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宜興周墓墩出土西晉青瓷神獸尊考

葛彥

（南京師范大學 江蘇南京 210023）

江蘇宜興周墓墩出土西晉青瓷神獸尊考

葛彥

（南京師范大學 江蘇南京 210023）

江蘇宜興周墓墩M4出土的青瓷神獸尊，一般認為是宜興均山窯所產。通過對神獸尊銘文“東州”二字的仔細考證，可以推斷其產地為浙江越窯。關于其造型，“辟邪”舊說被否定，而被認為是“嫦娥奔月”傳說中嫦娥化身之蟾蜍；其用途并非鎮墓、辟邪，而是盛放美食、供墓主人于冥界享用。

青瓷神獸尊 周墓墩 東州 蟾蜍 嫦娥奔月

1953年及1976年，南京博物院于江蘇宜興周墓墩先后發掘四座晉墓，其中M4發現的一件青瓷神獸尊（圖一），以其獨特的外形及精湛的工藝備受學界關注，并被譽為南京博物院的“鎮院之寶”。然而關于這件神獸尊的產地、造型寓意與用途等問題，至今莫衷一是。本文試從上述問題入手，對該器提出一些新認識，以資方家參考。

該神獸尊出土時位于M4后室西南角，緊鄰棺床。其內外通體施青灰色釉，胎體呈棕色。器形為淺盤口、短頸、溜肩、弧腹，近底部內收，平底略向內凹。其頸部以下飾獸面，似蟾蜍，雙眼突出，張口吐舌，舌與胡須相連，口含寶珠。獸面兩側及背部均飾箆紋，似毛發。雙耳旁附有一對粗系，其上刻有線條。粗系之下貼塑有兩對四指長足，長足之下飾有雙翼，其內貼塑兩對素面細系。背部有四簇脊毛，近底處飾有一尾。器底外部刻有“東州”（圖一）二字。

一、關于神獸尊的銘文與產地

1.神獸尊未必產自均山窯

關于周墓墩晉墓出土瓷器的產地，蔣玄佁先生曾指出：“均山這兩處窯址所發現的遺物經與周墓墩及窯基山一帶古墓出土遺物相對照，發現為同一系統的，特別是與周墓墩的缽形青瓷碗對照，完全屬于同一規格的作品……周墓墩發掘時，墓頂磚縫中夾有方格紋青瓷碎片，與均山窯基發現的碎碗片相同?！保?］近年來此類缽形青瓷碗及方格紋青瓷碎片于浙江［2］、江西［3］、安徽［4］等地均有發現，筆者認為以缽形青瓷碗為依據推斷周墓墩所出青瓷器之產地并不合理。程曉中先生則在蔣玄佁先生的基礎上對周墓墩出土所有青瓷器進行詳細分析，并總結道：“以均山的碎瓷片和周墓墩出土的青瓷相對照，發現胎質、釉色、紋飾和造型都極為類似。特別是底部的‘火石紅’和三角形窯具墊燒是宜興均山窯的主要特征?！保?］三角形窯具亦見于越窯，非均山窯所獨有［6］，而“火石紅”則是六朝青瓷的普遍現象，故上述推斷同樣不成立。朱伯謙先生在其編撰的《中國陶瓷·越窯》中收錄神獸尊，說明他認為神獸尊產自越窯［7］?；羧A女士亦曾提出神獸尊為浙江早期越窯所產，但未對此詳加考證［8］。筆者認同神獸尊產自越窯之觀點，可以其銘文“東州”二字為依據。

圖一// 宜興西晉墓出土的青瓷神獸尊及尊底刻文

2.神獸尊可能產自會稽上虞越窯

關于神獸尊器底外部所刻“東州”一詞，發掘簡報認為：“此次所出青瓷神獸尊的底上有‘東州’二字，可能是地名（或窯名）?！保?］筆者以為此處“東州”應指神獸尊之產地。

兩漢魏晉南北朝之際，“東州”一詞除個別情況下專指某一具體地名外，其余均作“某地以東”的用法［10］。這一時期，“東州”在全國多達十多處，基本集中于今山東?。?1］，也有的位于山西?。?2］、河北?。?3］、江蘇?。?4］、安徽省及浙江省等地。

