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構筑中國“政治新生態”能量系統

楊定明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一個與“經濟新常態”相適應的“政治新生態”正在形成。這種“政治新生態”，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民共識為奮斗目標，強調“國家-民族-人民”三位一體的價值理念；以“全面深化改革”為推動力，強調“頂層設計”與“底層推動”的有機互動；以“全面依法治國”為根本支點，強調“責任政府”的法治路徑；以“全面從嚴治黨”為關鍵環節，強調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制。依據系統論觀點，深刻認識“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政治訴求，并適時提出構建“政治新生態”的任務，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政治新生態”；能量系統；系統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中圖分類號：D61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7）01-0029-04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多次講話中明確提到了“重構政治生態”的任務。從生態學視角來看，一個運行良好的政治生態系統，包含著完整的能量聚集系統、能量傳導系統、防護保障系統、中樞控制系統。以系統論觀點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將其各項部署理解為構建中國“政治新生態”大系統中的子系統，以“四個全面”的落實促成“政治新生態”的形成，并適時提出打造“政治新生態”的任務，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與實踐意義。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政治新生態”的能量聚集系統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也是中華民族奮斗的總綱領。著名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認為，人類社會作為一個大系統，由“行為有機體系統”“人格系統”“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 等4個子系統組成。其中的“文化系統”由規范、價值觀、信仰及其他一些與行動相聯系的觀念構成，是一個具有符號性質的意義模式系統與能量聚集系統。[1]中國共產黨作為肩負重大歷史使命的執政黨，意識形態的整合功能意義非凡。而西方強勢話語的滲透與傳播，對黨的意識形態整合造成了嚴峻挑戰，成為影響中國政治生態系統的重要變量。十八大以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聚焦“國家-民族-人民”的價值理念，是凝聚黨心民心的基本價值共識和最大公約數，是保障“政治新生態”良性運行的重要“能量聚集系統”。

1圍繞中心目標，凝聚價值共識。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既承擔著國家整合與民族復興的現實職能，又承擔著價值引領與價值超越的職能。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反復強調：“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盵2]歷史經驗表明，對一個國家政權而言，主流價值共識穩固，國家雖弱而貧，不害其長存（如古巴）；主流價值共識紊亂，國家雖強且富，不救其夭亡（如前蘇聯）。從政治價值的角度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實際上內在地蘊涵著對以“兩極分化”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批判，以及實現一個真正符合人類發展要求的理想社會的價值追求。當前，要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契機，鞏固馬克思主義價值原則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筑牢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政治共識。為此，需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著重熔鑄三大文明因子：一是建立在平等、公正、發展、共享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價值訴求；二是建立在個人利益與契約博弈關系上的西方現代法治文明；三是建立在“大一統”基礎上的強調包容性和整體性的中華傳統文明。要利用各種時機和場合，形成有利于主流價值交流與碰撞的生活情境和社會氛圍，并將之充實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中去。

2創新傳播手段，弘揚社會正能量。據科學家估算，在宇宙系統中，僅5%是普通物質，95%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暗物質、暗能量。[3]在政治生態系統中，同樣存在許多看不見的“暗物質”，如國民的精神特性、歷史民情、風俗習慣，等等。這些“暗物質”作為“世界對于人的意義”“客體對于主體的意義”，是以“人的內在尺度”或“主體的尺度”為根據的一整套價值系統。它們與制度、法律、規則等等之間，經常會形成微妙的互動與反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任務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了社會主義價值傳播的極端重要性。當前國內的主流價值傳播，過于注重形式化的理性結構，缺乏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感性載體，缺乏與各種“暗物質”“暗能量”的深入互動，缺乏符合現代特點的表達本領和傳播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發揮好新興媒體作用，增強宣傳工作的創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色，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為此，一是要善于通過與“暗物質”“暗能量”的互動，創新適應互聯網時代的基本價值共識傳播手段；二是要改造過分注重形式理性的傳播話語，塑造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感性化的價值傳播載體；三是要通過挖掘符合現代特點的主流價值表達本領和傳播能力，樹立“人人是環境要素、個個是生態因子”的社會共識，在任何場合和環境中都能主動弘揚正能量。

