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內涵、特征與驅動機制

韓璐+明慶忠

【摘 要】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對邊境旅游與民族文化旅游的雙重深度拓展。文章基于族群、系統論等相關理論，對邊境民族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基本概念與特征進行了新的界定及探討；從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入的邊境、邊境民族、邊境民族文化與邊境旅游等要素關聯屬性構建其內部驅動機制；從系統發展論視角，提煉了由引導、推動、實踐、保障四重推進體系構成外部驅動機制；并系統構建了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驅動機制。旨在通過全面探討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概念、特征與發展驅動機制以解析其發展的動力結構，尋求邊境旅游跨產業融合的著力點，以促進邊境地區民族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與邊疆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發展及決策提供理論基礎和決策依據。

【關鍵詞】邊境民族；邊境民族文化旅游；關聯屬性；空間場域；驅動機制

【作 者】韓璐，云南師范大學旅游與地理科學學院2014級碩士研究生。昆明，650500；明慶忠，云南財經大學旅游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昆明，650221

【中圖分類號】F590.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 454X（2016）05 - 0139 - 010

邊境原本是一個獨立的地理空間概念指向，在不同歷史階段與學科語境下逐漸演變成融政治、地理與區域文化理解等為一體的意義聚合，當邊境與民族文化旅游、邊境旅游等形態在空間場域和文化層面上產生認同共鳴時，將邊境有關要素進行統一整合的邊境民族文化旅游便構成了邊境內涵的基本表征之一，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概念與意義的結構性探究能深入對邊境旅游與民族文化旅游等相關概念關系的系統認知。

國內外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由來已久，以Timothy[1 ]為代表的學者最早開始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視角分析邊境旅游活動，研究焦點主要集中于以下三個層面：（1）原住民旅游或土著旅游相關利益主體關系研究，Pascal Scherrer等（2013）對如何平衡澳大利亞金伯利海岸土著旅游中原住民與移民東道主的關系進行了探討。[2 ]Sandra Guisela等人（2015）對秘魯普諾塔基列島土著旅游的文化經紀人在旅游開發管理中的地位進行了研究；[3 ]（2）土著（原住民）旅游的綜合效應研究，David Jamison（1999）以肯尼亞原住民島為實證，說明原住民旅游的開展對當地社區重識本體起了催化作用。[4 ]Grunewald（2002）通過對巴西Porto Seguro的兩個土著村落進行研究，發現當地居民因旅游開發生計模式逐步從農業轉向以銷售旅游紀念品、傳統手工藝品為主。[5 ]Siegrid Deutschlander（2006）以加拿大亞伯塔南部為例，研究土著文化在土著旅游中的重構過程。[6 ]Helen Kelly（2014）對挪威邊境薩米土著文化旅游中的文化商品化過程進行了研究 ；[7 ]（3）土著（原住民）旅游經營與管理研究，Claudia Notzke（2004）以加拿大邊境阿爾伯塔為例，探討土著旅游產業運作體系的問題，提出有關旅游產品生產、市場開發的舉措。[8 ]Diana Kutzner等人（2010）通過向游客發放問卷，識別其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土著旅游中對旅游產品不同特色的偏愛程度。[9 ]Diana Kutzner等人（2009）依據游客偏好將加拿大邊境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土著旅游市場細分為文化獵奇游客（culture seekers）、自然文化觀察的游客（Nature-Culture observer）和觀光游客（sightseers）。[10 ]Trinidad Espinosa Abascal（2015）對澳大利亞國內游客對本土土著旅游需求較低的緣由進行了分析并提出相關建議。[11 ]由國情所定，國外對本土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多未指明邊境地域特色，且多使用原住民與土著旅游的概念。相較于國外研究，國內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整合研究、 [12-14 ]邊境民族旅游發展策略研究 [15-23 ]與邊境民族村寨旅游研究 [24-30 ]三個方向。

從整體研究態勢來看，學界多將邊境地區的民族文化旅游剝離于空間場域進行探討，極少考慮其所面向的邊境背景，既未突顯其獨有的區位優勢和產業融合優勢，也未呈現出與民族文化旅游濫觴語境的差異性。借此，本文就勢中國全面對外開放、發展和穩定邊疆、精準扶貧等機遇，通過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概念、特征與驅動機制的系統闡釋，對民族文化旅游的原始語義進行語境重申，思考其在邊境語境中的內生語言、邏輯推演與真實本質，并于理論建構路徑中，尋求旅游跨產業融合的著力點，促進邊境地區民族文化、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發展及決策提供理論基礎和決策依據。

