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遺存

高偉曹玲玲

（1.南京博物院 江蘇南京 210016；2.南京圖書館 江蘇南京 210018）

試析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遺存

高偉1曹玲玲2

（1.南京博物院 江蘇南京 210016；2.南京圖書館 江蘇南京 210018）

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遺存包含祭祀建筑、祭祀坑、用人祭祀、犧牲、祭祀臺、焚燒祭祀、祭祀器物群、封土祭祀等多種形式，依據祭祀遺存與土墩墓營建的相對早晚關系，可分為葬前、葬時、葬后三類祭祀遺存。

江南地區 土墩墓 祭祀 相關遺存

江南土墩墓自20世紀50年代發現以來，其獨特的埋葬方式即引起了學界的極大關注［1］。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土墩墓遺存的不斷發現和研究的逐漸深入，“土墩墓”得以正式命名［2］。此后，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開展，學界對于土墩墓形制、結構、建筑、分布、分區、分期、起源、族屬等相關問題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討論，取得了重大進展。同時，關于土墩墓的祭祀遺存問題學界多有討論，不過，對土墩墓祭祀遺存的辨識和認定卻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稏|南文化》2015年第3期上刊載了付琳先生《土墩墓祭祀遺存考辨》一文，文章認為土墩墓中常見“墓下祭祀”遺存、“墓前祭祀”遺存、“墩上祭祀”遺存和“墩腳祭祀”遺存等四類器物祭祀遺存形式，土墩墓中的“墓下建筑”遺存、人骨祭坑和焚燒祭祀遺存等可能與喪葬祭祀活動相關［3］。

一、土墩墓祭祀遺存

土墩墓祭祀，即墓葬祭祀的一種［4］，表達的是生者對逝者的祭拜和懷念，以及消災避難和求福保安的祈福意愿。目前發現的江南土墩墓祭祀遺存包含祭祀建筑、祭祀坑、用人祭祀、犧牲、設祭祀臺、焚燒祭祀、祭祀器物群、封土祭祀等多種形式。

1.祭祀建筑

即喪葬祭祀活動的場所、構筑物和建筑物。依據祭祀建筑與墓葬的相對早晚關系，可分作葬前祭祀建筑和葬后祭祀建筑兩種形式。

（1）葬前祭祀建筑

這類建筑先于墓葬營建，是土墩墓內最早的遺跡單位，通常發現于部分一墩一墓和向心結構的一墩多墓土墩中，設置于土墩墓的墩體中心，位于正下方墩子基礎的層面上?，F存形態以排列規則、密集的柱洞為主，或輔以基槽、土臺等其他結構。建筑內不見遺物，它與中心墓葬沒有直接關系，在建造中心墓葬時已經撤除或毀壞，考古發現僅存基槽、柱洞等遺跡。林留根先生稱之為“墓下建筑”遺存，其主要功能是墓地標識和祭祀，對墓葬建筑的焚燒毀棄是土墩墓營建過程中最重要的祭祀行為［5］。付琳先生認為“墓下建筑”是形制簡陋、具有臨時性的遺存，很可能是土墩墓營建之前的祭祀活動遺存［6］。

以江蘇金壇裕巷一號墩［7］為例，一號墩發現墓葬3座、器物群13處、房址1座。其中F1開口于第5層，打破第7層，半地穴式。平面近正方形，南北長4、東西長4.1、深0.5米，由23個柱洞組成，分南北兩排排列。柱洞平面有圓形、半圓形和方形，直徑最大者35、最小者15厘米，柱洞均直壁，淺平底，大部分柱洞打破半地穴坑的底部，所有柱洞構成一個平面呈“凸”字形的棚式建筑，門向朝東（圖一）。

類似的建筑遺存在江蘇句容周崗D2［8］、金壇薛埠上水2號墩［9］、句容寨花頭D2［10］、大港雙墩2號墩［11］、丹徒辛豐大墩D1［12］、句容下蜀中心山D1［13］等土墩墓中均有發現。