3抓住關鍵環節，打造“生態資源庫”。辯證法要求人們處理一切問題，都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將重點布置在決定事物發展的關節點上。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契機，營造“政治新生態”的能量聚集系統，要著重抓好兩個關鍵環節：一是要重視首善地區，打造“肺葉功能區”。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其政治生態和官場風氣，堪稱全國政治生態系統的“肺葉”，具有強大的示范輻射功能，必須提升標準，從嚴要求。以北京為中心，如漁網之結點，帶動全國各中心城市、省會城市、重點城區的“肺葉功能區”建設。二是要抓住“關鍵少數”，打造“先鋒隊中的先鋒隊”。 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分化與利益結盟，不同程度上復活了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圈子文化”，給權力的“設租”和“尋租”提供了豐厚土壤，造成了政治生態的紊亂。毫不夸張地說，缺乏有效制度約束的市場原則所導致的普遍價值失范，已嚴重影響到中國政治生態的正常運轉，并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嚴峻挑戰。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向全黨強調選人用人的風向標作用：“用一賢人則群賢畢至，見賢思齊就蔚然成風。選什么人就是風向標，就有什么樣的干部作風，乃至就有什么樣的黨風?！睘檫_此目的，需以全局思維和戰略眼光，采取有力措施，在全黨發掘和培養大批人才，著力打造“先鋒隊中的先鋒隊”，建設黨內優秀人才的“資源庫“。

二、全面深化改革：“政治新生態”的能量傳導系統

“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相關?！边\轉良好的生態系統，要求大體平衡的能量層級關系與合規律的食物鏈結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長期存在“高腐敗”與“高增長”并存的悖論。[4] 在總體經濟增長率放緩的大背景下，要使政治生態共同體成為完整而又具韌性的命運共同體，就必須尋找阻力最小的路線，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實現共同體中每一個成員的基礎利益捆綁，避免因階層固化和兩極分化造成的“能量和信息孤島”出現。

1優化權力結構，防范“鐘擺式運動”。自然生態系統為了生存，必須與周圍環境不斷發生物質聯系與能量交換，而處于食物鏈不同環節的物種也必須保持數量上的比例平衡，在政治生態共同體中，同樣不能讓處于食物鏈頂端的階層或群體操控改革的方向。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認為，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權力“設租”和“尋租”的現象，伴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政治上的這種“軟政權化”往往會成為導致國家陷于泥潭的根源。[5]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革命傳統中的大量因素與新中國建構的政治倫理，都對民眾有著深遠的影響，并直接促成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功。[6]但近年來市場經濟的急速擴張，帶來了巨大的利益分化與權力失衡，成為影響中國政治生態持續發展的重要變量。應對這一問題，一是要結合中國超大型國家治理的現實與新中國建立以來形成的注重“平等”“公正”的政治倫理，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二是要尊重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保障社會主義民生，保證社會各個階層和群體都能有一個公平正義的利益表達平臺；三是要確立以社會權力來制衡政治權力與資本權力的思路，依靠人民群眾的有序政治參與，最終實現勞動者對生產資料和勞動產品的合理支配，阻止改革的“城堡化”“部門化”“利益集團化”，防止歷史上不斷重復的“鐘擺式運動”的出現。

2超越資本邏輯，防止社會撕裂。對于自然生態系統來說，某種外來生物的侵入，往往會導致一場生態災難。在一個社會系統中，“社會資本”對于系統的良性運轉起著決定性作用。[7]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的階層分化、貧富分化與經濟社會的發展同步進行，“資本通吃”的邏輯日益強大。而與此同時，人們的民主要求卻仍然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倫理主義政治文化，與西方社會存在重大差異。[8]面對這種狀況，若不能及時地對二者進行有效耦合，將挑戰民眾的心理認知底線，造成主流價值共識的嚴重損毀?！敖洕鲁B”下的經濟結構調整任務繁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矛盾和問題更加凸顯。在追求“共享”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民心所向的背景下，只有超越資本邏輯，實現社會均衡發展，才能重建政治共識，避免社會撕裂與階級矛盾。因此，一是要超越資本獨大的邏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各個利益主體在市場經濟中良性互動，重構公平正義基礎上的政治共識；二是要大力培育“非政府性”“非營利性”公共空間和民間力量，發揮公共輿論的監督和引導作用；三是要激活協商民主不可替代的公共政策、社會團結與政治合法性功能，真正樹立起協商民主的“制度權威”。

