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文化氣象站”的興起、發展及其對我國文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啟示

李競爽

國外“文化氣象站”的興起、發展及其對我國文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啟示

李競爽

在信息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基于數據收集與分析所形成的決策模式被公共政策制定領域所采用。因此，世界各國出現了以信息收集、存儲、分析為目的的基礎文化信息機構——“文化氣象站”?！拔幕瘹庀笳尽迸d起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機構模式和網絡模式是其運行的兩大方式?！拔幕瘹庀笳尽痹趥鞑ノ幕畔⒑屯苿游幕l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主要關注信息和數據的積累，但分析和研究能力較弱。中國目前還沒有與“文化氣象站”職能類似的文化信息統計機構。

文化信息基礎建設；文化信息統計；文化氣象站；文化信息網絡

一、“文化氣象站”在公共文化決策中的意義

自20世紀40年代美國科學家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創立信息論以來，信息科學就伴隨著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的進步而飛速發展，各國政府也意識到信息科學對政府管理社會事務帶來的巨大影響，因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各國都在致力于建設一個高效能的信息系統。信息學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分析與實行過程中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任何高質量的公共政策制定都是對大量、有效、及時的公共信息進行收集、加工和分析的過程。這一點最顯著地出現在K.W.多伊奇提出的政治系統的信息溝通理論中，即溝通正是政治系統對信息的接收、選擇、儲存、傳送、分析和處理。決策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在他的“有限理性”論中強調，信息的不完備是制約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政策分析、決策追蹤與績效評估都必須建立在準確全面的信息數據基礎之上。德博拉·斯通也曾指出數據的重要性：“界定一個政策問題的常用方法就是對其加以測度。大多數政策討論都是始于引證一些數字，以表明某個政策問題已經嚴重或者正變得嚴重，或者呈現著兩者?！盵1]173如今人類社會的信息化進程已從計算機、互聯網進入到大數據時代，原始的信息收集和桌面統計分析方式已經徹底淪為歷史，利用互聯網海量數據進行智慧分析、預測結果的行為和思維方式成為各行業使用的高效工作手段。

意識到信息在政策制定中舉足輕重的作用，歐洲、北美甚至巴西、烏拉圭等國家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大力發展文化信息基礎設施。這些基礎設施既有接受政府文化資助的內部研究部門、大學研究中心，又有獨立性的非營利研究部門和私營公司等，還有很多網絡模式和雜志等非機構模式的組織。這些機構和組織得到了來自各國政府，歐洲議會、歐盟等國際合作制度以及從事文化政策研究學者甚至志愿者的大力支持。這使得文化政策信息機構得到了豐富的信息來源，使得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時能夠運用科學有效的信息，使得精英智慧和社會大眾意愿得到了有效對接，使得專業的文化政策研究學者和普通大眾都能夠享受到平等開放的信息共享平臺，更使得這些智力資源在大數據時代得到更加積極有效的利用。在眾多文化信息基礎設施中，有一種名為“文化氣象站”的機構對社會文化的變化進行系統而持久的觀察，為文化領域提供了海量的有效數據。由于該機構對于文化政策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本文介紹“文化氣象站”的概念、興起、發展、模式和合作架構，對“文化氣象站”的目標和不足進行分析探討，并將“文化氣象站”模式與中國文化信息基礎建設現狀進行了對接。

