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

喬福錦

在“周汝昌與現代紅學”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

喬福錦

周汝昌先生是現代紅學史上唯一一位親承過第一代“開山宗師”教誨又與其下三代學人發生直接聯系，以一身而親歷百年學術，見證學界“四世同堂”的紅學大家，是一位從民國走來又被華夏舊文化浸透、個性色彩鮮明的獨立學人。晚年周汝昌先生所面對的，是特定時代所造就的一批人，是難以抗衡的體制化乃至廟堂化的“學術”權威，更是一種已被西化乃至極端意識形態化的治學理念。周先生在紅學基本問題研究、學術方法論乃至紅學學科建設等方面所留下的遺產，是值得珍視的寶貴財富?！爸苋瓴t學”所具有的“一以貫之”的民族文化氣脈與學術獨立精神，尤其值得繼承與弘揚。

周汝昌；前現代紅學；現代紅學；后現代紅學;學科重建

《百年紅學》與《現代學案》是河南教育學院與中國礦業大學兩家學報推出的在學界很有影響的專題欄目，兩家學報主辦的兩場座談會相繼在京召開，是學界同仁互助協作精神的充分體現。天津是周汝昌先生的故鄉，天津市紅樓夢研究會的加入，也使得這場學術座談會增添了“家國天下”之特別關懷?！艾F代紅學”，在我的理解里，即指20世紀初至當下的“百年紅學”，自然也包括“當代紅學”。我時常想，現代紅學史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學者如周先生這樣，親承過第一代“開山宗師”的教誨又與其下三代學人發生直接聯系，以一身而親歷百年學術，見證學界“四世同堂”。即使從“古典紅學”或“前現代紅學”經“現代紅學”而至于“后現代紅學”的“長時段”觀察，周汝昌先生也是一位具有關鍵性影響的學者?；叵霐的昵?，在悼念周先生的日子里，在與一位前輩專家的通信中，曾就周汝昌先生與現當代紅學的關系，做過私下交流。隨后與淮生兄的電話中我曾講，不久的將來，“周汝昌研究”或許會成為紅學研究乃至中國現當代學術史的一個重要專題?；瓷诌M一步推斷，“周學”成為紅學的一個分支，也有可能，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學術眼光之敏銳。

