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回族流動人口節日文化的價值：開齋節、古爾邦節觀察

馬偉華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30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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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回族流動人口節日文化的價值：開齋節、古爾邦節觀察

馬偉華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天津300350)

摘要：開齋節與古爾邦節對于那些在都市中流動謀生的回族人而言，有著重要的精神價值。兩大節日是他們聚會的良好時空載體，節日里的聚會、禮拜等儀式活動是獲得社會歸屬感的重要途徑，為他們適應都市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精神力量，展現了城鎮化進程中回族傳統文化與現代都市生活的調適。

關鍵詞：回族；流動人口；節日文化；開齋節；古爾邦節

近年來，少數民族的人口流動方向呈現出這樣幾個特點：第一，中東部地區的漢族人口向西部民族地區流動；第二，西部少數民族農村人口流向當地城鎮；第三，西部少數民族人口流向中東部地區[1]。在這三種人口流動類型中，筆者重點關注了從西部地區流向東部都市的回族流動人口的節日文化問題。對于到東部大都市的回族流動人口而言，他們一方面在努力適應都市的現代生活，另一方面堅守自己的傳統文化，面臨諸多困惑與挫折。作為回族最重要的兩大節日，開齋節與古爾邦節的產生與發展，融合了民族、宗教、歷史、文化等多種社會要素，在回族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從西部流動而來的回族人口在都市中如何歡度兩大傳統節日，節日文化中的精神元素對于他們在適應都市生活中提供了怎樣的幫助，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一、節日——回族流動人口異地歡聚的特定時空

自2000年以來，從西部地區來到中東部地區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包括回族在內的穆斯林流動人口為了改變生活現狀，從相對貧困的家鄉來到東部地區的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廣州等地，從事清真餐飲、地方土特產加工、銷售等工作。這些在異地謀生的回族人隨著生活環境的改變，內心深處也面臨著許多困惑與不安，當傳統節日到來時，內心的歸屬需求與群體認同體現得尤為明顯。在異地從事各種職業的回族人交際圈子往往比較有限，多數人較少與當地群眾進行互動。對于大多數回族流動人口而言，他們的日常生活范圍主要限于清真餐館、流動商攤等。生活圈子的狹窄使他們在陌生的都市中，只能依靠同族、老鄉來獲得感情與精神上的慰藉。很多回族流動人口也試圖通過多種途徑與他人進行交流，但因為文化水平的制約、宗教信仰的差異，使得他們的交流空間一直不能突破已有圈子。大城市中回族流動人口多分布在城市的不同角落，平時見面的機會并不多，一般的交際圈子也僅限于通過手機等途徑來獲得相互間的聯系。

對于在外謀生的回族人而言，開齋節與古爾邦節是他們在一起歡聚、交際的重要媒介。到清真寺參加會禮的人，不論何種身份，在節日當天共聚清真寺，共同追尋心中的信仰以及對于伊斯蘭文化的認同。對于那些從西部地區來到大都市，從事不同工作的回族流動人口而言，開齋節、古爾邦節能到清真寺參加大型會禮，已成了他們在異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活動。每當兩大節日來臨，他們提前幾天就做準備，心中默默期盼節日到來。一些由青?；刈?、撒拉族開設的拉面館，在兩大節日當天往往會歇業一天，店里的老板、伙計都會到清真寺參加會禮。

2014年開齋節，在北京牛街禮拜寺，一位來自寧夏同心縣楊姓的回族小伙子告訴筆者：“我在××大學的清真食堂當撿菜工。來北京已經兩年了，中間一直沒有回過寧夏。在老家時，我齋月里從來不會落下封齋?，F在打工，我也盡量堅持封齋。每年到了開齋節，我感到特別親切。我們很多老鄉會提前約好了，開齋節這天來牛街禮拜寺做個禮拜。過節時也特別想家，我們在老家的時候開齋節特別熱鬧，一般要過三天?，F在到了這邊沒有辦法，尤其我沒有辦法給我無常不久的爺爺走墳。我只有在禮拜快結束接‘杜阿宜’時，向安拉祈禱，恕饒我的爺爺，保佑我家里人都平安?！?/p>

這些回族人一般在節日當天一大早就結伴前往清真寺，有些人盡管是朋友，但可能好久沒有謀面，參加大型會禮讓他們能夠重逢。開齋節的大型會禮不但是回族人必須履行的宗教義務，還對加深他們之間的感情，增進友誼，具有重要意義。透過這種場景，我們能夠看到不少在異地相聚的回族人久別重逢之后的興奮與喜悅。遠離家鄉的他們，往往通過用方言暢聊來表達對于家鄉的想念以及身處異地各種不盡如人意的人生感嘆。他們中大部分人的家屬不在身邊，本地也沒有太多親朋好友。參加完會禮之后，他們往往要到租住的房屋或者清真寺附近的清真餐館進行聚餐。如果在家里聚餐，一般會做出家鄉的地道美食，大家一起品嘗；如果在外聚餐，往往選擇具有家鄉風味的清真餐館。開齋節的聚餐具有一定的現實及精神意義，這與一個月的齋戒有關。盡管沒有確切數據表明不同城市齋月里封齋的回族流動人口占當地回族流動人口總數的比例，但是通過訪談發現，封齋者應該不在少數。伊斯蘭教認為齋月里封齋，節制飲食會對人的身體、道德、心智有積極效果[2](19)。封齋成為穆斯林的一件宗教義務，回族流動人口在齋戒結束后的開齋節進行聚餐，從現實意義上講是齋戒之后的能量補充，從精神意義上講則是對一個月齋戒的集體紀念。

