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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能臆說也談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2017-05-10 07:43宋劍華買琳芳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6期
關鍵詞:周作人兄弟魯迅

宋劍華 買琳芳

[摘 要] 魯迅與周作人兩人之間的兄弟“失和”,是學界一直都在探討的一宗公案。許多研究者出于維護魯迅崇高的社會聲譽,完全按照許廣平或周海嬰的一面之詞,把責任全都推給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進而徹底遮蔽了該事件發生的歷史真相。在查閱歷史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學界目前所持有的見解或觀點,幾乎都屬于主觀臆說,根本就站不住腳。從《魯迅日記》和《周作人日記》比照來看,這樁遭到兄弟二人誤解的家庭矛盾,其實與魯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沒有太大的關聯性或因果關系。因此走出“偷窺”隱私的學界偏見,回歸學術研究的正常軌道,用歷史事實說話而不是去捕風捉影,才是魯迅研究的正確選擇。

[關鍵詞] 魯迅;周作人;兄弟“失和”;主觀臆說

[中圖分類號] I206.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6—0096—06

Abstract:The brothers' estrangement between Lu Xun and Zhou Zuoren in academic circles has been a koan. Many research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high social prestige of Lu Xun, they were all on the side of Zhou Haiying and Xu Guangping, and put all the responsibility onto Zhou Zuoren and Yutaixinzi, as a result, it completely obscured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events. Now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ata, we found that scholars currently held views or opinions that almost all of them were subjective assumptions, they were simply untenable. From “Lu Xun's Diary” and “Zhou Zuoren Diary”, it turned out that the two brothers had got misunderstanding. In fact, by Lu Xun and Zhou Zuoren's personality, they were not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very much. So out of the “voyeuristic” privacy academic bias, it is advisable that we return to the normal track of academic research, respect the historical facts rather than hearsay evidence. It is the right choice for the study of Lu Xun.

Key words: Lu Xun; Zhou Zuoren; Brothers' estranged; Subjective assumption

最近因寫《野草》的文章,我們較為詳細地閱讀了有關周氏兄弟的歷史資料。尤其是學界近幾十年來,對于魯迅家事的種種推測,更是引起了我們的高度重視。魯迅與周作人之間的兄弟“失和”,原本屬于他們兩人的生活隱私,周作人一再強調,“關于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是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盵1](P533))而魯迅本人也是如此,從來都不提只言片語??蔀槭裁匆患彝サ碾[私,會變成一件歷史的公案了呢?我們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從郁達夫的《回憶魯迅》、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到俞芳的《魯迅先生的母親談魯迅》、許羨蘇的《回憶魯迅先生》,熟人的追述與學界的考證,產生了無數的學術八卦;而許廣平與周海嬰更是以其特殊身份,分別撰寫了《魯迅回憶錄》和《魯迅與我七十年》,最終將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定性為周作人夫婦的貪婪和奸詐——更準確地說,是歸罪于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穢言誣陷。試問,魯迅與周作人二人至死都不說的“失和”原因,外界人士究竟是怎么知道的?許廣平和周海嬰又是怎么知道的?故我們認為,無知歷史去言說歷史,那不是對歷史的一種尊重,而是對歷史的一種褻瀆。

綜合學界的全部論述,魯迅與周作人之間的兄弟“失和”,無非就是因羽太信子的挑撥離間,最終導致了影響魯迅聲望的惡劣后果。比如,章川島就曾以當事人的身份敘述道:“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原委窗前種滿了花木?!盵2](P13)然而,羽太信子為何又要去無事生非地造謠呢?學界則眾口一詞地回答曰:一是羽太信子生性好疑,且患有嚴重的“癔病”,稍不隨意就會發作,對此周作人是聽之任之的。這一說法最早源自許壽裳:“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有歇斯臺里性的。她對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涂,輕信婦人之言,不加體察?!盵3](P53)二是羽太信子揮霍無度,因家庭內部經濟問題,經常與魯迅發生沖突,所以她才會故意制造事端將魯迅掃地出門。比如,許廣平就曾以轉述“魯迅說”的表達方式,去強化這一歷史事實的真實性:“我的工資收入,全行交給二太太,連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還總是不夠用她們一有錢又往日本商店去買東西,不管是否急需,都買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從腌蘿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盵4](P61-62)不僅如此,羽太信子的“真正目標是八道灣里只能容下她自己的一家人?!盵5](P72)其實,現在外界流傳的這些說法,都是對郁達夫《回憶魯迅》(1939年)一文的展開與發揮,而且還不是對郁達夫原話的忠實復述。郁達夫的原文如下:

在我和魯迅相見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里聽到了。原因很復雜,而旁人終于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么。但終魯迅的一生,他與周作人氏,竟沒有和解的機會。

據鳳舉他們的推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不敬之處。但魯迅有時候對我說:“我對啟明,總老規勸他的,教他用錢應該節省一點,我們不得不想想將來,但他對于經濟,總是進一個化一個,尤其是他那一位夫人?!睆倪@些地方,會合起來,大約他們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不過凡是認識魯迅,認識啟明及他夫人的人,都曉得他們三人,完全是好人;魯迅雖則也痛罵過正人君子,但據我所知的他們三人來說,則只有他們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6](P207)