3激發改革活力，疏通源頭活水。從政治生態共同體的視角觀察，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一個能量傳導系統的功能重構過程。十八大以來，中央強調“頂層設計”和“底層推動”的改革理念，就是要在保證“全國一盤棋”的同時，激發身處改革第一線的廣大黨員干部和普通勞動者的改革活力。2015年6月，習近平在會見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時強調，在我們黨的組織結構和國家政權結構中，縣一級處在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是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維護穩定的重要基礎，也是干部干事創業、鍛煉成長的基本功訓練基地。疏通改革的源頭活水，要勇于在人民民主和社會正義的范疇內，突破既得利益固化藩籬，在權力下放、縣域治理、基層自治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另一方面，在普通民眾缺乏改革話語權的情況下，必須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防止公眾利益被資本和權力綁架。一是要通過基層黨員和人民群眾基本民主權利的落實，將憲法、法律和政策中體現人民民主原則和黨員主體地位的條文，明確落實并實現制度化；二是切實踐行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堅決糾正各級政府“關起門來搞改革”的偏向，有效防止官僚體制對“政治新生態”能量傳導系統的壅塞和吞噬；三是制定更加公正合理的“分蛋糕”規則，實現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雙重優化，并通過立法和制度規范守住政治倫理的底線，加快建設社會信用體系。

三、全面依法治國：“政治新生態”的防護保障系統

在一切生態系統中，物質與能量的傳遞都具有逐級遞減的特征，層級越多，結構越復雜，能量傳遞過程中的損耗就越大。受政治權力結構的清晰度不足、制度生態運行不暢、監督機制效能不高等方面的影響，中國的“廉價政府”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此外，長期的“圈子文化”和人治傳統，對全面依法治國的損害也極大。扎實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構建中國“政治新生態”，就是要通過對公權力治理的科學規范，將由多重指令構成的復雜性國家，轉變為依靠法治原則進行簡約治理的國家機制，使社會在合理有序的“顯規則”下清爽運行。

1落實法治原則，保障公民權利。在一個政治生態共同體中，規則制定和落實的程度，標示著這個共同體的現代化程度。在公權力行使領域，同樣存在著“公地悲劇”，必須切實打造制度之“籠”，以實現對黨和政府公信力這種稀缺公共資源的有效保護。[9]中國傳統偏重“有治人無治法”的人治模式，新中國成立后，受“法律工具論” 觀點的影響，我們長期沒有將法治作為執政目標去建設，導致人治思維普遍存在。通過全面依法治國，“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就要重視前革命型政黨在轉型過程中所面臨的獨特問題，有的放矢，對癥下藥。在司法領域，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要緊緊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把對司法權的法律監督、社會監督、輿論監督等落實到位，讓公平正義的陽光照進人民心田，讓老百姓看到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效。一是要落實憲法和法律要求，以完善人民民主為根本目標，通過制度創新豐富民主的實現形式，確立以公民基本權利約束公權力的限權思路；二是要推進治道變革，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致力于政府職能規范化、政府行為法治化、政府決策民主化、政府權力有限化等項改革，切斷各種司法掮客和司法權力之間的利益紐帶，為公民權利的壯大提供空間；三是要借鑒國外一些政黨在擴大黨內民主決策、推進經濟民主等方面的經驗，如委員會制度、“勞資共決”制度、“參與決定”制度等，為保障公民權利提供現實渠道。

