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與碰撞：青銅時代的吳越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江蘇省吳文化學會 蘇州博物館

“‘交融與碰撞：青銅時代的吳越文化’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江蘇省吳文化學會 蘇州博物館

2017年6月27－29日，由江蘇省吳文化學會、蘇州博物館聯合主辦的“‘交融與碰撞：青銅時代的吳越文化’學術研討會暨2017年江蘇省吳文化學會年會”在蘇州博物館舉行。蘇州博物館館長陳瑞近研究員，江蘇省吳文化學會理事長王奇志研究員，南京博物院鄒厚本研究員，江蘇省文化廳副廳長、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研究員先后致辭。

鄒厚本先生在致辭中對吳文化學會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指導性要求。吳文化學會的研究工作既要關注“死人”，也要關注“活人”，學會要努力復原古代社會的面貌，在調查總結的基礎上制訂今后一段時期的規劃，引領吳文化研究進入新階段。如：確立區域內商周考古的文化序列與譜系；加強聚落形態研究，梳理以往的重大課題，如古城址的研究、宜侯夨簋的研究等；根據學科的發展制訂新的課題，如部族遷徙、文化交融在考古學上的反映；開展跨學科、跨地域的交流，等等。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先生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員分別作了主旨報告。

李伯謙先生首先以歷史文獻記載為依據，從吳越兩國的來源、世系、族系以及吳、越、楚三國的關系系統梳理了吳越的歷史；然后從兩個方面介紹了吳越遺存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民國時期的吳越史地研究會揭開了吳越文化研究的序幕，1949年以后的考古工作踏上了科學發掘的道路。吳越文化有五大歷史貢獻：（1）土墩墓對中原墳丘墓產生的影響；（2）有格帶箍圓首青銅劍的發明；（3）東周青銅鐮的發明；（4）“鳥蟲書”的發明；（5）印紋陶與原始瓷的發明。吳越地區的這五項創造發明最終都深刻地影響了中原地區的文化，吳越地區對華夏地區文化的發展壯大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代人要繼續繼承發揚吳越文化創新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

徐良高研究員則從文獻文本與考古發現的角度解讀了吳國歷史敘述的構建，認為疑古學派“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歷史觀對于研究古代文獻中吳國歷史敘述的形成、演變過程具有啟示意義。文獻出現的時間越晚，夫差之死的事件過程就越生動、越詳細，越具有故事性，人物也越來越多，而且地點、人物、情節也往往與早期版本不同。西周早中期吳國的政治中心應在寧鎮地區，而不在蘇州、無錫地區。要認清文獻記載的文本屬性，正確處理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的關系；在研究吳文化時，應該要考慮到吳文化的分層、分組問題和不同文化因素的來源問題，即外來強勢文化因素影響和自身文化傳統的傳承問題，而且要從集體歷史記憶建構理論的角度，理解古代文獻中的吳人“自述”與“他述”在開始階段存在差異而后來趨向一致的現象。

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等考古文博機構的7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著出土文獻與吳越歷史研究、吳越考古新發現、青銅器研究等展開了討論與交流，為會議帶來了24場精彩的研討發言。

一、出土文獻與吳越歷史研究

清華大學中文系李守奎教授介紹了“清華簡”《越公其事》，并結合《越公其事》探討了吳越史中的幾個重要歷史問題。（1）勾踐滅吳故事的流傳與多個文本的形成?！对焦涫隆份^之《國語》中的《吳語》、《越語上》、《越語下》三篇對勾踐滅吳的敘述有自己的特點，其表述方式、細節敘述、對歷史人物的態度都有不同之處。（2）歷史的故事化與故事的歷史化。歷史記載變成歷史傳聞，不斷被故事化、小說化，同一故事可以形成不同的文本，可以說是歷史的故事化。從故事化傾向而言，可以大致排序為：《左傳》、《越公其事》、《吳語》、《越語上》、《越語下》，越往后故事性越強。（3）夫差為什么不追窮寇？《越公其事》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詳細記載了這個求成與許成的過程，在目前所見先秦文獻中最為詳備，與《吳語》、《越語上》、《越語下》的記載出入也很大。（4）休養生息與有所作為。根據《越公其事》記載，勾踐在兵敗國破后，并沒有立即施政作為，而是經過三年的休養生息，才開始逐漸實施“五政”。（5）“五政”之治與越國之復興?！对焦涫隆穼τ谠絿d起的過程與經驗進行了分類總結和概括，再以時間的次第分別敘述，既有政論的特點，又不失記事的本體。（6）“雞父”之再現?！断的辍分谐霈F了一個歷史文獻失載的人物伍之雞，又稱伍雞，伍雞其人在《越公其事》中再次出現，綜合“清華簡”兩篇史書中關于雞父的敘述，可以獲得許多重要的歷史新知。

