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浙江安吉上馬山西漢墓出土的小銅鼓

楊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論浙江安吉上馬山西漢墓出土的小銅鼓

楊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浙江安吉上馬山墓地曾出土一面小銅鼓，為國內首見。經比較可知，該小銅鼓屬東山文化器物，由越南北部輸入。隨葬小銅鼓的M 10約為西漢中期墓，墓主生前可能到過越南北部的交趾郡和九真郡一帶，在當地獲得小銅鼓并帶回家鄉。這一發現與百越內部的文化傳播和文化交流無關，反映的是漢帝國大一統歷史背景下嶺南地區與內地間的密切聯系及相關的人員往來情況。

上馬山墓地 小銅鼓 東山文化 西漢

1989～1990年間，浙江安吉縣上馬山西漢墓清理過程中出土一面小銅鼓，其體量之小為國內銅鼓材料中所僅見。越南學者鄭生認為，此面小銅鼓屬于東山文化的器物，來自于越南北部［1］。從上馬山小銅鼓的特征、風格以及同類器物的考古發現和分布看，此判斷顯然是正確的。不過，對于上馬山小銅鼓到達當地的途徑及其所反映的歷史背景等問題，筆者認為還可結合具體考古材料及相關文獻做進一步的討論。這既有助于加深對小銅鼓及墓葬本身的認識，還能為考察漢代中國南方各地間的聯系及人員流動等提供一些新的線索。

一、上馬山墓地及小銅鼓的出土

上馬山墓地位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安吉縣良朋鎮，與分布其北側的五福墓地實際可連為一體，是太湖南側苕溪流域一處重要的古墓葬遺存。自發現以來，上馬山墓地經多次發掘，已清理墓葬500余座，年代大多在兩漢時期。這些漢墓均埋葬于土墩之內。土墩以圓形居多，直徑一般10～20、高2米左右，其內所埋墓葬少則1座，多則數座，最多者達20余座。大型土墩內常見布局有序且年代和等級均相近的多座墓葬，應為經周密規劃的家族墓地。墓葬多為豎穴土壙墓，部分尚存棺槨葬具，有的還帶邊箱、頭箱等設施。墓內一般都出隨葬品，多者可達數十件，以陶器居多，另外還有銅器、鐵器、玉石器、漆器等［2］。陶器有泥質陶、硬陶和釉陶等質地，常見成組合出現的鼎、盒、壺、鈁、瓿、罍、豆等禮器，另外還有罐、釜、洗、盆、甕、杯、勺、匕、熏爐、印章等器類以及井、灶、豬、狗、雞等模型器。銅器主要有鼎、鍪、洗、豆、鐓、鐎壺、勺、鏡、環、泡釘、鼓以及半兩和五銖等錢幣。鐵器主要有釜、劍、削刀、三足架等。玉石器有璧、琀、鼻塞、耳塞、研石、研子、瑪瑙珠等。根據對地層關系以及出土器物的分析，上馬山漢墓的年代主要在西漢早期至東漢中期［3］。類似上馬山墓地的漢代土墩墓在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區還有不少分布，地點包括湖州市楊家埠、長興縣和平鎮、杭州市余杭區、海鹽縣南抬頭等［4］。這些漢代土墩墓在文化面貌上既有漢墓的時代特點，又與江南地區商周時期的土墩墓存在著某種內在聯系。此外，部分西漢墓還具有楚式墓的一些特征。

在上馬山墓地東南約3.5公里處，為安吉古城遺址。城址平面近方形，東西長約600、南北寬約550米，四周尚存城墻和護城河。據調查和發掘，城內文化堆積較厚，出土大量瓦、瓦當等建筑材料，初步判斷古城始建于戰國，沿用至漢晉，是漢代鄣郡郡治所在［5］。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鄣郡改丹陽郡［6］，治宛陵（今安徽宣城），此城作為故鄣縣治繼續使用。上馬山墓地規模大，沿用時間長，從年代和空間位置看，所葬人群應主要為當時鄣城內的居民。