一、邊境民族的主要特征

目前，學術界尚未對邊境民族（border ethnic groups）的內涵理解形成一致觀點。方鐵（2007）認為邊境民族大致包括跨境民族（狹義）與親緣民族兩種基本類型。[31 ]基于方鐵的定義，本文對相關概念延伸解釋，邊境以行政區劃單位為識別依據，涵指國界線上的縣市級單位；邊境民族是一個復合型族群概念，泛指邊境縣市定居的本國邊境少數民族與鄰國邊境民族。邊境民族是邊境共同體的具象標識、是邊境地區的核心族群構成。由于邊境民族生活在國家權力、空間的邊緣地區，受到所屬國與鄰國兩種社會文化熏陶之外，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邊境民族文化的交融創造，進而促成邊境民族社會文化空間生產與再生產的相對獨立狀態。

邊境民族的主要特征體現為：（1）區域族群復合（多元）性與民族文化差異性并存。首先，邊境作為一個獨立的空間語境存在，生活于其中的各民族以邊境空間共處構成實際空間共同體。其次，邊境區域內的各民族基于少數民族內部、少數民族之間以及國族內部與國族之間等多元文化交融局面，共建起相對獨立且有差異的邊境民族文化圈，并以文化圈意識認同的共謀達成區域族群認同，其中涉及跨民族關系及族群建構的“共謀”現象；[32 ]此外，由各民族傳統信仰、生態環境局部分異及國家主體背景等因素所決定，邊境族群內的各民族之間以及跨國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仍是較為明顯的，中國邊境的傣族與緬甸邊境的撣族雖同宗同源，但由于國家邊境政策的區別，以建筑形態、語言文字為代表的文化形態仍有所分異。（2）生活空間開放性與封閉性兼有。邊境民族面向國家開放前沿，對外交往相對便利，邊境貿易與跨國貿易為邊境民族經濟富強提供機遇，邊境民族與國內其他民族以及鄰國民族的交往機會相對較多，總體而言，其開放性得緣于國家間的邊境開放政策與邊境民族之間的和諧共處；與此同時，由于邊境民族處于國家邊界地區，遠離行政中心，其社會發展程度相對滯后，交通可達性較低，使其存在一定的封閉性。（3）國家認同與邊境民族認同感的強弱交替。國家權力與邊境地方權力的交織是邊境民族認同感轉移的主要驅動力。邊境民族共域共居歷史演替、文化特質或文化叢的互借與行政區劃的權威性強化著邊境民族的族群認同，國家大傳統文化的強調與國家之間政治層面的交流往往又強化著邊境民族的國家認同，兩種認同感視場域而此消彼長，如邊境民族在常規的經濟文化生活交往中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族群認同，而談到國家背景層面的話題時則轉移到了國家認同層面。（4）文化原生性與創新性的互動。受邊境的有限封閉性與民族多樣性驅使，邊境各民族的多元文化交融相對平等，進而民族文化原生性態勢較為樂觀，文化差異明顯強化著民族邊界，也推動著民族自覺與自省機制的有效運轉，從而各邊境民族文化的自主性與獨立性都呈現和諧局面，民族文化創新也呈現出更為主動的態勢。（5）民族文化互助傳承?；谡С峙c民族之間的生產生活接觸、文化交融，民族間的文化學習與采借成為常態，民族間共享有效的文化傳承方式，如以節慶為核心的文化體系傳承，德宏邊境的傣族“潑水節”、景頗族“目瑙縱歌”、阿昌族“阿露窩羅節”與傈僳族“闊時節”等節慶的發展模式就如出一轍。（6）民族婚姻與跨國婚姻常態化：隨著邊境民族的融合發展，多數民族對民族婚姻與跨國婚姻愈顯樂觀態度，民族婚姻融合逐漸成為邊境民族現代性的一個典型特征。

邊境民族是一個情景化概念，既表現為族群共同體也表現為單一民族主體，是邊境地區的主要人群構成，邊境民族通過其內部和其與外部的經濟文化交流維系著區域民族的生存與繁衍生息，保障著邊境地區的和諧穩定。