“周汝昌與現代紅學”，是可以作追溯與延展的話題，也需要文化、學術與思想等層面交互論說。我想從以下三個方面談一下自己的感想：一是“周汝昌紅學”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二是周汝昌先生與現當代“主流”紅學；三是“周汝昌紅學”與未來即“后現代”紅學之學科重建。先談第一點，“周汝昌紅學”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中國大陸的“民國熱”，近年來逐漸升溫。隨之而來的“民國先生”“民國范兒”等詞語，也很流行。背后的原因固然十分復雜，但文化層面的解讀應該最合情理。從根本上講，這種現象的出現，既是對那一個既保存著“古典中國”文化風貌又對西方文明持開放態度的數千年所未有的特殊時代日益眷念心緒之反映，也是新時期大陸學術文化界學理軌跡及精神脈絡與1949年之前的歷史文脈聯通的表現。與“民國先生”相較，清代學者沒有他們的世界眼光，后來的學人又無他們的傳統根柢。這樣的評價，幾乎成為當下人文學界的共識。從宏觀歷史之大視野看，中國古典文化先后經歷過春秋戰國之交與唐宋之際兩個重大變革時期。20世紀的“百年激蕩”，乃是激烈程度遠超前兩次的“天翻地覆”般的歷史巨變。中國現代學術包括“現代紅學”的歷史使命，即是在自覺接受西方學科文化“洗禮”之后，重建以經史學術為主體(包括傳統詩文之學)的華夏人文學術，進而為中華古典文化之現代重建奠定學理基礎。我覺得，這也是遭逢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的近世以來幾代中國學人的共同使命。在中國學術現代重建之歷史進程中，民國時期大師輩出，人文學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至今難以超越。產生于民國初年的“現代紅學”，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門極有影響且可作為學術變革與學科重建特例的“顯學”。我曾做過20世紀“紅學五代人”之判斷。我覺得，紅學“五代人”之代際劃分，也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研究框架的世代坐標以及“現代學案”撰寫的時間界標。因為“五代學人”之分際，施之于“現代新史學”與“現代新儒學”領域，同樣有效。*20世紀知識分子之代際劃分，學界有四分說、五分說、六分說甚至七分說，可參閱比照。從“現代紅學”之角度觀，所謂“民國先生”，其實指的是20世紀“五代學人”中的前兩代。我曾在不同場合講過，“周汝昌是新中國紅學第一人”的說法并不準確(“新中國紅學第一人”非李希凡先生莫屬)，周先生的基本學術格局，實際在民國時期就已經確立。在“紅學五代人”的論述中，我將周汝昌先生稱為第二代紅學家之典范，自然也將周先生劃入“民國學人”行列。*《紅學學案》書評，涉及紅學“五代人”舊說，發表時責編出于好心，將本屬于第三代之某位專家與周先生一起歸入第二代行列，特此更正。盡管周先生之“九五”人生歲月，經歷過三個“大時代”之社會變革，我以為他的精神品格，仍具有典型的“民國氣質”。周先生之所以能夠在紅學領域取得令人無法繞行的巨大學術成就，很大程度上與他所誕生的特殊時代有關。周汝昌先生誕生于五四運動的前一年，那是一個古今中西歷史交接的特殊年代。周先生的家庭，是當時鄉村社會中被尊重的“書香門第 ”。這樣的鄉間家庭，是中國舊式學子成長的最后一塊園地，也是堅守華夏文化傳統的最后一排堡壘。他童年所接受的雖是西式學堂教育，但傳統文化教育的大環境依然存在。他大學念的是燕京大學西語系，志向是將中國文化介紹于西方，研究生階段又回到國學家園。我覺得，在文化歷史的代際坐標中，周汝昌先生比一般民國學人尤其是“五四” 學術“新秀”更為傳統，更為親近中國之“舊文化”。這也是他對作為傳統經典的《紅樓夢》文本及作為“舊紅學”最重要成果的“脂硯齋批”的理解深度遠遠超越一代宗師及現代“新紅學”開山宗師胡適之先生，其藝術感悟力超越城市貴族家庭出身因而可得風氣之先的俞平伯先生的重要原因。他同更老一輩學者如鄧之誠及落伍于時代的世家子弟張伯駒等人交往之順暢，亦可作為他更為傳統之旁證。在周先生身上不僅可以看到“民國學人”風范，甚至也可以看到“傳統學人”的影子。青少年時期的周汝昌，不僅具備了觀察世界文化的眼光與心態，傳統學養之底蘊也同樣深厚，以至于連一般人極難入其法眼的錢鍾書先生，都為北歸能得如此青年“英才”而欣慰。我之所以借周一良先生評現代中國第一代學術大家陳寅恪先生語，以“詩人之才、史家之學、儒者之心”來評價周汝昌先生，也是基于此種認識。周汝昌先生這一代接受過中西文化學術系統教育與訓練的學人所具有的代際優勢及他個人所具備的天才稟賦與學術志向，決定了歷史對他的偏愛。歷史也同時賦予他一份沉重的責任。作為天才詩人、古典詩詞研究專家與書法家，周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但窮畢生精力而為之的紅學研究，無疑是其學術生涯中最為輝煌的一部分。作為周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的《紅樓夢新證》，完稿于1948年冬，亦即現代歷史巨變到來之前?！蔼毩⒅瘛迸c“自由之思想”，曾被現代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視為學人之命根。這樣的稟賦，在傳統士人身上，體現的是以“道”抗“勢”之風骨；在稟具傳統品格且特立獨行的“民國學人”周汝昌身上，顯現的是鮮明的學術個性。