（2）葬后祭祀建筑

這類建筑一般不早于墩內墓葬建造，通常是與墩內中心墓葬同時段的建筑遺存，伴有較為明顯的火燒或毀棄痕跡。

以南京江寧陶吳一號土墩墓［14］為例，D1呈饅頭狀，底部橢圓形，南北長約62、東西長約48、高9.1米。D1內部發現2座作為墓葬的小型土墩，兩者相距約3.5米，分別編號為d1、d2。所發現的建筑遺存位于D1西部，開口于D1第5d層下，發現分布規律的柱坑68個（圖二）。東部柱坑疊壓于M 43之下，柱坑有圓形、半圓形和方形之別，直徑0.16～0.36、深0.2～0.4米，均口大底小，內填較純凈的褐色粘土。西北部7個柱坑圍成長方形，中部1個柱坑，南側60個柱坑分為兩排圍成喇叭形，柱坑中間有一長約4.5、寬約2米的燒土面。M 43位于d2中部，由石框、“凹”字形墓臺、墓室、祭臺、封門和“凸”字形填土組成。其中祭臺位于墓室內西側，平面呈長方形，長2.2、寬1.36、高0.05米。祭臺表面有一層厚約0.4厘米的紅燒土面。封門位于祭臺西側，發現一些碳化站立狀圓木痕跡，直徑約0.07～0.12米。從M 43祭臺發現的燒土面和燒焦的木構封門以及d1和d2西側發現的小范圍燒土面推測在修筑D1過程中曾舉行過次數不詳的祭祀活動。

圖一// 金壇裕巷一號墩F1平、剖面圖

圖二// 江寧陶吳一號土墩墓相關祭祀遺存分布圖

另外，類似浙江紹興印山大墓發現的建筑遺存是否屬于祭祀遺存值得商榷。印山大墓墓室為狹長條形“人”字坡的木屋結構，截面呈等腰三角形，用加工平整的巨大枕木構筑而成，原報告認為這應是允?！澳究痛筅！保?5］；墓道東段底面上發現小型柱洞11個，分列南北兩側，其中北側4個、南側7個，均呈圓形，洞徑8～25厘米不等，洞深16～50余厘米。柱洞內的填土除3號洞有木質炭化物外，其余均與墓道填土一致，洞內立柱似乎在使用后即拔出。在南北柱洞外側貼墓道壁外各發現一條淺排水溝，可能建墓時搭建了工棚類的臨時性建筑。

此外，葬后祭祀建筑或存在封土之上的地表建筑遺存。地表祭祀建筑與土墩屬于同一時代的共存關系，是土墩形成之后的祭祀活動場所。此類建筑遺存在江南土墩墓尚未確切發現。據介紹，南京溧水和鳳鄉俞家D2的墩頂發現了圓形石砌祭臺［16］。由于無法確定祭臺與土墩遺存之間的共時關系，圓形石砌祭臺是否為土墩祭祀遺存尚不得而知。

2.祭祀坑

早于墩內墓葬、專門用作祭祀活動的相關遺跡現象，通常位于土墩底層或邊緣位置。

以江蘇鎮江丹徒南崗山土墩墓09DND1［17］為例，在土墩墓坑底部發現有3處專門的祭祀坑，出土較多祭祀器物。三處遺物大致處于同一水平面上，呈曲尺形排列（圖三）。值得注意的是，南崗山土墩墓多以十幾座土墩墓為一組，每組又以一座較大的土墩為中心，沿山脊兩列對稱分布，且每組中的大墩不是墓葬。從土墩所處的位置及土墩內揭露的遺存來看，中心墩應是各組土墩墓的總標志，而土墩內的遺物坑當為堆筑土墩時舉行某種儀式的遺存。