二、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內涵及特征

（一） 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內涵

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即以邊境民族文化體系為旅游資源與吸引物，將民族文化的差異性與邊境性視為核心標識，以此區別于一般民族文化旅游，滿足民族文化旅游市場與邊境旅游市場的多樣化旅游需求。作為一種空間鎖定與族群化的旅游類型，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既是對民族文化旅游也是對邊境旅游內涵的重新界定與結構重組：（1）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是民族文化旅游的場域化，是將邊境區位空間與文化空間重疊下的族群共同體與共同體下的單一邊境民族文化體系進行開發利用，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屬于民族文化旅游的空間結構化，是將民族文化旅游置于“邊境”這個特定空間場域與文化場域，在此，邊境民族文化旅游不僅具備了文化內涵也延伸出了空間內涵，而且還涉及了跨國界范疇。（2）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對邊境旅游的具象化，以往學界與社會對邊境旅游的理解多局限于鄰國邊境一日游、邊境口岸觀光、邊境購物等內容，體驗內容呈現單一、層次較淺、邊民與游客互動不足等特點。邊境民族文化旅游作為邊境旅游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拓展著邊境旅游的內容，重構邊境旅游的體驗模式，為邊境文化的深度體驗提供較好的平臺。此外，邊境民族因其邊境性、神秘性、族群復合性與文化原生性等特質而成為邊境的標志性“旅游符號”。（3）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客體是文化旅游資源，由邊境民族的邊境特性所決定，其文化旅游資源的關鍵特性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邊境民族宗教的跨國融合性、跨境民族節慶表征體系多國共建、專屬邊境節慶文化（如特有邊境節慶“中緬胞波狂歡節”）等文化特質或文化叢都在邊境各民族的交往中得到不斷重構和闡釋。（4）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者既可能是邊境區域以外的邊境旅游者與民族文化旅游者，也可能是邊境區域內的民族文化旅游者，其中以地域、文化差異構成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屬性。

（二）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特征

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在本質上屬于文化旅游的范疇，因此除了具有一般民族文化旅游的共性外，還具有其自身的獨特個性：（1）邊境場域性。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發生場域是邊境，邊境空間場域是其區別于其他民族文化旅游的重要標識，也是其獨特性所在；其次，邊境民族作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識別要素之一，其族群邊界外緣也是基于邊境場域這個空間概念及其邊境文化圈進行表述的；最后，邊境民族的空間構成與民族成分組成代表著民族的歷史選擇和國家權力意志雙重內涵。（2）民族文化體系立體性。民族文化是特定民族的人們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集體創造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文化生活事象，是民族物質文化、社會行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從這個層面上看，單一民族文化內部即有分層結構；而從邊境民族文化的橫截面來看，一國邊境多個少數民族與鄰國邊境民族構成的邊境民族族群內部即涉及多個民族的文化體系；而從國家視域的角度來看，則涉及兩個國家民族本位文化體系。就此而言，邊境民族文化體系是一個立體的框架結構。對于游客而言，多維度的邊境民族文化體系旅游也為其架構立體式的文化體驗。（3）旅游類型復合性。由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邊境場域性所決定，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兼具邊境旅游與民族文化旅游兩種旅游形式。除此之外，邊境民族地區在空間上處于邊緣地帶，生態環境相對較好，由此，傳統觀光旅游、生態旅游、鄉村旅游等旅游形式也鑲嵌其中，共同的地域、同一個文化圈內的不同旅游類型便交叉重疊。（4）旅游體驗跨國性。邊境是緊鄰兩國的共性空間，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對兩國邊境民族文化的雙向感知過程。（5） 旅游體驗深度性。傳統的邊境旅游過度強調邊境口岸的旅游體驗，而將邊境線上的民族文化旅游視為一般性的民族文化旅游來進行探討，未認知與發揮其邊境效應，而口岸旅游的傳統模式又造就了邊境旅游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結構性“遮蔽”，使得邊境民族地區的旅游始終處于點狀式發展格局。（6）文化資源的神秘性。由于邊境地處國家邊緣地帶，遠離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發展條件相對不足，且邊境地區通常進入性較低，多民族平等相處，使得邊境民族文化資源原生性保存較好，民族傳統傳承機制較為健全，對尋新求異的游客來說，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即意味著“神秘性”的探索。

