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讀者理解“眷村的故事”的可能性

方巖

一

不得不承認，時至今日，“眷村”之于大陸讀者而言依然是個比較陌生的詞匯。即便是隨著影像、書籍的傳播和交流，我們或許觸及皮毛，只是大部分時候，了解止于故事本身的悲情，造成“悲情”的歷史與政治都變得不再重要。正如很多年前的電影《海角七號》，讓我們津津樂道的是海峽那邊的“愛情”，而這“愛情”背后的歷史和政治被輕輕放過。所以，當我們重新談起“眷村”的時候，我們需要稍稍地設定一下前提和補充一些常識：首先，“眷村”不僅是故事發生的場所和區域，而且意味著一段曲折復雜的、綿延至今的政治和歷史，而這歷史、政治正是參與建構、影響臺灣歷史進程的重要因素；其次，我需要時刻提醒自己作為大陸讀者所缺失的基本常識，哪怕是在兩岸民間交往隔絕，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全面對抗的時代里，“眷村”的前世和今生也在以一種曖昧的形式參與到大陸的歷史進程中。在大陸讀者熟悉的知識范圍內，列舉一些名字或許能產生一些比較感性的說服力：宋楚瑜、馬永成、朱立倫、丁守中、郝龍斌等人是對兩岸關系能夠產生直接影響的政治人物；郭臺銘是臺灣商界在大陸投資的代表性人物；龍應臺、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張大春、張曉風、蘇偉貞、痖弦、楊牧是著名作家，是大陸讀者了解臺灣文學歷史和現狀的重要媒介；電影導演李安、侯孝賢、楊德昌等人則在影像風格、藝術觀念甚至是政治態度等方面對大陸知識分子有著深刻影響；鄧麗君、侯德健、蔡琴、李宗盛等人則與大陸流行文化的構建和變化存在著密切關系。不用再羅列具體的事例，很多大陸讀者都會明白，過去的幾十年里，在大陸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中，這些人所產生的標志性意義和影響，只是很多大陸讀者不清楚的是，這些人擁有一個共同背景：眷村。

所以，與我一樣的大陸讀者或許應該有一種意識：故事固然是了解一段歷史最簡單最樸素的途徑，而說故事人的訴求和故事的成因或許更重要，尤其當我們重新面對“眷村”的時候，畢竟我們面對的是一種與我們自身的過去和現狀密切關聯卻隱而不察的歷史。張耀升的《告別的年代：再見！左營眷村！》（以下簡稱《左營眷村》）正好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二

“眷村”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次大分裂的結果。在1940年代最后幾年的國共戰爭中落敗，中華民國政府被迫遷往臺灣。為了安置從大陸各省撤軍至臺灣的國民黨軍隊及其眷屬，國民政府在臺灣各地興建大量的居住社區，這便是“眷村”。眷村的建設和規劃大致以軍種及其所屬部隊的駐地作為中心，比如“左營眷村”的產生便是因為駐扎在高雄軍港的海軍及其眷屬聚居于高雄市一個叫作“左營”地方。僅以高雄市為例，同樣駐扎在高雄的軍隊還有空軍和陸軍。于是，便有了以空軍眷屬為主的“醒村”和“筧橋新村”，和以陸軍眷屬為主的“黃埔新村”（《左營眷村》第125頁）。在同一個眷村的內部往往也會因為軍人在同一軍種內的軍銜、職務的差別而劃分出更小的社區。以左營眷村為例，“多為士官，階級低”的軍人眷屬集中居住于一個叫“勵志新村”的社區（《左營眷村》第68頁）；“明德新村”則“在左營地區的海軍眷舍中被定位為‘甲級眷舍，特色顯著，常被稱為‘將軍村”（《左營眷村》第88頁）；“建業新村”的“住戶以校級軍官為主”（《左營眷村》第154頁）。此外，還有小部分眷村則居住著美軍駐軍眷屬（《左營眷村》第125—128頁）。

從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眷村”并非僅僅是一群被迫背井離鄉之人的聚集之地，他們畢竟是一群擁有特殊身份的群體。簡單說來，這些軍人及其所支持的政黨和政府均屬于決定臺灣未來命運的階層。他們雖然飽受磨難，但是依然牢牢掌控著決定臺灣歷史命運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隨著國民黨政府對臺灣的有效治理以及臺灣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得風氣之先的眷村子弟也越來越多地投身于這種歷史進程，正如前文提到那些人物一樣，他們既是眷村子弟，也是臺灣歷史進程中的“時代之子”。如今反觀這段歷史進程也就不難理解，何以隨著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的常態發展，“眷村”作為一個地理空間愈發顯示出它在臺灣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意義。甚至可以說，眷村故事的發生固然是歷史大分裂的結果，也可以說是臺灣當代歷史的新開端。因為，“眷村”在其歷史沿革所形成的某些精神，可以成為大陸讀者管窺臺灣“共同體”意識的某些方面的一個窗口。

三

十個左營眷村的故事構成了這本書的主體。在其中一個故事的結尾，張耀升感嘆道：“大部分家庭中的女主人都是所謂的本省人，而他們的下一代，理所當然也是臺灣人，這個眷村本身就是一個本省籍與外省族群的融合的狀態，并不存在省籍間問題，怎么他們一走出眷村，省籍問題反倒鋪天蓋地而來？”（《左營眷村》第73頁）。這句話涉及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話題?！熬齑濉钡淖迦簶嫵善鋵嵖梢员灰暈榕_灣族群構成的一個縮影。當年軍隊撤至臺灣時，除了一些高階軍官，大部分軍人都無法將親人帶往臺灣，于是娶當地人為妻就成為大多數單身軍人很自然很正常的選擇，即便曾在大陸婚娶的軍人大多最終也只能在當地重組家庭。所以，眷村便形成了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原住民等各族群的共存一個社區的現象。眷村里各種族群和諧相處、互助共濟度過了臺灣重建歷史中最為艱難的歲月。在張耀升看來，這便是眷村精神中最為可貴的品質之一，“那是不同族群間能相互理解的一段共同的歷史與生命經驗?！保ā蹲鬆I眷村》第21頁）。張耀升不斷講述這些故事，并非只是為了緬懷往日“歲月靜好”，亦并非只想為因城市改造而即將消逝的眷村留一份歷史記錄，他念茲在茲的還是這種品質對臺灣現實是否具有借鑒意義。由眷村故事反觀臺灣當下，便會發現類似的族群構成卻造成了另外一番令人擔憂的景象。直言之，至少在大陸讀者的直觀印象中，藍綠之爭是目前影響臺灣政治穩定的最重要的因素，歸根到底其實是族群、國族的身份認同問題。這里充滿了復雜的因素，且“皆與學界盛行理論的不盡相同甚至抵觸”（《左營眷村》第21頁）。所以張耀升最終選擇了一種返璞歸真的方式，拋開生澀的理論概念和繁瑣的歷史敘述，希望用最為樸素、直觀、人性的眷村精神和傳統——“便是‘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情”（《左營眷村》第28頁）——去化解當下族群間的隔膜和抵牾。如作者所言：“我們需要故事，而且最好是由不同族群的人來寫對方的故事，例如本省人寫外省人的故事、客家人寫原住民的故事，因為這些故事不只是寫給與我們同樣的人看，更重要的是，給予我們不同的人看?！保ā蹲鬆I眷村》第23頁）我想，文中的“不同的人”應該也包括像我這樣的大陸讀者。只有如此，一切分歧方有化解的可能。

2016年5月12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