：羌族；口頭傳統；文本書寫；羌族史詩；《羌族釋比經典》

生活居住在川西北地區的羌族擁有豐富的史詩資源、悠久的演述傳統。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界開始較為系統地搜集整理羌族史詩，而于2008年付梓的兩卷本《羌族釋比經典》，則可視為這一持續了二十余年的工作基本結束的標志。在肯定“羌族釋比經典研究”課題組完成如此浩繁工程的同時，《羌族釋比經典》文本生產的過程卻值得仔細審視。透過這個案例，我們能較為清晰地看到，一旦將標準化、格式化的文本書寫付諸口頭傳統的搜集整理，其結果往往難以避免與文化保護的初衷漸行漸遠。反思之余，文章倡導回歸當地文化語境的書寫文本。

一、羌族史詩搜集整理回顧

早在20世紀上半葉，即有學者關注、記錄羌族的口頭傳統。譬如，曾深入羌族地區的馬長壽，在佳山寨、西山六寨、黑虎寨、三溪十八寨等地，搜集到了羌人與“戈”“葛”“戈邁”“阿戈”族群互動的傳說[1](169～172)。又如1941年，由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邊疆服務部所組織的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收集、記錄了佳山寨一帶羌民關于Tsi-Gai-Pao與Ga之間斗爭的口碑敘事，他們認為這是羌人來源的傳說之一[2](169～170)。不過，這一時段的學者均未將羌族的口頭傳統明確稱為史詩。

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積極推動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程，包括史詩在內的羌族口頭傳統的搜集整理工作自然被納入其中。此后近十年間，出現了多種羌族史詩的整理翻譯文本，茲舉要如下。

羅世澤、時逢春率先搜集、整理、翻譯的《木姐珠與斗安珠》文本，包括“木姐珠與斗安珠”“羌戈大戰”兩部民間長詩。其中，“木姐珠與斗安珠”的整理文本以汶川縣雁門鄉袁真奇的口頭唱詞為基礎，并參照理縣桃坪鄉周禮明的口頭唱詞，“相互補充，取長補短，對照羌語錄音，翻譯整理而成”[3](78)。錢安靖側重從“釋比經典”角度考察羌族口頭傳統，他曾采錄整理翻譯汶川雁門鄉小寨袁正祺釋比的四部口述經典，包括“赤吉格補”“必格紐”“補五昔”“木吉卓”。其中，“必格紐”意為買豬敬神，主體內容即是“羌戈大戰”；“木吉卓”意為天仙女，主體內容為“木姐珠與斗安珠”[4]。隨后，西南民族學院《羌族文學簡史》編寫組搜集整理了羌族的英雄史詩、敘事長詩。英雄史詩類的唯一文本是表現“羌戈大戰”內容的“嘎”；敘事長詩類則包括“木姐珠與熱比娃”“勒爾”“遲”等三個文本[5](125～127)。編寫組透露，上述四個整理文本來源于汶川綿虒簇頭寨的王治國、王海云釋比的說唱，由劉尚樂、李明、孟燕、周輝枝等學者采錄，并經本地文化工作者汪友倫翻譯最終得以呈現。同期，為完成民間文學三套集成之一的《羌族民間故事分冊》任務，阿壩州文化局組織了“采風隊”，搜集整理了近百萬字的民間故事。編寫者將羌族民間故事分為神話、傳說、故事三類，每類之下各有數個子類，其中，“其他神話”子類收錄了“木姐珠和斗安珠”“美布和智拉朵”“尕爾都”三個整理文本。閱覽上述三個文本可獲悉，前兩個文本即是我們一般所稱的“木姐珠與斗安珠”，區別在于，“木姐珠和斗安珠”采錄于汶川縣雁門、綿虒、龍溪一帶，而“美布和智拉朵”則采錄自理縣桃坪一帶，反映“羌戈大戰”內容的“尕爾都”采錄于理縣蒲溪鄉休溪村[6](49～61)。

