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教育博物館的開設

李 軍

（深圳博物館 廣東深圳 518026）

晚清時期教育博物館的開設

李 軍

（深圳博物館 廣東深圳 518026）

教育博物館在中國博物館早期實踐中占有數量上的明顯優勢。清末新政后，教育博物館經由羅振玉等游歷日本的士人宣傳介紹，引起清政府要員和教育界的重視，并被寫入“癸卯學制”相關章程，得到國家制度層面的提倡和推廣。湖南、廣東、天津等地率先創設了中國第一批教育博物館，完成了教育博物館從理念傳入到實際開設的全過程。

晚清時期 教育博物館 教育近代化 新式教育

中國人至遲到19世紀80年代初就已接觸到教育博物館，它的引進和創設是清末西風東漸和教育近代化的產物。清末新政后，教育博物館曾一度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特別是教育界的普遍提倡。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1904年1月），“優級師范學堂應附設教育博物館”被列入清政府頒布施行的“癸卯學制”《奏定優級師范學堂章程》［1］。這一時期，教育博物館作為輔助學校教育、推動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機構獲得了初步的發展。1904年至1905年，中國第一批教育博物館在湖南、廣東、天津等地率先建成開放，成為中國博物館事業初步建立的重要標志［2］。本文將在厘清教育博物館概念的基礎上，對教育博物館傳入中國的歷史背景、傳播過程、早期發展情況等進行考述，借此展現中國早期博物館的存在形態和發展狀況。

一、教育博物館的定義

馬繼賢指出，“在中國早期博物館的建設中，教育界走到了前列”，“由學?；蚪逃龣C關籌建的，占有很大比例”［3］。這類由教育界開辦的教育博物館在中國早期博物館實踐中占有數量上的明顯優勢［4］，其創辦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新式教育的發展，推動學校教育近代化。

民國時期的博物館學家陳端志將教育博物館定義為“專為教育家而收集校舍、校庭及學校衛生之資料，桌、椅、黑板等校具，理化學實驗器械、地球儀、博物標品、模型、掛圖等教具之類，并備置有關教育的參考圖書，為教育上參考之資的專門的博物館”［5］。由此看來，教育博物館是為輔助學校教育和教育家研究而設立的專門博物館，它收藏陳列的物品涉及學校教育的各方面，可以供教育家研究學校建設、行政管理、組織、制度以及教育教學方法等，這在科舉逐步廢除、新式教育興起之初的清末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費畊雨、費鴻年進一步區分了教育博物館的不同形式，德國式的教育博物館一般專為教員使用，而美國的教育博物館大多以直接教育兒童為主［6］。教育博物館的功能包括收藏、展示、研究、教育，具備了現代博物館的基本職能，應當視作中國博物館初創時期的一種重要形態。

陳端志還著重強調教育博物館的特殊意義，指出“各種博物館，雖然對于教育上總有多少關系”，然而教育博物館“純粹以教育做立場而陳列的，他不但和學校有同樣的功效，而且和學校是相得益彰，不可偏廢的”［7］。同時，教育博物館與學校博物館的性質、內容、陳列物品等，既有交叉重疊，又有所區別。學校博物館是“小學以至大學各級學校在學校內部實行實物教育的一種重要的設施”［8］，其陳列物品包括適應各科教授上課要求之資料、養成處世的常識之資料、養成產業思想之資料、研究鄉土之資料等［9］。因此，僅就陳列物品而言，兩者在博物標本、理化器械等方面存在重疊，而諸如學校建設、教育方法、行政管理等專供教育家研究的資料則為教育博物館所獨有。

在清末的中國以及明治初期的日本，理化實驗器械、標本模型等新式教育用品處于初創階段，極為難得，不僅對于學生，對于大部分教師而言，它們同樣屬于新生事物。在此背景下，這些新式教育用品必然為教師、學生共同利用，這一時期的教育博物館也必然面向教師、學生共同開放。

清末民國時期，普遍存在將教育博物館附設于圖書館或合并舉辦的情況，如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山西圣廟教育圖書博物館等。同時，教育博物館的名稱也并不統一，與教育博物館具有相似含義的名詞還包括教育品陳列所、教育品陳列館等。從教育博物館的基本定義出發，這類教育品陳列所具有明顯的教育博物館性質，應該納入教育博物館的行列。