清華大學歷史系劉國忠教授介紹了“清華簡”《系年》：已整理出版的《系年》簡一共有138支，記載了西周初年至戰國前期的歷史，不少記載為傳世文獻所未有，或與傳統看法不同；時代很早，“清華簡”抄寫時代約為公元前305年，沒有遭遇秦始皇焚書之厄，保存了先秦古籍的原貌，屬于國寶級的奇珍；數量眾多，“清華簡”總數約為2500支，是迄今發現的戰國竹簡中數量最大的一批，內容異常豐富；意義重大，“清華簡”全部都是古書，以經、史類典籍為主，內容極其重要，許多書籍的價值可謂空前?！扒迦A簡”《系年》的發現，使學界對于齊長城的修建時間、齊越的關系都有了新的認識。

“清華簡”《系年》、《越公其事》發現后，相關的研究工作都有了進一步的成果。本次會議上，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燕生東教授探討了“清華簡”《系年》所載越國在山東地區的活動及相關問題?！扒迦A簡”《系年》篇的發現，為了解越國在山東地區的活動提供了很好的文獻材料?！断的辍匪淉R、越戰爭及其所反映出來的越國進攻路線及勢力范圍的變化，對了解越國在山東地區的活動及其遷都瑯琊的問題也有很大的幫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陳民鎮博士通過對戰國竹書“上博簡”《吳命》和“清華簡”《系年》、《越公其事》研究，分“吳楚相爭”、“吳越爭霸”、“山東時期”三個部分解讀了吳越歷史。

湖北省隨州市博物館項章副館長對隨州出土的三件（套）楚、吳、曾國青銅器及其相關問題作了補充研究。通過將《左傳》、《史記》及近出“清華簡”《系年》的記載，與隨州出土“楚王熊章镈鐘”、“S形紋鼎”、“曾侯與編鐘”等青銅器的研究相互結合，他得出三個方面的成果：其一，厘清了春秋晚期吳、楚、曾（隨）三國錯綜復雜的政治地理關系；其二，進一步勘正了文獻記載的隨國即銅器銘文中的曾國，曾、隨為一國兩名；其三，文獻中關于“即進擊隨”戰爭場面的記錄與“S形紋鼎”和“曾子義行簠”的出土地相吻合，證明吳、隨兩國發生過激烈的戰斗。

二、考古新發現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宮希成研究員通過對安徽漳河流域周代遺存的分析研究，分享了他的幾點認識。（1）漳河流域周代的考古學文化因素構成較為復雜。一方面，總體特征上與蘇南、浙北地區有很多相近之處，同時與贛江流域、安徽江北地區有較多的聯系；另一方面，又具有很強的區域性文化特征，出土器物風格獨特，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2）漳河上游又是周代銅礦遺址分布的中心區域，已發現規模龐大的銅礦開采和冶煉遺址數十處。已發掘的銅陵木魚山和南陵江木沖、劉家井、西邊沖等處，發現采礦井、煉銅爐等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的遺跡和冶煉產品冰銅錠，反映出此時的冶煉技術已經較為成熟。（3）土墩墓、聚落遺址、銅礦采冶遺址在漳河流域密集分布，反映了周代這一地區的繁盛景象，也說明這一地區在周代江南的發展過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對銅礦資源的開發可能正是出現這一繁盛景象的動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錦瓊副研究員介紹了蘇州木瀆古城的考古新進展：城址的范圍基本確定，城址的布局漸次明晰，城址的時代大體厘清，城址的性質初現端倪。木瀆古城更有可能不是未構筑完整的城墻體系，而是在山口處因地制宜的構筑防御設施，利用周邊的山體作為天然的城墻，從而構筑起較為完備的防御體系；城址內遺存分布有小聚居、大散居的特點，遺存較多地分布在山前地點；木瀆古城所在區域有著復雜的發展演變過程：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出現小型城址，春秋晚期出現的大型城址至戰國時期繼續沿用并有所增益，大量漢代遺存反映了這些城址有可能延續到西漢時期；在有確切文字資料出土之前，尚難以將這座城址與歷史上的吳國都城等具體對應，僅能憑借現有的考古資料暫時認為其是一座具有都邑性質的大型城址。

