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新方式

生育新方式

生育這件事正在變得前所未有的復雜。有人恐慌于人類將在生殖中扮演上帝角色這一事實，而困擾于無子或者基因疾病的人則熱切呼吁著減輕痛苦的權力。無論如何，相關技術正在有條不紊地推進，關于如何對待、利用它們，人類將不得不盡快達成共識。

基因編輯

20年前，當克隆羊多莉第一次進入公眾視野時，對人類進行基因編輯和克隆的想法曾引起了巨大的爭議。有人會認為，如今看來，這些風波都是小題大做。但隨著技術進步，克隆人類的可行性正穩步提高。

克隆技術不需要雌雄交配，不需要精子和卵子的結合，只需從動物身上提取一個單細胞，用人工的方法將其培養成胚胎，再將胚胎植入雌性動物體內，就可孕育出新的個體。英國英格蘭科學家和美國俄勒岡科學家先后培養出了“克隆羊”多利和“克隆猴”。

這種以單細胞培養出來的克隆動物，具有與單細胞供體完全相同的特征，是單細胞供體的“復制品”。在這個過程中，如果對供體細胞進行基因編輯，那么無性繁殖的動物后代基因就會發生相同的變化。

2月14日，美國國家科學院宣布，將對某些條件下的基因編輯技術研究給予支持。他們的研究表明，基因編輯技術十分精確，甚至在胚胎形成之前就可以治愈血友病、鐮形細胞貧血等基因疾病。

合理分組是實施合作學習的前提，也是營造良好合作學習氛圍的重要舉措。分組過程中，教師要尊重學情，充分考慮學生之間存在的差異，包括學習能力存在的差異，使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得到合理搭配；要考慮學生之間的性格不同，使不同性格的學生進行合理配合，達到取長補短的作用。

人類對基因藍圖的解讀、編輯始于1990年。美國科學家法蘭西斯·柯林斯（FrancisS.Collins）與克雷格·文特爾（J.CraigVenter）共同發起了人類基因組計劃（HGP），由美、英、日、法、德、中等多國參與。這項人類計劃在2003年4月宣告完成，人類基因組的全貌展開在科學家們面前。

當時，人類基因組計劃第一次完成基因測序耗費了30億美元?，F在，隨著技術進步，基因測序的成本飛速下降，普通人做一次基因測序只需要1000美元甚至更低。

基因編輯領域也迎來了重大技術突破。2012年，科學家發現，細菌用以對抗病毒的CRISPR-Cas9系統，可以作為簡單、靈活的基因組編輯工具。過去的基因修改技術，需要制造大量的人工蛋白，并且只能一個一個地修改基因。而CRISPR的優勢在于，它是通過對細胞DNA進行精確地靶向修飾來發揮作用，能夠實現批量地修改基因，且編寫能力更加高效精準。這讓基因編輯的技術難度大大降低。

更重要的進展誕生于去年。在落幕13年后，人類基因組計劃迎來了它的2.0版本，從“讀基因”正式進化到了“寫基因”階段。2016年5月10日，哈佛大學喬治·丘奇教授（George·Church）和紐約大學杰夫·博伊科博士（Jeff·Boek）召集了來自全世界的150名科學家聚首哈佛醫學院，召開了人類基因組編輯計劃（The Genome Project Write）組織會議。

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遺傳學家、合成生物學家、生物倫理學家聚在一起，只討論一個問題——人類應該如何開始編寫基因。這次會議決定了人類未來的基因編輯能力將達到怎樣的高度。

在接下來的10年中，科學家們的終極目標是合成人類基因組的30億個堿基對，在這個技術不斷成熟的過程中，未來必然會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基因編輯方式出現，很多當下醫療行業還束手無策的難題，都將迎刃而解。

爭議

基因編輯是科學和醫療的未來，但它的存在也更容易招來倫理爭議。

保守人士的擔憂在于，理論上現有的基因技術已經有能力合成新的染色體，從而制造沒有血緣意義上的父母的嬰兒。而那些對新技術一知半解的人，只是看到標題，就會開始想象科學怪人正在秘密地制造“變種異煞”的畫面。

厭惡常常伴隨著反烏托邦恐慌。比如，在關于基因編輯的科幻故事中，人們設想自己可以造出擁有強大的智力和體力的超人。當克隆羊多莉面世時，各大媒體的版面上充斥著對克隆軍隊的幻想。最殘酷的莫過于英國作家黑石一雄在小說《別讓我走》中描繪的世界——一群戴著身份識別手環的克隆人兒童，為成為合格的器官捐獻者而在“黑爾舍姆”寄宿學校中嚴格遵循健康作息成長，并在主人需要的時候走上手術臺，一件件交出他們的器官直到全部交完。

雖然，截至目前為止，即使真的有人想制造出所謂的超人，他們對如何創造也沒有什么頭緒。然而，歷史經驗表明，生殖科學進步神速。因此，對生殖科學的倫理思考是有現實意義的，即使其結果尚未實現。

事實上，在去年的人類基因組編輯計劃組織會議上，科學家們最終一致決定，回避一切可能會帶來倫理爭議的實驗。

新型生育技術

生殖方式可選范圍也正在穩步擴大。

在不久的將來，從體細胞培育精卵細胞一定會成為可供使用的爭議最少的新技術。這種技術的一大優勢是同性戀夫婦可擁有與其雙親相關的孩子。

不過，法律應堅持規定使用兩個人的體細胞，而非一個人的自我繁殖。如果一個人試圖兼任孩子的父母，那么形成的精卵細胞結合將集中有害的突變基因，其結果相當于終極近親繁殖。

