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六安出土“廿三年東陽”戈考

李龍俊秦讓平

（1.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湖北武漢 430072；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合肥 230061）

安徽六安出土“廿三年東陽”戈考

李龍俊1秦讓平2

（1.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湖北武漢 430072；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合肥 230061）

安徽六安出土一件銘文銅戈，上有“廿三年東陽”等十二字銘文。通過對銘文內容和辭例的研究，可知其為趙兵，鑄造于趙惠文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76年）。此戈的發現，再次證明齒突與魏器并無絕對關聯，亦說明趙國兵器鑄造制度在趙惠文王二十三年前后有一個較大的轉變，“東陽”建置之始則至遲發生在趙惠文王二十三年。

東陽 趙國 廿三年 趙惠文王

2007—2008年，為配合安徽六安市雙龍機床廠的建設，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雙龍機床廠墓地發掘戰國—漢代墓葬800余座。其中M 687出土銅劍、銅戈各一件。M687：2銅戈，長胡三穿，直內三面有刃，內上一穿孔（圖一）。銘文鑄在內上，單面陰文，筆畫圓頓，布局工整。銘文分三列，每列四字，凡12字（圖二）：

一、趙國銅兵

銅戈的銘文顯示，此戈是東陽上庫鑄造的兵器，制作地點為“東陽”。對東陽地望的考證，自然涉及到此戈的國別問題?？贾芳?，東周時期的“東陽”計有四處。

其一為齊之東陽?！蹲髠鳌废骞辏ü?71年）：“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薄皷|陽”，杜預注為“齊之上邑”，楊伯峻注：“疑在今臨朐縣?！保?］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晏弱再次“城東陽”，當亦為此地。

其二為晉趙之東陽?！蹲髠鳌废骞辏ü?50年）：“齊侯遂伐晉，取朝歌……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庇终压辏ü?20年）“荀吳略東陽”之“東陽”，亦當為此。此東陽后為趙國所承襲，《戰國策·齊三》：“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保?］《史記·秦始皇本紀》：“十九年，王翦、羌瘣盡定取趙地東陽，得趙王?！保?］

圖一// “廿三年東陽”戈（M687∶2）

其三為魯之東陽?！蹲髠鳌钒Ч四辏ü?87年）：“三月，吳伐我……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楊伯峻注：“東陽，《彙纂》及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俱謂即今之關陽鎮，則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清時曾設巡司于此，此說可疑。今費縣西北平邑縣南數里有東陽鎮，不知是否即此，待考?！保?］無論此東陽在今費縣西北或西南，魯有東陽一地當無疑。

其四為楚之東陽?！秶Z·楚語上》有一段對話提到東陽，“子木愀然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夫子不居矣，春秋相事，以還軫于諸侯。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不然，不來矣?！毙煸a注：“東陽，楚北邑?！保?］故楚亦有名為東陽之地。

安徽六安，戰國時為楚地，故此戈似當為楚國所產。但是，楚國有銘兵器是以“物勒主名”形式為主［7］，而且就已有資料看，楚國兵器尚無紀年辭例［8］，因此基本可排除此戈為楚國所鑄。

齊系（含魯）兵器銘文的特征之一是少見物勒工名，內容主要為標明鑄造兵器之地或標明兵器器主［9］。齊國銅兵器中，除戰國晚期偏晚的齊王建“廿四年莒陽斧”外，其他83件（其中年代明確者7件，不明確者76件）皆未有紀年銘文；而“廿四年莒陽斧”雖有紀年，但銘文顯示該斧由莒陽丞監造，庫吏主造，佐平具體負責鑄造，此與“廿三年東陽”戈銘文所反映的造器制度有異；12件魯國兵器也沒有任何的紀年銘文［10］。因此，六安的這件“廿三年東陽”戈似不屬于齊、魯。

排除了楚、齊、魯，則此戈很有可能屬春秋的晉或戰國的趙。

黃盛璋曾總結三晉銘文辭例的共同點有三：A、由造器之地的掌政者為監造；B、鑄造兵器之處多記明為某庫；C、主持鑄造兵器的有工師、冶尹，直接鑄造兵器的工人叫冶。A、C兩條最為重要，凡有A者必有C（不一定有B），但有B、C者不一定有A。凡三條皆備，或具有其中兩條，即可定為三晉兵器。又認為“三晉這類銘刻是戰國中期以后才大量發展起來的”［11］。

“廿三年東陽”戈的銘文包括紀年、監造者、武庫名稱、工師和冶人的名字，均可對應黃盛璋所列的三點，故可定其為戰國時期的三晉兵器。結合上文中對“東陽”地望的考訂，可據此認為“廿三年東陽”戈當為戰國銅兵，屬趙國。