二、最初的接觸

1817年，法國教育家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最早提出建立教育博物館的設想［10］?，F在一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教育博物館是1851年由德意志帝國符騰堡王國工業和貿易部設立的教育器具陳列館［11］。此后數十年間，一場興建教育博物館的熱潮席卷歐洲和美洲。到1906年，世界各地共有76座教育博物館，僅德國就開辦了36家［12］。日本也于1877年在東京創設了教育博物館，并發展演變為今日的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

日本1877年建立教育博物館后不久，李筱圃就曾到訪參觀并留下記錄，清政府第三任駐日公使陳家麟、中國最早的留日學生張文成也分別于光緒十三年（1887年）和十四年（1888年）造訪東京教育博物館。李筱圃光緒六年（1880年）參觀位于上野的“教授博物院”和“教育博覽會”［13］。盡管沒有留下詳細的參觀記錄，但可以確定李筱圃筆下的“教授博物院”即為東京教育博物館。該館的前身是1871年文部省在湯島圣堂創辦的博物館，1877年上野新館部分竣工，更名為教育博物館［14］。光緒十三年（1887年）陳家麟到訪東京教育博物館，并留下了較為詳細的記載。他記錄說：“教育博物館在博物館西，入其內，院宇宏廣，分屋置器”，“泰西機器之屬，若火車、火船、織纴、針縫等器，均具體而微”，“（后棟）分屋五楹，儲窺星鏡、測天儀及地球（儀），大小各數十具”。他認為，學生可以通過參考和模仿教育博物館的陳列物品提高技藝，獲得新知［15］。被稱作“清末留日學生之嚆矢”的張文成光緒十四年（1888年）入學后不久，也參觀了東京教育博物館［16］。光緒十五年（1889年），東京教育博物館成為高等師范學校的附屬設施。清末留日熱潮出現后，曾有大批留日學生及游歷日本、考察教育的中國人到訪參觀該教育博物館，并向國內宣傳介紹。

在國內，伴隨著改革科舉、興辦新式學堂的輿論，康有為、李端棻等維新人士也倡導建立具有教育博物館性質的“博物院”、“儀器院”。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為在《上海強學會章程》中提出創設博物院，主張“凡古今中外兵、農、工、商各種新器，如新式鐵艦、輪車、水雷大器及各種電學、化學、光學、重學、天學、地學、物學、醫學諸機器，各種礦質及動植種類，皆為備購，博攬兼收，以為益智集思之助”［17］。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力主推廣新式學堂，提出創設儀器院。他指出：“格致實學，咸藉試驗。無遠視之鏡，不足言天學。無測繪之儀，不足言地學。不多見礦質，不足言礦學。不習覩汽機，不足言工程之學。其余諸學，率皆類是。然此等新器，所費不貲；家即素封，亦難備購。學何從進，業焉能成。今請于所立諸學堂咸別設一院，購藏儀器，令諸學徒皆就試習，則實事求是，自易專精”，“學徒所成，視昔日紙上空談相去遠矣?！保?8］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維新派在籌辦京師大學堂時，也提議設儀器院，“集各種天算、聲光、化電、農礦、機器制造、動植物各種學問應用之儀器，咸儲院中，以為實力考求之助”［19］。

康有為、李端棻等人計劃創設的“博物院”、“儀器院”，以輔助和改良學校教育、推進格致實學為目的，順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至清末，許多學校設立的儀器院，不僅供校內師生利用，也提供給沒有設立儀器院的學校師生觀摩，還“常利用所藏儀器，開設特別展覽會，公開給民眾觀覽，以廣擴自然界知識，打破民眾迷信”［20］。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類“博物院”、“儀器院”實際上發揮了教育博物館的功能。

三、開設的背景和過程

1901年“新政”后，科舉制度的逐步改革和廢除、新式學堂的推廣和發展，為教育博物館的創設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新式學堂和學生數量都出現了井噴式增長［20］。隨著學堂時代的到來，科舉時代的文具用品，如筆、墨、紙張等根本無法滿足新式學堂教育的需要，教學所需的各式教育用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品種和范圍都大大地擴展了［22］，這對當時的教育界是一種極大的挑戰。如何從國外引進新式學堂教學急需的教育用品和科學儀器，并采用適當的形式將這些教育用品、科學儀器以及新式教育理念、教學方法向各學堂推廣，成為教育界的重要任務。