從表面看來，節日中的活動使人們通過不同文化場景，實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但是，從深層來看，這些習俗是以宗教為紐帶而將人們聚合在一起的特定時空場景。開齋節與古爾邦節期間，回族流動人口在宗教節日里的互動場景，類似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場域。場域的內涵是指，“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3](133)。在這樣的場域里，節日作為一個使人與人之間發生互動關系的紐帶，也可以說是一種宗教儀式網絡，促使不同角色的人在這樣的網絡里互動，進而加深了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節日里人們共同慶祝，彼此為相同的信仰而祈禱，在熱鬧的節日氣氛中彰顯個性。對于那些在異地謀生的回族人而言，這樣的節日不僅是他們在異地傳承本民族習俗過程中所經歷的一個重要環節，也是他們身處陌生環境之中，共同堅守信仰、傳承習俗、尋求精神愉悅的重要行為，更是回族流動人口之間重塑友誼、展現親情、共敘人世辛酸的特定時空。

二、節日——回族流動人口增強認同的文化符號

兩大宗教節日作為回族群眾的重要節日，其特殊的宗教內涵對于提升回族內部個體成員對于本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以及歸屬感都具有重要意義。每當節日來臨，回族群眾都要穿著盛裝、烹制佳肴、到清真寺參加會禮、給亡人游墳，并宴請親朋好友。出于對傳統節日的期待以及對宗教信仰的追求，回族流動人口在異地的生活中，仍然無法忘記宗教節日在個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兩大傳統節日既是他們無法割舍的情懷，也是他們尋求精神慰藉的港灣，更是他們在陌生環境中獲得群體歸屬感的一種需要。

對于那些回族流動人口而言，他們遠離家鄉，文化習俗傳承空間發生了改變。但是，他們在內心深處仍然渴望恪守原有的儀規，并堅持早已習得的各種習俗。在參加節日會禮的過程中，他們的心靈受到了滌蕩，身處清真寺，通過會禮來履行自己的宗教義務。兩大節日對于那些平時分散在市內不同地方的回族流動人口，起到了一定的凝聚作用。在凝聚力不斷提升的過程中，他們之間通過宗教認同，增強了民族認同以及群體歸屬感。人們在對共同儀式的操演過程中，彼此之間的距離更為拉近，每個人都為相同的教義表現出強烈的感情[4](109～112)。當宗教感情提升之后，人們對于宗教的認同以及群體的歸屬感會明顯增強，反過來會推動信教者對宗教儀式、宗教活動的積極參與。

開齋節與古爾邦節期間，流動回族人口所進行的會禮以及其他禮儀活動，是在伊斯蘭教影響下對傳統習俗以及其他社會活動的一種凝結。與都市里的原住居民相較而言，來到東部大都市的回族流動人口的一個總體特點就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仍然游離于都市主體文化之外，他們中的多數人處在都市的邊緣。大部分回族流動人口從事的職業往往不占據主流地位，由于部分都市人對他們的偏見與歧視，使得他們在內心深處渴望獲得歸屬感?；刈辶鲃尤丝谠诙际兄屑纫\生，也要融入這個城市，因此，他們需要在都市里進行社會文化適應。弗里德里克·巴斯曾說過：“各種各樣的族群差異不是因為缺少流動、聯系和信息，而是包括排斥和接納的社會過程?！盵5]在都市的社會文化適應過程中，回族流動人口的自身文化與都市文化在碰撞過程中，作為個體的回族人在謀得生存時，自我感受以及個體與群體之間關系的構建都是社會認同的組成部分。在獲得文化認同的過程中，開齋節與古爾邦節正好成為增強回族流動人口宗教認同、民族認同的文化符號。在此文化符號的作用下，他們以宗教節日作為一種媒介，拉近彼此間的關系。

開齋節與古爾邦節對于回族流動人口而言，節日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內涵遠遠超出了習俗本身。作為回族最重要的兩大節日，開齋節與古爾邦節所具有的象征意義，則是通過節日這一時空組合，喚起了人們的宗教感情，在宗教感情的促進下，人們之間的宗教認同與民族認同得以加強。對于他們而言，節日期間參加大型會禮或者在禮拜之后一起聚餐，是他們尋求歸屬感的一個真實寫照。在宗教的鼓舞下，相似的文化儀式使他們在節日期間能夠獲得一種不同于往日的歸屬感。在不斷增強的歸屬感中，他們對于宗教與民族的認同也隨之提高。

