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調與啟蒙是對立的
——嚴家炎“魯迅復調小說”理論質疑

李有智

(寧夏社會科學院期刊中心，寧夏銀川75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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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調與啟蒙是對立的
——嚴家炎“魯迅復調小說”理論質疑

李有智

(寧夏社會科學院期刊中心，寧夏銀川750021)

摘要：嚴家炎《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以復調小說理論研究魯迅的小說，看似開啟了魯迅研究的又一個新局面，然而，嚴格地說，此文在使用該理論時，存在嚴重誤置的情況。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實際上指的是人物各自獨立的意識以及相互間的交鋒；而嚴文在分析魯迅作品時，未加界定，無限放大，凡是情節、性格、理念甚至情感色彩等方面存在對照、對立或任何不同之處，均被視為不同“聲音”。魯迅小說揭示了中國人的生存困境，表現出孤立、孤獨、荒誕的美學風格，“反對話”則是一個基本構成要素，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由魯迅啟蒙主義文學所決定的。啟蒙與復調實際上處于對立狀態，不可并置。

關鍵詞：魯迅小說；復調理論；反對話；啟蒙文學觀

在國內學術界，嚴家炎先生是較早將巴赫金的復調小說理論運用于魯迅作品研究的學者，他的論文《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①此文原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3期，同年收入論文集《論魯迅的復調小說》(上海教育出版社)。后有兩處增改：第132頁第2段增加了“讓人對孔乙己不能不同情……讓人對孔乙己實在無法同情”數語；第136頁第16行增加了“魯迅一向主張小說作者不應自外于反省圈外……魯迅就注意把自己同樣放進小說具體情境之中”一段。2011年又出增訂版《論魯迅的復調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亦收入此文。被譽為是“富有創新”的、“探索魯迅小說現代性的又一力作”，讀后“有豁然開朗之感”[1](199)；以復調小說的視角來研究魯迅的小說，“使這種研究具有新意”[2]。然而，嚴格地說，此文在使用復調理論時，存在著嚴重誤置的情況。此后十幾年來，這種亂用、濫用復調理論的現象，不僅僅是在魯迅研究領域里，而且擴大到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里，愈趨嚴重，積非成是，習以為常了。

嚴家炎先生文章開首即說魯迅小說具有復調特點：“幾乎每一位認真仔細地讀過魯迅小說的人，都會感到他的許多作品有一種特別的不大容易把握好的滋味，讓人久久思索。這特別之處在于：魯迅小說里常?；仨懼鴥煞N或兩種以上不同的聲音。而且這兩種不同的聲音，并非來自兩個不同的對立著的人物(如果是這樣，那就不稀奇了，因為小說人物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行動的邏輯)，竟是包含在作品的基調或總體傾向之中的?！盵3](131)

然后具體尋繹出了小說中存在兩種不同“聲音”的地方，以下試撮述其要點。

《狂人日記》：表層上，日記既是病態的胡言亂語，又清醒深刻地揭發了封建歷史真相；深層方面，控訴了禮教和家族制度的“吃人”罪行，又沉痛反省參與“吃人”的罪行，“戰斗感與贖罪感并存”。

《孔乙己》：孔乙己遭遇的冷漠令人同情，而他好吃懶做等毛病又使人無法同情。

《藥》：千千萬萬像華老栓家那樣愚昧的普通百姓需要一場革命來解救，可革命者的血卻成了愚民們治療癆病的藥。

《故鄉》：“我”暗自嘲笑閏土“崇拜偶像”的迷信，結尾又出現另一種聲音，即自省“現在我所謂的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么”。

《頭發的故事》：由N先生對革命的失望與“我”對其人的批判態度“這兩種不同的聲音組成”。

《孤獨者》：魏連殳窮困潦倒時，連孩子們也躲著他，做了軍閥的顧問后卻門庭若市；魏連殳狼嚎般的哭聲“也同樣發自作者魯迅本人”，“這是多重音響的復合”。

《祝?！罚阂昧送魰煹恼撌觥≌f的敘述者是一個“新黨”，是唯一能對舊倫理體系給予批判的人，也是祥林嫂寄托希望的人，但他回避了后者關于靈魂有無的追問，“或多或少加速了祥林嫂在絕望中走向死亡”，似乎也對她的死“負有責任”。

