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銅容器風格分組及考古背景研究

巴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100720）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銅容器風格分組及考古背景研究

巴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100720）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所出銅容器按照可能存在的不同來源分為4組：A組為與中堎水庫銅器群有傳承關系者，B組為經改制者，C組為來自不同文化傳統者，D組為前3組的后續產品。將分組結果納入大洋洲商墓內銅器擺放位置的5個分群進行考察，可知各群在組合方式上具有一定的規律性特征，更強調器物本身的屬性。聯系江西贛江流域青銅文化格局，可推測大洋洲商墓的銅容器應具有不同的文化來源。

大洋洲商墓 銅容器 分組 背景 文化來源

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商墓是中國南方青銅文化的重大發現之一［1］。在發現之初，鄒衡［2］、張長壽［3］、孫華［4］、許智范［5］等學者已意識到該墓所出銅器可以按照時代特征進行分組。諸位學者的分組研究對于正確認識大洋洲商墓的年代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學術界多傾向于該墓的年代相當于殷墟文化第二期［6］，本文也持相同認識。然而，以往的研究更多地注重依照時代特征進行分組，將不同文化來源的銅器進行分組將更有助于認識大洋洲商墓銅器群的構成及其考古背景。為此，本文擬對大洋洲商墓所出青銅容器可能存在的不同來源進行風格分組，將分組結果還原至出土背景進行檢驗，并嘗試對該墓背后反映的江西青銅文化考古背景進行探討。

一、銅容器風格分組

本文的分組不同于以往按照時代特征進行的分組，而是根據銅容器的不同風格推斷其可能具有的不同來源進行分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所出銅容器按照不同風格可分為四組。

A組：與江西新干中堎水庫銅器群具有傳承關系者，包括圓鼎XDM：1、XDM：2、甗XDM：39、XDM：40等（圖一）。

江西新干牛城遺址附近的中堎水庫曾發現一批年代略早于大洋洲商墓的銅器群，出有大型圓鼎3件、小圓鼎1件、銅甗1件等［7］。發掘者認為這批銅器出自“西周墓葬”，但李朝遠先生隨后撰文指出這批銅器的年代應屬商代，與河南安陽殷墟三家莊窖藏所出銅器群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8］。對比可見，大洋洲商墓所出圓鼎XDM：1的平底特征與中堎水庫一號鼎相似，XDM：2的圜底特征與中堎水庫二號鼎、三號鼎相似，兩者之間應具有密切的傳承關系。中堎水庫四號鼎的口部具有寬方唇上翻的特征，屬于殷墟文化早期銅甗的典型特征，顯然應為銅甗而非銅鼎。盡管該器僅?？诓?，但在大洋洲商墓中也可見到相似特征的銅甗XDM：39，銅甗XDM：40與XDM：39相同，但被壓扁未復原。從器類方面來說，江西大洋洲商墓與中堎水庫銅器群均重食器而輕酒器，兩者也具有十分明顯的傳承關系。但相比而言，江西大洋洲商墓所出銅鼎及銅甗的鑄造技術顯著提升，已由中堎水庫的紅銅器［9］轉變為大洋洲商墓的青銅器［10］，盡管兩者之間具有較為密切的傳承關系，且在年代上也較為接近，但銅器鑄造技術卻有明顯的不同。圓鼎XDM：5也應屬于本組，原因是本組銅器主要受到了安陽三家莊窖藏［11］銅器群的影響。

B組：經改制者，包括瓿形鼎XDM：30、XDM：31和三足卣XDM：48等（圖二）。

大洋洲商墓銅器群的一個重要特色在于存在少量經改制的銅器，這樣的銅器由于不符合占有者的審美情趣而被加以改造，因而凸顯其不同來源。瓿形鼎XDM：31原本為銅瓿，但圈足卻被去掉而加以三足。三足卣XDM：48也是將圈足去掉而加上三足。由此可見，大洋洲商墓銅器群的占有者對三足器（特別是鼎）更為崇尚，而對帶圈足的酒器持揚棄態度。瓿形鼎XDM：31腹中部飾有一條魚紋帶，這樣的紋飾常見于南方地區青銅器之上，暗示這件原本的銅瓿有可能來自江西附近的南方地區。