二、“文化氣象站”的概念

“文化氣象站”一詞源于英文“Cultural Observatories”，其中“Observatories”也蘊含著觀察、觀測的意思?！笆褂谩畾庀笳尽辉~形容任何領域內收集數據、監督和傳播信息的組織似乎是法國人的發明。在法國，有許許多多的‘氣象站’，它們遍布了社會領域的各個部分?！盵2]32“在一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中，巴塞羅那的跨藝術的主管愛德華·德爾加多發掘出了‘氣象站’這一概念的源頭，它起源于天文學和氣象學，最后影射到文化領域中：經濟和社會中的‘氣象站’概念已經在今天的政治結構中扎下了根。另外，這一詞最初來自物理學和生物學領域，現在用于以經驗分析和當代社會科學的新實證主義傳統對集體行為的不易觀察到的變化之中?！畾庀笳尽母拍顏碜蕴煳膶W，它是對一個觀點的反饋，這個觀點就是我們只有通過對趨勢和變動進行嚴格的記錄才能了解到復雜系統中有規律的變化?！畾庀笳尽母拍钫J為重要數據的分析必須反饋到觀測工具上，以便對關注的目標進行調整。這在社會科學中顯得尤為重要，因為在社會科學中，觀測結果通常都會引發一些舉措，反過來，觀測結果也應該成為深入研究的目標?！幕芯俊汀幕哐芯俊g的后現代討論指出了藝術政策和實踐中更為系統化的數據收集方式是有必要的?！幕瘹庀笳尽举|上就像是《愛麗絲漫游奇境》里雙向的鏡子，從一邊穿越到另一邊的是增長與智慧的象征?！盵2]31

三、“文化氣象站”的興起

“文化氣象站”最早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大范圍興起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即信息技術和網絡高速發展初期。如今，“文化氣象站”已遍布歐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其中，僅在法國就已經有如“The Observatoire des Politiques Culturelles in Grenoble”“The European Audiovisual Observatory in Strasbourg”“The Observatoire du Disque et de l’Industrie Musicale in Paris”“The Collectif Observatoire Culturel in St.Etienne”“The Observatoire de l’économie Culturelle de Provence-Alpes-C?te d’Azur in Aix en Provence”以及“The Observatoire de l’Emploi Culturel within the research division of the French Ministry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Paris”等名聲在外的“文化氣象站”，加拿大則有“Canadian Heritage—The Canadian Cultural Observatory”“Institut de la Statistique du Québec-L’Observatoire de la Culture et des Communications”，西班牙有“Interarts Foundation：European Observatory for Cultural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in Barcelona，Spain”，意大利有“The Osservatorio Culturale e Reti Informative in Milan，Italy”，葡萄牙有“The Observatorio das Actividades Culturais in Lisbon，Portugal”，匈牙利有“The Budapest Observatory：Regional Observatory on Financing Culture in East-Central Europe”。甚至在南美也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化氣象站”，如巴西的“The Observatorio de Culturais at the University of Sào Paulo, Brazil”，烏拉圭的“The Observatorio de Politicas Culturales Municipales in Montevideo, Uruguay”。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贊助下，非洲也建立了“文化氣象站”“A proposed African Observatory of Cultural Policies to be develop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這些觀察站中，“大多數觀察站(20個)位于歐洲，10個位于南美洲，少數幾個位于北美洲和非洲，有1個位于亞洲。這些觀察站的活動范圍相差很大——從地方到橫貫大陸。大多數(38%)聲稱自己在國際范圍內活動，23%的觀察站聲稱其活動范圍在國內，21%的觀察站表示可以橫貫大陸活動”[3]169。

四、“文化氣象站”的研究現狀

作為文化管理主體的專項研究，目前該話題很少有人涉及，總結和分析性文獻較少。已有文獻中，最詳細的當數簡·馬克·舒斯特的研究成果《聚集文化政策信息：研究與信息基礎框架》(Informing Cultural Policy: The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Infrastructure)以及他在聯合國文化統計研討會發表的演講論文——《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樣性所造成的統計挑戰》(2002)。受皮尤慈善基金會的委托，舒斯特教授就文化政策信息基礎建設的整合、分享和取得信息的途徑做了國際層面的調查，試圖通過對其他國家管理藝術與文化政策的相關信息做出詳述并且力圖尋找適合美國使用的模式，或者從眾多模式中提取出適合美國環境的獨特因素。在《聚集文化政策信息：研究與信息基礎框架》一書中，舒斯特的研究問題包括：在文化政策領域，信息基礎設施的結構是什么？如何開展各種研究活動，比如數據收集和分析、信息開發、文件編制、分類和歸檔、傳播和溝通？他采用分類法對現有的信息體系和文化模式進行了分析，將文化信息基礎設施分為機構模式和非機構模式兩種類型。此外，該書還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政策發展局、文化政策觀察站之間形成的國際文化信息網絡進行了介紹與分析。

