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與方志文獻

伍光輝

(衡陽師范學院文學院，湖南衡陽，421002)

方志文獻，即地方志中的各種資料。地方志“是記載一地自然和人文方面歷史與現狀的綜合性的地方文獻”[1]。作為一種以一定地域為中心的一地全史，方志的內容包括一地之政治、經濟、文化、人物以及名勝古跡、風土民俗等極其豐富的珍貴資料，因此，地方志在某種意義上具有查找地方文獻的工具書性質?，F代許多學者在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利用地方志文獻取得過頗有影響的成績。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也有成功的經驗，近年來，方志文獻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

由于古代小說尤其是通俗小說受中國古代主流文化和正統思想的歧視與打壓，小說作家，尤其是通俗小說作家社會地位低，其個人資料在各類官方文獻中往往很少被記載。而在地方志中，作為當地文化人，小說作家及其著述可能在方志中有記載。只要留心搜檢，可能找到有用的小說研究文獻資料。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魯迅、胡適、趙景深等前輩有過成功的經驗，也有過失敗的教訓。

近年來，更多的學者在小說研究中開始重視方志文獻的運用，但總體說來，學界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對方志文獻重視不夠，在運用中也存在一些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因此，我們有必要加強對方志文獻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正確處理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的方志文獻運用問題。

一、方志文獻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的作用

相比詩文研究中的方志文獻運用，學界在小說研究中對方志文獻的價值認識尚嫌不足，對方志文獻的運用尚不充分。其實，方志文獻中有不少作品本身就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組成部分，方志文獻還可補小說作者生平思想研究之不足，可以訂正某些小說文獻的訛誤，將方志文獻與小說文本進行對比研究可提升小說研究的水平。

(一) 方志文獻可補小說目錄收錄之不足

首先，方志中收錄了不少小說目錄，由于各種原因，這些小說或小說目錄不為全國性小說目錄著作收錄。如《同治新化縣志》卷三十“藝文二”中收錄新化文人孫起棟《塞上巵言》《遼西雜記》，羅楚望《稽古類編》，王者瑞《珍珠船》，魏松《壹是紀始》四卷，《天涯聞見錄》四卷，鄧顯鶴《瑣瑣齋瑣語》，楊興樹《載鬼一車》，曾宣琨《拙庵雜錄》一卷，譚炳南《微醺錄》一卷，鄒漢章《譚天譜》一卷，《夢授記》一卷等。

其次，方志文獻中有不少作品本身就是小說。我們知道，在地方志書中，有不少近似于“志怪小說”、“志人小說”與“世情小說”之類的文藝作品，我們可以把它們歸入小說一類。辛谷《“方志小說”探源》稱之為“方志小說”[2]。雖然辛先生將方志中的“這些異聞逸事資料”命名為“方志小說”有待商榷，但在歷代方志中存在大量異聞逸事資料是不爭的事實，這些異聞逸事資料，往往虛構故事，敘寫傳說中的奇人奇事，類似于“志怪小說”、“志人小說”與“世情小說”，將其歸屬于中國古代小說之列，定位是準確的。但這種小說與被當代文學評論界稱為“方志小說”的作品不同。近年來，在當代文學創作領域出現了鐵凝的《笨花》、野莽的《庸國》、遲子建的《白雪烏鴉》、霍香結的《地方性知識》等以某個真實存在或虛構的地域為敘寫對象，借鑒志書結構和敘述方式而創作的長篇小說，當代小說評論界將這些“在創作中借鑒了志書編纂理念和手法的”小說命名為“方志小說”[3]，這比辛谷先生將方志中的小說命名為“方志小說”顯得更為科學。因此，為了避免與當代“方志小說”概念混淆，我們將在中國各地不少方志中的一些記載當地異聞逸事的資料稱之為“方志中的小說”。

“方志中的小說”一般都是民間神話與傳說故事。有的類似神話故事，如廣東《海豐縣志》中的《盤瓤》、《肇慶府志》中的《竹王》、《揭陽縣志》中的《法星斗國王》、《新安縣志》中的《休咎禪師》、《龍門縣志》中的《道士斗妖》、廣西《續修興業縣志》中的《洞庭湖神》、湖南《衡山志》中的“南岳夫人”等；有的屬于民間傳說故事，如《肇慶府志》中的《勿學你翁》、《南?？h志》中的《大頭轟》《死鬼討債》、《海澄縣志》中的《柔娘》、《高要縣志》中的《巧對》、《海陽縣志》中的《制敵妙法》、《東莞縣志》中的《不種白米種紅粟》、《嘉應州志》《惠州府志》《增城縣志》中的《古成之》、《廣州府志》《開平縣志》中的“焚書嶺”、廣西《續修興業縣志》中的《洞庭湖神》、江蘇《震澤縣志》中的《笠澤古柏》、《盛湖志》中易睞娘的傳說，等等。這些神話故事或民間傳說，按照中國古代小說觀念，都可歸入小說之列。