在此背景下，教育博物館受到晚清士人的重視，并開始了設立教育博物館的實踐。這一時期，教育博物館被納入到“癸卯學制”，得到國家制度層面的提倡。其基本途徑是通過羅振玉等人游學日本、考察日本學制及東京教育博物館，進而在國內提倡，并影響張之洞等人，張之洞等在制定“癸卯學制”時，正式將教育博物館事項寫入《奏定學堂章程》。

張之洞注重新式教育，提倡出洋游學。由于路程、費用、文字語言等原因，張之洞認為“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23］。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張之洞派遣羅振玉、陳毅等赴日本考察學校，購譯教科書［24］。羅振玉將其在日期間的見聞以日記形式記錄，并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以《扶桑兩月記》為名出版，書中介紹東京高等師范學?！靶扔指皆O教育博物館，陳列教育用品，以供參考。其陳列分三部：第一部為家庭教育及幼稚園、小學校用具與其成績品；第二部為物理學、數學、星學、地學、化學、動物學、生理學及植物學之教授用具、器械、標本、掛圖等；第三部為實業教育用具及成績品、圖畫音樂教員參考書、雜志之類”。羅振玉“聞每歲來觀者，及中學校、實業學校、專門學校生徒攜書籍來對照實物者至六七萬人”，認為教育博物館“有裨于教育界甚巨”［25］。同一時期，羅振玉等人創辦的《教育世界》發表了譯介東京教育博物館的文章《東京教育博物館述略》，從歷史沿革、陳列品、陳列法、參觀人、經費等方面對東京教育博物館作了全面的介紹［26］。

考察回國后，張之洞五次接見羅振玉，并安排他“于督署學務處為幕府及各學堂提調教習與守令演說教育事十日”［27］。這是一次小范圍地方行政官員推行新式教育的思想啟蒙，對正在興起的湖北新學產生了積極影響。羅振玉倡導學制改革的《學制私議》也被《湖北學報》轉載刊登。在參考日本學制基礎上寫成的《學制私議》中，羅振玉關于博物館事項的論述基本源自他對東京教育博物館的考察。他提出，博物館“京師及各省各府、廳、州、縣各宜次第創立，而先立教育博物館，搜集關教育各品，以資考求。約分三部：一、家庭教育、幼稚園及小學校用具及其成績；二、物理、數學、星學、地學、化學、生理學、動物植物學之教授用具及標本、圖畫；三、實業教育用具及成績品與圖畫之類”［28］。

光緒二十八年底，張之洞等上奏《籌定學堂規模次第興辦折》，出臺了湖北學制體系，這個學制體系的基本框架仿照了日本學制［29］，其中有關日本的信息很大一部分來自羅振玉等人的日本考察記錄［30］。在全國層面，由于“壬寅學制”的失敗，管學大臣張百熙奏請張之洞會商修訂學堂章程，得到清政府批準［31］。張之洞等根據湖北辦學經驗，與榮慶、張百熙共同草擬《奏定學堂章程》，張之洞的主要助手正是曾和羅振玉東游日本、考察教育的陳毅。此外，他還經常約請大學堂的日本教習和總辦、總教習等行政官員共商學務［32］。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這是中國第一個經政府制定頒布，并在全國范圍內實際推行的學制，它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基礎。羅振玉、張之洞等的教育主張也通過《奏定學堂章程》的出臺得到了肯定?！蹲喽▽W堂章程》包括《學務綱要》、《高等學堂章程》、《優級師范學堂章程》等20余種章程，其中《優級師范學堂章程》明確指出優級師范學堂“應附設教育博物館，廣為搜羅中國及外國之學堂建筑模型圖式、學校備品、教授用具、學生成績品、學事統計規則、教育圖書等類陳列館中，供本學堂學生考校，并任外來人參觀，以期教育之普及修改”［33］。章程基本闡明了教育博物館的特殊職能、陳列展覽的主要內容和開放參觀的基本形式，也從國家制度層面確立了教育博物館的地位。