小銅鼓出土于上馬山M10。該墓規模較大，南北長6.1、東西寬5.2米。墓內槨長5.6、寬4.7米。槨內居中置棺，棺長約2.5、寬約0.9米。棺東側有一邊箱，西側有兩邊箱，南側已遭破壞，推測為頭箱，簡報稱之前曾有錢幣出于其內。人骨不存，從鐵劍等隨葬器物看，墓主頭南足北。出土隨葬品30余件，除小銅鼓（M 10∶32）外，主要有鼎、盒、壺、瓿、鈁、罐、甕、灶等陶器，以及銅鏡、鐵劍、玉璧、研石、研子和泥質印章等器物。泥印1枚，方形中空，兩面分別陰刻篆文“司馬息”和“司馬中孺”，可能屬明器。鐵劍、玉璧和印章位于棺內，銅鏡、研石和研子位于頭箱，其余器物基本都擺放在兩側邊箱內。小銅鼓發現于西側外邊箱近西南角處，出土時距墓底約35厘米，鼓面向下，鼓內保存有油脂類殘渣（圖一）。根據出土隨葬品的組合及特征，發掘簡報推定上馬山M 10的年代在西漢武帝時期的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后，墓主可能為當時居住于故鄣城內的中小地主或官僚階層［7］。

圖一// 上馬山M10平面圖

圖二// 上馬山M10出土小銅鼓

二、上馬山小銅鼓的特征和來源

銅鼓是中國古代南方地區一種常見銅器，使用者主要為當地少數民族。但浙江地區古代不屬于銅鼓分布區，此前也從未出土過銅鼓。因此，推測上馬山這面小銅鼓應非當地所產，而是由其他地方輸入的器物。發掘簡報根據這一發現認為該地區古代也有使用銅鼓的習俗，是不成立的。

上馬山M 10出土的小銅鼓身分三段，胴部突出，腰部內收，足部外張。鼓面中央有鈕的殘痕。胴腰間有辮繩狀扁耳4個，兩兩相對。鼓面飾十二芒太陽紋，芒間飾斜線紋，芒外飾鋸齒紋暈圈一周，胴部及腰足交接處飾弦紋和鋸齒紋，腰部飾七組豎葉脈紋。鼓高5、鼓面直徑7、足徑9厘米（圖二；圖三：1）。從整體器形看，此面小銅鼓與李偉卿先生所劃分的Ⅰb式銅鼓非常相近［8］。后者也有稱“石寨山型”銅鼓的，集中出土于云南滇池地區的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文化墓地，此外在云南曲靖、文山以及四川西南部、貴州西部、廣西西部也有發現［9］。不過，目前發現的石寨山型銅鼓均為大型樂器和禮儀重器，直徑和高度一般都在數十厘米以上，像上馬山銅鼓這么小，且鼓面原先還有鈕的，迄今未見。所以，上馬山小銅鼓不大可能來自上述石寨山型銅鼓的分布區域。

除中國南方外，東南亞也是古代銅鼓的重要分布區域，特別是越南北部的紅河三角洲和馬江流域一帶，出土有大量的東山文化銅鼓。東山文化的年代約在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世紀［10］，與滇文化大致同時期，是當時生活在越南北部的駱越等族群所創造的一支頗具影響的青銅文化，銅鼓是其代表性銅器之一。東山文化的銅鼓形制多樣，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石寨山型。而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該文化中還存在不少小型化的銅鼓或銅鼓模型，它們直徑和高一般僅幾厘米，過去多被認為是隨葬用的明器［11］，甚或作為錢幣使用［12］。這種小銅鼓很早即有發現，迄今已出土逾百面［13］，地點遍布越南北部的很多地方，其中有些便同上馬山所出小銅鼓非常相似，如河北?。ń裨侥媳睂幨。┘瘟伎h浪吟（L?ng Ngam）遺址和河內嘉林縣中妙（Trong M?u）遺址出土的兩面小銅鼓，大小、形制、紋飾與上馬山小銅鼓基本一致，且鼓面都帶鈕［14］（圖三：2、3）。因此，從器物類型、風格和分布等各方面看，判斷上馬山小銅鼓來自于越南北部的東山文化，是有依據的，也是可信的。