“方志中的小說”是中國古代小說的組成部分，但歷來被中國古代小說研究領域所忽視。其實，在中國各地的方志文獻中，一般都會有或多或少的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說故事，因此，方志中保存的小說是相當豐富的，我們有必要加強“方志中的小說”的收集與整理。

(二) 方志文獻可補小說作者生平思想研究之不足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古代小說出版時往往未著錄小說作者，即便著有作者也往往用化名，因此，作者真實姓名無從知曉。有的小說即便知道作者名字，由于作家的生平事跡在官方文獻中很少找到，許多小說的作者至今是謎。其實，有不少中國古代小說的作者資料雖然在正史中找不到，但在地方志中有可能找到。通過對方志中相關文獻的勾稽、考辨，我們可能解決小說作者生平研究中的諸多闕疑，從而補小說作者生平研究之不足。

方志文獻資料在中國古代小說作者考辨與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如《聽雨軒筆記》的作者清涼道人究系何人，《中國文言小說書目》《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等著作都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陸林教授就是依據方志文獻才確定了清涼道人就是徐承烈，并且依據方志文獻對徐承烈的生平事跡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陸先生在《〈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初讀——有關作者史實缺誤商兌補苴》一文中，在論證了清涼道人就是徐承烈后，又在《德清縣續志》卷四《人物·儒素》中找到了徐氏小傳：“徐承烈，字紹家，寡營嗜讀，少游嶺表二十余年。歸居北郭，足跡不入城市。至戚密友，罕識其面。沉酣典籍，至老不倦。家貧無書，從友人借觀，且讀且抄，日課二千字。著書幾百卷，手自繕錄，端楷無一誤字。卒年七十四?！标懴壬\用這段材料不僅進一步印證《聽雨軒筆記》的作者清涼道人就是徐承烈，而且使我們對徐承烈的生平事跡有了明確的把握[4]。又如《清言》的作者鄭仲夔，《四庫全書總目》未著錄。而《上饒縣志》卷二十二《孝友傳》則記載較為詳細，不但說明了《清言》的作者是鄭仲夔，而且對他的生平和其他著述都有介紹。王重民在《中國善本書提要》中，對鄭仲夔的介紹，就是引用《上饒縣志》中的相關材料：“仲夔字胄師，崇禎貢生，師事王夢旸。仲夔與費云仍、董思王號南屏三子。游大江南北，馬君常、歸子慕輩爭與締交。有《清言》若干卷，《質草》若干卷、《耳新》八卷、《冷賞》八卷行于世?！盵5]再如《研堂見聞雜錄》的作者王家禎，由于清代文網迭密，傳鈔者懼禍，不敢著錄作者姓名，因此這部筆記在流傳過程中多不著撰人或以“無名氏”的形式出現。但《太倉州志·雜記》中卻引“王家楨《見聞雜錄》”多條[6]。民國間馮超以《太倉州志》中引文與書中內容進行比較，認為“辭雖刪節而事實則無以異”，又結合王家禎的生平，方才考證出《雜錄》當為家禎手筆[7]。還如著有《河上楮談》三卷、《汾上續談》一卷、《浣水續談》一卷、《游宦余談》一卷的朱孟震，《四庫全書總目》對其介紹甚略，只有“孟震字秉器，新淦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8]數語，而《江西府志》卷二十三之《官業三》《同治新淦縣志》卷八《人物志·宦業》言之甚詳。這對我們全面了解朱孟震的生平事跡，進而研究其文言小說具有重要意義。即便是正史中著錄生平的小說作者，方志文獻也可補正史資料之不足。

