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與春秋易學二題

楊學祥

[摘 要] 由于時歷久遠，文獻不足，人們對西周、春秋時期《周易》文本流傳、易學發展等相關問題的認識存在較大差異。筆者所論主要及于兩個問題：西周時期《周易》文本流傳的問題和由《易象》引發的魯國史官易學問題。筆者以為，西周時期《周易》即應有所流傳，不僅止于周、魯有之；《易象》應為魯國史官易學之成果，而《左傳》記載穆姜言“元亨利貞”一節也應是其內容之一。

[關鍵詞] 《周易》；文本流傳；《易象》；西周；春秋

[中圖分類號] B2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6—0059—06

Abstract：Due to the long history and insufficient literature， people differ greatly in their opinions on the text spread of Zhouyi and development of Yi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s paper mainly talks about two problems： the text spread of Zhouyi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and the Yiology of official historians of Lu triggered by “Yi Xiang”.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e text of Zhouyi should be already spread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Yi Xiang” was the results of the Yiology of official historians of Lu， and the words of Mu Jiang which recorded in “Zuo Zhuan” should also be one of its content.

Key words： Zhouyi； text spread； Yi Xia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班固《漢書·藝文志》言“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諸子出于王官說”自此成為論述諸子起源時的重要觀點。章學誠提出，“三代盛時，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盵1]章太炎亦主“九流皆出王官”[2]。準此，則西周時包括《周易》在內的六經之學由王官世守著，那么《周易》只在周王室以及“有天子禮樂”的魯國可以見到，在其他諸侯國是沒有資格擁有的。時及東周，禮崩樂壞，“天子失官，官學在四夷”[3]，六經之學方才漸次流入各諸侯國及民間。這種認識是否準確，在今天看來是頗成問題的。筆者即著力于對西周時期《周易》文本流傳問題和由《左傳》所言《易象》引發的魯國史官易學問題進行探討。

一 西周時期《周易》非僅止于周、魯有之

討論這個問題，有兩點需提前說明。第一，此處的“西周”意指自武王滅殷至平王東遷之整個歷史過程而言，因此，說“西周時《周易》非僅止于周、魯有之”包括《周易》在整個西周時期伴隨著各國之文化交流所產生的可能流傳在內。第二，關于《周易》成書問題，目前尚無精確定論，筆者亦不認為西周初年既已有我們今日意義上之成型《周易》，而只是以之代指相當于我們今日所言《周易》的一種早期文本。這一點，于《詩》、《書》、《禮》、《樂》、《春秋》亦然。

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論及殷周鼎革之際社會、政治諸方面的巨大變遷時曾說：“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盵4]（P451）其時，“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4]（P453）《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武王滅殷之后，“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盵6]（P480）“更始”二字，意味深長。西周建立后，為鞏固統治，制禮作樂，封建親戚，變殷商方國聯盟制度為封國聯盟制度，聯盟之主由諸侯之長變而為諸侯之君。據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所記，到春秋時代，“見于《春秋》、《左傳》的封國和與國尚有一百四十余國”。[7]可見西周分封之盛。

西周之分封，最重要的兩個封國即為齊國和魯國。而二者相較，又有本質的不同，即魯為周之同姓封國，齊為周之異姓封國。這種不同也造成了二者當時所受封賜、歷史任務及更重要的日后文化發展等方面的差異?！蹲髠鳌ざü哪辍穼χ芄怍斢性敿毜挠涊d：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瓎⒁陨陶?，疆以周索。[3]

這段話中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祝，指大祝，《說文》謂“祭主贊詞者”；宗，指宗人，掌宗廟、祭祀等；卜謂太卜，為卜官之長；史謂太史，掌記載史事，兼理國家典籍和天文歷法等?！皞湮铩?，根據楊伯峻的研究，“備物”即“服物”，不僅指生與死所服、所配之物，且指所用之禮儀。典策即為典籍、書冊。而官司、彝器則為百官有司、宗廟祭器之屬。

魯國為周公之封地，屬姬姓“宗國”，其被封于殷遺勢力強大的商奄舊地——曲阜一帶，本身就帶有鎮撫諸侯、推行周文化、穩定統治秩序的重要任務。從引文可見，周王于魯之封賞可謂隆盛，而其中最為特殊的莫過于封以“祝、宗、卜、史，備物、典策”，這在其他諸封國是無此殊榮的。司馬遷稱“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葆周公之德也”[5]（P1523），于斯見矣?！抖Y記·明堂位》云：“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盵7]也絕非空穴來風。