三、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發展的驅動機制

（一）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發展的內部驅動機制

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是一種獨特的邊境場域旅游形態，其以民族文化資源為核心吸引力，充分借力邊境區位優勢與文化優勢，融合邊境旅游與民族文化旅游雙重旅游形態，實現邊境與邊境民族文化的內外聯動。事實上，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復合型結構要件正是構成指導和調控其發展方向、發展模式的主要驅動要素，包括邊境、邊境民族、邊境民族文化及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等四大要件。各要件之間通過彼此間及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互動推動邊境民族文化旅游運作機制的有效運轉。而其中主要涵蓋四組依托關系及其互動式結構：邊境與邊境民族、邊境民族文化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邊境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邊境旅游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

1. 邊境與邊境民族

邊境與邊境民族是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構成的基礎要素，宏觀上看，正是基于邊境空間結構才有邊境民族的概念，邊境是邊境民族的空間載體，邊境民族于邊境生產、生活，建構起獨特的民族文化體系和區域文化圈，而邊境民族的社會文化空間生產與再生產強化了邊境的輪廓，使得邊境與外部空間、文化界限愈加明顯。微觀來看，邊境與邊境民族的互動既是邊境民族邊境化與社會化的過程，也是邊境內部結構調控的重要流程。邊境民族在歷史沿革中不斷作出與邊境社會、經濟、文化相協同的適應性調整，逐步構建其邊境化特征與社會化模式，而邊境民族的結構性調整也對邊境內涵框架的搭建作出反饋，影響著邊境政策制定與發展決策等議程設置。作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基礎關系，邊境與邊境民族的相互依托關系主要通過六組要素屬性關系加以表述（如圖1）：

（1）邊緣性之于多樣性：邊境多遠離國家政權、經濟、文化中心，地域自主性相對顯著，邊緣性是其社會文化空間的主體特征。古往今來，一國少數民族總是因戰爭、環境變遷、文化沖突等原因游離于本國主流文化邊緣，另覓一良境謀求文化生息，而邊境相對隱蔽的生態環境促使其成為各民族的覓境良選，輔之與鄰國民族的往來，繼而形成邊境民族的多樣性特色。繼而言之，邊境民族多樣性是民族主體對邊境邊緣性的選擇結果。而現如今，邊境邊緣性又成為邊境民族多樣性的符號表述。

（2）邊貿性之于平等性：邊貿性是對邊境地區經濟特質的提煉，邊民互市貿易的平等性與民族間的和諧相處決定了邊境民族在經濟、文化等層面的交往中彼此尊重、協調共處、互示敬意，確保了邊貿交往的相對公正。

（3）地域性之于共同體：邊境作為地域性空間概念，是邊境民族的空間載體，邊境民族在邊境地域空間內生產生活，建構起獨特的地域性社會文化體系，而以其為引導指向的各民族便尊其本質、依其行事，形成場域化的邊境地域共同體，其表現形態是邊境族群，共同體作為地域性的標識又深化著邊境地域性特質。

（4）保障性之于穩定性：邊境政策、邊境基礎設施、邊境安全與秩序等保障性要素的完善為邊境民族提供可利用價值的同時，強化著邊境民族的生活滿意度，有助于邊境民族關系的和諧穩定。穩定和諧的邊境民族關系與民族明朗的對外觀念是保障性舉措得以貫徹落實與效果順暢反饋的必要條件。

（5）政權性之于國族性：一國邊境是國家政權邊界的過渡區，具有一國政權的標志性，一國邊境以內的少數民族屬于該國的國族，而邊境又往往是兩國邊境的統稱，因而在邊境政權性的前提下，邊境民族的國族性便是對邊境政權性的權威闡釋。

（6）沿革性之于跨境性：邊境的空間范圍與文化范疇具有歷史選擇的階段性。在政權互動過程中，邊境內涵歷經多次重構，其中便包括邊境民族的意義重述，如因邊界重劃，同一民族或族源相同的民族跨境而居而成為不同的國族或不同民族間通過婚姻結合而跨境而居。邊境經歷的歷史沿革性促成邊境民族的跨境性，反之，跨境民族的跨境性又是對邊境歷史變革的印證。

2. 邊境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

邊境是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空間標志，其社會內部具備自身的運轉體系，支撐著邊境系統的日常運轉，也正是基于體系內社會經濟文化的生產與再生產，邊境社會體系得以循環往復，從而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開展提供基礎支撐。除此之外，邊境自身的特色也融入并構成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吸引要素框架；而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有效開展不僅能為邊境帶來人流、物流、資金流的匯聚，為邊境注入新能量，推進其體系的高效運作，也同系統內的其他要素一并優化邊境系統，通過產業聯動、品牌推廣，形成邊境經濟拓展的一大增長極。邊境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相互依托通過七組要素關系屬性得以實現（如圖2）：