文章還以同樣方法尋找出了《補天》《奔月》《非攻》《理水》等作品中存在的不同“聲音”，來說明魯迅小說“基調的復雜性”。這些論述過于牽強、隨意，存在著太多有待商榷的地方。

巴赫金所說的復調，實際上指的是人物各自獨立的“意識”以及相互間的交鋒；而《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一文在分析魯迅作品時，卻未加界定，無限放大，凡是情節、性格、理念甚至情感色彩等方面，只要存在對照、對立或任何不同之處，均被視為不同“聲音”，即使像《頭發的故事》這樣明顯屬于“自言自語”的作品，也要從中尋出不同，這本身就是成問題的。

復調小說理論包含兩個必不可少的關鍵性因素。

第一，小說中的人物必須是“自由的人”，具有各自獨立的意識，人物的意識有時會反抗甚至高于作家的意識。巴赫金在研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時發現，陀氏創造的人物不是“無聲的奴隸”，而是有著獨立意識的“自由的人”，更有甚者，“這自由的人能夠同自己的創造者并肩而立，能夠不同意創造者的意見，甚至能反抗他的意見”。巴赫金說：“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這確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的基本特點。在他的作品里，不是眾多性格和命運構成一個統一的客觀世界，在作者統一的意識支配下層層展開；這里恰是眾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識連同它們各自的世界，結合在某個統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間不發生融合?！盵4](4)

第二，小說人物的意識并非“自足”封閉，“總是同他人意識處于緊張關系之中”，這體現了人類思想的“對話本質”。巴赫金認為，陀氏筆下人物的意識，也即“主人公的每一感受，每一念頭，都具有內在的對話性，具有辯論的色彩，充滿對立的斗爭或者準備接受他人的影響，總之不會只是囿于自身，老是要左顧右盼看別人如何”[4](43)；意識或思想總是希望被他人聽到，獲得理解，得到其他聲音從其他立場做出的回答，因為“思想只有同他人別的思想發生重要的對話關系之后，才能開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發展、尋找和更新自己的語言表現形式、衍生新的思想”[4](114～115)。他歸納出了陀氏小說中對話的基本特點，“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中，一切莫不都歸結于對話，歸結于對話式的對立，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單一的聲音，什么也結束不了，什么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4](340)。再看魯迅的小說?！白杂傻娜恕焙汀皩υ挶举|”這兩個構成復調理論的重要因素，在魯迅的全部小說中，連一條也歸納不出來。因為在魯迅筆下，多是一些在“鐵屋子”里昏睡待死的人，他們需要同情和憐憫，需要被喚醒，更多的則是那些被當作背景處理、隱約閃現的麻木的看客們；只有極少數先覺者、革命者，孤獨莫名，結局悲涼，他們與前兩類人根本不在同一層面上，二者之間不存在對話的平臺。

按照巴赫金的定義，小說人物即“自由的人”必須具備獨立意志和內在價值，以此為衡準，魯迅小說中的幾個先覺者，均可視為“自由的人”，如狂人(《狂人日記》)、夏瑜(《藥》)、迅哥兒(《故鄉》)、魏連殳(《孤獨者》)等，可他們最終的結局不是死亡，便是離鄉出走。從更為嚴謹的角度上說，巴赫金所謂“自由的人”是有絕對條件的，即一批自由的人與另一批同樣自由的人，在一個不受限制的語境中展開意識間的交鋒，往復辯難，未有已時，如此才會獲得真正的自由。而魯迅小說中的先覺者，身處黑暗的奴隸世界中，他們不可能與處于社會底層的被侮辱、被損害者“對話”，也不可能與制造“鐵屋子”的兇暴統治者“對話”，故他們本身的自由也受到了損傷，是不完整的。

與“自由的人”相對立，魯迅小說中更多的是巴赫金所說的“無聲的奴隸”，沒有個性，沒有靈魂，沒有獨立的意識和聲音，他們擁有同一個譜系：華老栓一家、夏大媽、祥林嫂、愛姑等；即使像趙太爺、魯四老爺、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等人，盡管他們也發出了聲音、表達了意見，可那完全是被“規訓”了的聲音和意識，缺乏人所應有的鮮活生氣和個性，要而言之，沒有人氣。