2清理重疊機構，強化監督權力?！敖^對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在任何形式的民主國家中，由于權力的擁有和使用分屬于不同的政治主體，為權力的“寡頭化”和“公權私用”創造了條件。從權力授受關系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切公共權力都來自人民，人民是中國一切權力的所有者；領導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國家權力的執行者。但很多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著權力“寡頭化”和“公權私用”的危險。監督權的本質，在于確保各權力主體之間的信息對稱與能量平衡，機構設置不宜分散求多，但求少而精準，少而管用。具體來說，一是在橫向方面，將當前分屬于不同條塊的各類監督監察部門進行清理整合、垂直管理，只對國家權力的最高代表者負責。在這方面，中國歷史上的御史監察制度，新加坡的貪污調查局，中國香港的廉政公署，對我們都有積極的借鑒意義。二是在縱向層面，監督監察機構層級過多，容易在信息傳遞過程中出現自下而上的失真和扭曲，誘發系統性腐敗。建議廢棄監督監察部門的五級架構，而代之以一套重巡視巡查、輕機構設置的“任務導向型權力監督系統”， 督促公職人員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娛樂圈”，降低被腐蝕的風險，并將之作為基層權力監督工作的主要載體。

3搭建民意平臺，建構“罷免”權力。西方式民主強調的是選舉權，通過“一人一票”的象征性授權，幾年一次地讓民眾行使由誰上臺執政的權力。在中國，由于黨委組織部門在選拔和任用干部時有更多的發言權，因而可以考慮將重點放在保障民眾對官員進行罷免的“否決權”上。2015年5月，習近平在考察舟山時強調，干部好不好不是我們說了算，而是老百姓說了算。在信息化時代，公眾對政府價值背離、行為失范、績效偏低等問題的不滿，呈現出明顯的交叉性、結構性、累積性和系統性特征，急需通過“否決式民主”重鑄政治信任。在當前的政治生態系統中，調整不勝任的現職領導干部，阻力大，顧慮多，“能上不能下”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如果能順應社會發展趨勢與民眾期待，將黨委組織部門的任免權一分為二，任命權由黨委掌控，罷免權由代表民眾真實意愿的人大代表的“否決提案”來決定，就可以極大提升我們黨執政的合法性。[10]這樣的制度安排，一是可輕松解決“能上不能下”的干部晉升、黜退問題；二是在監督權萬一失靈時，民眾可憑借自下而上的否決權，實現對強大行政權力的有效約束；三是可降低選票對于中國政治生態共同體分化和解構的風險，為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國家同一性與地方自主性、向心力與離心力的結合，提供一種前所未有的可靠制度保障，在“政治新生態”中形成能量傳導的良性循環系統。

四、全面從嚴治黨：“政治新生態”的中樞控制系統

在生態系統中，能量的傳導具有損耗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逆轉性。為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可逆轉性，任何臨時性社會機構和體系，都離不開決策控制系統。新世紀以來，隨著信息化、網絡化的迅猛發展，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環境也發生了急劇變化，引起了意識形態分歧與黨員思想混亂。因此構建“政治新生態”的關鍵，是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重塑一個行動導向的中樞控制系統。

1養廉恥以致良知。政治是人的事業，人經脈不通就會麻痹癱瘓，良知蒙蔽就會麻木不仁，成為沒有靈魂的行尸走肉。習近平指出：“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道德的力量也是無窮的?！碑敶袊纬嗽谟布s束上繼續致力于健全法制，在軟約束上也要向傳統的德政倫理借鑒和學習治理經驗，只有軟硬結合，才能發展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善治良制。眾所周知，傳統社會結構與共產黨人的政治倫理，都倡導一種奉獻于公共事業的集體倫理。但改革開放以后，集體倫理存在的時空條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于新的政治倫理尚未成熟，造成政治生態的惡化。以我國當前的發展水平，還不能做到高薪養廉。黨員領導干部是民眾所視效模仿的對象，應視政治榮譽高于一切，如果身居高位，心念貨利之事，妄求發財之行，則必然上下顛倒，禍患立至。全面從嚴治黨，一是要充分利用互聯網時代民眾、媒體、紀委監察部門的監督功能，倒逼領導干部養成過硬的政治操守；二是黨委組織部門在考察干部時，疑人當盡量不用，用之則盡量不疑，養其廉恥以致其良知。如果束手縛腳，務求零瑕疵，則黨員干部必將各圖茍且，以免責為幸，滋長疲沓顢頇之風；三是要綜合運用榮譽、激勵、獎賞、懲戒等各種形式，灌注理想信念，造就一支利不茍取、害不茍去、唯義是從、唯法是尊的黨員領導干部隊伍。

