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影視劇與寶黛愛情主題簡論

何衛國

《紅樓夢》影視劇與寶黛愛情主題簡論

何衛國

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是《紅樓夢》影視劇最為突出的主題。早期紅樓電影多體現寶黛的自由愛情與封建倫理道德的矛盾沖突。越劇電影《紅樓夢》強化了寶黛的叛逆性格與封建勢力的沖突，階級意識色彩較為明顯?！缎录t樓夢》與《紅樓新夢》等故事新編影片，將寶黛愛情悲劇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制度下金錢的罪惡。1987版電視劇淡化了寶黛愛情在全劇中的分量，為這一悲劇提供了更寬廣的社會背景。

《紅樓夢》；影視改編；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

《紅樓夢》的影視改編史已近百年。影視改編的首要工作，可能就是確定改編作品的主題。正如孔雀版《紅樓夢》的導演程樹仁所說：“吾人既用無數精神及許多金錢來攝制《紅樓夢》，自當于萬事之先，為《紅樓夢》定一個高尚之劇旨?！盵1]《紅樓夢》“大旨談情”(第一回)*本文所引《紅樓夢》情節與具體文字，均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均隨文標注回數。，縱覽紅樓影視劇，“情”的主題一以貫之。其中，雖也有“紅樓二尤”以及“小人物”的愛情故事，但整體而言，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本文簡稱為寶黛愛情主題)無疑是改編的中心。受時代背景、改編者的個人喜好等因素的影響，紅樓影視劇中的寶黛愛情主題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早期紅樓電影與寶黛愛情主題

我國早期電影與戲曲淵源甚深，早期紅樓電影多借鑒紅樓戲、紅樓說唱文學。清代諸多續書、戲曲、說唱文學大多以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為主線。第一個紅樓戲文本創作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即小說《紅樓夢》印本刊行的第二年。江蘇泰州文人仲振奎根據小說第二十七回、第二十八回的情節改編了《黛玉葬花》一折，目前沒有發現這個戲的刊本流傳，但從仲振奎《紅樓夢傳奇》序言中，可推知其劇情要略：“壬子(乾隆五十七年，1792)秋末，臥疾都門，得《紅樓夢》于枕上讀之，哀寶玉之癡心，傷黛玉、晴雯之薄命，惡寶釵、襲人之陰險，而喜其書之纏綿悱惻，有手揮目送之妙也。同社劉君請為歌辭，乃成葬花一折?！盵2]56此外，吳蘭徵的《絳蘅秋》也將重點放在了寶黛釵三人情感糾葛上。因此，夏寫時說：“自第一部‘紅樓戲’起，《紅樓夢》故事就明確無誤地才子佳人化了?！盵3]

早期紅樓電影基本以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為中心，突出寶黛的自由愛情與封建倫理道德的矛盾沖突，控訴封建家長對青年兒女人性的壓抑。

上海復旦影片公司1927年攝制的電影《紅樓夢》(以下簡稱復旦版)，雖有強烈的夢幻意識，但這種“人生如夢”的感覺來自情愛的幻滅。寶黛愛情悲劇的曲折發展與王熙鳳三次設計喪三命(賈瑞、尤二姐和林黛玉)是影片表現的兩大重心。上?？兹赣捌?927年攝制的電影《紅樓夢》(以下簡稱孔雀版)的導演程樹仁是我國第一代修習電影的留學生，從小愛讀《紅樓夢》，加盟“孔雀”后即有意將它改編成電影。為此，他仔細研讀了胡適有關《紅樓夢》的考證文章，決定以胡適的觀點作為拍攝《紅樓夢》的指導思想。程樹仁曾就《紅樓夢》的劇旨特地作了說明：

第《紅樓夢》作意諸說互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余意以此影彼，致使看客墮入云里霧中而無直接發生爽快之了解者，是為影劇所最忌。立意雖佳，不足取也。甚至牽強附會，怪誕不經之神怪迷信，吾輩俱受過高等教育，自矢為中華民國之新國民者，豈更有為之闡揚之理耶？由此觀之，胡適謂為作者曹雪芹自述身世之說誠可認為《紅樓夢》最高尚最有價值之劇旨矣。[1]