“自由的人”與“無聲的奴隸”之間，不存在對話基礎。先覺者、革命者為了啟蒙和解救廣大的愚民庸眾，向他們宣傳反清革命思想，好像在做著對話努力，卻得不到任何回應。因此，魯迅小說具有一種“反對話”的特征或本質，其中有三類比較典型的情形表現出了這一特點，以下嘗試論之。

第一類：先覺者、革命者說出的話，愚民庸眾和幫兇們已經根本聽不懂了?？袢撕拖蔫な莾蓚€突出例子?？袢俗愿兄車安紳M了羅網”，失去了自由，可并未放棄勸說的努力，只要有機會，只要不被囚禁起來，他就會主動尋找機會，發出聲音，可謂到了唇焦舌敝的地步，一部日記，便是狂人不間斷地向所有人發出聲音、尋求對話的記錄。他逼問一個年紀二十左右、滿面笑容的年輕人“從來如此，便對么”，連續三次用了“對么”這一反詰詞，其用意在于激醒對方，讓他明白吃人是不對的，得到的答復卻是“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袢恕案裢獬领o，格外和氣”地勸說他的大哥立刻“真心改起”，不要再去“入伙”吃人，而大哥的反應始則“冷笑”，繼之露出“兇相”。在小說第二節，狂人對孩子們大聲說“你告訴我”，孩子總歸天真單純，然而“他們可就跑了”。他的一切訴求或尋求對話的努力，全部歸于失敗。再看夏瑜，他“勸牢頭造反”，說“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劊子手康大叔嗤笑這不是“人話”；而烈士關于紅眼睛阿義“可憐可憐”的話，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等聽了之后，連眼光都“有些板滯”起來，“話也停頓了”。大清國的順民們早已停止了思考，也不會思考，黑白莫辨，是非不清，當然異口同聲地說夏家的那個“小東西”“發了瘋了”。

第二類：知識者與庸眾之間缺乏一個基本的共有語境，因而無話可說，“說不清”?！蹲８！分械摹拔摇迸c魯四老爺一見面，后者即“大罵其新黨”，“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只好一個人退回到書房里去。再如，“我”以“說不清”為由回答祥林嫂關于靈魂有無的發問，這是無奈的，也是唯一的應對方式。祥林嫂的苦惱本身是一個習俗或迷信上的悖論，“我”作為一個新式知識者，肯定能夠解答這個問題，可如此一來，就會增加她的苦痛，出于知識者的良知和悲憫之心，“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故而答以“說不清”。小說寫道，這“是一句極有用的話”，語氣反諷，但也是真實之情，所以從根本上說，主人公不存在什么負罪感或要負起什么責任。最明顯的例子應屬《故鄉》，閏土的一聲“老爺”，標志著一對曾是少年玩伴的成年人之間那層“可悲的厚障壁”般的身份限定：知識者與農民不可能“對話”、交流，前者明確地說“我也說不出話”；面對豆腐西施楊二嫂的乖張舉動和言辭，敘事者也是“無話可說了，便閉了口，默默地站著”，眼看著她把母親的一副手套塞進褲腰里，然后便如圓規般扭拐著腿走出了院子。

第三類：如果稍稍擴大一點，從日常交流角度來審視魯迅小說中的底層人物，他們其實大多處于孤立、孤獨的狀態，相互之間也是難以溝通和對話的。祥林嫂失去孩子后，以不斷的訴說來減輕痛苦，尋求安慰，次數多了，聽的人就顯出“厭煩”，甚至有人以此來取笑她。當著人們“又冷又尖”的“笑影”，她知道“自己再沒有開口的必要了”，一見那些無聊的人，便瞪著眼，“不說一句話”。再如孔乙己，他自己很清楚與成年人沒什么可說的，“便只好向孩子說話”，然而一個“討飯一樣的人”，怎么吸引得了孩子，孔乙己只好嘆口氣，“顯出極惋惜的樣子”。這種“反對話”的特點，同樣存在于《野草》諸篇中，如《影的告別》中，“我不如彷徨于無地”“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沒”的絕大孤獨；《求乞者》中，“我”順著剝落的高墻走路，“另外幾個人各自走路”，四外皆灰土，呈現出一個無聲的、荒漠般的世界；《復仇》中，握刀相向的裸體男女，“以死人似的眼光”鑒賞看客們的“干枯”，始終不發一語；《頹敗線的顫動》中的老女人站在“無邊的荒野”，兩眼向天，發出了“無詞的言語”。