除了舒斯特教授的研究，西班牙薩拉戈薩大學的C. Ortega所做的研究成果被歐洲文化管理培訓中心網絡(European Network of Cultural Administration Training Centres，簡稱ENCATC)采用，但目前還未有公開文獻發布。其他相關文獻有還有Y. R. Isar撰寫的《美國內部文化政策氣象站可行性研究》[4]和《文化氣象站》[5]，波蘭亞捷隆大學文化研究所的Katarzyna Plebanczyk撰寫的《文化氣象站理念概述》[3](The idea of culture observatories—overview. Acta Academiae atrium vilnensis )。還有些資料可以在一些“文化氣象站”或文化信息聯絡機構的網站上在線瀏覽，如www.circle-network.jaaz.pl，www.culturelink.org，www.budobs.org，www.labforculture.org，www.culturalpolicies.net，www.circle-network.jaaz.pl, www.incp-ripc.org/en.html, www.boekman.org等。

五、“文化氣象站”的機構模式

正如以上“文化氣象站”概念中所提到的，收集數據、建立檔案數據庫、發掘數據價值、監督和傳播信息是該類機構的工作。這些機構承擔起了中介的責任，為文化領域制定政策或進行研究工作提供了相關的數據和信息。除此共通點之外，我們并沒有辦法對“文化氣象站”進行分類，以上提到的每一家觀測所都有自己獨特的運行方式、機構框架和具體任務。舒斯特將這些文化信息機構分為機構模式和非機構模式。其中機構模式包括：(1)為文化提供經費的政府機構研究部門。這些是指定國家最高行政級別的獨立單位，在各部門結構內運營。管理國內研究和信息潛力，實施并委托研究，并提供文件服務。(2)國家統計辦公室。在大部分國家，統計辦公室負責收集并處理文化部門的數據。(3)獨立非營利研究機構。舒斯特強調這個模式實現了研究和信息領域擺脫政治壓力，為荷蘭鉑爾曼基金會提供了一個實例。(4)政府資助的大學研究中心。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que)是最優秀的此類研究中心。這種模式不僅免受政治影響，還可以從事更多科學性質的活動，多與大學教學和培訓項目合作。(5)私人咨詢公司。最初，這種公司具有商業符號，很多公司進行的文化政策研究都是點對點模式，時間比較短。舒斯特提出的一個較大規模特例是位于倫敦的國際文化情報公司——該公司繼承了大不列顛藝術委員會的私有化研究和信息遺產。(6)“文化氣象站”。自稱為“文化氣象站”的機構處理文化信息研究的各個方面。由于“文化氣象站”通常不在政府組織內部運營，因此一個國家可以有多個“文化氣象站”(比如法國)。這種機構的數量越來越多，引起了UNESCO的注意，認為可以將這些機構納入國際網絡中。

盡管這些信息機構的模式各不相同，但其之間存在著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合作關系。比如法國的“格勒諾布爾文化政策氣象站”(The Observatoire des Politiques Culturelles in Grenoble)是由法國文化部下屬的研究機構巴黎前瞻性研究中心大力資助的?！凹幽么笪幕瘹庀笳尽?Canadian Heritage—The Canadian Cultural Observatory)則是由加拿大遺產部主持成立的。盡管這些“文化氣象站”在類似文化部之類的國家機構主導下成立，但國家機構的補貼并不能滿足“文化氣象站”的日常運行。比如“格勒諾布爾文化政策氣象站”每年接受法國文化交流部近200萬法郎的補貼資金，但其每年的運作預算卻要達到500萬法郎。因此，除了文化交流部的補貼，還有150萬法郎是由該站自己創收的，該站為里昂提供的服務每年可以收入50萬法郎，此外還有30萬法郎來自里昂市政府，格勒諾布爾第二大學也給予其價值30萬～40萬法郎的實物資助(其中還包括辦公室開支和指派的檔案專家)。此外，其工作還得益于法國格勒諾布爾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和地區管理中心(合稱CERAT)的幫助，這個部門是由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資助的。該站與CERAT的研究關系可以說是休戚與共，CERAT為研究項目提供了強勁動力，而該站則是CERAT通往公共關系的橋梁。只有二者優勢合并才能創造一個完全運轉的“文化氣象站”。