程樹仁認為“胡適謂為作者曹雪芹自述身世之說誠可認為《紅樓夢》最高尚最有價值之劇旨矣”，這是相對于索隱派等的“牽強附會，怪誕不經之神怪迷信”的觀點而論的，也可說是為《紅樓夢》電影的主旨確定了一個大的方向。但我們知道，胡適的“自述身世”說內容很寬泛，既有對家族盛衰的喟嘆，也有為“閨閣”立傳“大旨談情”的愛情悲劇的哀婉，還有歷經世態炎涼后的萬境歸空。因此，從這個角度而言，胡適并沒有為程樹仁提供現成的劇旨，孔雀版劇旨的確定，源于導演程樹仁對《紅樓夢》的把握。經過編導團隊的深思熟慮，孔雀版最終將劇旨落實到寶黛釵愛情悲劇主題上，且直接將矛頭對準了封建婚姻制度：

讀《紅樓夢》本事，不禁感慨于吾國婚姻舊制，首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兩端，而遂遺誤青年男女終身幸福者，不知凡幾。尤甚者，迫于父母之命，不得遂其私衷，至于身殉，不亦慘乎？夫父母之愛子女，出自天性，衣食瑣屑，無微不至，而獨于子女之婚事，則又苦苦把持，不聽自主，此又何也？噫！習俗相沿，積重難返耳！吾友程樹仁，有鑒于斯，編演《紅樓夢》一劇，采用《紅樓夢》中寶黛故事，以驚醒迷信舊婚姻制度之父母，提創婚姻自主，其亦改良社會之急圖歟！[4]

影片以現實人物曾友笛干涉女兒婚姻事開篇，以最終悔悟事收束，以曾友笛之夢引領我們進入紅樓世界?？兹赴嬖谔幚韺汍鞇矍樯?，與小說有些不同。小說中，寶黛愛情可謂是知己之愛，大致分為兩小無猜、漸起疑惑、盡釋前嫌等階段。賈寶玉因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而林黛玉背后聽到賈寶玉稱揚她從不說仕途經濟之類的混賬話，不覺又驚又喜：“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己矣。既你我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第三十二回)由此可見，寶黛的愛情以反對走傳統人生道路為基礎，他們追求的就是互為知己的愛情。但在影片中，導演卻將其處理成了寶玉愛“嬌小玲瓏”的妹妹，而且故作懸疑，將寶黛二人之間的情感敘述得一波三折。將寶釵對寶玉的愛戀，也處理成看中了寶玉的“既富且貴而又漂亮”。因此，影片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原著“木石前盟”與“金玉良緣”沖突的深層思想內涵，而有些流于淺薄的才子佳人之愛。影片著重描述了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用寶玉瘋、黛玉死、寶釵不得快樂、賈母后悔等情節作結，控訴了封建婚姻制度。

由于復旦版搶先搬上銀幕，先占商機，發行商要求將孔雀版影片改名為《石頭記》，而程樹仁不肯委曲求全。他解釋說：“我不肯另改為《石頭記》，良以我之攝制《紅樓夢》也經許久之研究，事事從藝術上著想，實不能與投機分子魚目混珠之徒爭一日之長短。欲講藝術，便顧不到營業；欲談營業，是不必講藝術?！盵1]程樹仁的堅持源于他對孔雀版《紅樓夢》劇旨的理解。程樹仁對《紅樓夢》劇名有過詳細的論述，他認為《紅樓夢》最能體現他的影片劇旨?；蛟S在程樹仁看來，《紅樓夢》與《石頭記》雖都曾為該書的書名，但二者在主題指向上卻截然不同?！都t樓夢》較之《石頭記》更能體現其以寶黛釵愛情婚姻悲劇反對舊式婚姻制度的主題。

此外，上海中華電影聯合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攝制《紅樓夢》(以下簡稱華影版)，編導卜萬蒼在“劇旨”說明中也強調：“《紅樓夢》一書，寫寶玉之多情，黛玉之薄命，正所以對舊式婚姻制度，作一當頭棒喝也，至于賈璉賈珍輩之不務正業，王熙鳳之貪鄙，則用以暴露當時權貴生活之奢靡，總之，本故事系寫貴族生活，及貴族家庭之腐敗耳?！盵5]但是從影片效果來看，貴族生活之淫靡并不是重點，而以寶黛愛情暴露舊式婚姻制度的罪惡為首要之劇旨。正因如此，該片雖然獲得了成功，但也不免招致“劇情過于簡單，老是處在三角戀愛的圈子中”[6]256的批評。1949年香港青華影片公司攝制的《紅樓夢》，也通過黛玉葬花、黛玉悲秋、寶玉哭祭瀟湘館及薛寶釵、鳳姐等之間的明爭暗斗[7]299的主線，突出了這一主題。