由此，若說魯國在西周初分封時即已得《周易》之書，確實應當是合理的推測。但若說整個西周時期《周易》唯周、魯有之，則筆者以為不確，理由有四，敘之如下。

1.由禮樂之繁興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闡述西周分封之目的時稱：“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笨追f達疏曰：“故封立親戚為諸侯之君，以為藩籬，屏蔽周室?！币虼?，各個封國對周而言，是負有朝貢、拱衛等職責的。

《史記·周本紀》載：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后，國於宋。頗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谷，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弊鳌墩僬a》、《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5]

“《書》記先王之事”，從上述引文可知，《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佚》諸篇皆為以周公為代表的主政者教導、申飭各方諸侯、王室子弟之作。與之類似的，徐復觀研究認為，“由周室之史所編的《詩》，都含有教戒的意義”[8]?！稑贰穭t與《詩》相互配合，而《禮》即在二者的不同組合中展現。

所以，《詩》、《書》、《禮》、《樂》在西周之現實政治、社會關系中，是時時用之而不可須臾分離的，這正是宗周社會之禮樂文明的體現。且《伯禽》、《康誥》、《唐誥》諸篇，即為分封伯禽、康叔、唐叔時之冊命文書，他們對于自己的冊命文書難道會一見之后便不復再見嗎？《禮》、《樂》、《詩》三者更為一體而不可分，諸侯若不有之，則朝聘會盟、時享歲貢諸禮如何正確施行？

《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笨追f達《正義》疏稱：“周公制禮作樂，用之鄉人焉，令鄉大夫以之教其民也；又用之邦國焉，令天下諸侯以之教其臣也?！盵9]

《禮記·王制》更言及西周時之教育稱“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敝T侯若不有之，則如何教育國子、興起人才？所以，在當時這種禮樂文明的籠罩下、浸潤中，如果說臣服于周王室的各個封國沒有《詩》、《書》、《禮》、《樂》之“典策”的只言片字，我認為，是不可想象的。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推想到《易》?！兑住费圆敷?，語涉天人之秘，言之似乎較《詩》、《書》平添了諸多忌諱。但是，筆者認為“文王演《周易》”，使易學系統發展、進入了傳統文化視域中的“三易”階段，這是周文化于《易》之巨大貢獻。在當時而言，文王將“憂患”意識、德性精神灌注于其所演之《易》中，這一點與周定天下之后所發布的諸多誥命文書相較，是一致的，是體現文王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天下的精神要旨所在。因此，若說周王室于此寶而藏之、秘不示人，甚至同姓兄弟封國亦不得與聞，筆者以為，是不合理的。這一點，若與下面“由‘三易系統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一節合觀，會得到更清晰的認識。

2.由“頒度量”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

《禮記·明堂位》載：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14]

此處，“頒度量”三字至關重要，孔穎達疏：“度，謂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筐、筥所容受?！边@就涉及到了西周之制度統一，具體而言是經濟制度的統一問題?！爸贫Y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表明各國均接受了周之新度量標準?！蹲髠鳌ざü哪辍酚涊d分封魯公、康叔、唐叔時稱：“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也是指征收賦稅、丈量土地的經濟政策而言。經濟上的管理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則文化上的推廣普及程度就更不待細言了。

如，李學勤曾言及西周文字的統一性問題，以之論證西周為統一國家：

在秦始皇之前的夏商周三代都是統一的……夏商周三朝的政教影響到了相當廣大的地區。就西周來說，大家可能會注意到，西周時期，不管什么地方出土的青銅器，其銘文的字體都一樣，如出一手。如北京房山琉璃河出土的燕國青銅器，與陜西、湖北、江蘇等地出土的青銅器幾乎一樣，這就反映了西周王朝的統一性。這種西周青銅器統一的局面，到了東周便不統一了，由于東周時王朝政教的勢力弱了，所以青銅器上的銘文字體也是千奇百怪，反映出它的分裂。[15]

再如，張正明通過對已發掘之秦墓和楚墓的研究，發現“春秋早期以前，無論楚墓、秦墓，其墓坑形制、棺槨結構和隨葬器物都與周墓近似?！盵16]

通過這些發現，我們看到西周禮樂文化之統一性所深入的程度是一般人所難以想象的。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我們談西周禮樂文化，談包括《周易》在內的文化典籍的交流，才是真正合乎歷史實際的。

3.由“三易”系統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

“文王演《周易》”是傳統易學視域內的大事件，諸多典籍皆有記載?！断缔o下》：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史記·周本紀》：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5]