六、國際性的文化信息網絡

國際性的文化信息網絡正是舒斯特所認為的非機構模式。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38%的文化氣象站聲稱自己在國際范圍內活動，21%的氣象站表示可以橫貫大陸活動”，“氣象站”之間的合作交流是非?；钴S的，尤其在信息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背景下，國際性的文化信息交流網絡變得非常必要。這類國際網絡包括對歐洲文化政策影響巨大的“歐洲比較文化政策與藝術研究所”(ERICarts)、“歐洲文化信息與研究聯絡中心”(CIRCLE)，以及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文化工作有聯系的自主性協作組織“文化發展研究與合作網絡”(Culturelink)。另外，Katarzyna Plebanczyk的研究中還提到了文化實驗室(Lab for Culture)互聯網平臺以及“歐洲文化管理和文化政策網絡”(ENCATC)。

歐洲文化信息與研究聯絡中心是從事文化政策信息和文獻方面研究歷史最悠久的網絡系統，于1985年正式成立。這個網絡將十幾個國家的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最新的文化問題，這些研究人員來自各個國家的文化部、文化信息中心以及文化政策研究機構。自20世紀90年代起，諸多壓力和變化影響了歐洲文化信息與研究聯絡中心的功能。歐洲文化信息與研究聯絡中心的困難在于，其一，每個人都以志愿形式奉獻他們的努力，在本職工作之外完成歐洲文化信息與研究聯絡中心的工作時往往力不從心；其二，來自歐洲議會的保障資金的減少以及“比較文化政策與藝術歐洲研究協會”的創立帶來的競爭讓該組織陷入困境。在此情況下，甚至有聲音提出不再需要歐洲文化信息與研究聯絡中心。

歐洲比較文化政策與藝術研究所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由歐洲文化研究協會(ECURES)主辦。這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性的超國家組織。在其官方網站中，ERICarts將自己的組織目標描述為：促進比較文化研究的可持續性發展、為比較文化提供堅實可靠的研究工具、鼓勵不同的公共和私營機構參與生產信息和知識的轉移，吸收研究項目、展現就業、社會事務、競爭、媒體、教育、外交政策和農業等不同領域的文化維度，以及堅持促進文化在歐洲和國際框架中保持透明度、多樣性、平等、參與和創造力的目標和原則。[6]“比較文化政策與藝術歐洲研究協會”擁有獨立研究機構、設備精良的文獻中心，能夠充分利用高級終端技術。ERICarts成立以來最重要的成就是在2000年受歐洲理事會的委托，與歐洲文化信息與研究聯絡中心合作編制了歐洲國家的文化政策綱要，并實時更新?，F在我們可以在線閱讀ERICarts編制的歐洲國家文化政策綱要。

另一個案例是文化發展研究與合作網絡。該網絡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歐洲理事會于1989年聯合成立。文化發展研究與合作網絡是一個國際合作網絡，包括收集中國文化政策中心的信息，目的在于促進文化發展與國際合作，長期目標是為文化發展的研究與合作建立一個全球信息體系。文化發展研究與合作網絡的工作范圍包括：通過雜志《文化鏈接》進行信息交換，數據庫的建立與發展，文化發展與合作領域中的跨國研究。這些任務在不同層面完成：互聯網網頁，由機構編制自己的數據庫，研究項目，出版論文，藝術家活動以及國際合作?；顒拥闹饕I域是促進文化政策、國際交流、文化認同及改革對文化地位的影響等方面的共同區域、區域間以及國際研究項目。Culturelink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以編輯《文化政策國際綜述》，該綜述在其網站即可查閱。