圖三// 南崗山D1平面圖

圖四// 薛埠鎮上水二號墩平、剖面圖

此外，江蘇金壇薛埠鎮上水二號墩墓葬下也發現祭祀器物坑遺存Q8［18］。Q8位于墩體的東部下層，器物之上有專門的封土，Q8被土臺疊壓，自身疊壓在第6層之上（圖四）。出土器物只有少數陶器在放置時是完好的，大多數在擺放時就已破碎。

3.用人祭祀和犧牲

包含人殉、人牲及“六畜”犧牲等祭祀。江南土墩墓發現的這幾種祭祀遺存通常見于大型高規格墓葬之中，且用人祭祀和犧牲多一同發現。

目前發現有用人祭祀和犧牲的土墩墓有如下幾座：丹徒煙墩山大墓，在墓葬西北發現兩座小坑，其中一坑出土小銅鼎、石器和人牙等遺物，推測是人殉附葬［19］；丹徒北山頂春秋大墓，墓坑兩側平臺上各附葬1人，墓道中層偏南處附葬1女性，墓道底部西北角還發現盛裝羊、家豬和鯉魚的青銅鼎［20］；鎮江糧山春秋石穴墓，墓葬二層石臺發現有一處未成年兒童殉骨和部分馬牲的殘骨［21］；丹徒青龍山春秋大墓，墓道口兩側的二層臺上各有殉人1個，墓室中有3匹馬牲，另在主墓室東側十余米處，附葬一小型土墩墓［22］。

4.祭祀臺

設置祭祀臺，即修筑祭祀活動的臺面，多見于中心墓室的旁側或下方，平臺經人為修整或活動，常見有祭祀器物（或器物殘片）、成片的紅燒土分布或大范圍的焚燒遺跡等現象。

如丹徒北山頂春秋墓刀形墓道的南北兩側各有一個祭臺，其上還發現有附葬人的情況［23］。北側土臺長約18、寬約13米，南側土臺長約18、寬約7米（圖五）。

此外，薛埠鎮上水2號墩發現的土臺位于墩體中部。土臺平面略呈橢圓形，斷面呈梯形，上小下大，頂面平整。墩內墓葬M l即開口于土臺臺面上（圖四）［24］。另在上水4號墩發現有面向墩心主墓的祭祀土臺［25］。

5.焚燒祭祀

土墩墓的焚燒遺跡較為常見，在墩體下部、墓葬周邊、墩體上部等處皆有發現。焚燒祭祀不同于燒烤防潮的意義，是一種基于祭祀習俗的燒火現象，在土墩墓的營建過程前后都有發現。有學者稱之為“燎祭”。實際上，燎祭又稱燔燎、燔柴、郊柴、柴燎，是一種古老的祭天儀式［26］。燎祭最初是殷商時期祭祀制度的一種祭法，僅積薪而燎之，漸及于燎牲。陳夢家先生將受享燎祭者分為“先公、土、日月風、旬、河、岳、東母西母、?”等八類。這八類受享者皆為天帝與一切自然神,而“燎旬”為諸神中最為抽象者［27］。與土墩墓焚燒祭祀的對象顯然不同。據有文字可考的歷史，自商周至明清，燎祭一直為帝王邦君所施行，在近代一些少數民族的祭祀活動和一些地區民間風俗中仍保有這一古老禮儀［28］。

圖五// 北山頂大墓平面圖

圖六// 薛家村大墩平、剖面圖

鎮江句容鵝毛崗土墩墓二號墩發現有2個火燒坑，分別開口于5層下（K 1）和6B層下（K 2）。在第2、4、6B等層下及近土墩底部處發現多處較大范圍的紅燒土面［29］。而這些層位恰恰是墓葬發現的集中區域，K1、K 2內殘留較多的紅燒土和灰燼，未見器物出土。