20世紀90年代初，伴隨羌族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的基本結束，羌族史詩的搜集整理也暫告一個段落。10年后，茂縣羌族文學社再度討論羌族史詩的話題，他們認為羌族擁有完備的史詩體系，譬如“赤吉格布”是大自然形成史詩，“木姐珠與斗安珠”是愛情史詩，而“羌戈大戰”則是英雄史詩。與此同時，他們所搜集整理的史詩納入了釋比經典、唱經的框架內，“木姐珠”(天仙女)為釋比唱經之上壇經的一章，“赤吉格補”“必格紐”(“羌戈大戰”)是中壇經的一章[7](22～81)。

2001～2007年間，在全國少數民族古籍重點出版項目的支持下，由阿壩師范高等?？茖W校組織的課題組與數十位釋比合作，記錄、整理、翻譯、編纂了362部釋比經典，并將之劃分為22個篇章。其中，“史詩篇”收錄了包括“羌戈大戰”“木吉珠和斗安珠”“遲基格布”“頌神禹”等四部文本[8](2～227)。2008年汶川地震發生后，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發動各方力量，將分散于各地的民間口頭文學資料集中起來，匯編為《羌族口頭遺產集成》，包括神話傳說卷、民間故事卷、史詩長詩卷、民間歌謠卷。其中，史詩長詩卷較為集中地收錄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民間文學工作者搜集整理的羌族史詩相關文本[9](1～316)。

回顧羌族史詩搜集整理的歷程，可以看到，學界普遍認識到羌族史詩的多樣性與悠久傳統，并把“羌戈大戰”“木吉珠和斗安珠”(木姐珠與斗安珠)“遲基格布”(赤吉格補)等三個文本視為代表[10]。與此同時，關于這些史詩的類型則無定論，如“羌戈大戰”時常被稱為英雄史詩、遷徙史詩、神話史詩，而“木吉珠和斗安珠”被稱為愛情史詩、創世史詩。

二、《羌族釋比經典》：從口頭傳統到文本書寫

概覽上述羌族史詩的整理文本，《羌族釋比經典》憑借項目級別高、整理時間長、參與人員多、資料容量大、出版時間特殊等因素而更具代表性。它的整理編纂過程勾勒出羌族口頭傳統轉化為文本書寫的清晰軌跡。20世紀80年代以來，羌族的口頭傳統被納入兩套表述體系之中：少數民族民間文學、少數民族古籍。較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程的推進，大量羌族口頭傳統轉化為了羌族民間文學資料集。21世紀伊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與保護工作開始實質性關注羌族口頭傳統。2000年，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組織制定了《“十五”全國少數民族古籍重點項目出版規劃》，包括《羌族釋比經典》在內的50個項目被列入該規劃[11]。

在項目的起步階段，作為最大的羌族聚居地，四川省茂縣開始著手承擔搜集整理工作。茂縣地區本身擁有厚重的羌族口頭傳統，不過地方政府卻無力順暢協調周邊羌族聚居地的相關智力、物力資源。兩三年間，該項目推進遲緩，僅有茂縣羌族文學社整理編輯了內部資料《西羌古唱經》，該文本較為單薄，無論在篇幅上還是體例上，均與國家級的古籍整理文本的水準相差甚遠。統屬該工作的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意識到，基層地方政府負責此類涵蓋整個羌族地區的課題，顯然容易被行政區劃的藩籬所束縛，因此，及時調整思路，轉而由大體上超脫于行政轄區的學術機構來執行該項目?；谏鲜隹紤]，2004年，相關方面在汶川縣召開《羌族釋比經典》整理研究工作會，決定將此項目從茂縣轉移至阿壩師范高等?？茖W校。阿壩師專以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研究為項目具體承擔機構，并延請汶川、理縣、茂縣、松潘等地長期從事羌族文化研究，諳熟羌語、漢語的專家，共計16人的課題組得以組建而成。隨后，課題組深入羌族地區摸底調查，并嘗試錄音錄像，卻因羌區村寨條件艱苦，調查組器材良莠不齊，調查進展頗為緩慢。為了保證項目穩步推進，課題組決定將散居在不同村寨的釋比請到阿壩師專，集中錄音、記音、整理。