《漢書·藝文志》：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敝劣谝?、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10]

文王演《周易》，所演者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有爭論，如有重卦說，作卦爻辭說，演德說[13]，演數說[14]等，但對于文王與《周易》有關系則觀點尚比較一致。但筆者在此所關心的并不是文王所作的具體工作，而是在傳世文獻視域中，其演《易》的文本依據與時間問題。

首先，文王演《易》的文本依據問題。

《周禮·春官·太卜》：“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编嵭⒃疲骸跋脑弧哆B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蔽覀冎?，文王演《易》之前，肯定是沒有《周易》的。那么文王借以演《周易》的材料只能是當時存在的《連山》與《歸藏》?！哆B山》我們暫且不說，從出土材料看，《周易》與《歸藏》在文字上確實是有著某種關聯性的。如李過《西溪易說》即言：“今以《周易》質之《歸藏》，不特卦名用商，卦辭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因商《易》舊文?！盵15]

如此，則文王演《易》在文本依據上，一定是（至少部分地）參考了、繼承了其先的殷易《歸藏》的。比如，林忠軍師曾言，“殷周之際，雖然諸種筮數盛行，方法趨向多樣化，但已有了現成的《歸藏》陰陽符號。作為商王朝西伯侯的文王，拘于羑里而演《周易》，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再去舍近求遠、再做重復勞動……”[16]姜廣輝亦言，“羑里為殷地，文王被囚于此，會了解到殷人的蓍占之術，文王對之加以損益改造”[13]，這應該是合理的猜測。

其次，文王演《易》的時間問題。據《史記·周本紀》：

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

……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佣?，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5]

如引文所述，文王演《易》在其囚羑里之時，而以太師疵、少師強為代表的商王室職官攜其所司之禮器奔周，時已當武王即位后之十一年。其時文王早已作古，若待此時方得見殷商典籍《歸藏》而參考之以演《周易》，是不可能的。因此，文王定是在殷商職官抱器奔周之前，即已有其書。

那么，這里的問題是，文王以一備受猜疑之方國主，何由得見殷人筮占之書——《歸藏》？而且還是在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之“尊神文化”大背景下？

因此，筆者以為，古者“學在王官”，固也，但若說“學”只限于“王”之“官”，而必不及于諸侯之“官”，則未必然。殷與諸方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抗衡、交流之外，文化上的交流、影響也應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由此推想西周與諸封國臣屬之間，特別是與諸同姓兄弟封國之間，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甚至單方灌輸，應是更為深入而顯明的了。因為殷商時代，殷與諸國是方國聯盟關系，殷為諸侯之長，而非諸侯之君，各國于殷而言尚屬“友邦”。但西周時則不同，周公分封，明確了周與諸侯國之關系，周為諸侯之君，而諸侯則皆為周之封國臣屬。

另外提出一點可作為旁證的，是近些年對考古發現中卜法，特別是殷末周初時卜法相關問題的研究。通過對殷商甲骨與西周甲骨的研究，人們發現二者確非同一種卜法，不具有直接繼承關系。但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如，在周原即曾發現有祭祀殷商先王、文例接近殷墟晚期卜辭的甲骨，在殷墟也曾發現有文例、字體酷似周原早期卜辭的甲骨。據李學勤的研究，推測前者為“周文王時期的，系周人在商朝所卜，后來攜歸周原?！盵17]而后者則為“無疑屬于周人系統的甲骨”。如此，筆者以為，雖然成熟的西周卜法與殷商卜法具有不同的特質，二者非直接繼承關系，但從考古材料可以看到周人確實知曉并曾運用過殷商卜法進行占卜活動。在筮法的關系問題上，應該也是這樣的情況。[17]統而言之，在卜法、筮法上周于殷商皆有所借鑒。

所以，在“三易”系統的視域內，我們可以說于殷未墜厥命、其職官尚未抱器歸周之前，文王作為一異姓方國之主，即已得見殷易《歸藏》。三代文化交流之景況，有可能遠較今人之猜測為深入而廣泛。推而及《易》，我認為也應當是這種情況。

4.由“觀書周室”論《周易》在西周的流傳

傳世文獻有春秋時人“觀書于太史氏”、“觀書于周室”之記載。如：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氏，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

《公羊傳》徐彥疏引《閔因敘》云：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致《春秋》之意，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再如，《墨子》亦不止一次稱：“吾見百國《春秋》”，“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而且，《莊子·天道》更言“孔子西藏書于周室”，要把自己所整理的書藏于周之府藏，還見到了周的“征藏史”老聃，并與之進行了一番交流。