二、1949年以后《紅樓夢》電影與寶黛愛情主題

(一)1962年越劇版《紅樓夢》與寶黛愛情主題

1949年以后，極有影響的紅樓電影是1962年出品的越劇戲曲片電影《紅樓夢》(以下簡稱62越劇版)。為了改編《紅樓夢》，編劇徐進“開始學習各種《紅樓夢》戲劇作品，研讀《紅樓夢散套》、《紅樓夢傳奇》、清韓小窗鼓詞《露淚緣》以及京劇、錫劇、川劇、話劇各種改編本，以至彈詞開篇等”。通過學習，徐進發現要概括集中地進行《紅樓夢》的全景式改編，“必須把筆力使用在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悲劇上，這是矛盾最尖銳集中、最富戲劇性所在”。徐進“吸取前人改編經驗，加上自己碰壁教訓，反復構思，終于理出一些頭緒”，就是“要把小說內容容納在三四個小時的舞臺演出中，戲的主題范圍和描寫面就不可能要求像小說那樣寬廣。因而考慮從千頭萬緒中理出一條主線來，正是首要的”。徐進最終“確定以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悲劇作為中心，圍繞愛情事件，適當地擴大一些生活描寫，歌頌他們的叛逆性格，揭露封建勢力對新生一代的束縛和摧殘，也就是說把愛情悲劇和反封建精神糅合一起，編織成一條主線，從而選取小說中某些情節，融會貫穿起來，去體現原著小說的精神面貌”。[8]13-14

將寶黛愛情悲劇和反封建精神相結合，并不是徐進的首創，孔雀版電影其實也凸顯了這一主題。但將“愛情悲劇和反封建精神糅合一起，編織成一條主線”，確實是62越劇版的特色。改編者強化了寶黛的叛逆性格與封建勢力的沖突，意圖通過寶黛愛情的被毀滅來批判封建制度，表現封建社會必然滅亡的命運。這種政治批判立場，無疑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

62越劇版集中敷演了寶黛的愛情悲劇，編排了蕩氣回腸、悲喜交集的故事情節。從電影拍攝角度而言，無疑是成功的。但將《紅樓夢》豐富的主題內涵僅僅落實到寶黛愛情主題，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舒蕪曾指出，人們在看越劇《紅樓夢》電影時，感動得紛紛流淚，而“散場以后卻又覺得很不滿足”[9]。這種“不滿足”可能正是因為電影沒能承載《紅樓夢》復雜的主題。即使就寶黛愛情而言，寶玉、黛玉與賈母等的關系，并非影片所處理的階級對立關系那么簡單；而且，以寶黛愛情悲劇為中心的“情”的悲劇，正與賈府盛衰榮枯的家族悲劇以及由家族、愛情等引發的人生悲劇水乳交融。家族悲劇、人生悲劇與寶黛愛情悲劇一起才能成就《紅樓夢》“徹頭徹尾的悲劇”。該片并未觸及原著所折射出的社會及人生悲劇，從而使得作品思想不夠深厚。因此，越劇《紅樓夢》也與其他紅樓電影一樣，客觀上削弱了原著的思想內涵，展現了一個局部的《紅樓夢》。1978年，徐進在給這個改編本寫《重印后記》時反思，“我這個改編本存在的一個較大的缺點”，就是“過分渲染了寶玉與黛玉之間那種纏綿悱惻之情，這就限制了更廣、更深地去反映封建社會的興衰，達到更高的思想性”[10]166。

1962年，越劇《紅樓夢》在香港演出，受到港人的熱烈歡迎，也影響了香港電影《紅樓夢》的創作。邵氏1962年黃梅調電影《紅樓夢》、邵氏1977年電影《金玉良緣紅樓夢》，以及臺灣今日公司拍攝的《新紅樓夢》都深受62越劇版的影響。這幾部影片都選擇以寶黛釵愛情婚姻為中心，其劇情、場景設計、唱詞等多處借鑒62越劇版。在處理階級對立上，自然較之越劇電影要溫和得多。

