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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業主義視角下的“女大學生失聯”報道

2017-03-09 07:28吳思佳
紅河學院學報 2017年2期
關鍵詞:失聯大學生

吳思佳

(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外語系,安徽蕪湖 241002)

新聞專業主義視角下的“女大學生失聯”報道

吳思佳

(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外語系,安徽蕪湖 241002)

新聞專業主義要求媒體擺脫政治因素的影響和商業利益的誘惑,以客觀、中立、平衡等專業化的手法來從事新聞傳播活動。以這一理論來觀照當前的“女大學生失聯”報道,可發現其中普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悖離客觀報道原則,敘述上表現出獵奇傾向;二是違背平衡報道原則,過分突出事件中的危險因素;三是在對事件原因進行分析時有失偏頗——將主要責任歸于受害者自身,造成苛責受害者的社會輿論?!芭髮W生失聯”報道中敘述的獵奇化、分析的片面化和內容的失衡既有損媒體自身的專業性與權威性,也不利于受眾對事件形成客觀、全面的認識和理性、公正的判斷。

新聞專業主義;女大學生失聯;客觀性;平衡性;公正性

自19世紀30年代便士報出現以來,為與黨派報紙劃清界限,客觀、中立地報道新聞,全面地反映現實生活,平等地呈現不同觀點等一系列操作規范逐漸為新聞從業者所采用。到19世紀60年代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獨立報刊出現后,“新聞專業主義”作為實踐經驗的理論升華被提出,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包括上至倫理道德下至操作方法層面的諸多信條、原則和規范,且隨著傳播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豐富。盡管學界迄今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內涵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認識,但它的價值指向是明確的,它追求的是新聞職業的專業化,是要使媒體在與政府和經濟利益集團的關系中獲得自治,擺脫對它們的依附,成為“負責任的公共傳播者”[1]47。歷經近兩個世紀的發展,在今天,新聞專業主義已內化為新聞從業者的自覺追求,有學者比喻說,對媒體而言,它像空氣一般稀松平常,又像神諭一般天經地義。[1]46

一 獵奇色彩濃厚,有??陀^性原則

按照美國新聞史學家邁克爾·舒登聲的意見,客觀性既是一種道德理想,同時又是一整套報道、編輯實踐,以及清晰可見的寫作樣式。[2]69就前者而言,它要求記者以超然和中立的態度對待新聞事實,盡可能完全真實地反映現實;就后者而言,它是指報道者在報道新聞時不宜直接在新聞中表達自己的觀點和傾向性意見,而是采用客觀敘述的方式,通過報道的事實的內在邏輯力量來對讀者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3]52盡管這套客觀報道原則已為新聞從業者廣泛接受和遵循,但在實際的新聞傳播活動中,記者和編輯們仍經常面臨這樣一種困境:一方面要忠于事實,一方面報道又要生動,最后在動筆時,生動活潑仍然占了上風。[2]74具體到女大學生失聯事件的報道,就是在報道中刻意打造曲折離奇的情節,突出性、金錢和暴力等元素,以滿足受眾的獵奇心理。

以《華西都市報》2015年2月13日刊登的《女大學生失聯58天私奔了?躲債了?留給父母一本日記一串謎》為例來看,該報道由“最后一面”“日記謎團”“自動退學”“焦急尋女”和“謎團日記”五個段落構成,其中反復出現“日記”和“謎團”這兩個詞語。報道導語和第二部分的主體內容都是對女孩日記的概述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猜想,而報道的最后一部分則直接公布了女孩日記中的片段,主要涉及她與男友同居、懷疑隱私被人偷拍的內容。報道全文3千余字,其中竟有兩千字與女孩日記相關,與其說報道者是在冷靜、客觀地敘述女大學生徐某失聯的事實不如說他在講述一個圍繞失聯女孩日記而展開的推理故事,女孩和父母的痛苦經歷經過一番故事化的處理后變成了勾起讀者好奇心的噱頭。這篇報道不斷重復日記中與“男女關系”“隱私偷拍”“向網友借錢”有關的內容,再加以“私奔”“躲債”“羞于見人”等主觀傾向明顯的猜測,其目的無外乎是為了誘發讀者有關“性”“金錢”的聯想,從而滿足大眾的獵奇心理。再如《錢江晚報》于2014年7月29日和7月31日曾分別刊登《照片里的漂亮女大學生 來甬打暑期工失聯一周》和《來自廣西失聯的漂亮女大學生找到!》兩篇報道,兩則報道的標題中都出現了“漂亮”這一形容詞,第一則報道同時還配發了女孩的四張生活照?!顿F州商報》2015年3月27日刊登的《女大學生失聯溺亡》中對遇事女大學生有這樣一番描述:“易鳳梅長相甜美……今年只有19歲?!迸髮W生的失聯與其長相并無必然聯系,但上述三則報道都特別強調女大學生“漂亮”的外貌特質,其導向性不言而喻。