圖二// “廿三年東陽”戈銘文照片及拓片

二、惠文之世

確定了銅戈的國屬，再進一步研究銘文“廿三年”所對應的王世，則可判定此器的鑄造年代?？贾墨I，趙國在位超過23年的國君有四位：成侯（25年）、肅侯（24年）、武靈王（28年）和惠文王（32年）。

與此戈形制相似者，年代較早的有湖北荊門左冢M 1S：23銅戈，據吳良寶考訂，此戈鑄于魏惠王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46年［12］。較晚的是河南鄲城寧平出土的“廿二年邞戈”，董越考訂此戈鑄造年代當在韓厘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4年）或韓桓惠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51年）［13］。以上年代跨度基本涵蓋上述四位趙君的后三位，且與成侯時期相去不遠。因此，僅據器物形制難以判斷“廿三年東陽”戈的具體年代。從銘文辭例入手或許是一條途徑。據已知趙國兵器材料，我們有以下兩點認識。

其一，未發現早于趙惠文王的趙國紀年兵器。董珊曾指出，“二年主父攻正”戈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紀年趙兵［14］。蘇輝《趙國兵器編年表》中有7件銅器是置于趙武靈王時期［15］，對此我們有不同的看法。這7件銅器中，“十七年”蓋弓帽，經董珊考證，地名“曲陽”原屬中山，武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05年）攻中山，合軍曲陽，此器當在武靈王二十一年以后［16］，故此器當非武靈王時期?！叭辍闭仁?，定在武靈王時期，蘇輝沒有給出具體理由，此屬推測。其余5件所謂“得工”器，據董珊有關“得工”的考訂，可知也不會早至武靈王時期［17］。因此，迄今為止，在趙國紀年銅兵中，還未見早于趙惠文王者。其原因，推測可能與趙惠文王以前趙君并未稱王有關。

其二，據蘇輝《趙國兵器編年表》所列趙國兵器，能夠明確年代為惠文王時期者，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以前的兵器多為二級辭銘，且格式并不統一；二十八年（公元前271年）以后的兵器則為三級辭銘，且格式統一?！稗o銘格式的轉變與定型就發生在惠文王二十年到二十八年之間”［18］?！柏ト陽|陽”戈屬三級辭銘的銅兵，“東陽”是東陽守令的省寫，為監造者，“上庫”為武庫名；“工師”為主造官職，“”是人名；“冶”為具體負責鑄造者，“”是人名。根據辭例由簡到繁的規律，則知其當在趙惠文王二十年之后。

綜上，筆者認為趙“廿三年東陽”戈的鑄造時間為趙惠文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276年。

三、相關問題探討

（一）齒突與魏器之再思

吳良寶在考訂左冢M 1S：23屬于魏器時提到一條論據，即“該戈的闌側有缺，這是戰國時期魏國兵器的一個特征”［19］。所謂“闌側有缺”即指有齒突。該說法已為部分學者所接受，然也有人提出異議［20］。趙“廿三年東陽”銅戈，有齒突，這是趙國兵器帶齒突者的又一例。加之上文提到的韓器“廿二年邞戈”和傳世的秦器“王二年相邦義戈”［21］，可知三晉和秦均有帶齒突的銅戈，齒突與魏器并無絕對關聯。不過，從現有材料看，韓、秦、趙等國帶齒突的銅戈均相對晚于魏國，或許這種帶齒突的戈起源于魏國，并為其他國家所學習和模仿。

（二）趙國造器制度演變時間之推論

前引蘇輝的觀點，認為趙國辭銘格式的轉變與定型發生在趙惠文王二十年到二十八年之間，此次“廿三年東陽”戈的發現，則為我們進一步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條件?！柏ト陽|陽”戈銘文監造、主造、鑄造三者皆備，只是監造者姓名被省去，文末也沒有定型后的趙國兵器辭銘常見的“執劑”二字，屬于趙國三級辭銘中的“不成熟”者，這種不成熟，當是辭銘格式初變所致，因此筆者認為趙國辭銘格式的轉變與定型當發生在趙惠文王二十三年前后。黃盛璋曾指出：“兵器銘刻既然是社會制度和生產情況的反映，它之所以不斷發展、變化，其根本是在于制度和生產的發展?！保?2］因此，我們認為在趙惠文王二十三年前后，趙國的兵器生產制度有了一個較大的轉變，為史籍所缺載。同時還可以看到，同期的魏、韓兵器的三級辭銘已成定式，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趙國兵器生產制度的這種轉變，當是受到韓魏影響所致。