圖三// 上馬山和越南北部出土的東山文化小銅鼓

三、上馬山小銅鼓的傳播途徑及背景

上馬山與東山文化區相距遙遠，后者器物是如何到達當地的，值得進一步關注。有學者研究指出，上馬山小銅鼓可能是駱越人作為貴重禮物饋贈給墓主人的，也可能是墓主人曾到達駱越地區而從當地直接獲取的，這反映了百越內部各地間的文化交流，也說明兩地越人及其后裔曾有過相同的文化習俗和潛在的文化認同關系。另外，該小銅鼓從東山文化區流落到浙江一帶，是海上交通的結果［15］。這些看法無疑都很有啟發性，但如果結合墓葬年代、墓主身份以及當時的歷史形勢等來分析，筆者認為這方面還可作進一步的探討。

按發掘簡報，出土小銅鼓的上馬山M10約屬西漢武帝后期的墓葬。從隨葬品的組合及特征看，該斷代大體不誤，特別是陶灶模型以及“昭明”和“日光”重圈銘文銅鏡等器物的出土，表明墓葬年代不會早于西漢中期。這一時期，原先屬越地的浙江西北部地區經戰國晚期以來楚、秦、漢的先后統治，尤其是秦漢帝國大一統下民族與文化的不斷融合，漢化程度已經很深。這從上馬山及其附近地區的西漢墓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們在埋葬方式上延續了先秦越人土墩墓的傳統；但另一方面，其墓葬結構、棺槨制度以及大部分隨葬品卻都體現了明顯的漢文化特征（包括一些楚文化因素）。就上馬山M10來說，其漢式風格亦十分突出，更為重要的是，該墓出土刻有“司馬息”和“司馬中孺”的印章，基本可確定墓主就是漢人。所以，如果說東山文化小銅鼓進入浙江地區與上馬山M 10的墓主有直接關系的話，其所反映的已非百越內部的文化交流，而屬漢帝國大一統下內地漢人與邊遠地區土著文化的一次接觸和互動。當然，不排除該小銅鼓于較早時候傳入的可能，但這種概率很小，且即便如此，也不會早很多。原因在于，東山文化中石寨山型銅鼓的年代最早可到戰國末［16］，甚或秦漢之際［17］，而按照一般的事物發展的規律，小銅鼓的出現顯然要晚于普通銅鼓，推測應當不早于西漢時期。

東山文化的小銅鼓不是普通的日用品，且目前國內僅發現一面，因此其作為貿易品流通至浙江地區的可能性極小。筆者認為，通常情況下，這種個別物品的遠距離傳播，主要和人員往來有關。西漢時期，是否有駱越人到達浙江西北部，文獻無考，此前亦未見這方面的考古線索。不過，當時由北方南下的漢人卻很多，特別是漢武帝平南越國后于越南北部設交趾、九真等郡，進入駱越地區的漢人也應有不少。因此，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可能曾有故鄣一帶的人到過駱越地區，后將小銅鼓帶回到家鄉。當然，這個人也許就是上馬山M 10墓主本人。如上所述，上馬山M 10規模較大，隨葬品亦很豐富，發掘簡報推測其墓主屬故鄣城內的中小地主或官僚階層。而按此人生活的時代，其以軍人或官吏的身份到達駱越地區并在當地居留過一段時期，是完全有可能的。此外，銅鼓作為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特有之物，其為南下漢人收藏并被帶回內地，在歷史上也并不鮮見，直至清代還時有發生。如浙江溫州博物館收藏的一面靈山型銅鼓和一面北流型銅鼓，即是道光、咸豐年間當地人在廣西等地做官時帶回的［18］。又如山東臨沂博物館和蒼山圖書館各藏有一面北流型銅鼓與麻江型銅鼓，分別為道光和乾隆年間由在廣西、云南等地做官的當地人帶回［19］。這里要指出的是，據《史記·南越列傳》記載，漢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下詔征南越國，“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其中一路大軍由樓船將軍楊仆率領經豫章郡南下。豫章郡與丹陽郡毗鄰，上馬山M10的墓主是否就是此次隨軍進入嶺南，后又前往駱越地區，亦未可知。