2嚴黨紀以壯筋骨。習近平強調，各級黨組織要把嚴守紀律、嚴明規矩放到重要位置來抓，努力在全黨營造守紀律、講規矩的氛圍。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后，曾嘗試通過踐行黨的群眾路線與“重精神激勵、輕物質刺激”的原則，消解傳統官僚政治的弊端。但轉型期的社會快速發展，使得部分黨政官員心態失衡，“黨性”與“人民性”失位，導致權力行使失序，催生彌散性腐敗。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中，黨政機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和主線。其主要關注，就是要防止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確保國家政權機關能夠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增進人民群眾的福祉。習近平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指出“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率先垂范，就是要通過從嚴治黨，扭轉黨內等級森嚴、居高臨下、頤指氣使、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的官僚主義態度，破除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吃飯的狀況，從根本上改變干部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主仆關系和父子關系。一是在權力運行的關鍵環節建立有針對性的勸導和警示機制，正確處理黨政、黨群和黨法的關系，將以“政策推動”反腐風暴，最終讓位于“法律引領”，避免制度的“空洞”與“虛置”；二是在從嚴治吏的背景下，加快探索干部激勵的有效機制，嚴肅責任追究，強化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實行“無為問責制”與“實名備案制”，防范“庸、懶、散”的傾向苗頭；三是對處于末梢神經部位的“小官巨腐”問題，應發動群眾進行監督，強化村民自治功能，避免家族勢力和黑惡勢力的侵蝕；四是形成黨內清理門戶的長效機制，推行新提任領導干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逐步實現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拔“爛樹”、治“病樹”、扶“歪樹”，清理各種拉幫結派的“圈子文化”， 在減少腐敗存量的同時，堅決遏制腐敗增量，實現政治生態的“山清水秀”。

3重用人以求持續?！皾鷿嗍?，文王以寧?！比瞬诺挠行蛄鲃邮且磺姓喟l展存續的根本。鄧小平同志曾強調：“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北仨氁詮娏业氖姑泻拓熑胃?，保證政治生態共同體能量補給線的安全暢通。一是踐行德才兼備原則，制定量化評估標準，強化信息反饋回應機制，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防范“中樞控制系統”失靈；二是嘗試以剛性任務的形式，讓地方黨政首長每年推舉各部門的后備干部人選若干人，以備組織部門考察備用，倒逼其俯身傾聽民意，竭力于調查研究與發現人才；三是堅決廢止選人用人制度中的弊端，強化以稱職為準繩的選官任職原則，探索提防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久任”制度、褒獎制度、懲戒制度，從“官本位”過渡到真正的“能力本位”，[11]逐漸弱化論資排輩、混年限的上升方式，倒逼領導干部不斷想辦法去提升政治素養與政治能力；四是健全聯系群眾的長效機制，通過扎實可靠的調查研究，分析引導黨員干部的政治心理，滿足其合理需求，同時健全溝通協調機制，利用信訪機構、大眾傳媒、網絡等平臺，正面引導群眾參與到對黨員領導干部的監督中來，完善政治的溝通反饋渠道。

總之，以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為契機，樹立系統辯證、理性務實的理念，抓牢影響政治生態鏈的主要環節，運用辯證思維、底線思維、漸進思維，在治理腐敗、反對官僚主義、落實法律權威等群眾感受強烈的突出矛盾中，順勢而為，探索創新，一個“山清水秀”、“云蒸霞蔚”的政治新生態就一定能夠破繭而出、潤澤華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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