《后漢書·謝夷吾傳》云：“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保?5］班固稱謝夷吾出自東州，而其祖籍為會稽山陰，故此處“東州”即會稽郡?！端螘ぶ菘ぶ尽吩疲骸靶⒔ㄔ?，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為東揚州?！保?6］雖然“東揚州”設立于劉宋，但會稽郡之“東州”與“東揚州”應有聯系。相似的情況亦見于同時期其他州郡?！端涀ⅰし谒芳丛疲骸坝治鲝轿赫娇つ?，故東雍州治?！保?7］而明朱謀瑋作《水經注箋·汾水》則將“東雍州”省作“東州”［18］。筆者以為此非文獻傳抄過程中發生的漏字情況，恐將“東某州”簡稱“東州”為當時習慣。所以將揚州東部簡稱“東州”之觀念或在東漢末年業已形成，只是“東揚州”名稱的正式確立則在劉宋。至于“東揚州”與會稽郡之間的關系，文獻中見有一些線索?！端螘ざ磦鳌吩疲骸埃ㄌ踉辏┤?，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浙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保?9］“會州”當由會稽郡之“會”字而來。此后，“會州”又改為“東揚州”?！端螘ば⑽涞奂o》載：“以會稽太守義陽王昶為東揚州刺史?！保?0］可見“東揚州”治所即會稽郡［21］。恰越窯位于會稽郡內，其素有在產品上刻產地與匠師的傳統。如出土于南京光華門外趙士崗吳墓的青瓷虎子，器腹刻有“赤烏十四年會稽上虞師袁宜作”和“制宜”等銘文［22］。出土于吳縣獅子山西晉傅氏家族墓的兩件青瓷堆塑罐分別刻有“元康二年潤月十九日超（造）會稽”和“元康出始寧（今浙江省嵊州市［23］）。用此罍，宜子孫，作吏高，其樂無極”等銘文［24］。出土于金壇縣白塔公社惠群大隊的青瓷扁壺刻有“紫是會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和“紫是魚浦瓦也”等字樣［25］。筆者以為“東州”二字正是神獸尊產自越窯的鐵證。

3.“東州”應與墓主人無直接聯系

簡報推測M 4墓主人或為周魴。周魴曾任丹楊西部都尉［26］，且東州有“丹陽郡”一義。又該墓所出墓磚有“江寧周令關內侯之磚”字樣，而江寧縣時為丹陽郡所轄。若墓主人果真為周魴，則存在“東州”為丹陽郡之可能。

六朝時期，瓷器上的銘文表現方式大抵有三種：一為入窯前刻劃；二為入窯前以毛筆蘸褐釉書寫；三為瓷器燒制完成后以毛筆墨書或漆書。前兩種方式當出自窯工之手。由于目前考古出土同類神獸尊僅此一件，不可排除此器為墓主人定制之可能，或其形制與銘文皆為訂購者所設計。但尚未發現六朝青瓷中存在刻劃銘文與墓主人有直接聯系者。通常情況下，若使用者需在青瓷上留有銘文，一般采用墨書的方式。而墨書的內容僅姓名、器名、器物用途、吉語、符號與記事六類。墓葬出土的墨書青瓷中亦以姓名類為主，僅有一件為符號類［27］，筆者推測此類器物均為墓主人生前所用，死后隨葬，并非專門的隨葬器，且未見有墨書地名者。所以將“東州”二字釋為“丹陽郡”難以成立，且“東州”應與墓主人無直接聯系。

是故，筆者根據神獸尊銘文“東州”二字，證實該青瓷神獸尊屬西晉時期浙江越窯制作，非江蘇宜興均山窯之產品。

二、關于神獸尊的造型寓意與用途

1.神獸尊之造型并非辟邪

羅宗真先生認為神獸尊之造型或取自六朝陵墓前的石刻辟邪［28］，這一觀點直到20世紀90年代仍未改變［29］。程曉中先生則將羅宗真先生推斷之“辟邪”修正為“貔貅”［30］。筆者以為神獸尊與石刻辟邪并非完全吻合。神獸尊之造型必取自古代神話中之異獸，絕非自然界中實際存在的動物。