C組：來自不同的文化傳統，可細分為三個亞組。

中堎水庫一號鼎中堎水庫二號鼎中堎水庫三號鼎中堎水庫四號鼎（實為甗）大洋洲XDM∶1大洋洲XDM∶39大洋洲XDM∶2

圖一// 大洋洲商墓A組銅器及對比器物

Ca組：接近二里崗文化傳統者，或可稱為二里崗文化遺留因素，包括大方鼎XDM：8，扁足鼎XDM：22、XDM：26、XDM：27，小圓鼎XDM：6，鬲XDM：32及瓚XDM：50等。二里崗文化銅器群對大洋洲商墓銅器群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大方鼎XDM：8與鄭州商城張寨南街窖藏［12］所出大方鼎非常相似，扁足鼎XDM：26的腹部與鄭州商城北二七路M 1：3及湖北黃陂盤龍城89HPCYM 1：6的腹部相似，且為耳足四點配列式，鼎耳上部加鑄有南方青銅器常見的立鳥形象，與大洋洲商墓銅器群中常見的立虎形象不同，應有不同的文化來源。圓鼎XDM：6為耳足四點配列式，還具有深腹、錐足中空等特征，均屬于較早的時代特征，表明其有可能具有二里崗文化背景（圖三）。

圖二// 大洋洲商墓B組銅器及對比器物

Cb組：接近殷墟文化傳統者，包括貫耳壺XDM：45、XDM：46，方卣XDM：47和鼎式鬲XDM：36。扁體貫耳銅壺和方體提梁卣主要流行于殷墟文化第二期，在殷墟遺址以外的區域較為少見（圖四）。大洋洲商墓銅器群中罕見酒器，這些殷墟文化特征的酒器應是受到了殷墟遺址的影響，但未必仍然具有酒器性質。需要指出的是，方卣XDM：47腹部鏤空的鑄造技術在一定程度上要高出同時期殷墟遺址的鑄造水平。

Cc組：南方青銅器傳統，如罍XDM：44（圖五）。在二里崗文化晚期至殷墟文化早期，長江中下游地區流行風格與紋飾母題相近的銅尊、銅罍［13］，主要分布于長江沿岸地區，江西的清江盆地因其地理縱深并非尊、罍的主體分布區。罍XDM：44屬于長江沿岸系統的南方青銅器，與清江盆地的青銅文化屬于不同的文化范疇。

圖三// 大洋洲商墓Ca組銅器及對比器物

圖四// 大洋洲商墓Cb組銅器及對比器物

D組：根據A、B、C三組衍生出的后續產品，包括圓鼎XDM：3、XDM：4，扁足鼎XDM：14～XDM：20、XDM：22～XDM：25，方鼎XDM：9～XDM：13，鬲XDM：33～XDM：35、XDM：37，甗XDM：38，簋XDM：43，豆XDM：42，卣XDM：49，瓿XDM：41等。這些器物多在上述分組中存在年代相對較早或相對疏遠的文化來源，不過本組的器物更主要呈現較為明顯的本地化特征，可視為多元一體化的產物。如圓鼎XDM：3頸部所飾圓渦紋與四瓣目紋屬于殷墟文化早期新出現的紋飾組合；圓鼎XDM：4，扁足鼎XDM：15、XDM：17，方鼎XDM：12，折肩鬲XDM：37，甗XDM：38口沿外側所飾燕尾紋為最具特色的本地紋飾。另外，鼎耳之上的伏虎形象多發現于D組的器物之上，屬于C組的大方鼎XDM：8之上的伏虎形象可能系后加而成。

上文對銅容器按照可能的不同文化來源進行了分組，但需要強調的是，除少量被改制的銅容器有可能系江西以外地區流入，其余銅器均有可能是在清江盆地鑄造，原因是大洋洲商墓銅器群中大量使用銅芯撐技術［14］，而此技術具有較為獨特的時代和地域特征。

圖五// 大洋洲商墓Cc組銅器及對比器物

圖六// 甲群銅容器及擺放位置

二、銅容器的空間分布

銅容器按照可能存在的不同文化來源進行分類，目的是為了更為接近古人的分類。上述分類是否接近古人的客觀分類，需要將銅容器還原至出土時的擺放位置，根據其空間分布與器物組合探索不同分類銅容器之間的組合關系。

根據《新干商代大墓》提供的出土器物位置圖及報告中描述的器物出土情形，可知器物的擺放具有一定的規律性，突出反映為以群相聚的擺放特征。根據銅容器的擺放位置，可由西向東分為甲、乙、丙、丁、戊等五群。

甲群位于墓葬最西側，擺放的銅容器包括方鼎XDM：10，扁足鼎XDM：23，分襠鬲XDM：33、XDM：34，聯襠鬲XDM：35，豆XDM：42，卣XDM：47及瓚XDM：50（圖六）。方鼎XDM：10相比方鼎XDM：8已明顯小型化，由于吳城文化器物具有由大變小的一致特征，因而將其歸入D組。扁足鼎XDM：23為淺腹，屬于較晚的時代特征，歸入D組。分襠鬲XDM：33、XDM：34亦出現明顯的小型化特征，屬于D組，聯襠鬲XDM：35的情況與分襠鬲相同。豆XDM：42的形制與吳城文化陶豆幾乎完全相同，故應歸入D組。方卣XDM：47屬于Cb組，瓚應屬Ca組，兩者的原型來自商文化，但卻與眾多屬于D組的器物放置在一起，且兩者似乎形成了一套卣、瓚組合。整體上看，除卣XDM：47與瓚XDM：50構成的酒器組合外，其余均屬炊煮器及盛食器，表明組合中的重食特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3件銅鬲放置在一起，應具有一定的特殊意義。