“女大學生失聯”報道的獵奇傾向反映出新聞媒體當前面臨的雙重困境,一是在追求商業利益和客觀反映現實之間的糾結,一是具體報道寫作中客觀性和趣味性難以兼顧。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媒體雖仍保持事業單位屬性,采取的卻是企業經營方式,部分媒體為追求經濟效益,開始奉行眼球效應至上原則,女大學生失聯事件中的曖昧與暴力元素因此成了他們吸引讀者的噱頭。另一方面,受制于自身寫作能力的局限,也有些記者無法在寫作中把握好趣味性的度,為避免枯燥的平鋪直敘就滑向了言語低俗、敘事媚俗的另一個極端。要提高“女大學生失聯”報道的客觀性,報道者必須做到兩點,一是重新認識客觀性之于新聞作品的重要性,以客觀報道原則規范新聞生產的每一個環節,在寫作中避免使用帶有主觀偏見和誘導性的語言;二是在此前提下,通過不斷變化寫作方式——如采用倒敘、插敘等不同結構方式,使用更曉白流暢的語言或是尋找獨特報道視角等——來增強報道的可讀性,如《女大學生返校失聯11天發生了什么》(《遼沈晚報》2014年9月1日)由失聯女孩父母反思“孩子網絡交友該不該嚴管”的角度切入,這一獨特視角使它與大部分開門見山講述失聯經過的報道形成區別,同時更能引發面臨相似問題的讀者的共鳴。

二 過分突出危險因素,有悖平衡性原則

對平衡報道的最狹義的解釋就是簡單地表示“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的一種不偏不倚的手段,但隨著新聞理論研究和實踐的深入,平衡報道原則的內涵發生變化,不再單純強調報道量上的平均分配,開始強調新聞報道在內容和論調上的中立、不偏不倚,即“以一種不表態的方式探討問題”。[4]然而,就當前的“女大學生失聯”報道來看,普遍存在著這樣一個問題,即對于女大學生失聯事件中的危險因素作詳細的描述,而對于警方的解救行動和女大學生安全回家的結果則往往一筆帶過。報道內容失衡折射出的是報道者存在著預設立場——他們試圖通過這些報道傳遞出“現實社會充滿危險”的訊號。

以《南風窗》于2014年9月15日刊登的《山東女大學生被綁架性虐調查》為例,報道中配發了一幅新聞漫畫,漫畫的主人公是一名年輕女性,她蜷縮成一團蹲在地上,身上僅穿著內衣,全身傷痕累累。報道正文由“遭遇”“誘捕”“黑暗”和“還可以有什么樣的結果”四部分構成。第二部分用將近千字的篇幅講述女大學生小金在濟南火車站遭嫌疑人代某搭訕及至被他誘騙上車的經過,期間,記者將代某的作案行為比作“誘捕”,女大學生小金則被比作“獵物”。報道的第三部分進一步敘述小金在被綁架期間的遭遇,包括代某如何多次性侵她,“大約4天的時間里,他對小金實施了捆綁、堵嘴、毆打、恐嚇和強奸,并利用性藥品和性工具對小金進行多次性虐待?!边@篇報道一方面著力展現人性的惡、社會的險,甚至直接將犯罪分子比作“獨狼”,將女大學生比作“小綿羊,并對她們的命運做出悲觀的預測,“哪怕遇到的只有一只狼,危險也是百分之百?!绷硪环矫?對于熱心搭救小金的網友、對七賢派出所為解救小金所作的努力卻輕描淡寫。此外,還有一些媒體以新聞鏈接、新聞綜述的方式集中展現一段時間內的女大學生失聯事件。如《新快報》 2015年9月23日刊登的《廣州10天連發3起女大學失聯各高校紛紛加強安全教育》,在文末提供了“近3個月來大學生失聯報道”的鏈接,共羅列了11起女大學生失聯事件;《常州日報》2014年9月8日在同一版面集中編排《河北失聯女大學生獲救她已身陷山東傳銷窩點》和《河南失蹤女大學生遇害鄰居強奸未遂后殺了她》兩則新聞。