（1）通達性之于延展性：由邊境安全、開放程度、交通可進入性等所決定的邊境通達性是邊境民族文化旅游開展規模、深入程度、活動豐富性的重要依據，即其延展性。若邊境有戰情，邊境民族地區的正常生活、生產已受到干擾，邊境民族文化旅游便也不易開展；而開放程度決定著旅游者的體驗深度及旅游活動設計的豐度。若一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延展性較好，說明該邊境地區的通達性也相對較好。

（2）聯動性之于深度性：從相關利益主體參與視角出發，邊境的社會建構是由邊境政府部門、企業、社團、邊民等相關利益主體共同參與的過程，各主體憑借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群體利益或個體利益實現內外部聯動，而邊境的聯動性之于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體驗深度性指的是相關利益主體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規劃開發與經營的涉入程度，代表的是其身份與利益訴求，因而也決定著旅游活動的體驗深度設計。

（3）場域性之于依附性：邊境場域性含涉邊境空間場域與邊境文化場域，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發生場域是依附于雙場域之內的，其依附性是對邊境場域內涵與其自身獨特性的重申。

（4）景觀性之于附加值：邊境景觀與邊境民族文化同屬于邊境標志符號，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地通常包含著邊境景觀的部分訊息，如界碑、口岸、農田里劃分國界的溝渠等，這些富含國界意義的邊境符號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者增加了體驗感知的附加值。

（5）入駐力之于轉化力：入駐力指的是邊境地區對外來企業與投資的向心力，邊境的入駐力及投資方向直接影響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產品轉化能力，通常邊境企業等盈利機構的入駐是對邊境商業優勢的反應，而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資源作為極具經濟開發價值的元素，既是對邊境價值的彰顯也是對投資價值的反饋。

（6）群眾性之于有效性：邊境群眾積極主動參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開發與經營既是民族文化有序發展的東道主群眾力量保證，也是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推動，邊境吃住行游購娛等各要素的入駐為邊境群眾的參與提供機遇。

（7）族群化之于邊界化：邊境區域的民族族群化是區域性社會文化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結果，而邊境族群化也標識著各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邊界，如云南滇西以傣族、景頗族、傈僳族、德昂族、漢族等民族構成的文化圈作為文化標識，而滇東南邊境以瑤族、哈尼族、壯族、漢族等民族構成的文化圈為標識，邊境的族群化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文化邊界起到符號標識作用，而邊界化也深化著族群化。

3. 邊境民族文化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

邊境民族文化之于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既是資源點又是其發展歸宿，邊境民族文化旅游以民族文化體系為著力點，通過項目設計、產品價值轉化、擴展旅游市場，實現其經濟價值與社會文化價值。從文化視角看，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開發是對邊境民族文化價值的重申，有助于調動邊境民族的民族文化自覺、自信與自省機制，繼而推進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可持續發展。邊境民族文化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互動過程以七組要素屬性關系加以表述（如圖3）：

（1）傳承性之于可持續性：一個民族的文化體系及其獨特性是其區別于他族的本質所在，而民族文化體系得以世代仰賴又得源于民族內部的文化傳承機制，傳承性既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特質，亦是邊境民族文化可持續發展的內生保障。

（2）產業化之于品牌化：優化邊境民族文化資源配置是將邊境民族文化培育成邊境主導性產業的重要舉措，實踐路徑以著力打造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以此作為邊境文化產業的發力點，推動邊境民族文化的產業化發展為主線，以此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形成民族文化產業鏈。

（3）循環性之于聚合性：邊境民族文化循環性指的是民族文化體系在與經濟社會的互動中，通過對社會文化需求的反應與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以獲得文化發展的良性循環。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能匯聚規?；娜肆?、物流、信息流與資金流，邊境民族通過對這些能量流的充分利用借以推進民族文化的有機整合繼而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增添新的活力。

（4）認知度之于建構性：公眾對邊境民族文化內涵與價值的認識與理解直接影響其對旅游價值轉述的深度與向度，在對邊境民族文化進行旅游開發運營的過程中，相關利益主體對其價值的認知與日常表達又直接作用于公眾的認知體系，因而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宣傳解說應具全面性，切勿以一方之見而顯片面性。

（5）梯度性之于層次性：由邊境民族的復合性特征所驅使，邊境民族文化在結構層次上具有梯度性特征，即有第一梯度的區域族群文化圈之分，次級梯度的國族文化之分以及一國邊境少數民族文化之分。與之相符，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區規劃、項目設計及游客體驗引導應充分體現文化梯度體驗的層次性特征。