關于神獸尊的用途，發掘簡報認為：“它所雕塑的神獸……應屬于鎮墓祛邪的器物一類。尊內附獸骨一堆，可能是下葬時候將肉食放入以為祭祀用的?！保?1］鎮墓獸最早出現于戰國時期的楚墓，至東漢初年逐漸演化出一種口吐長舌的類型，最先出自川渝地區的墓葬中。至東吳時期擴張到長江下游地區［32］，如安徽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M 1所出青瓷人形口吐長舌鎮墓俑［33］、全椒縣卜集東吳墓所出鎮墓獸［34］與南陵縣長山西晉墓M 3所出辟邪［35］。然此三者之舌皆較長，神獸尊雖有吐舌卻較短，舌下與胡須相連。另有河南偃師杏園村34號西晉墓所出鎮墓獸［36］，其頸上三束鬃毛前刺，與神獸尊之球狀脊毛不類。相較之下，神獸尊確與簡報認為的東漢與南朝時期石刻辟邪接近。此類石刻辟邪最早出現于東漢時期，陜西咸陽西郊沈家出土東漢石辟邪即為伸舌并附胡須的造型，然舌與胡須不相連，且舌上翹［37］。而南朝墓葬神道上的辟邪則有與神獸尊極為接近者，江蘇省丹陽市齊景帝修安陵神道上的一對石獸（左為辟邪，右為天祿）口吐短舌，下有胡須［38］，似乎符合發掘簡報所云。然而這一推斷的漏洞在于辟邪之足與神獸尊之足不同。辟邪之足粗壯短小，而神獸尊之足較為瘦長。并且，筆者以為“辟邪”說輕視了神獸尊口含寶珠這一特征，目前尚未發現東漢及南朝石刻辟邪有口含寶珠者。與石刻辟邪外形最為接近者是一類青瓷獅形器，其流行于六朝前期，與神獸尊之時代更為接近。獅形器亦有口吐短舌、下連胡須、飾雙翼者，但筆者亦未見有張口含珠者。筆者以為神獸尊之造型更似蟾蜍，應取自傳說中某一蟾蜍形神獸，結合口中所含寶珠，推斷是“嫦娥奔月”中嫦娥化身之蟾蜍，而寶珠則是嫦娥竊自西王母的不死之藥。

2.神獸尊的造型可能取自蟾蜍

“嫦娥奔月”是我國歷史上影響力最為巨大、流變最為復雜的神話故事之一。西漢劉安作《淮南子·覽冥訓》載：“譬若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保?9］據考證，最早的“嫦娥奔月”版本可見成書于戰國時期的《歸藏》一書，然該書已佚，僅見后世轉引，如南朝劉勰作《文心雕龍·諸子》載：“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弊十日，嫦娥奔月?！保?0］唐李善注《文選·祭文》載：“《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保?1］然此三者均未提及今天所流傳的“嫦娥化蟾蜍”這一情節。目前確鑿所見之最早版本乃東漢張衡作《靈憲》：“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于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后且大昌?！瘖鹚焱猩碛谠?，是為蟾蜍?！保?2］這一情節的增加歷來是學者爭論的焦點。對此，袁珂先生認為這一情節古已有之，是“魏晉六朝而后，嫦娥在詩人們的詠歌頌美之中，地位已有所升高，因而像變蟾蜍這樣有損嫦娥形象美的神話就給刪掉了”［43］。而證據為古本《淮南子》存在這一情節，見唐徐堅《初學記》注引《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奔月，托身于月，是為蟾蜍，而為月精?！保?4］由此可知，蟾蜍自古以來便是嫦娥之化身。袁珂先生此后又針對重慶沙坪壩所出石棺所繪“兩人一蟾”畫面做出解釋，認為是蟾蜍持杵搗不死之藥，而原料為不死樹的花果。至于不死之藥的情況，袁珂先生并未做過多分析，僅言及還需經過煉制，方能成藥。