孔子“西觀周氏”而得“百二十國寶書”，其時雖當春秋，周室衰微，但于周室可觀其藏書似乎并非空穴來風，應該是深有歷史淵源的。

與此問題相關，我還想到孔子“之宋得《坤乾》”一事：

《論語·八佾》：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p>

《禮記·禮運》：

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

武王滅殷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大禹之后于杞”，因此，杞國為夏后裔之封國，而得以保存、延續夏禮及夏之治國之道。宋國則為殷后裔微子之封國，保存有殷禮及殷之治國之道?！独で?，鄭玄注云：“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闭聦W誠《文史通義·易教上》稱：“《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文獻無所征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于夏、商之所得?！?/p>

作為足以反映一國之禮義、大道的根本性典籍，孔子竟然能之其國即得之，且能如是者再。杞、宋兩國，于孔子時固已“不足征”夏、殷之舊禮，但制度雖缺而典籍尚在。而且，相較于周室而言，杞、宋兩國之在春秋時期與在西周時期，并無根本性的差異。因此，西周時《連山》、《歸藏》即可于諸國間流傳，此當為可接受之猜測。

更進一步，春秋時，人們可以之周室觀其禮儀、求其舊典。但彼時周室雖微，而名義尚在，如果外人入府觀書為周氏制度所不許，那么孔子、墨子肯定也是無緣得見的，更不用說能“得百二十國寶書”、“見百國《春秋》了”。既能得《春秋》，則《易》亦當可見。更重要的是，沒有了制度上的障礙，則西周時人，至少諸侯國主、職官，若入周觀書、求書，也應當是可行的，則《易》于西周當不僅止于周、魯有之，亦很明顯的。

上述四點，若分而觀之，則各各或只為無確鑿證據之猜測；但若合而觀之，筆者認為應該足以成為合乎邏輯的推測。首先，宗周政權的政令制度與禮樂文化之深廣普及程度是遠遠超過今人一般想象的。其次，當時諸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之普遍性程度也是遠遠超過今人一般想象的。因此，在相關傳世文獻記載及出土材料佐證的視域內，得出“西周時期《周易》非僅止于周、魯有之”的推論，我認為是合乎邏輯的。

二 《易象》試探

本節所論，為魯國史官（本文所談之“史官”為包括“筮人”在內的廣泛意義而言，意指掌握一國學術文化的整個職官群體）對易學的研究。文獻不足，只能就相關問題盡量做出合乎邏輯的推測。

清代學者汪中認為，“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盵18]那么，在列國史官的手中，《周易》是否隨時代演進而有其新變？關于這一問題，于史無征。但在“官將失而未失”、“師儒將起而未起”的春秋早期，所幸尚有蛛絲馬跡可供推尋。

《左傳·昭公二年》（前540年）：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盵3]

關于這一段文獻中涉及的《易象》，前輩時賢多有論及，其中以李學勤的研究為最具代表性。李先生的觀點，大要有三：一、《易象》非《周易》；二、《易象》為“魯人所作所傳”，是“若干世代筮人知識的綜合”。[17]三、《易象》為講卦象的書籍，類似于今本《易傳》中的《說卦傳》等篇。筆者基本同意前兩點，將于下文有所補充論證；第三點則稍有異議，茲分別述之。

1.《易象》非《周易》，為魯人所作問題

楊向奎認為魯國實為“宗周文化之嫡傳”，“宗周文化之正統”[19]，而此處之“周禮”是指廣義的禮，即依楊朝明所劃分之“禮義”、“禮儀”、“禮俗”三層含義中之“禮義”，或曰“禮之本”，禮之根本精神?！爸芏Y盡在魯矣”，重點在“在魯”二字，意謂在魯人所作所傳的文獻中完美體現了西周的禮樂文化精神。而且，文中以《易象》與《魯春秋》并列，如若《易象》真是傳世文獻視域中貴為周邦之舊典、文王周公之制作的《周易》，那么，這種排列是不合適的，因為《周易》與《魯春秋》二者絕非平行并列的關系。而且，誠如李學勤所說，“《周易》經文當時為列國所俱有，韓起沒有必要到魯太史處觀覽，也不會為之贊嘆?！盵17]