在浙江，徐樹蘭“參酌東西各國規制”“親手制定”的《古越藏書樓章程》光緒二十八年付梓［34］。章程第六節寫道：“研究科學，必資器械樣本，故本書樓兼購藏理化學器械及動植礦各種樣本，以為讀書之助?！逼溽屃x曰：“外國標本器械，各學堂皆有之，茲因學校規模未備，故附入藏書樓，將來經費稍充，即別辟教育博物館，將此項裁去?！保?5］也就是說，徐樹蘭創辦的古越藏書樓尚兼有教育博物館的職能［36］。在湖南，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九日（1904年3月15日）《湖南官報》刊載《創設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募捐啟》，籌備設立教育博物館［37］。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于當年正式建成開放，負責籌備事務的魏肇文、梁煥奎、胡元倓、陸鴻逵、梁煥彝、劉棣蔚、俞蕃同等人都有留學日本、學習教育的經歷［38］。在天津，嚴修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第一次赴日本期間參觀了東京教育博物館；光緒三十年第二次東游期間，又同張伯苓等參觀了教育品制造所的工場和庋物處，并訂購相關儀器［39］。同年，直隸工藝總局籌辦天津教育品陳列館，嚴修曾參與“會商”［40］，工藝總局又派陳寶泉專程赴日本，為創辦天津教育品陳列館作建館考察并購置設備［41］。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日（1905年3月15日），天津教育品陳列館正式建成開放［42］，從該館的章程、陳列物品等來看，天津教育品陳列館已經是較為完備的教育博物館［43］。光緒三十年，廣東學務處也開辦了圖書及教育品物陳列館［44］；同年，張之洞“廣購東西洋書籍圖書標本資料以供各學堂試驗之用，而校外研究家亦可入館參考”［45］，開辦了具有教育博物館性質的儀器圖書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山東泰安也開設了教育博物館，“自日本購到教育品多種，一一陳列，任人觀覽”［46］。

總的來說，新式教育的普及發展和教育近代化的逐步推進，為教育博物館的引進和創設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自“癸卯學制”頒布施行以后，教育博物館一直被置于教育行政部門的管轄之下，受到國家和省級教育部門的普遍重視。在國家、省級教育行政體系中，均設置有專門職能部門主管教育博物館工作。進入民國后，教育博物館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陜西、云南、浙江、江蘇、江西、河北、山西、廣西等地都曾建立或籌辦教育博物館。1920年，民國政府教育部也曾在北京籌辦教育博物館。而各地發展教育博物館的目的，其實也都在于“網羅內外國現在、過去有關教育各事物”，以期“擴張教育界之智能識見，促全國教育之進步”［47］。

四、總結與討論

盡管教育博物館被視為中國博物館事業初步建立的重要標志，然而學界對于教育博物館的研究明顯不足，研究成果也稍顯薄弱。中國博物館的最早環節至少呈現為二元格局：一方面是由外國機構創辦，以自然史收藏為基礎的博物館；另一方面是由中國人創辦，深受日本影響，基于博覽會觀念，服務于學校教育的博物館［48］。而在中國人的早期博物館實踐中，教育博物館占有數量上的明顯優勢。進入民國后，教育博物館還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當時的博物館學研究者陳端志、費畊雨等均專章介紹教育博物館?？偟膩碚f，在中國近代博物館的發展歷史，特別是早期發展史中，教育博物館實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應當作為中國早期博物館的一種重要類型，引起更多的重視和研究。

［1］［33］《奏定優級師范學堂章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703頁。

［2］王宏鈞主編：《中國博物館學基礎》（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頁。

［3］馬繼賢：《博物館學通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7頁。

［4］黃春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視野下的中國博物館發展史》，《中國博物館》2015年第4期。

［5］［7］陳端志：《博物館學通論》，上海市博物館1936年，第80—81、80頁。

［6］［8］費畊雨、費鴻年：《博物館學概論》，中華書局1948年，第44—47、48頁。

［9］天民：《學校博物館之施設》，《教育雜志》1917年第1期。

［10］Marc-Antoine Jullien，Esquisse et vues préliminaires d‘un ouvrage sur l’éducation comparée，谷歌圖書網，［EB/OL］［2014-03-18］ http：//books.google.com.hk/books？id=InNQAAAAcAAJ&printsec=frontcover&hl=zh-CN&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11］吳家鎮：《教育博物館與教育館之研究》，《河南大學文學院季刊》1936年第2期。

［12］Institut Fran?ais de l'éducation，Musées pédagogiques，法國教育研究所網站，［EB/OL］［2014-03-18］http：//www.inrp.fr/edition-electronique/lodel/dictionnaire-fer?dinand-buisson/document.php？id=3241.