運用方志文獻還可訂正某些小說文獻的訛誤。野史和其他一些資料往往不嚴謹，道聽途說，甚至虛構，存在不少訛誤。而方志資料相對比較真實，對我們訂正某些小說文獻的訛誤大有裨益。如關于《觚賸》的作者鈕琇的生平事跡，如《清人詩集敘錄》謂鈕琇“初知江南項城(應為河南項城——引者)。調陜西白水，轉沈丘。二十八年，為蒲城知縣，坐逸囚，左遷，越數年，至于廣東高要”[9]。而《民國白水縣志》云:“鈕琇字玉樵，吳江拔貢生。初任河南項城，以憂歸?？滴醵吣攴I補白水，以嚴明著。壬申歲大祲，奸民乘機劫掠，繡執法窮治，境內肅然。又請發內帑三千金、楚糧五百石以賑，流亡遂集?，L遇事剛決，存心平恕，故民無怨者。性好游覽，所至輒采錄風土軼事，名曰《觚賸》。其《秦觚》一編，則宰白水時筆也。曾纂邑乘，后以事去，故弗成云?！盵10]可知鈕琇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丁憂期滿，補陜西白水令，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年)仍在白水令任上，因此，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不可能為蒲城知縣。結合康乃心《臨野堂尺牘題辭》云“歲在辛壬之交，關中大饑，鄰邑多盜起，蒲城尤熾，白晝持弓矢相攻劫，適其令缺，府上公(鈕琇)名于中承，檄往攝篆……”[11]可知沈丘、蒲城只是鈕琇兼攝之職。又查《乾隆白水縣志》可知，《民國白水縣志》中有關鈕琇事跡的記載抄錄自《乾隆白水縣志》[12]，應該是準確可信的。因此，《乾隆白水縣志》與《白水縣志》中關于鈕琇的文獻資料對我們正確了解鈕琇的生平十分重要。

總之，由于小說作者的身份大多不顯，正史中少有小說作者資料，而方志文獻正可補小說作者生平研究之不足，我們在小說作者研究中，必須高度重視方志文獻。

(三) 將方志文獻與小說文本進行對比研究可以提升小說研究的水平

在一些方志文獻中，不僅收入作者生平資料，還收錄了一些小說的原文或本事故事，在研究相關小說時，如果結合方志文獻中的相關文獻資料，可以使我們對小說的理解與把握更準確深刻。

如《河上楮談》中的《子澄有后》，講述黃子澄死難前后故事。而《江西通志》卷七十二人物七載有同一故事：“靖難初，子澄攜四子及一孕妾逃昆山，追捕甚急。有太守某者召諸子謀，令長子隨父就逮，而三子改姓田。孕妾復生一子。公死難后，太守求其尸葬蘇之馬鞍嶺，紀事于石，納于墓中。有貴官欲奪其地。訟之。官遣司理某勘之，至墓所，震雷一聲，挈碑石而出，始知為公墓。司理具牲醴設奠，貴官愧而止。今田氏代有顯者。隆慶中，妾之子孫始歸分宜云?！盵13]可知《子澄有后》是以真人真事為原型的。小說中“震雷一聲，挈碑石而出”的情節，在小說中顯得太神奇，如果沒有讀到《江西通志》中的這段文字，我們可能認定小說是作者虛構的。而通過比對小說文本與方志文獻，我們可以知道《河上楮談》的實錄特征，進而對朱孟震的創作風格也有明確的認識。

又如《觚賸》中寫得頗為成功的傳奇體作品《睞娘》，其故事在《盛湖志》中易睞娘傳中有簡略記載；而《笠澤古柏》則全篇為《震澤縣志》收入，卜舜年之小傳亦為《盛湖志》所引用?！鄂嫛分羞€有一些篇章也被《震澤縣志》《吳江縣志》收入。研究這些小說時，通過比較研究方志文獻與小說文本，更能發現小說與傳記的不同特點，對把握小說的思想藝術特征頗有裨益。將方志文獻與小說文獻進行對比研究，顯然能夠提升小說研究水平。

方志文獻資料有時還可能突破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瓶頸，推動某些研究的進展。如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就引用了顧頡剛在《江南通志》中查到的資料，由此推斷出曹雪芹的生平籍貫，使紅學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

二、運用方志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應該注意的問題

在20世紀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中，魯迅、胡適、趙景深等運用方志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績，積累了不少成功的經驗。但即便是魯迅、胡適這樣的大家，在運用方志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時也有一些失敗的教訓。因此，在運用方志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時應該吸取前人的經驗與教訓；要注意廣泛搜集方志文獻，審慎選用方志文獻，要將方志文獻與其他文獻相結合進行綜合考察。