3.神獸尊所含之珠應為不死之藥

關于不死之藥的形狀，歷代文獻均未作詳細交代，筆者根據文獻記載與考古出土的丹藥推斷不死之藥應為丸狀。葛洪于《抱樸子內篇·金丹》談到：“夫五谷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絕之則死，又況于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煉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保?5］可見古來煉丹為求不老不死。馬王堆出土帛書《養生方》中載：“冶云母，銷松脂等，并以麥?捖（丸）之，勿□手，令大如酸棗，□（之）各一垸（丸）。日益一垸（丸），至十日；日后日捐（損）一垸（丸），至十日，日□□□□□□益損□□□□□，令人壽不老?！保?6］此方明確言及將藥制成丸狀，大小如酸棗?？脊懦鐾恋牡に幬匆姶笕缢釛椪?，直徑均小于1厘米。如巨野紅土山西漢墓中于大銅鼎和漆衣銅盆內發現一百五十余粒朱紅色、呈顆粒狀的丸藥［47］，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中于圓形漆盒內發現有二百余粒［48］，南京仙鶴觀東晉墓M 6于殘漆盒內亦有發現［49］。漢畫中常見飛鳥銜丹或鳳鳥吐丸的形象，如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四川出土東漢搖錢樹頂朱雀銜丹殘件，四川射洪縣文管所藏神鳥口銜仙丹搖錢樹殘片、青白江區文管所藏神鳥口銜仙丹飛翔陶制組合器等［50］?？梢娚瘾F尊所含之珠應為不死之藥。

4.神獸尊反映了“升天”觀念

六朝時期動物形青瓷器不乏腹側飾有雙翼者，如獅形器、羊形器、蛙形水注等。此外，雙翼紋亦可見于這一時期的釉下彩繪瓷器［51］與漆器［52］。宗白華先生認為雙翼反映了漢民族在當時前進的活力［53］。而關于其具體含義，王志高先生認為釉下彩繪青瓷上的有翼異獸皆與漢代以來盛行的“祥瑞”有關［54］。筆者以為飾有雙翼紋的動物形青瓷器亦然。而神獸尊之造型取自于蟾蜍，恐又與兩漢時期壁畫與畫像磚上常見的“升天”題材有關。如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所出的彩繪帛畫［55］、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的墓頂脊壁畫［56］、四川新繁清白鄉東漢畫像磚墓的“西王母”畫像磚［57］等均繪有蟾蜍，一般都被認為是“升天”題材的代表作品。其中，彩繪帛畫之蟾蜍口銜流云似在飛天，這一形象與飾雙翼的神獸尊皆描繪了“嫦娥奔月”這一場景。

既已確定神獸尊造型取自蟾蜍，且與“升天”觀念有關，則筆者推斷六朝時期更為常見的蛙形水注及蛙形尊同樣與“嫦娥奔月”傳說有關。六朝時期，描繪“嫦娥奔月”的畫像磚、畫像石與壁畫較漢代有明顯減少。據目前公布的圖像資料，南方僅見丹陽建山金家村墓出土月兔搗藥磚畫［58］。而北方墓葬中“嫦娥奔月”圖像更為常見，且分布時間自東漢、魏晉及至北齊、北周未見間斷［59］。筆者以為“嫦娥奔月”傳說于南方的流傳亦應未有間斷，而之所以在南朝以前未見實物，應是由于南方地區制瓷業較為發達，六朝前期采用青瓷的形式表現之，與神獸尊一般。有一類與蛙形水注極為相似的動物形水注，其首飾有長耳，臀部飾有短尾，與蟾蜍形象略有不同，其造型應取自月兔，如江蘇蘇州獅子山西晉墓M 1所出兔形水注［60］。王軼凌先生曾提出此類兔形水注流行于三國時期，至兩晉時期逐漸向蟾蜍轉變的觀點［61］。筆者以為兩類動物形青瓷水注器形上的相似正體現了蟾蜍與兔子間的強烈聯系，而兩者均與“嫦娥奔月”傳說有關。三足蟾蜍（兔）器在六朝時期較為少見，可見江西高安市博物館藏東漢三足蟾蜍硯滴［62］與浙江省博物館藏三國兔形水注［63］。周克庸先生曾提出三足鱉、顧菟與蟾蜍之間的聯系［64］，此說或可解釋蟾蜍三足之因。湖北百子畈曾出土一件在蛙首后立有半環形齒輪的蛙形水注［65］，筆者以為這一半環形齒輪應為月亮，與彩繪帛畫中被一輪彎月所罩之蟾蜍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然六朝前后的蛙形器并非皆與“嫦娥奔月”之傳說有關。江蘇揚州博物館藏有一件鑄造于義熙四年（408年）的東晉四蛙軍官鼓［66］，該鼓上的立蛙或與緬甸人視為雨神之蛙有關［67］。關于六朝時期的蟾蜍形裝飾，筆者將另文詳述。