周汝昌先生這樣一位從民國走來又被華夏舊文化浸透、具有個性色彩的獨立學人 ，很難被時代新說同化，在其中年以后的歲月中，注定要與紅學第三代學人即20世紀50年代初至“文革”前進入大學讀書并由此接受從蘇聯傳來的西方文藝理論系統教育的一代新人發生學術沖突。這是歷史的安排，也是他個人大半生際遇之必然?！都t樓夢新證》完稿于1948年冬，出版則遲至1953年秋。幸運的是，時間還在“批俞”及緊接著大規模展開的“批胡”運動之前。1954年秋爆發的“批俞”及隨后展開的“批胡”運動，不僅成為思想文化“改朝換代”的必要舉措，也是民國學術基本終結的標志。作為“民國學人”的《紅樓夢新證》作者，在這場學術批判運動之后命運之坎坷，可想而知。以今天的眼光審視，周汝昌先生與第三代紅學家的學術沖突，幾乎是全方位的(必須說明，我這里所講的與周汝昌先生發生沖突的第三代學人，主要指其中可以作為像余英時先生所講的學術“典范”及其領軍人物)。作者研究方面，第三代紅學領軍學人重視的是曹雪芹東北“祖籍”地何在，周先生看重的是曹家從關內到關外一脈相承的文化背景，是“文化世家”之“文采風流”；版本研究方面，第三代紅學家多將前八十回本與后四十回本視為一體，周先生則將兩者看作水火不容的兩個部分，平生最大志愿是?？币徊俊罢妗都t樓》”；文本解釋方面，第三代紅學家代表性人物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反映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必然滅亡命運的“階級斗爭的形象歷史”，周先生則將這部蘊含著中國歷史豐富內涵的“奇書”視為最具民族色彩的“文化小說”。關于紅學學科，第三代學人多認為“紅學”是“《紅樓夢》研究”的同義語，屬于古典文學研究范疇；周先生認為紅學是獨具華夏文化本土特色的一門“專學”，涉及多個學科，“應定位于新國學”。第三代學人中的大多數認為20世紀紅學史是逐漸脫離“舊紅學”索隱軌道及“新紅學”考據老路進而回歸“小說文本”研究正途的歷史；周先生則強調，以文藝性為主導的“《紅樓夢》研究”并非紅學正途，紅學界需要“撥亂反正”，還紅學于華夏傳統學術文化本土之中。除以上這些基本問題的分歧外，在方法論層面，周先生也與第三代紅學家有明顯不同。他所使用的概念頗具傳統色彩，出于文藝理論教科書者很少，他思考問題的方式超越常規而無既定模式，他的近似“詩話”與“書話”的為文方式因與時下習慣于西方傳來的“正規論文”表達方式不同，同樣為高校及研究機構“小說研究”專業人士所難以認同。然而，基本學術觀點乃至方法論層面的差異，還不是問題的關鍵。作為第二代紅學家之“典范”的周先生與第三代紅學領軍人物學術觀點的不同，從根本上講，是學術基本立場、學術理念乃至精神底色的不同?；玖?、觀念與為學態度的不同，才是學術研究與方法論層面分歧與沖突的背后原因。不從精神深層觀察，僅從個人恩怨角度作解釋，肯定說不清問題的根本所在。由此我才多次對友人講，已被視為“異端”紅學家之代表的周汝昌與“主流”紅學家即20世紀“第三代”紅學家尤其是領軍人物的沖突，乃是厘清“現代紅學”包括當代紅學學思軌跡以及學術論爭何以產生的主要線索。紅學界近30年的“內耗”，不僅對紅學本身造成極大傷害，也引起學界內外的極大反感。其中如許多人所關注的非學術因素的能量的確不可小覷，但我覺得學理層面的分歧，才是關鍵。這種分歧，遠非兩代人之間有代溝所能輕易解釋，實質是歷史巨變時期新舊兩種文化之沖突?！案邩乔镆篃羟皽I，異代春閨夢里詞?！标愐∠壬摗对偕墶分娋?，常使我聯想起周汝昌先生的“晚年心境”。從某種意義上講，周汝昌先生一人所面對的，不僅是特定時代所造就的一批人，是難以抗衡的體制化乃至廟堂化的“學術”權威，更是一種已被西化乃至極端意識形態化的治學理念。當然，講周汝昌先生與第三代紅學家之沖突，并無完全否定一代人的意思?，F當代紅學共同體，猶如一個“五世”綿延的大家族，一個百年“五代”學人，一代有一代的特質，一代有一代的命運，一代有一代的貢獻。雖然第三代紅學“典范”及其領軍人物所能留下的多是“思想史”或“文化史”材料而非“學術史”實績，“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陳寅恪先生語)，但這一代學人中能夠突破時代局限之杰出人物，學術貢獻同樣有目共睹。已經過世的蔣和森的《紅樓夢論稿》，曾將無數讀者帶回古典中國的詩意夢鄉；在座的胡文彬先生對港臺及海外紅學文獻的搜集、整理與公布，為新時期之初中國大陸紅學界“睜眼看世界”打開了一扇亮窗；已然遠離紅學界的劉夢溪先生當年對于紅學一科的學理思考，成為他整個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的切入點，劉先生在當下的學術影響，已遠超紅學一隅。這三位紅學家，其實也代表了現代意義上的文、史、哲三種不同學術取向。正面總結這一代人的學術成就，是另一個話題。此處提及，只是為與“周汝昌紅學”作比較，我想這一點大家也是清楚的。