(一) 廣泛搜集方志文獻

中國方志文獻十分豐富?！暗胤街緸橹袊墨I之大宗，其數量之巨，門類之廣，傳承之久和庋藏之富，在文獻領域中，幾無有能與其倫比者?！盵14]保存下來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中國方志，數量十分驚人，據統計，現存于世的中國方志至少有9000至1萬種左右。1985年出版的《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記錄了我國190個較大圖書館的館藏，共有1949年以前編纂的省、市、府、州、縣、鄉鎮志8264種。這些方志包括宋元明方志、清代方志與民國方志，以清代方志最多。另據1993年出版的《中國新方志目錄》統計，從1949年到1992年底，已出版的各種基層志及專志達8000種以上。此外，還有《漢唐方志輯佚》從類書、地志、子書、史籍中輯出的440種漢唐方志，有全國總志類如《括地志》、《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大明一統志》、《讀史方輿紀要》等，有全國各地通志、府州志、縣志、鄉鎮志、山水志、寺廟志、園林志等方志。這些方志文獻中存有大量小說文獻和小說作者資料，因此，地方志是研究小說及其作者的文獻寶庫，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及其作者，必須廣泛搜集方志中的相關文獻資料。

首先，在搜集整理方志中的小說時，要最大量地占有相關文獻資料。四庫館臣就承認方志與“小說”之間的關系，《四庫全書總目》云：“《元和郡縣志》頗涉古跡，蓋用《山海經》例?！短藉居钣洝吩鲆匀宋?，又偶及藝文，于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觴?！盵15]方志中的小說，一般都是民間傳說故事，主要保存在方志的“風俗志”“輿地志”“風物志”“僧道寺觀志”“人物志”“藝文志”等文獻之中。由于方志中的小說一般分散在各種地方志文獻中，這就需要我們廣泛搜集地方志文獻，盡量將方志中的小說收集完備。在這方面，趙景深的經驗值得借鑒。趙景深大量運用方志文獻資料，在中國古代小說戲劇研究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較早意識到方志在戲曲研究中的功用，發現“有些曲家雖見于《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但方志中所載，大都是家傳巷說，有許多材料可補《元史》、《明史》和《清史稿》之不足”[16]。于是，在葉德均的建議下運用方志搜集戲曲作家資料。從1942年起，他大量翻閱地方志輯錄了元明清戲曲家的相關資料，先后寫成《方志著錄明清曲家考略》、《安徽曲家考略》、《安徽曲家續考》(上、下)。1963年，他又指導和幫助張增元開始從方志中收集元明清曲家的資料，1979年，兩人的成果合編成《方志著錄元明曲家小傳資料》一書，為編寫中國文學史、中國戲曲史填補了不少曲家小傳資料空白，為深入研究元明清三代戲曲提供了許多值得參考的新材料。我們在搜集整理方志中的小說時可以借鑒趙先生的方法，廣泛搜集地方志文獻，盡量將方志中的小說收集完備，為系統研究方志中的小說打下扎實基礎。

其次，有些小說作者，尤其是在多地為官的小說作者，其生平事跡不只是在其籍貫地的方志中有記載，在其為官的地方的方志文獻中亦有記載。這就需要我們全面系統地搜集與作者的有關的全部方志文獻，搜集相關的方志文獻資料，才有可能全面準確地考辨作者生平。前面所述小說家鈕琇生平考證就是很好的例子。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小說作者中比較普遍，我們在研究小說作者時必須高度重視。

在廣泛搜集相關文獻資料時，只有將方志文獻資料與其他相關文獻資料結合起來，才能促進小說作者的生平思想研究，探討其小說的思想藝術特色，提升小說研究水平。趙景深在《明末曲家沈自晉》、《明代二戲曲家小考》、《雜劇三編與無錫曲家》、《容居堂傳奇三種》、《張大復的傳奇》、《跋沈自征的生平》、《鄭若庸的〈玉塊記〉》、《龍燮的〈江花夢〉》、《花里鐘傳奇》等論文中便廣泛運用了方志文獻。后來，趙景深在小說研究中也十分重視方志文獻。如在《〈獅吼記〉雜采諸小說》、《關于〈水滸記〉的作者》等文章對小說作家生平的考述中都大量引用了方志文獻，使其考證研究更為扎實。