5.神獸尊系貯存美食之用

至于神獸尊內所盛獸骨，筆者以為與“嫦娥奔月”之背景無關，非祭品，而神獸尊亦非鎮墓祛邪之用，應是一件貯存美食供墓主人死后繼續享用的容器。

神獸尊出土時位于M 4后室棺床后側，由于該墓發掘前曾被盜，不可排除隨葬品曾發生位移的可能。但筆者以為神獸尊被單獨置于棺床后側，并未影響盜墓賊于墓中的行動，況且如此精美的一件青瓷神獸尊若為盜墓賊所發現，也無不將其盜走之理由。所以筆者認為神獸尊出土時所處位置即神獸尊于墓中之原始位置。而一般來說，魏晉時期鎮墓獸、俑均位于墓葬前側，部分置于甬道內，所以從位置推斷神獸尊并非鎮墓、辟邪之用。其內所置獸骨為墓主人冥界食物之殘骸，故置于棺床附近，距離墓主人較近。山東鄒城西晉劉寶墓亦出土盛有雞、魚等動物骨骼的8件瓷罐，雖然出土時位于耳室，遠離墓主人所在之后室［68］，但亦非祭祀之用。由于西晉時期北方制瓷業尚屬落后，瓷器大多來自南方，一般作日用器而非冥器，故應將此組瓷罐視作墓主人生前使用之物，盛裝食物供死后繼續享用，而神獸尊之用亦如此［69］。

三、結語

關于神獸尊之產地，筆者已從“東州”兩字銘文入手，判斷神獸尊應為當時會稽郡之越窯所產。而神獸尊之造型應取自“嫦娥奔月”神話中嫦娥化身之蟾蜍?！版隙鸨荚隆睘閮蓾h魏晉南北朝墓葬裝飾的常見題材，多以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等形式出現，且蟾蜍多作搗藥狀。而神獸尊的發現，不僅填補了此題材于南方地區六朝前期的空白，其口含不死之藥的造型也是前所未見的。至于神獸尊的用途，筆者認為應是一件盛裝美食供墓主人死后繼續享用的容器。

［1］蔣玄佁：《訪均山青瓷古窯》，《文物》1960年第2期。

［2］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寧波鄞州老虎巖三國至唐代墓葬發掘報告》，《東南文化》2011年第2期。

［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修水山背漢晉墓葬發掘》，《南方文物》2009年第4期。

［4］當涂縣文物事業管理所：《安徽當涂東晉墓發掘簡報——兼論出土的玻璃碗殘片類別和來源》，《東南文化》2006年第2期。

［5］［30］程曉中：《西晉宜興窯青瓷貔貅尊初探》，《收藏》2015年第13期。

［6］鄭嘉勵、張盈：《三國西晉時期越窯青瓷的生產工藝及相關問題——以上虞尼姑婆山窯址為例》，《東方博物》2010年第2期。

［7］朱伯謙：《中國陶瓷·越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圖版71。

［8］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7·江蘇上?！?，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42頁。

［9］［28］［31］南京博物院：《江蘇宜興晉墓的第二次發掘》，《考古》1977年第2期。

［10］《三國志》卷三一《蜀書一·劉璋》引《英雄記》：“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646頁。）此處“東州”非南陽、三輔兩地，應指益州以東地區?！逗鬂h書》卷十上《皇后紀第十上·和熹鄧皇后》：“又遭水潦，東州饑荒”。李賢注：“延平元年，安帝初即位，六州大水，永初元年，稟司隸、兗、豫、徐、冀、并六州貧人也?！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282-283頁。）即長安以東黃河流域?！逗鬂h書》卷三二《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樊宏》：“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崩钯t注：“東州謂冀、兗州?！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757頁。）