（6）系統性之于追異性：邊境民族文化經整合以系統性復現是對民族文化旅游者的旅游動機與需求的反饋，具體表現為游客對差異性民族文化的體驗經歷，通過在異質文化的體驗中反視自我，實現自我閾限狀態，繼而更好地返回原有生活空間，這便是游客對邊境民族文化追異性的體現。邊境民族文化的系統性復現也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資源體系的豐度提供支撐。

（7）交叉性之于跨界性：邊境民族于公共地域交融中，通過互相學習與采借彼此的優秀文化特質完善“我族”文化，因而民族間的文化系統要素便有局部重疊，如位于滇西邊境的傣族、德昂族、阿昌族與緬族因共享佛教宗旨信仰，因而在邊境民族文化的全域旅游體驗中便不免且必要地涉及民族族群文化系統的跨界性。

4. 邊境旅游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

簡而言之，邊境旅游指游客以邊境自然、人文綜合體為主要體驗對象，以邊境景觀為核心吸引力，包括對邊境農業、山野等自然風光與邊境口岸、界碑、邊境線、邊境民族村寨等人文景觀的全方位體驗。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與邊境旅游既有一致性元素也有分離性特征，一致性體現在兩者的發生場域都限于邊境地區，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在體驗層次與空間延展上是邊境旅游的具體化和深度化，即可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視為邊境旅游的一個斷面。而分離性在于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是以民族文化為核心體驗對象，具有文化體驗的主題專項性。兩者的互動機制主要通過以下七組要件屬性關系進行表述（如圖4）：

（1）探秘性之于神秘性：邊境旅游實質上是對邊境神秘感、異域性的追尋與體驗，而邊境民族深處邊地，富含奇風異俗，文化原生性相對較高，正好彌合了邊境旅游的探秘性要求，因而就關聯性而言，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神秘性正是對邊境旅游探秘性需求的回應。

（2）文化性之于主題化：邊境旅游以其自身文化內容為核心塑造對象，即邊境文化，包括邊境民族文化、邊境貿易文化、口岸文化等拓展項目，在實踐中，將任一拓展項目進行旅游化提煉都是對邊境文化旅游的主題化表述。

（3）外延性之于深度性：隨著出境旅游的全面發展，國外旅游體驗呈現較高的滿意度，而邊境旅游市場愈發不足。從旅游地角度看，邊境旅游規劃不到位、內涵與體驗層次都較淺是限制性所在。而在此背景下，邊境民族文化旅游作為邊境文化旅游的有機組成，其后發優勢的挖掘不僅是對邊境旅游內容的充實，在一定程度上，兩者間也趨于邊境旅游外延與內容深入的關系。

（4）概念性之于符號性：邊境旅游相關標準的概念性規范是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符號性表征的依據，反之，符號表征又是邊境旅游概念的具象化。通過社會性扶持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持續性發展，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打造為邊境旅游主導產業鏈的關鍵一環，樹立品牌化優勢、塑造名牌特色，使之成為邊境旅游的標志性符號。

（5）引領式之于具體式：邊境之主權性與空間范疇的區域性決定邊境旅游在邊境區域旅游框架內處于方向引領式地位，邊境旅游地對外的旅游宣傳營銷以邊境旅游為一級標識，而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為其具體展示形態。

（6）框架性之于結構性：邊境旅游正如建筑模型，而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同區域內的鄉村旅游、休閑度假旅游等旅游形態構成建筑模型中的橫梁或立柱，支撐起邊境旅游的基本框架，框架性是結構性綜合展示，而結構性是框架性的建構要件。

5. 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內部驅動機制

基于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四組結構性要件之依托關系及邏輯相關性，構建其發展的內生驅動機制框架圖（圖5所示），從框架圖可見，邊境與邊境民族的依托關系及邊境民族與邊境民族文化的邏輯相承，構成了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內部驅動的核心鏈，是其得以可持續性發展的根基所在。進一步而言，邊境在特定空間與文化內涵層面不僅支撐著邊境旅游，也通過相互依托關系支持著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發展，而邊境旅游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又在所屬上“血脈相連”、相互依托，因此相較于跨國出境游，邊境與邊境旅游于邊境民族文化旅游來說，更類似于一種“閾限驅動”，表面上是簡單的空間過渡閾限，其實質則是由邊界之兩可狀態所誘發的心之向往混沌的心理閾限驅動。