乙群位于墓葬西側，甲群的東側，擺放的銅容器包括方鼎XDM：9，圓鼎XDM：1、XDM：3，罍XDM：44（圖七）。方鼎XDM：9屬于D組，為A組的衍生產品，尺寸較方鼎XDM：8已有明顯減小，但鼎耳已非槽形耳，腹部所飾獸面在內部多加一組，因而腹部中央的留白已明顯較少。圓鼎XDM：1屬于A組，為中堎水庫銅器群的延續，圓鼎XDM：3仍然保留有較早階段的深腹特征，但頸部所飾圓渦紋與四瓣目紋的紋飾組合屬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新出現的紋飾組合，為受到殷墟文化影響的后續產品，可歸入D組。乙群中的炊煮器均為銅鼎，但時代特征不盡相同，酒器僅有銅罍一種。

圖七// 乙群銅容器及擺放位置

丙群位于棺北側，銅容器略呈一線排列，包括圓鼎XDM：2、XDM：4，方鼎XDM：12，罐形鬲XDM：37及三足卣XDM：48（圖八）。圓鼎XDM：2屬于A組，圓鼎XDM：4的尺寸變小，盡管仍具有深腹特征，還特意采用了錐狀足，但上腹部所飾獸面已有一定程度的變形，方唇外側飾以燕尾紋，具有相對較晚的時代特征，屬于D組。方鼎XDM：12的尺寸已變小，腹部為殷墟文化早期的滿花特征，環耳之上鑄有伏虎，屬于相對較晚的時代特征，屬于D組。罐形鬲XDM：37為罐與鬲的集合體，屬于吳城文化的特色形制，襠腹之間所飾人字形紋屬于二里崗文化典型特征，但內填燕尾紋屬于吳城文化的特色紋飾，歸入D組。三足卣XDM：48由圈足卣改造而來，外撇錐足特點與圓鼎XDM：4具有相近的時代特征，歸為B組。丙群的組合方式與乙群相似，炊煮器均可歸入鼎類（鬲本身便屬于鼎類），配以作為酒器的三足卣。

丁群位于棺東側，銅容器僅有鬲XDM：36及壺XDM：46（圖九），兩者均屬Cb組，銅器風格受到了殷墟文化的影響。與乙群和丙群的情況相似，盡管銅容器僅有2件，卻同樣呈現出了炊煮器與酒器的組合。

圖八// 丙群銅容器及擺放位置

戊群位于丁群南側，擺放的銅容器包括貫耳壺XDM：45，圓鼎XDM：6，扁足鼎XDM：26、XDM：22、XDM：19、XDM：18、XDM：20、XDM：15、XDM：17，瓿形鼎XDM：30、瓿XDM：41及假腹盤XDM：43（圖一〇），另外的瓿形鼎XDM：31和甗XDM：40未發表圖像。圓鼎XDM：6及扁足鼎XDM：26、XDM：22應屬Ca組，受到了二里崗文化的影響。扁足鼎XDM：19、XDM：18、XDM：20、XDM：15、XDM：17腹部變淺，環形耳之上鑄有伏虎，具有較晚的時代特征，歸入D組。瓿形鼎XDM：30歸入B組，假腹盤XDM：43歸入D組。整體上看，戊群仍然呈現出諸多炊煮器配以少量盛儲器、盛食器、酒器的規律性特征。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知，上述五群銅容器在組合方式上存在一定的規律性特征。每群均以銅鼎為核心，銅鬲、扁足鼎等器形具有以群相聚的擺放特征，每群均配1件酒器，似為定制。另外，組合中還會加入1件盛食器，但并非每群必有?？梢钥吹?，大洋洲商墓所出銅容器在各群中并不強調可能存在的文化來源，而是強調器物本身的屬性，按照不同的屬性納入了自身的器物組合之中。在一定程度上，這是對原有文化來源的打破以及全新文化結構的重組。

另外，甗XDM：39置于棺西側，方鼎XDM：13置于墓室東部，均為孤立放置。圓鼎XDM：5、XDM：7，方鼎XDM：8、XDM：11，扁足鼎XDM：14、XDM：16、XDM：21、XDM：24、XDM：25、XDM：27，甗XDM：38及三足卣XDM：49已被擾動，具體的擺放位置已不可知。

圖九// 丁群銅容器及擺放位置

圖一 // 戊群銅容器及擺放位置

三、銅容器的器用背景

唐際根等先生曾撰文指出贛江東岸的牛城集團與贛江西岸的吳城集團可能屬于不同人群，大洋洲商墓歸屬于牛城集團［15］。這一看法改變了以往學術界對于江西商代青銅文化格局的認識，也促使我們對大洋洲商墓銅器來源的背景進行思考。