美國傳播學者李普曼曾提出“虛擬環境”的概念,他認為媒體為大眾創造了一個混合 “偶然的事實”和“創造性的想象”的虛擬環境。[5]而那些刻意突出女大學生失聯事件中的危險因素的報道無疑就是在受眾和現實世界之間楔入了一個帶有濃重恐怖色彩的虛擬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女大學生頻頻失聯,警方對此束手無策,她們的結局往往是慘遭毒手。這種虛擬環境阻礙了受眾對女大學生失聯的真實情況獲得客觀、全面的了解,將偶然事件夸大為常見現象,使大眾產生“社會充滿危險因素,女大學生身處其中猶如待宰羔羊”的錯誤認識,進而導致公眾對這類事件產生過度恐慌,形成消極的社會輿論。要想重建“女大學生失聯報道”中內容的平衡,報道者在新聞寫作中必須正確處理個別事實與總體事實關系,要認識到個別不等同于總體,即使簡單地相加也不等于總體,[6]在對女大學遭遇的危險這一枝節性的事實進行描寫的同時,必須要同時展示絕大多數女大學生生活在安全環境中以及大部分失聯女大學生都被警方成功解救或以其他途徑安全回家的總體事實。如《新華每日電訊》2014年9月1日就曾刊文提醒“不必渲染‘女大學生遇害’事件”,稱“這好比車禍,雖時有所聞,但畢竟是小概率事件”,媒體中如能多一些這樣的聲音,將有利于大眾更加全面和理性地看待女大學生失聯事件。

三 片面苛責受害者,有悖公平性原則

女大學生失聯的原因是多樣化的,因搭乘黑車遇險、被傳銷組織控制以及主動與親友斷絕聯系是其中較常見的三類?!渡糖鹨慌髮W生網戀失聯 警方出租屋內找到網友》(《漯河晚報》2016年4月12日)中的女大學生朱某因網戀而私赴外地見網友,《女大學生留下退學申請書后失聯》(《海峽導報》2015年10月12日)中的女大學生毛某因厭學和性格內向而選擇與家人、老師不告而別,這些都屬于“主動”失聯。再如《寧大“失聯”女大學生安全返家》(《寧夏日報》2015年1月19日)中的女大學生黃某、《川陜公安聯手 達州失聯女大學生獲救》(《華西都市報》2016年2月26日)中的女大學生小美都是被騙入傳銷組織而失聯的。就這幾起事件來看,它們反映的是大學生愛情觀不成熟、傳銷勢力進入高校行騙等社會問題,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有關女大學生失聯的反思性報道中,很少有報道針對上述問題展開思考,絕大部分報道都將失聯的責任簡單地歸于女大學生安全意識的缺乏。其中,《廣州10天連發3起女大學失聯 各高校紛紛加強安全教育》(《新快報》2015年9月23日)和《1個月全國19名女孩失聯包括9名女大學生》(《法制晚報》2014年9月13日)中的觀點非常具有代表性。這兩篇報道都以引用專家觀點的方式來分析女大學生失聯的原因,前者引述廣東警官學院治安系教授荊長嶺的發言,“因家長們從小到大的細心呵護,導致現在很多大學生學習能力強,但生活自理能力差……進入一個新環境后,生活能力差,社交能力差,防御風險的能力更是薄弱,令人擔憂?!焙笠黄獔蟮绖t數次引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的觀點,如“女孩在夏天一般穿得較少,也會讓有些不法分子萌生歹意,這也是事件集中爆發可能因素之一?!薄叭绻谶@些高危時間或空間出行,就一定要有極強的自我保護意識?!薄坝行┡酝容^貪小便宜,愛計較。有時候我們自身的一些弱點也很容易成為被害的原因……”等。