（三）東陽建置探微

根據《漢書·地理志》可知趙地東陽在漢代已置縣，屬清河郡［23］。然對于東陽建置之始則各家說法不一。后曉榮認為“秦置東陽縣，漢因之”［24］，清代學者顧觀光則認為“楚漢之間始置東陽郡，漢置東陽縣”［25］，錢穆則認為“漢始置東陽縣”［26］。諸說雖異，然均未提供確證。今據“廿三年東陽”戈，則知至遲在趙惠文王二十三年已有東陽之建置，此誠足以補史籍之缺，亦可證各家之誤也。至于趙置東陽為縣還是郡，則有待更多的出土材料證明之。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德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徐少華、徐承泰、劉國勝等四位先生的指導與幫助，謹致謝忱?。?/p>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六安雙龍墓地》，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出版。

［2］［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版）》，中華書局2009年，第921、1648頁。

［3］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15頁。

［4］春秋時期，“東陽”曾一度輾轉于晉、衛、趙氏、荀氏之手，到春秋晚期才歸于趙氏。戰國時期又為趙國所繼承。參看朱愛茹：《邢令戈與兩周邢邑》，《中國歷史文物》2008年第5期。

［6］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楚語上》，中華書局2002年，第493頁。

［7］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巴蜀書社2007年，第272頁；黃萍：《新出兵器銘文的整理與研究》，安徽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第96-97頁。

［8］據統計，楚國兵器中，年代確定者17件，從共王到考列王歷時三百余年；年代不確定者41件；凡此共58件兵器，無一有紀年銘文。參看周翔：《戰國兵器銘文分域編年研究》，浙江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9］黃萍：《新出兵器銘文的整理與研究》，安徽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第59頁。

［10］周翔：《戰國兵器銘文分域編年研究》，浙江師范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11］［22］黃盛璋：《試論三晉兵器的國別和年代及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

［12］吳良寶：《湖北荊門左冢所出銅戈新考》，《湖南博物館館刊》第四輯，岳麓書社2007年。蘇輝認為此戈的制作年代上限是公元前286年，并將該戈年代定在安釐王二十四年（公元前253年），見蘇輝：《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9-90、123頁。筆者認為這可能忽略了左冢M1時代必在白起拔郢前的這一事實。具體理由，參看原報告對墓葬年代及相關器物年代的判斷，亦可參見張昌平：《也論郭店M1年代問題》，《江漢考古》2012年第1期。

［13］董越：《廿二年邞戈考》，《中原文物》2014年第5期。

［14］［16］［17］董珊：《戰國題銘與工官制度》，北京大學200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70、41、69-71頁。

［15］［18］［20］蘇輝：《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6、61、18頁。

［19］吳良寶：《湖北荊門左冢所出銅戈新考》。該文注7云此說法源自蘇輝：《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02年碩士論文，第46頁。然筆者從知網下載該碩士論文，仔細閱讀并未找到相關提法；根據該論文寫成的《秦三晉紀年兵器研究》一書也無相關說法，可見蘇輝已放棄此說。

［21］劉余力：《王二年相邦義戈銘考》，《文物》2012年第8期。

［23］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第1577頁。

［24］后曉榮：《秦代政區地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360頁。

［25］清·顧觀光：《七國地理考》，《周秦漢唐歷史地理研究資料匯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第263頁。

［26］錢穆：《史記地名考（上）》，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680頁。

（責任編輯：朱國平；校對：黃苑）

A Study on the“Nian San Nian Dong Yang”Dagger-axe Unearthed in Lu’an,Anhui Province

LILong-jun1QINRang-ping2
(1.Schoolof History,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2.Anhui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Hefei,Anhui,230061)

The bronze dagger-axe unearthed in Lu’an,Anhui Province contains a twelve-word inscrip?tion that includes the characters“Nian San Nian Dong Yang”(Year 23 in Dongyang).The inscription con?tent and format suggest that this dagger-axe wasmade in the Zhao state in Year 23 of the reign of King Hui Wen(276 BC).The discovery of this bronze dagger-axe demonstrates that“Chi Tu”(齒突)was notnecessari?ly related to the Wei state and that there was a big shift on weapon casting in the Zhao state around 276 BC. The discovery also demonstrates that Dong Yang was firstly setas a county in 276 BC or before.

Dong Yang;the Zhao state;Year 23;King HuiWen of the Zhao state

K 871.41；K875.8

：A

2015-10-26

李龍?。?991—），男，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戰國秦漢考古。秦讓平（1985—），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主要研究方向：戰國秦漢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