三、節日——回族流動人口集體記憶的文化載體

作為集體行為的社會記憶與某一群體的社會生活密切相關，更是該群體歷史生活的寫照。群體的延續、發展都與集體記憶具有密切關聯。集體記憶在發展過程中是有選擇的，有時扭曲，有時錯誤，它反映了該群體的心理傾向或心靈結構。文物、圖像、文獻以及各種社會活動都是展現集體記憶的重要媒介[6](50)。集體記憶是群體成員在事件的發展歷程中，對于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件的群體追憶，也可以指對歷史傳統的一種深層記憶。對于回族而言，從大的方面來看，伊斯蘭教的產生、發展過程本身就是一段重要的歷史，這段歷史過程包含著大量能夠喚起集體記憶的歷史典故與事件；從小的方面來看，不同地區的回族具有“同中有異”的傳統文化，在文化傳承的歷史上也有很多與集體記憶相關的宗教儀式或不同類型的宗教行為。

開齋節與古爾邦節本身蘊含著多種儀式以及文化元素，是承載回族人集體記憶的重要載體。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自然或社會事件都會喚起人們的集體記憶，包括宗教活動在內的各種儀式既能表達特定的社會內涵，也能夠通過在特定時間、地點的相關表演來展現人類深層的集體記憶[7](97)。開齋節與古爾邦節里各項儀式的操演，本身就具有喚起回族集體記憶的作用。紀念儀式中往往包含著社會記憶的成分，儀式在操演的同時也展現著記憶性。操演記憶要比紀念儀式更為廣泛，紀念儀式中的操演往往具有高度的象征性[8](82)。無論是開齋節的起源，還是古爾邦節中的宰牲習俗的起因等，都流傳著許多美妙的宗教故事，浸透著回族群眾的集體記憶。同時，這些宗教故事的存在，也從另一個角度展現了歷史上的記憶與遭遇，進一步增強了民族的認同，在凝聚族內人的同時，區分族外人[9](10)。

身處異鄉的回族人，由于生活范圍的狹窄以及多數人從事枯燥的職業，尤為重要的是多數人遠離親人。因此，他們平日里對故鄉和親人的思念非常強烈，節日來臨，他們的思念之情油然倍增。故鄉節日中的盛大場面以及人們之間的互動，在東部的都市中無法重現。盡管兩大節日來臨時，他們仍然會到當地的清真寺參加大型會禮，也會聚在一起共享節日美食，但是節日中的活動有很多，他們在異鄉往往也只能做到上述這些，如游墳、宰牲、走親訪友等節日活動，對于這些身處異鄉的回族人而言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他們只能在回憶或祈禱中為家人送上祝福，為亡人獻上無限哀思。2013年古爾邦節，在天津紅橋東大寺，一位來自青?；№n姓的回族拉面師傅告訴筆者：“我從化隆到天津一年半了，現在在海光寺附近的一個拉面館當伙計。每年到了爾德節的前幾天，我就開始想念家里的人，尤其想念我剛去世兩年的母親。在天津這邊，我沒法給我的母親走墳，我心里愧疚得很，但也沒有辦法唄。為了生存，我只能出來打工。至于宰牲，在這邊也是沒辦法，我提前把錢寄回去了，讓我媳婦買一只羊，給我在世的老父親宰個牲。這樣，我心里也就不遺憾了。等我掙了錢回去，過幾年給我自己和媳婦也宰個牲?！?/p>

開齋節與古爾邦節期間，對于多數在外地謀生的回族人而言，為亡人上墳或者親自為家人宰牲都成了泡影，他們的心中不免充滿了無限憂思與遺憾。他們在節日中往往通過記憶來尋求精神的慰藉以及遺憾的排解，從而為在都市中的生存提供精神動力。有人指出：“所謂的‘歷史敘事’與‘族群記憶’也因之染上了濃厚的現代國家的權力色彩和現代社會的具體語境。也因為相同的理由，表現出相應的策略性特征；族群的‘集體性記憶’與‘譜系性記憶’(genealogical amnesia)都可以理解為‘強化某一族群的凝聚力’。所以，族群認同下的‘歷史記憶’其實同時意味著同等意義上的‘歷史記憶’?！盵10](104)回族流動人口在節日期間包括會禮在內的許多宗教儀式，在增強宗教凝聚力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自我認同。在民族認同不斷增強的基礎上，他們心中的精神家園也更加穩固，成了支持他們在異地謀生的精神力量。在這些節日里，他們在都市中能夠到清真寺進行會禮，或者參加清真寺舉行的一些活動。他們的心中都會充滿無限期待以及精神愉悅，他們會在集體記憶中回味這些節日的倫理以及親情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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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延?！?/p>

收稿日期：2016-04-1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環渤海地區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社會支持與城市融入研究”(15BMZ086)；南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基金項目“宗教認同與少數民族政治文化整合研究”(AS1516)

作者簡介：馬偉華(1977-)，男(回族)，寧夏銀川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民族學、宗教人類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C95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6627(2016)04-0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