盡管許多釋比不愿離開長期生活的村寨，但經過課題組的溝通協調，40余位釋比還是被請到了阿壩師專。課題組由此對諸位釋比的唱經進行了近10個月的錄音錄像，并刻盤整理歸檔。隨后，課題組成員接受了語言學的短期強化訓練，從而將錄音材料轉化為國際音標。之后，課題組著手翻譯唱經，卻面臨兩個難題：其一，課題組成員能熟練使用羌語，不過唱經包含許多古羌語，辭藻晦澀，且表現出各地方言土語的特征；其二，釋比對自己掌握的經典自然了然于心，卻囿于相當有限的漢語言使用能力，限制了他們與整理者的溝通解釋。特別是，對于一些唱段，釋比本人也只能意會之，很難用日常的羌語表述出來，更不大可能用漢語表達。因此，這一過程往往伴隨演唱者、翻譯者、文化研究者的不斷磋商，以此達到各方均基本接受的漢語表述文本。盡力克服諸多困難后，到2007年，課題組基本完成了《羌族釋比經典》的記音、直譯、意譯工作。此后的審稿過程中，課題組參閱了過往關于釋比文化研究的資料，并特別注意搜集前人整理出來的釋比唱經資料，以此作為補充整理時的參考。2008年8月，《羌族釋比經典》完成了定稿*本文所述的《羌族釋比經典》調查整理過程，既參考了該文本的“后記”，又咨詢了曾參與“羌族釋比經典研究”課題組的部分成員，謹致謝忱。。該文本出版以來，學界給予積極回應[12]，更有學者以其中的個別篇章為文本分析對象，借此闡釋羌族歷史、民俗、文學諸領域的相關問題。

三、文本書寫的實踐與口頭傳統的消解

文章理解，“文本書寫”包含兩個緊密相扣的環節，即書寫文本、寫就的文本。那么，我們在思考文本書寫可能對口頭傳統施加何種影響時，這兩個環節均需要納入考察范疇。就《羌族釋比經典》而言，無論是整理編纂該文本的“書寫實踐”，還是作為出版物的《羌族釋比經典》，都值得從學理層面加以審視。我們發現，《羌族釋比經典》的書寫實踐未能活態、整體地呈現羌族口頭傳統的原本面貌，更有對羌族口頭傳統的消解。

首先，《羌族釋比經典》的書寫方式遠離了史詩演述的具體時空場域[13](94～140)。在羌族村寨里，每至祭山還愿、婚喪嫁娶等時候，村寨民眾齊聚一堂，人們聆聽釋比演述史詩及其他口頭敘事。不難看出，羌族史詩的具體時空場域至少包含這樣一些基本要素，即村寨、時節、場合、民眾、釋比。這些要素貌似松散，實則缺一不可，合而組成一個整體而活態的口頭敘事環境。舉例講，每當村寨中有新人喜結連理之時，入夜后碉房里溫暖的火塘旁，親朋好友簇擁著釋比老人圍坐一團，釋比乘興唱述起“木吉珠和斗安珠”。觀眾與聽眾的情緒往往會隨著釋比演述的情節而跌宕起伏，若述及斗安珠在天神木比塔的考驗、刁難下窘相頻出時，人們常常會報以開懷的笑聲；當唱到木吉珠、斗安珠婚后因行為不當而遭受的種種磨難時，大家則唏噓不已。更為重要的是，觀眾、聽眾的笑聲、抽泣聲、嘆息聲，甚至是轉瞬即逝的一個表情，均會直接反饋給釋比，刺激他進入恰當而忘我的演述狀態。這樣的畫面正是羌族口頭傳統慣常且真實的時空場域。