魯迅小說揭示了中國人的生存困境，表現出孤立、孤獨、荒誕的美學風格，而“反對話”則是一個基本構成要素，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由魯迅啟蒙主義文學觀所決定的。魯迅深刻地認識到，專制制度及其思想造成“沙聚之邦”，造成了人與人精神上的隔絕，因此，他要以小說“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5](512)，也可以說是呈現出荒誕圖景，以引起注意。體現在敘事法則上，文本中即有一個權威敘事者，有時是隱蔽的，有時化身為人物之一；正是這個唯一的、高于一切人物形象的敘事者的存在和指點，才使讀者清楚地看到了作品中所描寫的“病苦”諸相及其“病根”。周作人《禮教吃人〈吶喊〉衍義(七)》中寫道，《狂人日記》“雖然說是狂人寫的日記，其實思路清澈，有一貫的條理，不是精神病患者所能寫得出來的”[6](188)，他的意思顯然指向了隱藏起來的作者。這種啟蒙觀與復調正好相對，因為復調不需要一個權威敘事者，不需要一個統攝一切的、決定著小說人物意識的作者視野或作者意識。

韋勒克在其《近代文學批評史》中評價復調小說，認為巴赫金信奉“客觀性”，復調小說最后走向的是“作者退場”[7](591～592)。而對具有啟蒙主義文學精神的魯迅小說來說，如果出現“作者退場”現象，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巴赫金的復調理論與魯迅的小說，它們的出現，反映著各自的時代風氣。

復調理論是巴赫金于1929年出版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1963年第二版時改書名為《陀斯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中首度提出來的，當時正值斯大林文化專制主義禁錮一切的時代。美國學者卡特琳娜·克拉克、邁克爾·霍奎斯特在《米哈伊爾·巴赫金》一書中評論道，巴赫金專著結尾的口吻像是對政治形勢的評說，“這種政治形勢漸漸只讓人們聽到一種單一的權威聲音，而將巴赫金這樣無法接受獨白的人們送去流放”?？死酥赋?，復調同雜語一樣，這兩種理論突破了“小說和藝術的有限范圍”，“既是他語言哲學的基石，又是生活本身的一種功能”，實際上就是巴赫金對“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的批判”[8](329,347)。魯迅小說描寫的是一個奴隸占多數的時代，奴隸不是“自由的人”，他們不可能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自由的精神，因而彼此間不會存在對話的空間或平臺。魯迅創造的“鐵屋子”就是一個著名的意象，除非少數啟蒙者大叫大嚷起來，驚起幾個較為清醒的人，否則那里面全部為“從昏睡入死滅的人”。奴隸的經歷已經使他們喪失了自我表達的能力，遑論相互間無休止的、往復辯論式的“對話”。

由此可見，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呈多種視野，其“對話”精神，恰如王德威所準確翻譯的，乃“眾聲喧嘩”[9](124)；而魯迅的小說，顯示憂憤深廣的美學風格，其啟蒙精神，有如一個清醒的人獨自叫嚷于奴隸世界中，得不到絲毫回應。顯然，這是兩種完全不相干且性質極為對立的類型，冰炭不相容。將它們硬拉到一起，原因可能并不是多么復雜，只是望文生義而已——既然復調是多種聲音，那么，一部作品中如果有兩三個不同類型的人物，或不同的思想觀念等，皆可視之為復調。事實上，現今一些運用復調理論來研究現當代文學的人，多為望文生義，照貓畫虎。問題在于，當那么多作品都具有了復調的品質，魯迅小說是否還能稱得上具有“特殊貢獻”。

參考文獻：

[1]解志熙.嚴謹的開拓者及其固執——《論魯迅的復調小說》讀后感言兼及對“五四”的反思[A].陳平原,主編.現代中國:第五輯[C].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楊劍龍.深入探究魯迅的復雜與深刻——評嚴家炎《論魯迅的復調小說》[J].上海魯迅研究，2005(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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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巴赫金.詩學與訪談[M].白春仁，顧亞鈴，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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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7][美]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7卷[M].楊自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8][美]卡特琳娜·克拉克，邁克爾·霍奎斯特.米哈伊爾·巴赫金[M].語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9]曾軍.接受的復調：中國巴赫金接受史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責任編輯海曉紅】

收稿日期：2016-05-01

作者簡介：李有智(1967-)，男，寧夏海原人，寧夏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6627(2016)04-01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