［11］瑯琊郡，《后漢書》卷一八《吳蓋陳臧列傳第八·臧宮》：“時，瑯邪未平，乃徙俊為瑯邪太守，領將軍如故……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458頁。）東武縣，《后漢書》卷二六《伏侯宋蔡馮趙牟韋列傳第十六·伏湛》：“伏湛字惠公，瑯邪東武人也……初，自伏生已后，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斗’云?！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597、600頁。）北?？?，李賢注《后漢書》卷七十《鄭孔荀列傳第六十·鄭太》：“玄，北海人，故云東州?！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1527頁。）高苑縣，《后漢書》卷二五《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魯恭》：“是時東州多盜賊，群輩攻劫，諸郡患之?！崩钯t注：“和帝改千乘國為樂安國，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587頁。）姑幕縣，《晉書》卷九一《列傳第六十一·儒林·徐邈》：“徐邈，東莞姑幕人也……邈既東州儒素?！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1572頁。）青州，《水經注校正》卷二六《巨洋水》：“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保ㄖ腥A書局2007年，第617頁）?！渡袝Ｗ⒆g論·虞夏書·禹貢》：“海岱惟青州?！保ㄖ腥A書局2005年，第573頁）。

［12］安邑縣，《后漢書》卷二七《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鄭均》：“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征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632頁。）

［13］束州縣，《太平寰宇記》卷六六《河北道十五·瀛洲·束城》：“束城縣……本漢束州縣，屬渤?？??！保ㄖ腥A書局2007年，第1344頁）；《廿二史考異》卷五八《舊唐書二》：“東城，漢東州縣。東當作束?！保ㄉ虾９偶霭嫔?004年，第844頁。）

［14］射陽縣，《三國志》卷七《魏書七·臧洪》：“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洪答曰：“……家在東州……”（中華書局1999年，第173、175頁。）丹陽郡，《高僧傳》卷七《義解四·宋山陰天柱山釋慧靜》：“釋慧靜，姓邵，吳興余杭人……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法華臺?！保ㄖ腥A書局1992年，第285頁。）竣即顏竣?！端螘肪砥呶濉读袀鞯谌濉ゎ伩ⅰ罚骸傲x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為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保ㄖ腥A書局1999年，第1295頁。）劉義宣、臧質起兵謀反于孝建元年（454年）。而據《高僧傳》，釋慧靜與顏竣同行當在大明年之前。顏竣在大明年之前所任地方官唯有“丹陽尹”一職，故推斷此處“東州”即丹陽郡。

［15］《后漢書》卷八二上《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謝夷吾》，中華書局1999年，第1831-1832頁。

［16］《宋書》卷三五《志第二十五·州郡·揚州》，中華書局1999年，第682頁。

［17］《水經注校正》卷六《汾水》，中華書局2007年，第163頁。

［18］《水經注箋》卷六《汾水》，中國基本古籍庫明萬歷四十三年李長庚刻本，第84頁。

［19］《宋書》卷九九《列傳第五十九·二兇·元兇劭》，中華書局1999年，第1618頁。

［20］《宋書》卷六《本紀第六·孝武帝》，中華書局1999年，第77頁。

［21］李國平、吳榕青：《南朝時期東揚州沿革考》，《歷史地理》2014年第2期。

［22］倪振逵等：《南京趙士崗發現三國時代孫吳有銘瓷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8期。

［23］杜偉：《東漢上虞瓷業生產狀況及與“始寧縣”之關系》，《東方博物》2008年第1期。

［24］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3輯。

［25］宋捷、劉興：《介紹一件上虞窯青瓷扁壺》，《文物》1976年第9期。

［26］《三國志》卷六十《吳書十五·周魴》，中華書局1999年，第1023頁。

［27］王志高：《南京顏料坊出土六朝墨書瓷器分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第1期。

［29］羅宗真：《南方制作的青瓷器》，《南京博物院藏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133-136頁。

［32］賓娟：《吐舌狀鎮墓獸及其文化意義的探討》，《四川文物》2013年第6期。

［33］馬鞍山市文物管理所：《安徽省馬鞍山市朱然家族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07年第6期。

［34］滁州市文物管理所：《安徽全椒縣卜集東吳磚室墓》，《考古》1997年第5期。

［35］蕪湖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南陵長山西晉紀年墓發掘報告》，《東南文化》2002年第5期。

［3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魏晉墓》，《考古》1985年第8期。

［37］何正璜：《石刻雙獅和犀?！?，《文物》1961年第12期。

［38］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胡橋南朝大墓及磚刻壁畫》，《文物》1974年第2期。