考古發掘顯示，吳城文化第一期遺存僅發現于吳城遺址的第II區和第IV區，以1974年發掘的⑤、⑥層為典型單位［16］。吳城文化第一期遺存的陶器群面貌接近二里崗文化晚期特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文化來源的主體來自贛北的二里崗文化遺存。新近發現的江西九江蕎麥嶺遺址［17］發現有年代序列較為完整的二里崗文化遺存，為探索吳城文化第一期遺存的來源提供了重要材料。但相比豐富的陶器群材料，吳城遺址及附近地區發現的銅器數量較少。吳城報告中發表的銅容器僅有斝、尊［18］各1件，另有1件銅鼎年代并非商代。盡管數量較少，仍然可以看出吳城遺址與二里崗文化重酒器的傳統具有較為明顯的傳承關系。相對而言，贛江東岸的牛城集團則以重食器為銅器組合的核心，以中堎水庫銅器群為代表，與吳城集團形成較為明顯的差異。在大洋洲商墓中，根據銅容器擺放位置劃分的五群內均以食器為主，配以1件酒器，但均為儲酒器而非飲酒器，表明其文化傳統可能與吳城集團存在一定的差異。而就可能存在的文化來源，中堎水庫銅器群與安陽三家莊窖藏存在較為明顯的相近之處，這可能意味著牛城集團有著與吳城集團并不相同的文化來源。

若唐際根等先生提出的假說成立，則需要對大洋洲商墓中明顯受到二里崗文化影響的Ca組銅器的來源進行重新審視。唐的假說根植于在清江盆地贛江兩岸存在對立的文化集團，贛江西岸的吳城集團率先衰落，東岸的牛城集團有可能延續至商末周初。吳城集團在文化面貌和禮制層面均繼承了較為濃厚的二里崗文化傳統，我們注意到上文劃為Ca組的銅器通常形體較大，形制及紋飾特征接近二里崗文化，而以其為原型的D組諸器的形體明顯變小，形制及紋飾均呈現出一定的“走樣”，考慮到吳城文化陶器群中的陶鬲也存在形體由大變小的顯著規律，推測接近二里崗文化特征的Ca組銅器有可能原本屬于吳城集團，D組中的后續風格銅器應是牛城集團戰勝吳城集團之后鑄造的年代稍晚的銅器。同樣，由于牛城集團戰勝吳城集團，導致前者獲取了后者的鑄銅工匠，因而出現由中堎水庫銅器群向大洋洲商墓A組銅容器的鑄造技術顯著提升。B組和Cc組銅容器有可能來自吳城集團，也有可能來自江西周邊的南方青銅文化，Cb組則屬于受到殷墟文化的少量影響，突出表現在酒器方面，但在銅容器組合中已不占據主要地位。對于上述分組的可能來源，我們根據現有考古材料得出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局限性，但隨著今后考古工作的展開，相信能夠對江西贛江流域的青銅文化得出更為清晰的認識。

［1］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干縣博物館：《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2］鄒衡：《有關新干出土青銅器的幾個問題》，《中國文物報》1990年12月6日。

［3］張長壽：《記新干出土的商代青銅器》，《中國文物報》1991年1月27日。

［4］孫華：《關于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幾個問題》，《文物》1993年第7期。

［5］許智范：《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銅器群及有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3期。

［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干縣博物館：《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88-192頁。

［7］彭適凡、李玉林：《江西新干縣的西周墓葬》，《文物》1983年第6期。

［8］李朝遠：《江西新干中稜青銅器的再認識》，《長江流域青銅文化研究》，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16-223頁。

［9］彭適凡、華覺明、李仲達：《江西地區早期銅器冶鑄技術的幾個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四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2-73頁。

［10］樊祥熹、蘇榮譽：《新干商代大墓青銅器合金成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41-245頁。［11］孟憲武：《安陽三家莊發現商代窖藏青銅器》，《考古》1985年第12期。

［1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商代銅器窖藏》，科學出版社1999年，彩版九。

［13］張昌平：《論殷墟時期南方的尊和罍》，《考古學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14］蘇榮譽、華覺明、彭適凡、詹開遜、劉林、賈瑩：《新干商代大墓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57-300頁。

［15］唐際根、荊志淳：《商時期贛江流域的青銅文化格局》，《考古與文化遺產論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84-287頁。

［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397-401頁。

［17］《江西蕎麥嶺商代遺址考古獲重大進展》，《光明日報》2014年6月9日。

［18］實為斝，樟樹市博物館藏。

（責任編輯：朱國平；校對：黃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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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6-06-12

巴哲（1989—），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主要研究方向：夏商周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