丹徒薛家村大墩的兩座墓葬都發現有各自附屬的祭祀坑K1、K 2（圖六）［30］。其中，K1大部分與M1墓道重合，前面少部分伸進墓室，坑內填土黑灰色且夾有大量木炭屑及紅燒土顆粒，土質松散，坑底為堅硬的紅燒土面；M 1最下層亦為紅燒土墊層。K 2位于M 2墓坑中部，經火燒，坑壁兩側被燒成堅硬的紅燒土墻，坑內為松散的紅燒土；M 2墓道最底層也是松散的紅燒土。

6.祭祀器物群

墩體形成之后的祭祀遺存，層位上不早于墩內的第一座墓葬，時限上與墩內墓葬屬于同一時段。祭祀器物群與隨葬器物不同，多見于土墩的封土內，以數件或數十件器物集中擺放成組，不見人骨遺留。不同土墩墓的祭祀器物群組合和數量有所不同。

金壇裕巷一號墩發現3座墓葬，1處建筑遺存，13處器物群（圖七）[31]。其中M 1、Q1～Q10開口于②層下，Q1～Q5、8、9位于⑥層之上；M 3、Q11～Q13開口于③層下；④層下發現M 2；⑤層下發現半地穴式方形建筑F1。從層位關系及分布情況而言，13處器物群與3座墓葬排列有序，未有擾亂。M 1位于M 3之上，但并未打破M 3。F1作為墩內最早遺跡單位，顯然具有葬前祭祀的意義。從器物群的器物組合及排列方式來說，所見器物以罐、原始瓷碗、鼎、瓿、壇、釜、缽、盂、盤等為主，與墓葬內隨葬品有著很大區別，但器類形制早晚差別不大。

圖七// 金壇裕巷一號墩平面圖

句容中心山土墩墓發現墓葬1座、祭祀器物群1處和房址1座（圖八）［32］。Q1位于土墩西部，器物置于7層面上，被6層疊壓。出土印紋硬陶壇兩件，出土時破碎嚴重，堆放在一起，在土墩西南墩腳位置發現，器物群器物出土時破碎嚴重，屬有意識打碎。

7.封土祭祀

土墩墓形成一段時間后，對土墩的二次加封增土行為，伴有祭祀器物和焚燒祭祀等現象。如丹徒四腳墩M 4和M 6［33］。M 4和M 6皆為一墩一墓，兩墓第3層皆是灰黑土層，厚20厘米左右，M 4在第3層灰黑土上還發現有夾砂陶鬲和硬陶壇各1件（圖九），說明這層灰黑土當是第一次封土后的腐殖質形成的，其下是墓葬，其上是二次封土。

四腳墩土墩墓第二次發掘時，在D2也發現類似的封土祭祀遺存［34］。D2位于土墩墓群的北部，在第3層出土1件陶鬲，三足向上扣置于第4層層表。此層下開口有墓葬一座，位于墩體平面中部。推測此陶鬲當為建造或加封土墩時的祭祀器物。實際上，在四腳墩D4、D6也發現二次封土的現象，此外，句容鵝毛崗D2Q3［35］、安徽屯溪弈棋M 3［36］等處也存在類似的封土祭祀遺存。

另外，亦有學者提出“立石祭祀”、“石堆祭祀”等祭祀行為的存在，如句容天王鎮東邊山發掘的4號墩2號墓是一座淺坑石棺床的墓葬，在石棺床的東端設一圓形小坑，中間“品”字形置3塊立石［37］。江蘇宜興百合村D1～D4皆發現有石堆遺跡，其中D1的石堆遺跡更是多達16處［38］。百合村D1發現墓葬1處、器物群2組、石堆遺跡16處、灰坑1處和窯類遺跡1處。16處石堆遺跡分位于土墩不同的層面，由多塊不規則石塊集中堆放、疊壓在一起，并圍繞M 1呈向心結構分布。石堆遺跡形成年代早晚各異，但不會早于M 1的時間。