浙江和越南北部都屬沿海地區，兩地之間自然可以通過海路交通往來。據文獻記載，西漢時嶺南與北方地區的海上交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承擔著嶺南諸郡常年的“貢獻轉運”任務［20］。不過要說明的是，限于航海技術，當時的海上交通存在著較大的風險，經常是“風波艱阻，沉溺相系”［21］。因此，除戰爭、貿易以及政府大規模的物資運輸外，一般的人員往來估計不會選擇海路。況且，秦漢時期溝通嶺南和嶺北的南嶺交通得到了大力開發，特別是漢武帝統一嶺南以后，隨著政治和軍事上的壁壘被打破，南方地區的陸上交通條件較以往也有了較大的改善，南嶺以及嶺南地方交通網絡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22］。在此情況下，筆者認為上馬山小銅鼓經由陸路或內陸水道到達浙江地區的可能性最大。當然，在某些路段，如交趾到合浦或番禺，因海上交通發達，走海路倒也不足為奇。

圖四// 越南北部出土的東山文化小銅鼓

四、上馬山小銅鼓反映的文化傳播問題

按照一般的看法，東山文化的小銅鼓多屬喪葬用的明器，但部分小銅鼓因鼓面帶鈕，個別鼓身內還掛舌，被一些越南學者認為是鐘或鈴一類的樂器［23］。筆者在查閱有關資料以及參觀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和清化省博物館時，亦對東山文化的小銅鼓進行了觀察。其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制作粗糙，無紋飾或紋飾簡單，有的僅有手指頭般大小，應多屬明器（圖四：1、2）。在東山文化中，類似的小型銅質明器還有筩、盅、鉞、矛等，因非實用器，大多制作粗劣。另一類制作較精致，外表多施紋飾，且鼓面一般附半環形提鈕（圖四：3），有的還見立體的伏蛙裝飾（圖四：4），應為實用的樂器。從結構看，這類小銅鼓可從頂部懸掛并通過敲擊或搖晃發出聲音，與鐘或鈴非常相似，故嚴格講可視作一種鼓形的鐘或鈴。上馬山小銅鼓顯然屬于后一類。不過應注意的是，在上馬山墓地，這面小銅鼓出土時鼓面向下，鼓內還發現有油脂類殘渣，可見其并沒有被當做樂器來使用，且鼓面的鈕可能在當時就已經不存。另外，從位置看，該小銅鼓發現于M 10外邊箱內，與各種陶器擺放在一起，也暗示其未受到墓主及其親屬的特別重視。發掘簡報認為小銅鼓在這里或用于祭祀，或屬于以鼓代燈的情形，均不無可能?？傊?，不論被視作或用作何物，東山文化小銅鼓被帶到浙江地區以后，其最初的功能、用途及文化意義沒有為當地人所真正了解或接受，是可以肯定的。