在世代變遷與社會變革所造成的非正常學術生態環境中，懷著憂傷也帶著遺憾，周先生孤寂地走了！但我以為，周汝昌并不會被歷史所遺忘。我曾講過，周汝昌先生是200余年紅學史上除脂硯齋之外唯一一位將畢生心力與才情無私奉獻給曹雪芹與《紅樓夢》的學人。在國學復興的大背景下，隨著時間推移，包括先前不甚了解他的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中年學者尤其是體制外的青年學人在內的學者，接受周汝昌的影響的愈來愈多。周汝昌研究的日漸升溫，是時代運程之必然，亦是歷史公正之自然昭示。作為紅學大家，周先生在作者家世考證、版本真偽考辨、文本內蘊闡發、紅樓文化傳播乃至海內外紅學交流等方面所做出的全方位巨大貢獻，即使他的對手也不敢輕易否定。周先生雖被當年離開“父母之邦”的現代“新紅學”祖師胡適之先生稱作他個人留在中國大陸的“最后”也是“最有成就”的徒弟，但“周汝昌紅學”的格局，已遠遠超越“考據”紅學之限。他所開創的融考據、索隱、藝術賞悟三者于一體的治學方法，在《紅樓夢新證》初版問世時即有體現，在他晚年的幾部“隨筆紅學”論著中，有淋漓盡致的發揮與表現，幾近爐火純青，特別值得借鑒。周先生所建構的“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框架體系，不僅是當下之紅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坐標與參照系，于這門中華傳統“專學”之學科重建，也具有奠基性意義。這樣講，并不意味著“周汝昌紅學”沒有可討論處。真如此，學術還如何進步？陳寅恪先生《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云，“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周汝昌先生的具體學術觀點當然也是可以商榷的。譬如曹雪芹的生卒年，周先生早年形成的結論，仍有繼續討論的余地?！爸帯奔础跋嬖啤闭f，雖具歷史與藝術雙重合理性，目前看還缺乏硬性證據支撐。關于版本源流，由于受“胡適體系”的限制，周先生有些認識自然存在矛盾之處，許多具體問題，連先生自己都感到困惑。其實我的學術觀點，先生也不完全同意。昔年關于“反面《春秋》”故事結尾玉湘“乘桴浮于?！敝普?，直接以周先生“乘槎待帝孫”之“探佚”結果為證據，《春秋》“十二代”之“敘事線索”也以周先生的“十二”個“九回”單元結構為主要學術前提，但我以傳統“經學”為知識前提的“舊索隱”的路數，與以史學為學理依托的“新索隱”顯然有別，因此周先生起初并不一定贊同。*脂硯齋關于《紅樓夢》這部“反面《春秋》”之索隱，包括“本文”即文章之內在結構線索、“本事”即“自敘傳”意義上之文本故事、“本義”即曹雪芹撰著之本旨與文本內在意蘊三個層面，“脂學”成為專學的主要學理依據在此，“一芹一脂”在清代今文經學學術史上的開山地位，亦由此而定。然而具體觀點的分歧，在我看來十分正常，也并不重要。我覺得，全方位巨大學術成就之外，植根于中華歷史文化的治學立場，不務奔競、耽于書卷的為學態度以及如陳寅恪先生那般特殊又純正的中華古典治學方式，才是周先生所留下的值得學界特別珍視的遺產。從“文化世家”考論到“文化小說”闡釋再到“文化專學”建構，“周汝昌紅學”有著一以貫之的民族文化氣脈與學人獨立精神，這樣的精氣神，尤其值得后人繼承與弘揚?；仡櫚倌昙t學史，在晚清民初“恢復中華”旗幟高擎、“五四”時期“科學”方法提倡、20世紀中期意識形態新“正統”確立、“文革”特殊歲月“評紅運動”及新時期學術文化“走出國門”等近百年中國歷史重要關頭均有特殊表現的“紅學”，已然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的特殊領域，“紅學與百年中國”，也已成為現代思想文化史的一條特別線索。這門早在“經學”興盛時代即已產生卻被西式改建的“專學”，其學科重建之完成，同樣可以成為華夏人文學術學科重建的典型“個案”。我認為，紅學這門特殊學問要想完成學科重建，需在學理分疏、文獻考辨、方法驗證、知識積累、體系建構等主要方面下足功夫。然而紅學現狀，令人憂心處卻很多。盡管與第三代人的大規?！皩W術淪陷”不同，目前的中年一代即第四代學人中相當一部分已經越出西方文化“精神殖民”的樊籬進而開始作學理自主性反思，實際上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仍是路上的一代或曰爬坡的一代。展望紅學之未來，《春秋左氏傳》“五世其昌”之言，或可借用。由蔡元培、王靜安、胡適之先生一代奠基，至周汝昌先生一代構成“專學”規模的紅學事業，也許待到作為周汝昌先生的“學術小友”顧斌這一代即“第五代”學人完全成熟并且帶著外面世界的通識新知回歸故國精神家園之后，才會真正走向繁榮，進而最終完成“后現代”或“新古典”意義上的學科重建。我覺得到那時再回頭談“周汝昌與現代紅學”，才能評估到位。當下最需要的，是憂患與使命意識之自覺。正因為如此，我才最看重周汝昌先生學術思想的精神啟示意義。