［13］清·李筱圃：《日本紀游》，鐘叔河主編《日本日記、甲午以前日本游記五種、扶桑游記、日本雜事詩廣注》，岳麓書社1985年，第172—177頁。另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0秩，上海著易堂1891年。

［14］《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沿革》，日本國立科學博物館網站，［EB/OL］［2014-03-18］http：//www.kahaku.go.jp/english/about/summary/history/index.html.1881年之前，上野公園僅有（東京）教育博物館一家博物館。

［15］清·陳家麟：《東槎聞見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第10秩，上海著易堂1891年，第450頁。

［16］王勇：《人物往來與東亞交流》，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年，第182頁。

［17］清·康有為：《上海強學會章程》，姜義華、張榮華編?！犊涤袨槿返诙?，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4頁。

［18］［19］湯志鈞、陳祖恩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戊戌時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19、128頁。

［20］吳學信：《社會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39年，第35頁。

［21］王笛：《清末新政與近代學堂的興起》，《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22］楊國強主編：《近代中國社會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第100頁。

［23］清·張之洞：《勸學篇》，《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9輯（482）號，第14587頁。

［24］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卷七，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第153頁。

［25］清·羅振玉：《扶桑兩月記》，教育世界社1902年石印本，第15頁。

［26］《東京教育博物館述略》，《教育世界》1904年第67、68號。

［27］甘孺（羅繼祖）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羅振玉年譜）》，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3頁。

［28］清·羅振玉：《私議學制》，《教育世界》1902年第24期，轉載刊登于《湖北學報》1903年第16期。

［29］［32］李細珠：《張之洞與清末新政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第111—116、121—122頁。

［30］楊千菊：《羅振玉對〈癸卯學制〉的貢獻》，《教育的傳統與變革——紀念〈教育史研究〉創刊二十周年論文集（3）》，2009年。

［31］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五，臺灣文海出版社，第3—4頁。

［34］來新夏：《古越藏書樓百年祭》，《來新夏談書》，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1頁。

［35］清·徐樹蘭：《古越藏書樓章程》，浙江省圖書館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省圖書館志》，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年，第442—443頁。

［36］程煥文：《晚清圖書館學術思想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262—264頁。

［37］《創設湖南圖書館兼教育博物館募捐啟》，《湖南官報》1904年3月15日第593號。

［38］周德輝：《創建湖南圖書館若干歷史問題考正》，湖南圖書館編著《湖南圖書館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第122—125頁。

［39］清·嚴修撰，武安隆、劉玉敏點注：《嚴修東游日記》，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199頁。

［40］虞和平、夏良才編：《周學熙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4—75頁。

［41］清·陳寶泉：《天津教育品陳列館議紳陳寶泉上周總辦意見書》，蔡振生、劉立德編《陳寶泉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15頁。

［42］《時聞·天津教育品陳列館》，直隸學務處編《教育雜志》1905年第4期。

［43］李軍：《晚清時期教育博物館的引入與發展——以天津教育品陳列館為例》，《科學教育與博物館》2015年第3期，第222—228頁。

［44］《本國學事·廣東》，《教育世界》1904年第18期總第86期。

［45］轉引自湖北省志文藝志編輯室編：《文藝志資料選輯·圖書館專輯》，河南省信陽市印刷廠1984年印刷，第212頁。

［46］轉引王宏鈞主編：《中國博物館學基礎》（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8頁。

［47］伍達：《擬設教育博物館簡章》，《通俗教育研究錄》1912年第6期。

［48］徐堅：《和聲：清末民國博物館的眾流格局》，《東方早報》2014年5月14日第B09版。

Abstract:The earliest museums established by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were often named as“educa?tional museums”.In the late Qing dynasty,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marked by the reform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style schooling prepared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ducational museums.With the efforts by scholars such as Luo Zhenyu who had travelled in Japan,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museum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Qing governmental officials and the edu?cation field and was promoted and advocated at the national policy level especially with its being included in the 1903 School System(Guimao Xuezhi).The first batch of educational museums were established in Hu?nan,Guangdong,and Tianjin,turning the idea of the educational museum into a practice.

Key words:late Qing dynasty;educational museum;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new-style education;introduction process

（責任編輯：王 霞；校對：張 蕾）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ducational Museum in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 Jun
(Shenzhen Museum,Shenzhen,Guangdong,518026)

G260

A

2014-03-20

李 軍（1984—），男，深圳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