在核心鏈的另一端是邊境民族與邊境民族文化，邊境民族于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民族特有文化體系，文化又向民族內部建構民族認同、強化民族意識，向外標識民族特質，而民族旅游本質上即表現為對民族文化的專屬體驗；從實質關聯性而言，邊境民族文化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更為直接相關。因此，以邊境民族及其文化為體驗本質的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相較于其他形式的文化旅游來說，“民族驅動”更能體現其內部驅動的差異性特質。

（二）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發展的外部驅動機制

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各要素屬性通過協調互動構成其內生驅動機制，而一個健全系統的有效運轉是內部驅動與外部驅動的綜合，因而，在內部驅動綜合分析的基礎上，就外部驅動的要素構成及動力機制進行解讀將有助于邊境民族文化旅游驅動機制的全面闡釋?？傮w而言，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驅動機制是綜合圍繞其本位體系展開的，具體外部驅動要素體系如下：

1. 引導鏈：以國家、地區政府的相關政策指示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開發與經營的方向引導，以政府規劃為概念性理論體系與操作實踐引導，以邊境民族所處區域已有旅游形象為吸引游客的先決引導，以民族旅游的現有經營模式與經驗為其實踐性的經驗引導。

2. 推動鏈：旅游市場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需求是推動其發展的外部驅動力之一；相關企業為謀求可持續發展、壯大企業實力，多依據自身經濟實力采取投融資的運作模式，通過邊境外部企業的直接投資或間接投資，從邊境民族文化旅游中獲得市場競爭優勢，而邊境地區的企業可通過對外融資獲得資金動力；發展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既是對國家文化產業鏈的延伸也是對文化旅游或民族文化旅游產業鏈的拓展；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發展是對文化差異性、多樣性及獨特性的強調，社會各界對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認知推進其投入文化保護、發展與創新等社會實踐，逐步形成全社會性的文化弘揚與傳承局面。

3. 實踐鏈：基于“上層建筑”概念性的政策引導，社會投資主體通過具體的總體規劃與開發實踐推進邊境民族文化旅游資源的產品轉化；在總體規劃與投資開發實踐層面，借助外部宣傳媒介對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產品體系進行推介宣傳、提高其市場知名度以獲得品牌力量；外部先進技術的引進輔助發展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其外部資源創新與技術轉化的實踐。

4. 保障鏈：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本質是對他族文化的體驗，本身即涉及多元文化的接觸，其中最主要的文化關系即東道主文化與游客文化的互動，文化接觸主體彼此的文化尊重是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得以有效運轉的基本保障；逐步完善邊境民族地區對外聯通的基礎設施是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外部保障性條件，如對外交通和郵電通訊；經營模式既可借鑒也可創新，是企業階段性經營的保障，模式效能直接決定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經營效益；投資企業業界口碑既是企業順利投資運營及企業間項目合作等的誠信保障與效益保障，也是對旗下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知名度業界業外推廣的驅動力，如迪士尼公司以其現有的國際業界口碑已具備足夠的對外合作主動選擇權。

四、結 語

通過探析邊境民族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內涵與特征，依據其邊境空間的區域性所屬與旅游的文化本質特性，從邊境、邊境民族、邊境民族文化、邊境旅游與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等四大要件之依托關系與邏輯相關構建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內部驅動機制，并從系統發展論視角，以邊境民族文化旅游的跨區域、跨產業及社會文化輔助等層面構建，由引導、推動、實踐與保障四重推進的外部驅動機制，以內部驅動機制與外部驅動機制雙重微觀結構為主，最終搭建起系統性的邊境民族文化旅游驅動機制（圖6）。邊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對邊境旅游與民族文化旅游的雙重深度拓展，通過認識其發展動力不僅有助于旅游開發實踐者樹立系統開發與管理理念、清晰辨識驅動程序、有效協調與整合相關要素關系，也將有助于邊境旅游體系與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并推動民族文化的可持續性發展。

參考文獻：

[1] Timothy D J. Political Boundaries and Tourism： Borders as Tourist Attractions[J].Tourism Management，1995，16（7）：525-532.

[2]Pascal Scherrer， Kim Doohan. It's not about believing：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cultural acknowledgement in an Indigenous tourism context[J]. Asia Pac Viewp，2013，54（2）：158-170.