(二) 審慎選用方志文獻

在運用方志文獻進行小說研究時，經常會發現方志文獻資料與其他文獻資料相互抵牾的情況，需要我們審慎處理，否則就可能出現錯誤。如對《西游記》作者的判定，前人因為不審慎而頻頻出錯?！段饔斡洝返淖髡咭幌蛭匆娭?，前人曾誤認為道士丘處機作。清代有人從《淮安府志》里找到了吳承恩著有《西游記》的記載，就把《西游記》的著作權判歸給他。胡適先生和魯迅先生則對吳承恩說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考證。他們根據天啟《淮安府志》之《人物志·近代文苑》及《藝文志·淮賢文目》、康熙《淮安府志》十一及十二、同治《山陽縣志》之《人物》及《藝文》、光緒《淮安府志》之《人物》及《藝文》，以及丁晏《石亭記事續編》、阮葵生《茶余客話》、吳玉搢《山陽志遺》等書所載與此相同或相關的內容，認定《西游記》作者是吳承恩。后來俞平伯發現清初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把吳承恩的《西游記》列在地理類，便產生疑問。近年來不少學者又作了進一步研究，提出一些補證，證明《千頃堂書目》是不收近體小說的。魯迅、胡適當年考證《西游記》作者是有其歷史功績的，他們對“丘作說”的辨偽已成鐵案；雖然關于吳承恩著《西游記》有思慮未周的地方，但他們運用方志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小說及其作者的方法值得借鑒。同時也告誡我們，在運用方志文獻進行小說研究時，采取審慎的態度非常必要。

在選用方志文獻研究小說作家生平時，必須高度重視同名同姓現象，避免陷入“同姓名陷阱”。在方志文獻中，經常有同名同姓但不同人的現象，即便是同一地區的方志，也有這種情況，如果不加考辨，極易出現張冠李戴、郢書燕說的錯誤。對這個問題，王齊洲先生有精彩的論述，他說：

因為中國人的姓氏有限，古今同姓名者太多，很容易落入“同姓名陷阱”。例如，宋元以來就有不少張尚德，僅以方志所載，南宋紹興十五年乙丑(1145)榜中有閩人張尚德，淳祐十年庚戌(1250)榜有閩人張尚德(以上見《福建通志》)，咸淳六年庚午(1270)解試有江西廬陵人張尚德(見《江西通志》)，明建文四年壬午(1402)鄉試榜有湖廣江夏人張尚德(見《湖北通志》)，嘉靖間舉人有四川合州人張尚德(見《四川通志》)，此外，元人宋褧《燕石集》有《送張尚德還長沙》，此人“家住古長沙”；傅若金《傅與礪詩集》有《送張尚德之銅山巡檢》，其為庚申(1320)鄉貢，渝人。而為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作《引》的張尚德則是“關中”人。即使是同一時期，同姓名者也大有人在，以明代為例，李春芳為《新刻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和《重刊精忠錄》作序，而前者署晉人羲齋李春芳，后者署“海陽李春芳”，一為山西人，一為山東人，顯然并非同一人。同時，還有與吳承恩有交情的江蘇興化李春芳。再如明末陳禹謨有文言小說《說麈》，而同時的陳禹謨至少有4個:一為江蘇宜興人，隆慶元年(1567)丁卯科舉人；一為湖廣夷陵(今湖北宜昌) 人，隆慶四年(1570)庚午科舉人；一為浙江仁和人，萬歷五年(1577)丁丑科進士；一為江蘇常熟人，萬歷十九年(1591)辛卯科舉人。如果我們以姓名來斷定他們的身份，或附會某一著作，那一定是“張冠李戴”“郢書燕說”。[17]

王先生這段話意在強調“僅以查找作者姓名來確定作品的著作年代從方法上來說是十分危險的”，用這種方法并不能確定《三國志演義》的成書時間，對我們審慎運用方志文獻來研究中國古代小說作者很有啟發和借鑒作用。

(三) 將方志文獻與其他文獻相結合

在運用方志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時既要審慎選用方志文獻，又要在全面系統搜集有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將方志文獻與其他相關文獻資料結合起來，相互比對，縝密思考。在這方面，趙景深為我們作出了示范。趙景深對《野叟曝言》的作者的判定，就注意將方志文獻與其他文獻相結合。他在《江陰縣志》中找到了有關證據后，又實地探訪搜集其他文獻。他說：“關于《野叟曝言》的作者夏二銘，我曾特地到江陰去訪問過夏氏的后裔，找到《夏氏宗譜》和《浣玉軒詩文集》，我就據以寫成年譜?！盵18]為后人進一步研究夏二銘與《野叟曝言》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他還利用方志文獻與其他文獻互證，糾正了魯迅和胡適兩位大家的一些錯誤。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有言：“宋遺民龔圣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自序已云‘宋江事見于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今高李所作雖散失，然足見宋末已有傳寫之書?！盵19]趙景深引用明陳宏緒《寒夜錄》、《杭州府志》及《圖繪寶鑒》中的文獻資料不僅考證出高如并非人名，還考證出李嵩是畫家而不是小說家，糾正了魯迅和胡適兩位大家的錯誤。他解釋道：“魯迅以為南宋高如李嵩寫過《水滸》故事，其實‘高如李嵩’乃‘高明如李嵩’之意。李嵩是畫家，他畫過《水滸》三十六人的像，龔圣與的像贊就是寫在他的畫上。所謂傳寫，并非‘傳鈔寫錄’，而是‘傳神寫照’的意思?！对x》的插圖常有題作‘仿李嵩筆’的?！盵20]這一解釋在后來的《水滸》研究界獲得廣泛認同。