［39］《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淮南子集釋》卷六《覽冥訓》，中華書局1998年，第501-502頁。

［40］《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卷四《諸子第十七》，中華書局2000年，第229頁。

［41］《文選》第六十卷《祭文·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中華書局1977年，第838頁。

［42］《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后漢文》卷五五《靈憲》，中華書局1958年，第777頁。

［43］袁珂：《嫦娥奔月神話初探》，《南充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4期。

［44］《初學記》卷一《天部上·天一》，中華書局1962年，第4頁。

［45］《抱樸子內篇校釋》卷四《金丹》，中華書局1980年，第62頁。

［46］周一謀：《帛書〈養生方〉及〈雜療方〉中的方藥》，《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湖南出版社1994年，第115頁。

［47］山東省菏澤地區漢墓發掘小組：《巨野紅土山西漢墓》，《考古學報》1983年第4期。

［48］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象山東晉王丹虎墓和二、四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65年第10期。

［49］南京市博物館：《江蘇南京仙鶴觀東晉墓》，《文物》2001年第3期。

［50］姜生：《漢墓的神藥與尸解成仙信仰》，《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2期。

［51］如南京大行宮地區發現的青瓷釉下彩繪器底標本（02NXDT602H539：2）。王志高、賈維勇：《南京發現的孫吳釉下彩繪瓷器及其相關問題》，《文物》2005年第5期。

［52］如朱然墓中隨葬的漆槅。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發掘簡報》，《文物》1986年第3期。

［53］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2頁。

［54］王志高、賈維勇：《南京發現的孫吳釉下彩繪瓷器及其相關問題》，《文物》2005年第5期。

［55］湖南省博物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39頁。

［56］洛陽博物館：《洛陽西漢卜千秋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第6期。

［57］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新繁清白鄉東漢畫像磚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6期。

［58］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縣胡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59］冉萬里：《漢代以來月宮圖像的考古學觀察》，《秦漢研究》2014年。

［60］吳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吳縣獅子山西晉墓清理簡報》，《文物資料叢刊》第3輯。

［61］王軼凌：《越窯青瓷中的兔、蟾裝飾》，《東方博物》2007年第3期。

［62］肖錦秀：《東漢蟾蜍硯滴》，《南方文物》2000年第2期。

［63］中國陶瓷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陶瓷全集》第4輯《三國兩晉南北朝》，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63頁。

［64］周克庸：《月神原型為玄冥說》，《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4期。

［65］鄂州市博物館：《鄂州市博物館館藏文物精品圖錄》，第56頁，內部資料，2010年。

［66］周長源：《東晉四蛙軍官鼓介紹》，《文物》1996年第2期。

［67］饒宗頤：《銅鼓三題——蛙鼓、土鼓與軍鼓》，《南方民族考古》1996年。

［68］胡新立：《山東鄒城西晉劉寶墓》，《文物》2005年第1期。

［69］耿朔：《北方地區出土西晉瓷器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3期。

（責任編輯：劉興林；校對：張平鳳）

A Study on theW estern-Jin Sacred-Beast-Shaped Celadon Zun-VesselUnearthed from the Zhoumudun Site in Yixing,Jiangsu Province

GEYan
(Nanjing NormalUniversity,Nanjing,Jiangsu,210023)

The celadon zun-vessel in the shape of a sacred beast discovered in M 4 at the Zhoumudun Site in Yixing,Jiangsu Province has been widely believed asmanufactured from the Junshan kilns in Yixing. By exam ining the two characters(“dongzhou”)inscribed on the vessel,it is argued that the vesselwas a prod?uct of Zhejiang’s Yue kilns.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the vesselwas nota bixie(talisman)buta toad symboliz?ing themythological figure Chang’e who flies to themoon and that itwas not used as a tomb guard to exor?cise evil spirits as previously believed,buta food container for the tomb owner to enjoy in his or her afterlife.

the sacred-beast-shaped celadon zun-vessel;the Zhoumudun Site;dongzhou;toad;God?dess Chang’e flying to themoon

K871.42；K876.3

：A

2016-03-16

葛彥（1995—），男，南京師范大學本科在讀，主要研究方向：瓷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