江蘇省鎮江博物館何漢生副研究員帶來了江蘇鎮江孫家村吳國鑄銅遺址考古工作匯報，對鎮江大港吳國遺址群、莊連山墓地的地理位置、布局結構、鑄銅遺物等進行了介紹。孫家村遺址處于大港吳國遺跡群中，年代從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與吳國的年代一致；遺址的布局完整，外有環壕、土圍壟，具有小型城址的格局。對比一些“家庭式作坊”的冶銅生產遺跡，結合孫家村遺址重要的地理位置、特別的構造方式，說明該遺址極有可能是吳國一個重要的青銅器鑄造“工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昊德副研究員介紹了紹興越國王陵及貴族墓考古新收獲。目前已明確了紹興地區貴族墓葬的分布范圍，確認了平水盆地為越國大型高等級墓葬的主要分布區；勘探工作厘清了都城與王陵區之間的位置關系及其周邊水系，發現王陵區和單個陵園的選址與水系、自然山勢密切相關，這對越國陵園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也為與中原地區同時期諸侯貴族墓陵園制度的對比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這些勘探試掘及搶救性發掘成果對研究越國墓葬等級、禮器制度的形成與演變具有重要意義，也為越國都城制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參考資料。

江蘇省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周保華副研究員從地理位置、發掘工作與收獲、遺址結構等方面介紹了南京市高淳區夏家塘土墩遺址。根據該遺址的規模及出土隨葬器物推測，這里應為東周時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墓葬。由墓葬與祭祀堆積的地層位置可知，當時人們是先行祭祀，再堆土挖坑埋葬，最后營造封土。該土墩墓在一墩多墓中發現五座石床墓，這在江蘇地區為首次發現，對于研究土墩墓的葬制及當時的政治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該墓中的石床面積較大、鋪設規整、規格很高，可能為該地區的地方領導階層或統治家族的葬地。

江蘇省無錫市文化遺產保護和考古研究所李光日副研究員結合考古工作討論了鴻山土墩墓環壕的發掘意義與存在的問題。鴻山遺址勘探和環壕的試掘清理，全面地揭露了土墩環壕的形制、層位和尺寸，在土墩墓的考古工作中尚屬首次。土墩墓環壕的這一新發現使人們對土墩墓的認識更加全面，也為土墩墓研究提供新的資料。目前對于環壕的研究尚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和更多的考古發現。

鎮江博物館許鵬飛副研究員介紹了句容、金壇、丹陽近年來發掘的土墩墓，分別以姊妹橋村東山土墩墓、金壇高莊土墩墓、馬家雙墩土墩墓為例，依次介紹了發掘概況并分享了收獲與認識。這些發掘成果豐富了土墩墓的內涵，對研究土墩墓的形制尤其是堆筑方式有重要作用，而且由于這些土墩墓的墓室形制和出土器物擺放方式各具特點，為以后的土墩墓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材料。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甘恢元館員介紹了句容城上村遺址考古工作概況，得出如下結論：（1）從新石器時代的崧澤文化、良渚文化，到商周時期、唐宋時期乃至現代，該遺址區域長期適宜于人類居住?？碧郊霸嚲蚪Y果表明，自西周以來該區域的生態環境已發生較大變化。（2）城上村遺址西周時期遺存面積大，內涵豐富，且南北兩個環壕聚落同時并存，為該區域所僅見。（3）城上村周邊已發現的多處土墩墓應與該遺址密切相關，而在居址區發現墓葬這種情況在寧鎮地區西周遺址中并不常見。

本次會議上，部分學者還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對相關考古資料進行了系統性分析。蘇州科技大學歷史系葉文憲教授介紹了近80年以來吳文化的研究概況，并從吳國與越國的城址分析了吳國與越國的對峙。江蘇省蘇州博物館錢公麟研究員系統介紹了江蘇境內越國遺存，并指出了當前吳越文化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些問題。