在對中國古代小說作者生平的考辨中，我們也要在全面系統搜集有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將方志文獻與其他相關文獻資料結合起來，相互比對，縝密思考。如關于小說集《觚賸》的作者鈕琇的字號，各種文獻資料并不一致?！肚迨妨袀鳌もo琇傳》及近年出版的許多小說史著作都著錄為：鈕琇，字玉樵，江蘇吳江人?！睹駠姿h志》亦云:“鈕琇字玉樵，吳江拔貢生?！盵21]而《書鈕書城公治縣事》則曰:“公姓鈕氏，諱琇，字書城，號玉樵?！盵22]再查《江蘇詩征》對鈕琇字、號的著錄，則云:“鈕琇，原名泌，字書城，一字玉樵?！盵23]兩書中對鈕琇字、號的著錄正好相反。而《清人詩集敘錄》則曰:“琇，原名班，字玉樵，一字書城?！盵24]又查《黃鈕同宗譜》，則有:“宏儒三子:琇，字玉樵，號書城；次子璧，字玉舟；三子名憬，字玉海?！本C合上述文獻，我們可知鈕琇兄弟都是玉字排行，那么《江蘇詩征》的“原名泌”似乎不如《清人詩集敘錄》的“原名班”可信，而玉樵也只能是作為鈕琇的字而存在，至于“書城”當為其號。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雖然方志文獻在史志子部著錄的小說與白話通俗小說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文言小說的作者，即便未中舉人、進士，未入仕途，也往往是秀才，在當地是有名的文人，一般在方志中都有記載，其文言小說集也會收入方志的藝文中。而通俗小說，方志編寫者往往不屑編入藝文中，因此，方志文獻在文言小說研究中的空間更大。

*本文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二十五史〈藝文志〉著錄小說資料輯錄》【11ZDB062】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張三夕：《中國古典文獻學》，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67頁。

[2] 辛谷：《“方志小說”探源》，《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第97頁。

[3] 錢道本：《方志小說:一種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中國地方志》2015年第5期，第26頁。

[4] 參見陸林：《〈中國文言小說總目提要〉初讀——有關作者史實缺誤商兌補苴》，《文學遺產》2001年第1期，第23～25頁。

[5]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7頁。

[6] 參見王祖畬等：宣統《太倉州志》卷二十七《雜記上》，《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影印民國八年(1919年)刻本第18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516～518頁。

[7] 參見王家禎：《研堂見聞雜錄》，《明清史料匯編》影印《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本第59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64頁。

[8]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705～1706頁。

[9] 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第485頁。

[10] 梁善長:乾隆《白水縣志》卷三“官師傳”，《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第253頁。

[11] 康乃心：《臨野堂尺腆題辭》，《臨野堂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45，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178頁。

[12] 梁善長:乾隆《白水縣志》卷三“官師傳”，《中國地方志集成》第26 冊，影印民國十四年(1925年)鉛印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第489頁。

[13] 謝旻等：雍正《江西通志》卷七十二《人物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頁。

[14] 來新夏：《地方志與文學研究》，《中國地方志》2007年第2期，第39頁。

[15]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八，史部地理類類序，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94 頁。

[16] 趙景深，張增元：《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頁。

[17] 王齊洲：《〈三國志演義〉成書時間新探——兼論世代累積型作品成書時間的研究方法》，《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8頁。

[18] 趙景深：《中國小說叢考》，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第2頁。

[1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101頁。

[20] 趙景深：《中國小說史略旁證》，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0頁。

[21] 梁善長:乾隆《白水縣志》卷三“官師傳”，《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72年，第253頁。

[22] 張士元:《嘉樹山房續集》卷下，清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23] 王豫輯:《江蘇詩征》卷一百十六，清道光元年焦山詩徽閣刻本。

[24] 袁行云:《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第4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