越南學者鄭生認為，東山文化小銅鼓在浙江地區的出現，反映了東山文化極其強大的擴散力；還有學者提出，上馬山M10墓主的思想里已接觸和接受了銅鼓文化［24］。而由以上分析可知，實際情況顯然并非如此。筆者認為，作為目前發現的向北移動最遠的一件東山文化器物，上馬山小銅鼓對討論東山文化的擴散或傳播無疑具有一定的意義，但是這種由人員往來造成的個別物品的遠距離移動，畢竟帶有偶然性，很難對其產生的影響作過高的評價。與其說上馬山出土的小銅鼓反映了東山文化強大的影響力及擴散力，不如說這一發現折射了當時嶺南地區與內地間聯系不斷加強的史實以及漢王朝統一、經略南疆過程中各色人物南下北歸的歷史圖景。要指出的是，在南嶺以北，除上馬山小銅鼓外，還曾發現過一些可能屬東山文化的遺物，如湖南長沙出土的人形柄銅短劍［25］以及浙江鄞縣出土的羽人劃船紋銅鉞［26］。但這方面的發現數量很少，且均為單個小件器物，因此不難看出，它們在當地的出現與上馬山小銅鼓一樣，應當都和一些偶然因素有關，同時也未形成實際的文化上的影響。

由于人類交往和交通的存在，文化遺物離開其原產地而傳播至其他地方或其他人群中，是考古學上一種常見的現象。正因如此，透過文化遺物的空間移動來考察當時的文化傳播及文化交流，在考古學研究中歷來頗受重視。不過，文化遺物的空間移動有多種不同的情形，所反映的文化傳播也不宜一概而論。對于安吉上馬山小銅鼓這類情況，筆者認為其屬于個別器物的遠距離傳播，且是秦漢大一統歷史環境下邊遠地區少數民族文化物品向內地的輸入，應審慎評價其在文化傳播或文化擴散上的意義及影響。實際上，漢武帝平南越國和開西南夷之后，隨著中原漢文化的強勢擴展，中國南方很多土著民族創造的考古學文化都迅速走向衰落和消亡，它們對內地的影響不能不說是很有限的。此外，按照文化人類學的有關理論，文化傳播是有選擇性的，并非所有傳播出去的文化因素都能被其他社會接受或借用［27］，個別物品特別是弱勢文化的物品發生的流通或傳播，應更是如此。當然，這并不是說此類考古發現不重要，相反有時很值得關注，因為即便是一件蕞爾小物，也往往與某些重要的歷史背景甚至歷史事件有關，有必要從年代、動因、線路、途徑等方面探究其背后的諸多歷史信息。

（本文部分線圖由李常洪重新描繪。）

［1］〔越〕鄭生著、農立夫譯、蔣廷瑜校：《中國浙江新發現的東山銅鼓》，《中國古代銅鼓研究通訊》第十八期，2002年。

［2］安吉縣博物館：《浙江安吉縣上馬山西漢墓的發掘》，《考古》1996年第7期；田正標、游曉蕾：《安吉古城及上馬山漢墓群的調查與發掘》，《秦漢土墩墓考古發現與研究——秦漢土墩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吉縣博物館：《浙江安吉縣上馬山第49號墩漢墓》，《考古》2014年第1期。

［3］胡繼根：《試論漢代土墩墓》，《漢代城市和聚落考古與漢文化》，科學出版社2012年。

［4］胡繼根：《試論漢代土墩墓》，《漢代城市和聚落考古與漢文化》，科學出版社2012年；陳超：《漢代土墩墓的發現與研究》，《秦漢土墩墓考古發現與研究——秦漢土墩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5］田正標、游曉蕾：《安吉古城及上馬山漢墓群的調查與發掘》，《秦漢土墩墓考古發現與研究——秦漢土墩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3年。

［6］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8頁。

［7］安吉縣博物館：《浙江安吉縣上馬山西漢墓的發掘》，《考古》1996年第7期。

［8］李偉卿：《中國南方銅鼓的分類和斷代》，《考古》1979年第1期。

［9］童恩正：《論早期銅鼓》，《考古學報》1983年第3期。

［10］《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97頁。

［11］〔法〕V·戈鷺波著，劉雪紅、楊保筠譯：《東京和安南北部的青銅時代》，云南省博物館、中國古代銅鼓研究會編印《民族考古譯文集》，1985年。

［12］Olov R.T.Janse，Archeaological Research in Indo-China（VolumeⅢ），Bruges，1958，pp.63。