以上所談，所能表達的只是圍繞議題的大致思路。一些具體問題的由來及其積累過程，還需要專門考釋。但我以為，將“周汝昌研究”與20世紀思想文化“大歷史”聯系起來思考乃至作進一步反思與延伸，也是解決具體問題的必要準備?；蛟S有人會覺得，對于先輩大家的“溫情”與“敬意”會影響到評價之客觀，然我覺得，本于“家法”或“師承”的“門戶”之見固然可以拋棄，誠敬之心卻是人文學術不可或缺的精神依托。目前仍未消停的對周先生的批判，倘能依據原始史料回到“歷史現場”觀察，所列“罪狀”其實沒有一條能站得住。這些“個案”的形成過程，有待研究者認真梳理。也期盼在老中青三代學人的共同努力下，來年的“周汝昌先生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能成功舉辦，以便使“周汝昌紅學”之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乃至達到如淮生兄所預期的專門化。還需說明的是，我一直將自己定為學界邊緣人，以期在躁動喧囂的時代能得到相對之清靜。時常提醒自己議論盡量不要牽涉時賢，以免介入很容易變成意氣之爭的學術“論戰”?！爸苋瓴c現代紅學”這一話題，不可能不涉及當下的人與事。我不敢說自己講得完全準確，但我敢說自己所講的是真心話，自己的判斷是建立在史實基礎之上的。好在善意切磋與從容商討的氛圍正在形成，不妥之處，懇請批評教正。

(責任編輯 范富安)

The Speaking on the Symposium of “ZHOU Ruchang and the Modern Redology”

QIAO Fujin

(CollegeofHistory，XingtaiUniversity，Xingtai054001，China)

Mr. ZHOU Ruchang is an independent scholar with bright color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redology, who is the only one inherit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redology founders and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after him. He has studiedADreamofRedMansionsfor almost one century and witnessed “four generations” in redology. In Mr. ZHOU Ruchang’s later years, what he faced are the group of people of specific time, the institutionalized “academic” authority that difficult to compete, and the extreme ideological concept of westernization. Mr. ZHOU’s legacy in the fields of research on fundamental problems, academic method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s a precious treasure. Mr. ZHOU’s national cultural integrity and academic independent spirit is especially worth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ZHOU Ruchang； pre-modern redology； modern redology； re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redology subjects

1006-2920(2017)04-0001-05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7.04.001

喬福錦，邢臺學院歷史學院教授(邢臺 05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