圖八// 句容下蜀中心山土墩墓平面圖

二、祭祀遺存的分類

江南土墩墓的營建一般需要經過“規劃”、“選址”、“平整”、“鋪墊”、“挖坑”、“下葬”、“封土”等步驟[39]，而祭祀活動通常貫穿于土墩墓的整個形成過程。就層位關系而言，祭祀遺存在土墩墓的早期層位至晚期層位皆有發現；從分布情況來說，土墩墓發現的祭祀建筑、祭祀坑、用人祭祀、犧牲、祭祀臺、焚燒祭祀、祭祀器物群和封土祭祀等遺存常見于墩體下部、墩內墓葬前后或墩體上部周邊。葬前祭祀建筑和祭祀坑多見于土墩墓下層，是土墩墓形成之初的祭祀；葬后祭祀建筑、用人祭祀、犧牲和設置祭祀臺等遺存與祭祀墓葬層位相同或時段一致；祭祀器物群和封土祭祀多是土墩墓形成之后的遺存；焚燒祭祀則存在普遍，土墩墓形成的各個時段都有相關遺存發現，從中亦可窺見用火祭祀的重要意義。

依據祭祀遺存與土墩墓營建的相對早晚關系，可將土墩墓祭祀遺存分作葬前祭祀、葬時祭祀和葬后祭祀三類遺存。

（一）葬前祭祀遺存

位于土墩墓的下方位置，在層位上是墩體的最早遺跡單位，屬于土墩墓“規劃”、“選址”、“平整”、“鋪墊”等前期階段的祭祀活動。常見有葬前祭祀建筑、祭祀坑、焚燒祭祀等多種遺存。在土墩墓營建前期進行祭祀天地鬼神的儀式，具有標識墓地的作用。

（二）葬時祭祀遺存

位于土墩墓的墩體內部，處在墓葬的周邊位置，多是為單個墓葬進行祭祀活動的遺存，在層位上不早于墓葬的形成，屬于土墩墓“挖坑”、“下葬”階段的祭祀遺存，常見有焚燒祭祀、祭祀臺、用人祭祀、犧牲、葬后祭祀建筑、器物祭祀等。墓葬下葬過程中的祭祀活動會因墓主身份、社會地位及家族勢力等方面的不同，祭祀遺存會表現出較大的差異。例如用人祭祀、犧牲等祭祀遺存僅見于大型高規格的土墩墓中，焚燒祭祀、祭祀臺、葬后祭祀建筑、器物祭祀等遺存在大型土墩墓也很常見。中小型土墩墓的祭祀遺存相對不多或較為簡易，或不見祭祀遺存。這一現象或可為土墩墓的等級區分提供一條新的研究思路。

（三）葬后祭祀遺存

位于墩體的上部及其周邊位置，是墩體形成之后的遺跡現象，屬于土墩墓“封土”階段的祭祀活動。常見有祭祀器物群、封土祭祀、焚燒祭祀等遺存?！耙欢找荒埂钡募漓肫魑锶汉投畏馔连F象應是葬后多次祭祀遺存的累積，“一墩多墓”則是墩內早期墓葬和后期墓葬祭祀的總和。葬后祭祀具有血緣與家族觀念的導向，現今社會依然存在，每逢清明或忌日，國人掃墓、燒錢等祭拜逝去親人的習俗即為此類。諸如為逝者“添墳”，當是“二次封土”的另一表現形式，而供奉祭品、敬獻花圈及焚燒紙錢等活動則可謂“祭祀器物群”、“焚燒祭祀”之新解。

從土墩墓的營建過程來說，祭祀活動并不是土墩或墩內墓葬形成的必要條件，所見遺存多為毀棄遺留或附屬填埋，而有別于土墩墓的起土營建、墓葬堆埋及隨葬器物等內容，屬于土墩墓營建過程中的附屬環節。土墩墓祭祀遺存是基于祭祀禮儀或喪葬習俗活動的遺留，作為土墩墓營建過程中的重要環節，祭祀活動更多的承載了人們的精神訴求。