[3] Sandra Guisela Cherro Osorio， Gary Best. A Case Study on Culture Brokers and Their Role in Tourism Management in the Indigenous Community of Taquile Island in Puno， Peru[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5，17（4）：347-355.

[4] David Jamison. Tourism and ethnicity： The Brotherhood Coconu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9（26）：944-967.

[5] Grunewald R. Tourism and Cultural Reviva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1004-1021.

[6]Siegrid Deutschlander. In search of Winnetou： Constructing Aboriginal Culture in the Tourist Encounter[J].Canada： University of Calgary，2006.

[7] Helen Kelly‐Holmes， Sari Pietik？inen .Commodifying Sámi Culture in an Indigenous Tourism site[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2014，18（4）：518-538.

[8] Claudia Notzke. Indigenous Tourism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Alberta， Canada： Tentative Engagement[J].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04，12（1）：29-54.

[9] Diana Kutzner， Pamela Wright. An Investigation into key Market Segments for Aboriginal Tourism in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 Canada[J]. Journal of Vacation Marketing，2010，16（2）：97-110.

[10] Diana Kutzner， Pamela A. Wright， Amelia Stark. Identifying Tourists' Preferences for Aboriginal Tourism Product Features： Implications for a Northern First Nation in British Columbia[J]. Journal of Ecotourism，2009，8（2）：99-114.

[11] Trinidad Espinosa Abascal， Martin Fluker， Min Jiang. Domestic Demand for Indigenous Tourism in Australia： Understanding Motivations， Barriers， and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Heritage Tourism，2015，10（1）：1-20.

[12] 王曉軍，羅顯克.廣西邊境地區少數民族文化與旅游資源開發初探[J].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2006 （4）.

[13] 謝楊蘇廣.中國京族特色文化旅游資源開發研究[D].南寧：廣西大學，2014.

[14] 張慧，龍蔚，路遙.邊境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旅游文化資源開發——以云南布朗山鄉為例[J].旅游經濟，2014（12）.

[15] 趙明龍.中越邊境地區民族旅游合作研究[J].中國與東盟，2009（3）.

[16] 岳小艾.邊境地區民族文化旅游業發展探析——以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為例[J].華東經濟管理，2011，25（10）.

[17] 趙大為.打造綠色民族文化旅游品牌推進邊境三縣旅游產業一體化發展[J].出國與就業：就業教育，2012（6）.

[18] 周燦.邊疆民族地區旅游發展模式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09（7）.

[19] 李偉山，孫大英.論中越邊境跨境民族文化旅游帶的開發[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2（5）.

[20] 陳俊安，麻新華，唐柳春.廣西邊境民族村落旅游綜合開發探索[J].許昌學院學報，2013（2）.

[21] 楊友寶，王榮成.邊境民族地區旅游經濟系統脆弱性評價及其優化路徑研究[J].地域開發與研究，2015，34（6）.

[22] 羅云麗.邊疆民族地區旅游營銷問題研究——以云南省西雙版納州為例[J].中共云南省委黨校學報，2015，16（4）.

[23] 吳文婕，李松，韓芳等.邊境民族文化旅游地鉆石模型適宜性研究——以新疆烏恰縣為例[J].資源開發與市場，2016，32（4）.

[24] 謝萬忠.防城港市邊境民族村寨旅游開發研究——以瑤族村高林為例[D].廣西：廣西大學，2010.

[25] 王基能，謝開，吳老成等.邊境特色民族村寨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研究——以云南騰沖某邊境民族村為例[J].中國市場，2011，（41）.

[26] 胡冀珍.云南典型少數民族村落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以滄源翁丁佤寨為例[D].北京：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2013.

[27] 李燕琴.旅游扶貧村寨社區壓力應對的ABCD-X模式——以中俄邊境村落室韋為例[J].旅游學刊，2015，30（11）.

[28] 余曉蘭.云南翁丁佤寨特色文化旅游產業體系建設與管理研究[D].昆明：云南師范大學，2015.

[29] 周雅婷.民族特色村寨在文化旅游開發中的問題及解決路徑——以滄源佤族自治縣翁丁村為例[D].昆明：云南大學，2015.

[30] 閆淑涵，陳學軍.黑龍江赫哲族村寨旅游開發淺析[J].對外經貿，2016 （3）.

[31] 方鐵.云南跨境民族的分布、來源及其特點[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9（5）.

[32] 趙紅梅.國外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及方法探討[J].旅游學刊，2015，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