相反，一旦讓釋比離開熟悉的村寨與鄉親，走進錄音棚或者類似的靜音環境，端坐在麥克風、錄音筆、攝像機面前，開始按部就班地唱述課題和項目需要的史詩，這樣的場景下很難期待釋比能有精彩的表現。課題組、整理者在得到清晰的聲音與畫面的同時，丟失了羌族史詩的一些精髓。與其他無文字社會的口頭傳統一樣，羌族釋比的每一次史詩演述都是一次無可復制的創作，那么錄音棚內的干凈聲音過濾掉了火塘旁的雜音，更過濾掉了釋比的情緒與想象力。

其次，《羌族釋比經典》銷蝕了羌族口頭傳統的多樣性。羌族地區的重要特征是內部的差異性，地處民族走廊上的羌區，其北部與嘉絨藏區、安多羌區毗鄰，南部則與川西內地漢區接壤，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衍生出北部、南部兩大方言區。不僅如此，萬山叢雜、溝壑縱橫的地貌，常常使得僅隔一道山梁的兩個村寨竟無法舒暢交流，由此而散布著眾多的土語區[14](177～179)。多樣的方言土語勢必造就多樣的口頭傳統。以史詩“羌戈大戰”為例，它在羌區普遍流傳，且擁有大體一致的敘述結構與情節，不過，分別來自桃坪、龍溪土語區的釋比，在演述該史詩時，自然會表現出微觀區域的特色，諸如會將本村寨的典故、地名、人物等融入口頭敘事中。這樣一些帶有微觀區域特征的“羌戈大戰”版本，無疑增添了口頭敘事的豐富性與生命力。

《羌族釋比經典》的書寫實踐與20世紀80年代羅世澤版本的“木姐珠與斗安珠”文本整理并無本質差異。羅世澤坦言其文本整理的方式，并清楚地說明了“取長補短”的兩個口頭敘事?！肚甲遽尡冉浀洹烽_篇即羅列了“羌族主要釋比名單”，然而，主體文本中卻是整齊劃一的“羌戈大戰”“頌神禹”“請神”等，只字未提某部經典出自某村寨的哪一位或者哪幾位釋比之口。這樣的書寫、編纂方式透露出“羌族釋比經典研究”課題組習慣將數十位釋比的眾多版本一字排開，相互對照，甄選出最符合課題意圖的部分，最后生產出文本。課題組不獨消解了羌族口頭傳統的區域、方言土語差異性，更在篩選、“組裝”文本的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學者的價值判斷帶入其中。事實上，學者，即便是本民族學者，也很難準確地描述出典范的口頭傳統文本的若干條標準。根據分工，課題組成員各自負責整理一部分釋比經典，那么依照上述編纂方式，其間當然會摻雜具體整理者的知識背景、審美旨趣、個人好惡等。故而，《羌族釋比經典》所推出的整體性、規范化的文本在相當程度上涂抹了地方感，呈現出一種平面化、靜態化、刻板化的文本形態。

再次，《羌族釋比經典》的書寫實踐，意在“定型”，使之成為對外展示羌族“傳統文化”的“閱讀文本”。20世紀上半葉以來，詳略不一的羌族口頭敘事整理文本凡數十種之多，《羌族釋比經典》無疑是其中的大部頭。這不僅體現了國家的重視，亦反映出課題組的學術抱負，如書名所透露的，課題組不僅將羌族的口頭傳統視為經典，更力圖將整理編纂的文本塑造為經典。