三、相關討論

付琳先生將土墩墓所見的器物祭祀遺存分作“墓下祭祀”、“墓前祭祀”、“墩上祭祀”和“墩腳祭祀”等四種主要遺存形式[40]，側重對“祭祀器物群”進行詳細考辨與探討，認為土墩墓中所見的器物祭祀遺存一般都出現在喪葬過程中相對固定的環節，而且在土墩內擺放祭祀器物或挖掘祭坑的空間位置均存在一定規律可循。同時提出，土墩墓中的“墓下建筑”遺存、人骨祭坑和燎祭遺存等可能與喪葬祭祀活動相關。本文從土墩墓的營建過程入手，進一步梳理土墩墓相關祭祀遺存，認為考古發現的祭祀建筑、祭祀坑、用人祭祀、犧牲、祭祀臺、焚燒祭祀、祭祀器物群、封土祭祀等八種祭祀遺存可基本認定為土墩墓的祭祀活動遺留，依據祭祀遺存的分布和相對層位關系，可知祭祀遺存往往集中出現于土墩墓營建之初、墓葬形成過程中以及土墩墓葬形成之后，即葬前、葬時、葬后三個時段。葬前祭祀強調的是墓地的標識與歸屬，葬時祭祀追求的是葬式的奢華與宏大，葬后祭祀更多的則是追思與懷念。

相較于同時段中原社會的喪葬習俗，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遺存有許多類似的地方，諸如大型豎穴土坑墓有長條形墓道，兩邊設有祭祀臺等。北山頂春秋大墓青銅鼎中還發現羊、家豬和鯉魚的骨骼，與《儀禮·有司徹》所謂羊、彘、魚的“少牢”記載相符；隨葬車馬器、兵器、樂器等亦與中原地域類似。浙江長興鼻子山戰國墓[41]、安吉龍山戰國墓[42]，江蘇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43]等大型墓葬的陪葬坑中出土大量仿青銅禮樂器，這些陶瓷質地的禮樂器與中原貴族大墓中的青銅禮樂器性質顯然是一致的，是墓主人生前崇高身份與地位的象征；而隨葬品中的印紋硬陶器、原始瓷器及玉石器等則具有獨特的地域性特征。

同時，也存在一些過時性的現象，例如用人祭祀。當時中原地區已鮮有用生人殉葬，偶見此類現象，往往非議不斷?！蹲髠鳌份d，魯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唇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郭有四阿，棺有翰檜”，書稱“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于惡也。何臣之為？”《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有闔閭為其女滕玉葬時用“童男女與鶴俱入羨門”的記載，同樣遭非議，“（闔閭）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妒印V篇》亦云“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而考古發現中，河南固始縣勾郚夫人墓[44]，江蘇丹徒縣的糧山二號墓[45]、青龍山墓[46]等不僅用人殉，還用人祭，殉人用絲織物包裹，且各有一套隨葬器物。

土墩墓祭祀遺存反映了當時江南百越文化的喪葬習俗，其與中原葬制的共性，尤其是大型貴族墓對中原大墓的仿效，說明了中原葬俗文化的影響性作用；其在葬前、葬時及葬后等祭祀遺存中的差異性則反映出江南地區的地域特色，尤其江南土墩墓的大型封土及其祭祀活動顯然對中原地區的喪葬文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用[47]。

目前，江南土墩墓發現的祭祀遺存往往呈現出差異性、個性化的特點?！耙欢找荒埂?、“一墩多墓”的祭祀并不局限于某一種祭祀形式，同一土墩墓會發現多組祭祀遺存，有些土墩墓的祭祀遺存則只發現于某一個時段，而有些土墩墓的祭祀遺存則具有延續性，祭祀器物的形制和組合尚未發現出明顯的規律性特征。凡此，一方面需加強對土墩墓祭祀遺存的關注，另一方面則要求從土墩墓營建及其祭祀遺存的時空關系中開展細致工作。本文通過對土墩墓葬前、葬時、葬后三個階段的深入發掘與探討，以期厘清江南土墩墓的祭祀遺存，進而準確把握其規律與特征，推動江南土墩墓的深入研究。