(二)時裝片與寶黛愛情新編

《紅樓夢》自問世后，續書不斷，改編不斷。由于寶黛愛情的悲劇令人扼腕，憤懣者也不時對此結局加以改編，以滿足社會大眾大團圓的審美需求。比如，陳鐘麟改編的《紅樓夢傳奇》從寶黛的前世今生寫起，二人歷經悲歡離合，天上人間，最終在天上實現團圓。該劇改變了寶黛愛情的悲劇結局。萬榮恩曾云：“《紅樓夢》一書，言情也，記恨也。千古傷心，首推釵、黛，愛之憐之，悼之惜之?！盵11]350因此，他作《醒石緣》也津津樂道于“補恨”，令黛玉還魂，寶玉還俗，有情人終成眷屬，變悲劇為喜劇，為《紅樓夢》加上一個“光明的尾巴”。

紅樓電影改編還出現了另外一種改編方式，即將寶黛愛情故事重新處理編入當代，使紅樓電影一躍而為時裝片。

1951年，香港金城影片公司攝制黑白粵語時裝片《紅樓新夢》。該片把故事發生的背景改在當代，并對情節作了大量修改。其劇情大致是：寶玉在元宵舞會中，借放煙花向黛玉表白，暗戀他的寶釵妒恨在心。賈母壽宴上，自美國歸來的元春答應支持父親賈政開設投機公司。賈政為與薛蟠合作，答應以寶玉迎娶寶釵作為交換條件。直至婚禮當日，寶、黛仍蒙在鼓里。黛玉抱病聞鼓樂之聲始悉真相，病情惡化。寶玉揭開新娘面紗方知被騙。這時，薛蟠來告走私貨物被緝，賈政宣告破產。寶玉急忙往見奄奄一息的黛玉，黛玉在寶玉懷中溘然長逝。[12]342這部電影套用《紅樓夢》中的情節框架，其中還交織著賈璉湘云的愛情悲劇、晴雯的命運等，這只能算是故事新編了。

與此類似的改編電影還有1952年香港長城電影制片有限公司攝制的國語黑白時裝片《新紅樓夢》。其劇情是：1949年春，林黛玉喪父，投靠外婆賈母，與表兄賈寶玉互相傾慕。但賈家外表榮華富貴，實則外強中干。賈政、鳳姐，還有夫婿當官的大小姐元春，都希望寶玉能跟財雄勢大的薛蟠之妹寶釵結婚，以鞏固兩家關系。寶玉雖然深愛黛玉，卻生性懦弱，被家人強行安排與寶釵訂婚。黛玉得悉后氣得病倒。寶玉與寶釵大婚之日，時局突變，賈家及薛家各自逃難，獨遺下黛玉在房中凄然欲絕。當她發現賈家已人去樓空時，頓覺一陣暈眩，由樓上墮下。[12]360《新紅樓夢》與《紅樓新夢》一樣，將寶黛愛情悲劇的根源鎖定為資本主義制度下金錢的罪惡，體現了香港發達的商業文化。

在時裝片中，改編最大的是新加坡先鋒派導演邱剛健執導的《新潮紅樓夢》。該片不但將《紅樓夢》改編成了現代故事，還改變了人物形象與故事結局。該片又名《紅樓夢醒》，電影中的林黛玉性格果敢，她沒有屈服于賈母的權威，從寶釵的手中奪下寶玉，成為一個“覺醒”的女性形象，寶黛愛情最終也以大團圓作結。