三、器物研究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曹錦炎教授從銘文、形制、制作工藝等方面分析了新發現的三件吳王光劍，重點結合文獻資料對其銘文進行了細致地釋讀。三件吳王光劍的劍銘中吳王之名皆是“光”連書，三件吳王光劍的文字正好可互相參照。以文獻資料為佐證，新發現的三件劍銘作“光”，正是名和字的連稱。這三件吳王光青銅劍的銘文雖然很短，但對研究吳國歷史尤其是吳王闔廬的生平，仍不失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上海博物館馬今洪研究員對上海松江地區先后出土的三件完整的青銅尊進行了詳細的解讀分析，指出這三件尊具有共同的特點：敞口、高頸、扁鼓腹、高圈足，這類三段式的鼓腹尊在蘇、浙、皖、閩地區皆有出土；紋飾主要有棘刺紋、連珠紋、方格紋、鋸齒紋、幾何紋等，具有一定的創新性。青銅尊的埋藏環境，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出自土墩墓，作為隨葬品；二是發現于窖藏遺址；三是其出土環境有山有水。因此這三件青銅尊的鑄造可能與祭山、祭水有關。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蘇榮譽研究員針對吳王鑒的風格與工藝提出思考：何謂吳國青銅器？其所屬地域、族屬、制造者和所有者各有哪些特征？對吳王鑒的風格、工藝、產地進行剖析后可發現其風格特征與某些楚、曾器相同。吳銘文青銅器是王器和王子器，多廣泛出土于江河之間，吳地出土并不多，越地出土者甚于吳地。最后，他提出了一些問題以供大家討論：吳國青銅器地域風格的核心是什么？它的風格由誰決定？作為制作者的工匠在風格表現上起到何種作用？青銅器生產的壟斷與反壟斷，以及其普遍化如何？如何劃分青銅器生產區域類型？如何斷代？如何討論禮制？禮崩樂壞的過程和結果如何？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劉延常研究員分析了山東省新泰市周家莊墓地出土吳國兵器的墓葬，包括墓葬形制、棺槨、埋葬習俗、器物組合、兵器組合、墓主身份等，并結合上海博物館文物保護科技中心對吳國兵器測試分析的認識，比較了其他省份及山東地區其他地點出土的吳國兵器，探討了周家莊吳國兵器的特點，諸如兵器形制、年代、鑄造工藝等，從而對吳國兵器出土的歷史背景、鑄造工藝、鑄造產地及其與越國兵器的差異等學術問題展開思考并得出一定認識。

浙江省長興博物館毛波副研究員就南方出土的“王”字和鳥翼形紋銅器，總結了各家的觀點，指出目前學術界的爭論分歧點在其源流?！巴酢弊趾网B翼形紋銅器起源于吳越地區的越國，但明顯受到湘江流域越人青銅文化的影響。鳥翼形紋最早見于春秋晚期，“王”字紋最遲出現于戰國初年。越國的“王”字矛與顯示身份等級的越王之矛無關，鳥翼形紋以及與之相聯系的稍后演變出來的“王”字紋的含義應與族屬有密切關系，飾鳥翼形紋、“王”字紋的劍、矛可能被賦予了祭祀等與族屬相關的功能。

浙江省文物與考古研究所鄭建明研究員以2007年德清火燒山窯址的發掘為開端，針對浙江北部以德清為中心的東苕溪流域原始瓷窯址進行的專題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工作，總結了東苕溪流域原始瓷窯址群特征：（1）出現時間早、持續時間長；（2）窯址密集、生產規模大；（3）產品種類豐富；（4）產品質量高；（5）龍窯成熟、窯具形態各異，裝燒工藝高超；（6）獨立窯區的形成。東苕溪流域商周原始瓷窯址群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有助于探索瓷器起源、建立先秦時期原始瓷演變的標尺，對于探索越文化、越國的形成、演進及其衰落也具有重要作用。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郎劍鋒副教授從山東臨淄戰國齊墓出土的釉陶罍，討論了東周時期吳越地區原始青瓷對北方的影響。他首先梳理了其學術背景，然后從臨淄釉陶罍的出土情境、形制與裝飾特點、胎釉分析以及北方出土東周原始瓷概況與產地等四個方面展開討論，最后分析產品輸出或技術傳播的條件、北方商周原始瓷的產地、技術的發明與傳承等問題。

新技術的運用也為青銅器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本次會議上，上海博物館丁忠明館員從科技分析的角度對五把菱形紋飾劍進行了詳細的成分分析介紹，針對科技考古界存在菱形紋飾劍富錫區下凹現象的爭議，他提出這是富錫過程中溫度較高、保溫時間較長、富錫層較厚等條件下熱處理過程中形成的下凹。南京博物院田建花副研究員以寧鎮地區出土的大量吳國青銅器為樣本，通過掃描電鏡能譜儀成分分析、金相觀察、范鑄痕跡觀察等技術手段，掌握了它們的合金配比、成型工藝及顯微結構、范鑄工藝。她認為，吳國青銅容器有其自身的技術傳統，而且吳國兵器和容器很可能是兩個冶鑄體系，技術水平相差很大。該項工作對于研究吳國青銅器的容器群作冶鑄技術具有一定的意義。

林留根（南京博物院研究員）、曹錦炎、徐良高、宮希成、周亞（上海博物館研究員）、王書敏（鎮江博物館研究員）主持了會議研討，王書敏作會議總結。

（本文由徐秀麗根據會議發言內容及論文摘要執筆整理，未經發言者審閱。）

（責任編輯：王 霞；校對：徐秀麗）

2017-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