［1］本文討論的范圍不包括石室土墩。

［2］鄒厚本：《江蘇南部土墩墓》，《文物資料叢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

［3］［6］［40］付琳：《土墩墓祭祀遺存考辨》，《東南文化》2015年第3期。

［4］“古不墓祭”的觀點自漢代即占主導地位，然而，隨著大量先秦墓葬資料和考古資料的不斷發現，可確證墓葬祭祀活動在先秦時期的墓葬營建過程中就已經存在。參見董坤玉：《先秦墓祭制度再研究》，《考古》2010年第7期；劉潔：《“古不墓祭”之我見》，《許昌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

［5］林留根：《江南土墩墓相關建筑遺存的發現與研究》，《東南文化》2011年第3期。

［7］［31］南京博物院：《江蘇金壇裕巷土墩墓群一號墩的發掘》，《考古學報》2009年第3期。

［8］田名利、呂春華、唐星良：《土墩墓喪葬建筑》，《中國文化遺產》2005年第6期。

［9］［18］［24］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江蘇金壇縣薛埠鎮上水土墩墓群二號墩發掘簡報》，《考古》2008年第2期。［10］南京博物院：《江蘇句容寨花頭土墩墓D2、D6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7期。

［11］江蘇鎮江博物館、南京博物院：《江蘇鎮江大港雙墩2號墩發掘報告》，《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12］［30］鎮江博物館：《江蘇丹徒薛家村大墩、邊墩土墩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0年第5期。

［13］［32］南京博物院：《江蘇句容下蜀中心山土墩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1年第3期。

［14］南京市博物館、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江寧陶吳春秋時期大型土墩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1年第3期。

［1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紹興縣文物保護管理所：《浙江紹興印山大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11期。

［16］王志高：《溧水縣和鳳鄉土墩墓》，《中國考古學年鑒（1992）》，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99頁。

［17］南京博物院：《江蘇丹徒南崗山土墩墓》，《考古學報》1993年第2期。

［19］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丹徒煙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5期。

［20］［23］江蘇省丹徒考古隊：《江蘇丹徒北山頂春秋墓發掘報告》，《東南文化》1988年第3、4合期。

［21］［45］劉建國：《江蘇丹徒糧山春秋石穴墓——兼談吳國的葬制及人殉》，《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4期。

［22］［46］丹徒考古隊：《丹徒青龍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發掘簡報》，《東方文明之韻——吳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0年。

［25］［37］趙東升、杭濤：《復雜的祭祀行為》，《中國文化遺產》2005年第6期。

［26］李錦山：《燎祭起源于東部沿海地區》，《中國文化研究》1995年第1期。

［27］陳夢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學報》1936年第19期。

［28］許科：《古代燎祭用物及其意義》，《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29］［35］鎮江博物館、句容市博物館：《江蘇句容鵝毛崗土墩墓D2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2年第4期。

［33］鎮江博物館：《丹徒鎮四腳墩西周土墩墓發掘報告》，《東南文化》1989年第4、5合期。

［34］南京博物院：《江蘇丹徒鎮四腳墩土墩墓第二次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4期。

［36］李國梁主編：《屯溪土墩墓發掘報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38］南京博物院、宜興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宜興百合村土墩墓群D1—D4發掘報告》，《穿越宜溧山地：寧杭高鐵江蘇段考古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3年。

［39］杜佳佳、王根富：《土墩墓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41］［42］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編著：《浙江越墓》，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48-100、104-166頁。

［43］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無錫市錫山區文物管理委員會：《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期。

［44］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第1期。

［47］林留根：《論中國墓葬封土之源流》，《東南文化》1996年第4期。

（責任編輯：朱國平；校對：黃苑）

K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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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18

高偉（1986—），男，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館員，主要研究方向：商周考古、唐宋考古。曹玲玲（1988—），女，南京圖書館助理館員，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