“春秋時代，《易》流行于各國……以《易》為筮，由各國史官所主管?！盵8]因此，《易象》定非《周易》，應是魯國“筮人知識的綜合”，是魯史官易學的成果。

2.《易象》內容問題

關于《易象》的內容問題，結合《左傳》、《國語》中的諸多筮例，說其必為言卦象的書，類似于《說卦》等篇，肯定是不錯的。但筆者以為，這里似乎還有繼續討論的余地，即：我們看《左傳》、《國語》所存諸國筮例，絕大多數都是采用卦象分析的方法來斷卦吉兇，而問題就在這里。徐復觀認為，春秋時“《易》的卦辭、爻辭雖各國所同，但對卦爻的解釋則多各自為說?！盵8]諸國占筮，皆以“觀象”而斷吉兇，則魯《易象》之區別性何在？如果《易象》所述與他國斷卦方法、致思趨向完全一致，何以能獨見“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結合《左傳》中不占而只引《易》象、《易》辭言理論事的例子，可以看到當時人們之于《易》也并非全言卜筮，也有像引《詩》那樣引《易》闡釋思想的。由此，筆者在此提出一個猜想，《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論“元亨利貞”一節，或許也應為《易象》內容之一。茲述之如下：

《左傳·襄公九年》（前564年）：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干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隨而無咎。今我婦人，而與于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p>

穆姜何許人？《列女傳》說：“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币砸粙D人，而能夠在對《周易》的理解上與魯國史官度長絜大，且緊扣時代思潮，屬辭比事絲絲入扣。由此，我們可以想見春秋時代齊、魯兩國對貴族子弟的教育已極為全面而深入，且《周易》必定包含其中。

觀穆姜生平行事，我們可知這段議論必非穆姜自己“有德之言”，必定淵源有自，而這個淵源，筆者以為即為或齊、或魯之史官易學，而以魯國史官易學可能性為大。原因即如《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言：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后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后除之，故遲?！碧喾庥邶R，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盵5]

《呂氏春秋·長見篇》：

呂太公望封于齊，周公旦封于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尚功”。周公旦曰：“親親尚恩”。[20]

《漢書·地理志》：

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芄挤?，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21]

魯國作為周王室同姓封國，其治國原則“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要用周制度、周文化主導、控制、改變當地原有舊制度、舊文化。而齊國則不然，作為異姓封國之結盟式分封性質本身，決定了在治國原則、制度、文化等方面，齊國具有更大的自主性、靈活性，所以才能有姜太公“簡禮”、“從俗”之言。二者之間的這一不同，也造就了之后魯國成為“宗周文化之嫡傳”，“宗周文化之正統”[19]，而齊國則能多元融合，“泱泱乎大風也哉”[5]。

從齊魯文化之間的“舉賢而上功”與“尊尊而親親”這種根本性之不同推想，穆姜之言的思想內容無疑更接近于純正的魯國文化。因此，筆者推測穆姜所言或許即來自魯國史官易學。如果說《易象》體現了周公之德與周之王業，那么穆姜之言與《易象》的德義取向之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我們知道穆姜所講的這段話，后來被稍作改變收入了《易傳》之《文言》。楊伯峻研究認為“此八語皆見《易·乾·文言》，惟兩字有不同。穆姜非引《文言》，乃《文言》作者襲用穆姜語?！盵3]結合“儒學產生在魯國，儒家的思想理論基礎也都在魯國”[22]這種根本性認識，我們認為孔子開創的儒家易學與魯國史官易學之間肯定也是具有繼承性關系的。

[參 考 文 獻]

[1] [清]章學誠.文史通義[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

[2] 章太炎.國故論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楊伯峻編.春秋左傳注（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9.

[4]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 [漢]司馬遷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6] 顧德融，朱順龍.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7] [清]朱彬.禮記訓纂[M].北京：中華書局，1996.

[8] 徐復觀.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

[9]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0]李學勤.李學勤文集[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11] 張正明.楚墓與秦墓的文化比較[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03，（4）：52-58.

[12]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3]姜廣輝.“文王演《周易》”新說——兼談境遇與意義問題[J].哲學研究，1997，（3）：64-72.

[14]邢文.“文王演《周易》考辨”[J].哲學研究，2011，（3）：47-56.

[15][宋]李過.西溪易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林忠軍.試論易學象數起源與〈周易〉文本形成[J].哲學研究，2012，（10）：43-49.

[17]李學勤.周易溯源[M].成都：巴蜀書社，2006.

[18][清]汪中著，田云漢點校.新編汪中集·周官征文[M].揚州：廣陵書社，2005.

[19]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20][戰國]呂不韋撰，關賢柱等譯注.呂氏春秋全譯[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21][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下》卷二十八下[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2]楊朝明.魯文化史[M].濟南：齊魯書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