［13］〔越〕阮文好：《論東山文化青銅器的風格和特征》，《聲震神州——文山銅鼓暨民族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李昆聲、黃德榮：《中國與東南亞的古代銅鼓》，云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179頁。

［15］蔣廷瑜：《對浙江上馬山小銅鼓的認識》，《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三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16］李昆聲、黃德榮：《中國與東南亞的古代銅鼓》，云南美術出版社2008年，第236頁。按：書中所說的東山文化A型和B型銅鼓即石寨山型銅鼓，參見同書第20頁。

［17］童恩正：《論早期銅鼓》，《考古學報》1983年第3期。按：關于越南早期銅鼓（石寨山型銅鼓）的年代，該文認為，如果根據實物資料的類比，可定在秦漢之際至東漢初年；如果根據越溪船棺的碳十四測年數據，或可早至春秋末或戰國初。不過，最近有學者對越溪船棺墓的有關問題進行了重新研究，通過分析碳十四測年數據以及出土器物等，推測出土銅鼓的M2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150年之間（見雷安迪《越溪墓葬的再思考——越南發現的漢代船棺葬》，《漢代陵墓考古與漢文化》，科學出版社2016年）。

［18］伍顯軍：《溫州博物館館藏銅鼓》，《中國古代銅鼓研究通訊》第十九期，2004年。

［19］史紅衛：《山東臨沂市、蒼山縣館藏銅鼓》，《考古》1986年第10期。

［20］邢丙彥：《秦漢時期北方與嶺南交通的發展變化》，《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3期。

［21］《后漢書》卷三三《鄭弘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1156頁。

［22］王元林：《秦漢時期南嶺交通的開發與南北交流》，《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3卷第4輯，2008年。

［23］Nguy?n Giang H?i and Nguy?n?ình Hi?n,V?nh?ng chi?c tr?ng??ng nh?,Nh?ng pháthi?nm?iv?kh?o c?h?c n?m 1981,pp.171-173,1982;Nguy?n Vi?t,HàN?i Th?i Ti?n Th?ng Long,NhàXu?t B?n HàN?i,pp.538. 2010.

［24］蔣廷瑜：《對浙江上馬山小銅鼓的認識》，《廣西博物館文集》第三輯，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按：人形柄銅短劍出自M1647，發掘報告稱之為銅匕首；另據墓葬登記表（附表六），墓葬年代被定為戰國。

［26］曹錦炎、周生望：《浙江鄞縣出土春秋時代銅器》，《考古》1984年第8期。按：銅鉞等出土器物為開挖河道時所獲，年代是否為春秋，難于判定。

［27］童恩正：《人類與文化》，重慶出版社1998年，第295－298頁。

（責任編輯：劉興林；校對：張平鳳）

The SmallBronze Drum Unearthed from theW estern Han Tomb in Shangmashan, Anji,Zhejiang Province

YANGYong
(Instituteof Archaeology,Chinese Academy of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10)

The small bronze drum unearthed from the Shangmashan cemetery in Anji,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first discovery of its kind in China.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is drum belonged to the Dongshan Culture and was brought into China from northern Vietnam.The M 10,from which the drum was unearthed,was identified as dating to themiddleWestern Han.Itwas believed that the tomb owner ob?tained this drum from his trip in northern Vietnam’s Jiaozhi and Jiuzhen and brought it back to China.The drum is not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within the Baiyue territory, buta reflection of the close contact and personnel exchanges between the Lingnan and the inland regions un?de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Han empire.

Shangmashan cemetery;smallbronze drum;Dongshan Culture;Western Han

K871.41;K876.41

：A

2016-06-10

楊勇（1974—），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秦漢考古、西南考古、手工業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