此外還有兩個不可忽視的文化信息組織——文化實驗室(Lab for Culture)、歐洲文化管理和文化政策網絡(ENCATC)?！啊幕瘜嶒炇摇且粋€互聯網平臺，在歐洲文化基金會的支持下成立，目標是促進歐洲各國在文化行業的合作以及國際文化交流，倡導文化辯論、傳播文化活動信息，并支持與文化相關的歐洲科學研究。這個平臺設計用于在歐洲文化合作領域工作的所有專業人士以及對此感興趣的其他人。文化實驗室最初是2004～2008年期間的一個試點項目，到目前仍通過六種語言運行——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德語、西班牙語和波蘭語?！盵3]成立于1992年的歐洲文化管理和文化政策網絡是一個擁有100多個會員機構和專業人員的非官方組織，它與UNESCO是合作伙伴關系并在歐洲文化委員會的指導下工作。該組織的下屬機構和人員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與全球40多個國家尤其是非洲、亞太、北美、拉丁美洲的文化政策研究和文化管理教育密切合作，ENCATC成員影響著全世界成千上萬的文化教育管理者。[7]

七、對“文化氣象站”模式的總結與思考

通過對“文化氣象站”個體和文化信息國際網絡的回顧可以看出，無論是地方、國家還是全球性的國際文化信息網絡，其主要目標都是通過收集、保存、研究文化信息促進文化政策傳播和文化管理。如果嚴格地從分類學角度出發，這些觀測站并不能歸為一個純粹的新類型機構。但由于“氣象站”這一形式在國際方面非常流行，我們可以將“氣象站”當作一個單獨的現象來研究。目前“氣象站”的職能可以總結為：(1)對政府文化項目或日常文化活動進行持續性監控和信息記錄；(2)推動并協調文化領域內的科研活動；(3)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促進政府與企業、國家與國際上的文化合作；(4)建立互聯網或期刊形式的信息傳播平臺。盡管“氣象站”和文化信息國際網絡在傳播文化信息和推動文化發展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其仍存在不足之處：這些研究機構主要關注信息和數據的積累而不是分析。很多“氣象站”收集信息的能力非常強，數量非常大，但分析和研究能力卻一直止步不前，比如“最大的博物館、畫廊都在經濟上得到了蘇格蘭藝術委員會的支持，他們設法提供法律要求的數據，但并不對此進行分析，至少無一為公眾帶來任何利益”[1]31。

因此，提高數據信息的分析能力是“氣象站”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要提高數據信息分析能力，一方面需要建立協調統一的數據收集方法，避免泰利·切尼對加拿大遺產出版政策集團的數據的批評——“他發現每一個部分都有自己的一套數據源，這些源頭包括加拿大統計局，加拿大遺產部負責該領域的計劃辦公室，以及在該部分內運作的服務機構和協會。我們已經有了大量的數據，但是機構發掘這些數據的能力確實有限?！盵8]118另一方面要確保收集數據的質量，建立科學的評估機制。隨著數據來源的多樣化和信息分享的便利性，粗制濫造的數據越來越多，盡管很多數據經由互聯網平臺發布但并沒有人表示對數據的真實性負責，這對科研分析和政策制定無疑是一種災難。統計人員的非專業性(大多未受過統計學專業訓練)也使得他們對數據的篩選和鑒別變得困難，數據可用性與科學性大打折扣。因此，建立系統性的評估機制與引進專業人才是保證數據質量的有效措施。在舒斯特的考量中，該問題還可以有另一種解決方式，即讓某些種類的中介機構或是數據中介承擔起對數據的評估和評論職責。

此外，擴大“文化氣象站”的研究范圍是該機構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從宏觀上來看，“文化氣象站”的研究目的是構建數據信息庫和為文化政策出謀劃策。從微觀上來看，其研究直接服務于對應的機構，從而推動文化活動的發展。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文化與經濟、政策、國家發展戰略的融合愈加密切，文化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趨勢，因此，開拓新的研究范圍，如與文化產業、文化經濟、文化領域就業、不同文化專業之間的互動交流，文化機構管理，文化與其他學科的關系等，是“氣象站”未來的研究發展方向。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統一的全球“文化氣象站”也是非常必要的，“UNESCO曾在文化政策領域實施了全球監控并于2000年計劃開展，目的是通過一個平臺或網絡將城市、行政區、國家或跨國層面的主要觀察實體聯系起來。在2000年漢諾威博覽會上，來自加拿大的大量利益相關人員已經正式討論了這個項目(加拿大文化局當時自己開發了一個國家文化信息門戶)。雖然由于UNESCO在這個領域的優先性轉移，項目被擱淺，但計劃仍然是將全球文化氣象站付諸實踐?！盵5]