公正報道原則的實質在于體現新聞報道的公平與平等,體現傳播者在新聞報道中的無私與正直。鄭保衛將公正報道原則的內涵概括為5點,其中包括“報道者不應當隨意發表影響某個人或某個機構的名譽或道德品質的非官方的指責和控告,而又不給被控告者以知曉和申辯的機會”。[3]53依照這一觀點來看,某些報道一方面借專家、警方之口批評女大學生生活自理能力差、愛貪小便宜、衣著不當,片面強調她們自我保護意識薄弱,另一方面卻忽視了交通設施不完善、傳銷組織打擊不力、情感教育缺失等社會性因素,也沒有給予女大學生本人以申辯的機會,這種做法是有悖公平性原則的?!芭髮W生失聯”報道中的一面之詞不僅可能導致女大學生心理上的自我封閉和在社交生活中的信任感缺失,同時也使得受眾對這類事件的認識猶如“管中窺豹”,只能見其一斑,形成對受害者不公平的社會輿論。要改變相關報道中的不公正現象,報道者當針對每一個具體事件進行廣泛和深入采訪,要聽取不同人群尤其是當事人自身的觀點、意見,不能只采訪少數幾位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就草草了事,以為他們的觀點就能代表普遍立場;更要獨立、深入地思考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不能受從眾心理影響而人云亦云,尤其應當從制度層面入手尋求對策,就如何加強市政交通建設和社會治安管理,加大對傳銷活動的打擊力度,重視青春期女大學生的心理和情感教育等方面的問題提出建議。比起一味苛責受害者,內外因兼顧的分析才切中肯綮,觀點也才更為公正有力。

縱觀當前的“女大學生失聯”報道,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就在于敘述方式的獵奇化、信息呈現的不平衡以及對事件原因的分析有失偏頗,這三方面問題從本質上來說都是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悖離。新聞專業主義理論是在新聞職業專業化的基礎上提出的,它始終以要求新聞機構提供獨立、公正、客觀的新聞產品為目標,并在這一目標的指導下不斷總結、提出各種具體的操作規范以指導從業者更為專業地從事新聞傳播活動。時至今日,不論是對于傳播者來說,還是對讀者而言,新聞專業主義都已深入人心,成為評價新聞作品質量的主要標準。媚俗、充滿偏見的新聞雖能迎合受眾一時的口味,但終究會失去市場,因此,悖離新聞專業主義對于媒體來說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短視行為,相關媒體在對女大學生失聯事件的報道中應盡快重回客觀、公正和平衡報道的正軌。

[1]胡翼青,汪睿.新聞專業主義批判:一種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角[J].現代傳播,2013(10).

[2]黃旦.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3]鄭保衛.客觀與公正原則[J].采寫編,2007(2).

[4]劉敏.新聞報道中平衡原則的基本涵義[J].新聞傳播,2015(12):90-91.

[5]沃爾特·李普曼.公眾輿論[M].閻克文,江紅,譯.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12.

[6]艾豐.新聞寫作方法論[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67.

[責任編輯張永杰]

Missing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Reports in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Perspective

WU Si-jia

(Anhui Business and Commerce College, Wuhu Anhui 241002,China)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journalistic specialization, which requires the media to be independent and responsible public communicators. The current missing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reports hav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First, dep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e reporting, shows curious tendency on narrative; Secondly, departing from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reporting, undues prominence to the risk factors; Thirdly, blaming the misfortune on the victims themselves, causing public opinion to blame the victims too.Unbalance and the novelty tendency of the content with bias of the reporters affacts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authority of the media and also is harmful to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fair judgment of such cases.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Missing of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Objectivity; Balance;Fair

G212

A

1008-9128(2017)02-0072-03

10.13963/j.cnki.hhuxb.2017.02.018

2016-06-23

安徽省教育廳2015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項目:大數據時代皖江城市帶創意產業發展與城市形象建設互動研究(SK2015A640)

吳思佳(1984-),女,安徽樅陽人,講師,碩士,研究方向:新聞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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