若要理解課題組的意圖與行為，我們需要深挖課題組的動力在哪里，換言之，羌族知識分子在此時間節點上生產出該文本的具體情境是什么。

與過往相較，自20世紀50年代，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羌族知識分子開始全面而深度地參與到構建本民族文化的具體實踐當中。他們諳熟漢語和羌語兩套知識體系關于羌族歷史文化的敘事，更借助其在政府部門、文化單位、學術機構內的位置，在權衡國家方針政策與民族利益的基礎上，將文化事業付諸行動。從服飾、飲食、建筑，到歌舞、節慶，再到語言、宗教，在眾多繁復的文化活動中，他們的重要目標就是塑造典范的羌族文化形象。普遍而言，將諸種文化事項轉化為直觀而具象化的文化展演是羌族知識分子慣常的運作形式?！扒甲遽尡冉浀溲芯俊闭n題組聚集了十余位在區域內較有影響力的知識精英，他們的編纂工作既符合國家規定的少數民族古籍整理體例，更致力于構建羌族口頭傳統的經典文本。更為特殊的是，就在《羌族釋比經典》整理編纂工作的尾聲階段，“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了。面對3萬羌族民眾(占羌族總人口的1/10)喪生，一些曾合作共事的釋比的不幸辭世，身處地震中的課題組不僅感受到了自然災害的無情，更意識到自己工作所肩負的特殊使命。2008年12月，災后羌區的基礎設施重建方才鋪開，《羌族釋比經典》已出版，在特殊的語境下，該出版行為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展示。無論是課題的發布與管理機構，還是參與其中的羌族知識分子，都希望在國家文化建設工程的框架內，將《羌族釋比經典》樹立為災后羌區傳統文化重建的先鋒與旗幟，相形之下，在那一時刻，它的學術價值處在了次要位置。

四、結語：書寫回歸語境的文本

作為全國少數民族古籍重點項目之一的《羌族釋比經典》，其搜集、整理、翻譯、編纂的過程，以及作為成果的文本，不僅體現出羌族口頭傳統的自身特點，也顯露出中國少數民族，尤其是無文字少數民族的口頭傳統，在接受國家與學者整理編纂時所面臨的相同或相似際遇。

毋庸置疑，國家投入巨大的財力、智力，動員廣泛的社會資源，將搜集整理少數民族口頭傳統視為一項國家文化工程，其宗旨就是要搶救與保護那些日漸消失而瀕危的口頭傳統。然而，一些時候，囿于學術視野與方法的局限，原本具有良好初衷的整理編纂工作可能走向“保護性破壞”的尷尬局面。學界對包括口頭傳統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路徑多有討論，總體上，既警惕外界以保護為口號的過度干預，也不贊成政府與學者的放任不管。同理，伴隨文化生態的日益式微、核心演述人的后繼乏人，羌族口頭傳統或者釋比經典處于岌岌可危的狀態?；诖?，以古籍整理為名的搶救與保護非常必要，同時，保護的具體路徑也值得探討。

我們認為，《羌族釋比經典》的出版并非標志著搜集、整理、翻譯、編纂羌族口頭傳統工作的終結，作為一個案例，它的缺憾需要當下正在進行的，以及今后還要開展的文本書寫來彌補。我們應當自覺而主動地回到演述口頭傳統的語境中。即便進入村寨，我們仍需時刻提醒自己，村寨不是舞臺，釋比不是演員，村民不單是報道人，更不能因撞見了只在喪禮時演述的史詩“遲基格布”而暗自竊喜。在民俗場景中把握主位與客位的微妙關系之后，研究者的記錄應當包含演述者的全景式信息，又要密切關注參與者的互動與回應?；谶@樣的方法與態度，或許我們的工作能夠達到口頭傳統與文本書寫之間、史詩傳統與文化語境的有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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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海曉紅】

收稿日期：2016-05-05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托項目“中國詩史百部工程”(09@ZH014)子課題“羌族史詩”(SS2015003)；西南民族大學學科建設項目(2016XWD-S030304)

作者簡介：蔣彬(1966-)，男，四川三臺人，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羌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主要從事西南民族研究。

中圖分類號：C95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6627(2016)04-00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