八、“文化氣象站”模式對我國文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啟示

面對國際上蓬勃的“氣象站”建設，我國的表現明顯落后。目前，我國文化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基本上是政府投入為主、高?？蒲性簠f助共同參與的模式。經過多年努力，目前公共數字文化建設成績顯著，地方各級文化部門也基本上完成了互聯網覆蓋并且在機構內部建立了網絡信息中心，表現最突出的即國家推動的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數字圖書館推廣工程、公共電子閱覽室建設計劃等三大數字文化惠民工程。此外，還有一些半獨立或獨立性機構的智庫也承擔著文化信息統計的職能，這些機構由在高等院校、社會團體等任職的學科專家及其下屬的科研機構等組成。這兩個模式，一方面所推行的工程是由公共部門提供的，以滿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為目的而提供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也均未在文化信息統計領域取得話語權，并且無法保證其研究結果的質量和意義。嚴格意義上說，它們都和“文化氣象站”的功能職責及運作方式有著極大差別，因此若用“氣象站”的概念來衡量的話，中國目前還沒有類似的文化信息統計機構。

面對這種空白，第一，我們要認識到目前我國的文化政策制定過程中仍存在著缺乏統一的科學統計標準、統計制度執行缺乏規范、統計指標使用不夠嚴謹、缺乏對統計結果的問責制度等問題，完善統計標準和制度是我國建立“文化氣象站”的前提。第二，要善于發掘公共文化政策制定、文化研究、文化經濟領域對信息數據的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以便針有對性地進行科研立項及信息收集。第三，要為“文化氣象站”的建立與發展創造有利條件，這些條件不僅包括政策扶持、資金投入、技術支撐、人才培養的內部條件，還有推動交流合作、積極加入國際組織的外部條件。第四，要盤活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建立政府、高校、科研機構、企業與“文化氣象站”之間的合作互助關系，發揮統計數據文檔及研究結果的社會功能。 第五，培養公民參與的積極性，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前提，鼓勵公民積極參與各項文化活動和文化統計項目，吸引公民參與志愿者隊伍。

[1] 斯通.政策悖論：政治決策中的藝術[M].顧建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2] SCHUSTER J M. Informing Cultural Policy: The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Infrastructure[M]. New Brunswick, NJ： Centre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2012.

[3] PLEBANCZYK K. The Idea of Culture Observatories—overview[M]. Acta Academiae Atrium Vilnensis 2014, Antioch, CA: Fine Arts Press.

[4] ISAR Y R. Towards an Inter-American Cultural Policy Observatory: A Feasibility Study：2003[EB/OL].[2016-10-23]. http://www.oas.org/udse/cic/ingles/web_cic/estudio.htm.

[5] ISAR Y R. Cultural Observatories[EB/OL].[2016-10-03].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FX7iCgAAQBAJ&lpg=PT10&ots=9v2t0PBhM4&dq=Encyclopedia%20of%20Global%20Studies%20%22Cultural%20Observatories%22&lr&hl=zh-CN&pg=PT393#v=onepage&q=Encyclopedia%20of%20Global%20Studies%20%22Cultural%20Observatories%22&f=false.

[6] 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Cultural Research (ERICarts) [EB/OL].[2016-10-20]. http://www.ericarts.org/web/ericarts.php.

[7] Encatc:about us[EB/OL].[2016-10-20]. http://www.encatc.org/.

[8] 舒斯特.文化政策信息基礎建設：基于不同國家的案例分析[M].李妍，李競爽，王列生，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2016.

(責任編輯 周軍偉)

1006-2920(2017)04-0044-06

10.13892/j.cnki.cn41-1093/i.2017.04.009

李競爽，中國藝術研究院公共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