亞里士多德最早界定了胚胎發育的階段。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在《問題論辯集》中引用亞里士多德的結論，認為“在人類胚胎發育的過程中，感性的靈魂替代最初植物性的靈魂，然后又被理性的靈魂替代”。

當然，天主教對胚胎學的理解早就超越了亞里士多德，但是有關胚胎道德地位的爭論仍在繼續。在胚胎生成和增長的過程中，其道德地位何時才會上升到人的水平？何時才會享有人的所有權利、承受所有的義務？阿奎那對“人”的定義是，“人不僅僅會行動，而且可以按自己的意志來行動”。他堅持認為，盡管早期的胚胎不具備人的資格，但并不意味著它沒有價值，宗教認為胚胎對神而言是有價值的。從這個立場來說，似乎很難要求神學家支持胚胎選擇和基因改造。

在法律層面上，規定什么生育行為應該被允許、什么行為不應該被允許的界限則更加困難。程序安全是討論這些生育方式是否合法的核心問題。證明程序安全則面臨著很多障礙。

研究人員被允許對只有幾個細胞組成的人類胚胎進行實驗，這在一些人眼里是錯誤的做法。然而，他們不能對人類胎兒進行實驗。他們也不能輕易地從人類最親密的親戚類人猿身上試驗胎兒，因為這些動物很稀有而且通常受到法律保護。

因此，當一項技術已得到可行性檢驗，但在現有法律所許可的范圍內還不太可能進行實際應用時，研究人員們不得不拿出勇氣來做突破。要知道，雖然是英國第一個開發了線粒體移植技術并率先批準使用，但已知的開展這類移植的首對夫婦來自約旦，他們前往墨西哥做了線粒體移植。

《經濟學人》則認為，能否幫助父母獲得幸福、幫助孩子獲得健康，可以成為檢驗這些研究行為和生育方式是否正當的檢驗標準。

從體外受精和供體人工授精開始討論是有益的。這兩種技術已從讓人恐慌的新事物慢慢變成了人們熟悉的技術，讓本來不孕不育者擁有健康的孩子，成為幸福的父母，離開孤獨的深淵。毫無疑問，能夠避免罕見但危險的影響細胞能量生成疾病的線粒體移植同樣會被證明是有益的技術。

身份感與公平性

基因編輯和克隆所影響的，遠遠不止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健康。首先，基因編輯需要通過胚胎篩選的方式來消除基因疾病——很多人會為這個進步鼓掌。作為個人自主權的一個方面，一個成年人應該被允許克隆出自己的完美版本。

但是，克隆他人、培育具有新特性的嬰兒引起了人們對平等的質疑，以及在未經同意的情況下使用他人的組織是否正當的問題。

還有，失獨父母們能克隆他們死去的孩子嗎？寡婦能克隆她死去的丈夫嗎？富人們能否付費為后代做基因編輯，讓他們更聰明、更勤奮，而窮人們卻無法承擔基因編輯的高昂費用？

對于這些問題，有專家指出，目前基因編輯應當是治療疾病的“最后稻草”，只能先窮盡其他技術，如通過產前檢查排查出疾病胚胎并流產，以及通過體外授精培育健康的孩子等，在這些辦法都無效后，才能嘗試使用基因編輯。例如，當丈夫和妻子都患有囊性纖維化這種隱性遺傳疾病時，他們的后代必然遺傳該病，其他辦法都治不好，才能采用基因編輯，改變胚胎中的致病基因，幫助他們生下健康的孩子。

但待解決的問題還多如牛毛。專家委員會需要研究、討論并得出這些問題的答案；法院需要更新相關的法律法規，來保護尚未出生者的利益?？晒┧麄兘梃b的先例包括，同卵雙胞胎（社會對這種“克隆”應對良好），或者“救世主兄弟”（通過IVF技術來為患病的兄長或姐姐提供干細胞）。制度必須具有適應性，因為隨著新技術的發展，人們的觀念會發生相應的變化。

從過去的情況來看，風險并不在于人們對新型生殖方式的莽撞嘗試，而恰恰來自于猶豫不決——是非觀受到沖擊，保守的人們感到錯位、迷茫和痛苦。而且，在考慮任何生殖技術是否應該被許可時，不要忘記它們可以為父母帶來快樂，為新生兒帶來健康。

2月20日，人類基因編輯研究委員會在美國華盛頓正式就人類基因編輯的科學技術、倫理與監管向全世界發布研究報告，從基礎研究、體細胞、生殖細胞（胚胎基因編輯）這三方面提出相關了原則。

為了防止“超人”的出現，人類基因編輯委員會一共提出了10條標準來規范對人的基因編輯：缺乏其他可行治療辦法；僅限于預防某種嚴重疾??；僅限于編輯已經被證實會致病或強烈影響疾病的基因；僅限于編輯該基因為人口中普遍存在，而且與平常健康相關、無副作用的狀態；具有可信的風險與可能的健康好處的臨床前和臨床數據；在臨床試驗期間對受試者具有持續的嚴格的監管；具有全面的、尊重個人自主性的長期多代的隨訪計劃；和病人隱私相符合的最大程度透明度；在公眾的廣泛參與和建議下，持續和反復核查其健康與社會效益以及風險；可靠的監管機制來防范其治療重大疾病外的濫用。

顯然，學界正在做出推動制度適應技術的努力。

（本刊實習記者楊月縈編譯自《經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