三、電視劇《紅樓夢》與寶黛愛情主題

第一部《紅樓夢》電視劇是1975年香港無線攝制的5集電視劇《紅樓夢》(以下簡稱75無線版)，由汪明荃、伍衛國主演。該片以寶黛愛情為主線，同樣受到越劇電影的影響，但在寶黛愛情悲劇的成因上作了較大改編。編導基本上將寶黛愛情悲劇歸因于王熙鳳與賈蓉的小人伎倆。王熙鳳與賈蓉狼子野心，想獨吞賈府家產。王熙鳳嫉妒林黛玉得到賈母與賈寶玉的喜歡，害怕林黛玉嫁入賈府后威脅到她的利益，因此與賈蓉謀劃找一個合適的人嫁給寶玉。賈蓉想到金陵薛姨媽家的寶釵。因與薛蟠交好，便寫信給薛蟠，讓他攜家眷來榮府探親。寶釵來了以后，王熙鳳和賈蓉馬上按原計劃行動。得知寶釵的金鎖是她父親給的，并且無字(原著中是癩頭和尚給的字，并且讓鏨在金器上，等有金的方可婚配)，王熙鳳便拿了去鏨了字。后來因寶玉喜歡的是黛玉，王熙鳳又獻了掉包計。最終，林黛玉焚稿斷癡情，黛死釵嫁。在該劇中，王熙鳳成為最關鍵的人物，寶黛愛情從始至終一直在她的控制與破壞之中。黛玉剛進賈府，她便看出老太太對黛玉愛如珍寶，寶玉更是整顆心被黛玉迷住。所以她與賈蓉密謀：林姑娘是外人，這要和寶玉成了好事，掌握了榮國府的大權，老太太豈不是不像現在對自己言聽計從？所以要栽培一個心腹，才貌俱佳，得到老太太的歡心，然后嫁給寶玉，自己就可以通過操縱這個心腹，永遠大權在握。掉包計，也是王熙鳳的主意。在該劇中，寶釵戲份很少，她認為“婚姻之事乃百年大事，怎可以草草了事”，但“女兒的婚姻大事由母親做主，女兒一向都不會違背母親的意見。只是我怕寶哥哥不會答應，而且寶哥哥現在病得迷迷糊糊”，最終痛苦地答應接受掉包計沖喜。此外，傻大姐成為該劇敘事的關鍵人物，所有事件幾乎都自傻大姐的眼中口中透漏出來。傻大姐是賈府中的一個“體肥面闊”的丫頭，“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卻得到賈母的喜歡。她成為作者結構情節的重要人物，因此清代涂瀛在《傻大姐贊》中曾說：“傻大姐無知無識，蠢然如彘，而實為《紅樓夢》一大關鍵?！盵13]134-135在百二十回本中，黛玉正是從傻大姐口中知曉掉包計，從而氣絕身亡。62越劇版選取了這一情節，受其影響的其他紅樓電影，也都采用了這一拍攝視角。就影視藝術而言，傻大姐本身具有喜感，惹觀眾喜歡，且喜感人物帶來悲劇的結局，也使影片具有了悲喜調和的審美趣味，這種改編較為合理，效果不錯。75無線版事事皆用傻大姐，則顯得太不合常理；另外，薛家任由王熙鳳擺布，賈蓉時刻出沒于內闈，王夫人與薛姨媽看不到姐妹親情，王熙鳳與王夫人的關系好似同輩等，這些都非常不合情理?？傮w而言，該劇故事改得很不嚴密。

1987年中央電視臺播映的電視劇《紅樓夢》(以下簡稱87版)是迄今為止影響最大的電視劇，該劇雖然突出寶黛愛情，但愛情主題并不是該劇的核心主題。87版編劇批評以往緊扣“金玉姻緣”大做文章的改編作品，認為：“寶、黛、釵之間的感情糾葛是《紅樓夢》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內容……曹雪芹對八十回以后的人物歸宿和故事結局，雖然有‘懷金悼玉’的暗示，但同時也作出了‘盛筵必散’和‘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預言?！盵14]2-387版編劇在進行上述論斷的時候，顯然已經淡化了寶黛愛情在整個電視劇中的分量。在具體情節設置上，將賈母處理成寶黛愛情的支持者，有意沖淡寶黛愛情悲劇的批判性。

在曹雪芹筆下，寶黛的愛情悲劇，從一開始就渲染著一抹“宿命”的色彩。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絳珠仙草，得赤瑕宮神瑛侍者甘露灌溉修成女體，后追隨神瑛侍者下凡塵，以一生所有的眼淚償還其甘露之惠。紅樓電影限于篇幅，很難展現寶黛愛情的悲劇宿命，但電視劇有充分的空間展現這一“木石前盟”。87版采用了探佚學的研究成果，突出黛玉“還淚”之說，將黛玉處理成“淚盡而亡”。

《紅樓夢》開篇“作者自云”，“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堂堂須眉)之上”，“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使其泯滅”，因此“撰是書”“亦可使閨閣昭傳”。(第一回)原著中寶黛愛情、金陵十二釵的“薄命”和眾女兒的悲劇真正達到了“使閨閣昭傳”的目的。紅樓電影很難展現這一全景式的女兒悲劇，而電視劇(包括87版、臺灣華視96版、2010年新版等)將史湘云、迎春、探春、司棋、鴛鴦等的命運一一演出，從而為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提供了更深厚、更寬廣的社會圖景，也將寶黛愛情悲劇上升到“情”的悲劇。

當然，《紅樓夢》并沒有將寶黛愛情悲劇歸咎于某一人，這正是《紅樓夢》的成功之處，也是王國維將此視為“悲劇中之悲劇”的根源。電影作為大眾藝術，喜歡二元對立的沖突模式，因此，早期紅樓電影也有將寶黛愛情悲劇歸咎于王熙鳳的。如上海電影《王熙鳳大鬧寧國府》(1939)中，王熙鳳三計害三命。香港電影《黛玉歸天》(1956)、《情僧偷到瀟湘館》(1956)也都將王熙鳳處理成寶黛愛情的對立面。這既受上海電影的影響，也與粵曲有關。在粵曲曲目中，王熙鳳是拆散寶黛的直接元兇，如《寶玉哭靈》中“意中人，卻被王鳳姐，換柳移花，今日化為烏有”，《情僧偷到瀟湘館》中抱怨“瀟湘姻緣被鳳姐推翻”，《黛玉焚稿》中“恨鳳姐混珠似魚目，怨寶玉鶯鳳和鳴”。也有的影片將此罪歸咎于賈政，如香港永茂電影公司攝制的《大觀園》(1954)[15]62和《林黛玉魂歸離恨天》(1954)[15]64?！缎录t樓夢》(1952)則將賈政與王熙鳳都處理成了寶黛愛情悲劇的元兇。即便是電視劇，也往往喜歡將矛盾簡單化，將賈母、王夫人、王熙鳳等處理成支持者或反對者。87版電視劇更是導演了一出戲，讓寶玉與黛玉私自見面，被傻大姐撞見，事情敗露，全府皆知。這種處理雖然熱鬧、好看，也將青年男女追求自由愛情的心聲與封建倫理的沖突明朗化，但顯然缺乏小說中寶黛愛情的含蓄蘊藉之美，也不符合人物的身份與性格。

四、結語

花月癡人將《紅樓夢》稱為“情書”。這部“情書”的最大關目，無疑是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此悲劇，是《紅樓夢》的中心故事，也是貫穿全書的情節主線?！都t樓夢》影視劇緊扣這一主題進行改編，是一種自然的選擇。自五四運動以來，以青年男女愛情婚姻的自主來批判封建禮教，是一種時代精神。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正好契合了這一時代精神，也更吸引改編者與觀眾的眼光。更何況，《紅樓夢》的電影改編，基本上是局部改編，不可能涵蓋原著的全部思想內涵，取舍之下，表現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是最合適的改編策略?！都t樓夢》電視劇作為一種全景式改編，將這一悲劇主題置于更寬廣的社會圖景之中加以體現，加重了這一主題的悲劇性。寶黛釵的愛情婚姻悲劇，借由《紅樓夢》的影視改編活動，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

[1] 程樹仁.導演紅樓夢之一番用心[J]．孔雀特刊:紅樓夢專號，1927.

[2] 仲振奎. 紅樓夢傳奇自序[G]//一粟. 紅樓夢資料匯編. 北京：中華書局，1964.

[3] 夏寫時. 紅樓夢戲劇的難題[J]．戲劇藝術，1992(3):31-38.

[4] 徐志仁. 讀紅樓夢本事后[J]．孔雀特刊·紅樓夢專號，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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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涂瀛. 紅樓夢論贊[G]//一粟. 紅樓夢資料匯編. 北京：中華書局，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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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郭靜寧. 香港影片大全：第四卷: 1953-1959[M]. 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3.

(責任編輯 范富安)

OnADreamofRedMansionsMovies and TV Series and Baoyu and Daiyu’s Loving Themes

HE Weiguo

(ResearchCenterofADreamofRedMansions,ChineseNationalAcademyofArts,Beijing100029,China)

The tragedy of love against marriage between Baoyu, Daiyu and Baochai is the most striking theme inADreamofRedMansionsmovies and TV series. The earlier movies strengthened Baoyu’s and Daiyu’s characteristic treason and their conflicts against the feudal powers with much of class ideology. Such the latest altered movies asTheNewDreamofRedChamberandTheNewDreamintheRedChamberattributed this loving tragedy to the sin of money in the capitalistic system. 1987-TV weakened this love inside the series against a broader social background.

ADreamofRedMansions;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Baoyu, Daiyu and Baochai; the tragedy of love against marriage

1006-2920(2017)04-0006-06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7.04.002

何衛國，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