郁達夫的這段回憶,有幾句話非常值得我們去注意:一句是“旁人終于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么”,一句是“據鳳舉他們的推斷”,還有一句就是“他們三人,完全是好人”。明眼人一看都清楚,郁達夫說羽太信子污蔑魯迅對她不敬,以及她在經濟方面揮霍無度,只不過是一種局外人的主觀推測,并不是有據可查的客觀事實。所以,許廣平、周海嬰包括學界眾人都以此為憑,去對羽太信子進行大張旗鼓的口誅筆伐,這難道不是“紅顏禍水”的傳統偏見又是什么呢?就因為羽太信子是個日本人,同時又是一個日本女人,她就必須去背負起莫須有的歷史罪名?這種做法既不公平也是很難令人信服。況且眾多史料,對此謬論也并不提供支持。

正確判斷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我們必須澄清以下幾個關鍵事實。

首先,是魯迅同羽太信子的關系。1907年9月,魯迅奉母親之命,回紹興與朱安完婚,僅在家里住了三天,就帶著周作人去了日本。1908年4月,魯迅等5位中國留學生,共同雇20歲的羽太信子為女傭,應該說魯迅和周作人是同時認識羽太信子的。1909年,周作人同羽太信子在日本登記結婚,從此以后,她同魯迅的接觸和交往,也因親屬關系多了起來。查看1912—1919年的《魯迅日記》,記載通信最多者,第一為周作人,第二為周建人,接下來便是“二弟婦”(羽太信子)以及羽太家人,幾乎每月都有兩三封(這些信件現已失傳)。魯迅與羽太信子的書信交往,基本上為兩種方式:一種是周作人夫婦聯名寫的,故魯迅回信也是寫給他們二人的,比如:“得二弟及二弟婦信”,“寄二弟及二弟婦信” [7](P104)一種是羽太信子直接給魯迅寫信,故魯迅也直接給她回信,比如:“晚得二弟婦信”,“下午寄二弟婦信”。 [7](P291)此外,魯迅還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及妹妹方子、福子,都保持有通信聯系,同其父母也聯系頻繁:比如1913年1月17日“上午寄羽太家信”, [7](P40)1917年3月5日“寄羽太宅信” [7](P267),1918年3月20日“午后寄羽太家信并泉卅”等等。[7](P310)與此同時,魯迅對于羽太家人,還在經濟上給予了力所能及的幫助。許廣平曾說,“魯迅除了負擔八道灣絕大部分家用外,連日本人信子們的父親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濟,兒子重九三次到中國和在日本不時的需索以及軍營的所需費用,也都是由魯迅每月收到工資,即行匯出的?!盵4](P64)學界對許廣平的說法不僅深信不疑,甚至還考證《魯迅日記》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自從信子與周作人完婚以后,魯迅是按月資助羽太一家生活費用的。僅從一九一二年七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日記看,總計匯款一千六百二十二元?!盵8](P44)這就是學界普遍認為魯迅贍養羽太一家的理論依據。然而,事實真相卻并非如此。我們也詳查了《魯迅日記》,從1912年9月3日始有記載,到1918年12月31日為止,在大約6年半的時間里,魯迅總共給羽太家人寄錢814元大洋,其中既有給羽太信子父母的零用錢,也有對其弟弟重九和妹妹福子的資助,比如1914年4月14日記:“赴日本郵局寄羽太家信并銀十五元,為重九營中之用”; [7](P109)又1915年6月16日記:“福子學費六元”等。[7](P168)魯迅為羽太家人寄錢,平均每月10元,相當于魯迅工資的二十五分之一,真不知道“一千六百二十二元”,究竟是怎么算出來的。大概是那位學者把魯迅寄往紹興家中,給母親、朱安、周作人夫婦、周建人的生活費用,也都計算在里面了吧。況且,魯迅也并非每月都寄,1912年2次,1913年5次,1914年5次,1915年6次,1916年6次,1917年4次,1918年5次,可見“按月資助”是不足為信的。從以上事實我們不難看出,魯迅同羽太信子及其家人,交往密切且關系非同一般,它體現著一位中國兄長的仁心宅厚。對此,羽太信子及其家人,也是懷抱感恩之心的。盡管羽太信子的信件缺失,但我們仍能從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以后,其弟羽太重九寫給魯迅的信中,感受到這一點:“長期以來,有勞兄長牽掛,真是無言可對。對您長年以來的深情厚意和物資援助,真不知說什么才好?!盵9](P24)因此,不加辨析地將羽太信子視為忘恩負義的奸佞小人,是一個征服中國人家庭的“奴役者”, [4](P82)這真有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味道。理由十分簡單,郁達夫見過羽太信子,他稱羽太信子為君子,那么君子絕不會有小人之為;如果我們將這些不實之詞作為史料去加以引證,無疑是蔑視學術尊嚴的荒謬之舉。

其次,是兄弟“失和”背后的經濟問題。目前學界對于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都傾向于由經濟糾紛所導致的家庭矛盾,尤其是許廣平、周海嬰、周建人等,都對此事有過詳細的敘述。許廣平說:

他(指魯迅,引者注)很凄涼地描繪了他的心情,說:“我總以為人不要錢總該可以家庭和睦了罷,在八道灣住的時候,我的工資收入,全行交給了二太太(周作人之婦,名信子),連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且每月還總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借到手連忙回家。又看到汽車從家里開出,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呢?”

魯迅說:“她們一有錢又往日本商店去買東西了,不管是否急需,都買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從腌蘿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訴說沒有錢用了,又得借債度日” [4](P62)

周海嬰說:

父親除了留下香煙錢和零用花銷,絕大部分薪水都交給羽太信子掌管。

沒想到八道灣從此成為羽太信子稱王享樂的一統天下。在生活上,她擺闊氣講排場,花錢如流水,毫無計劃。飯菜不合口味,就撤回重做。錢的來源她不管,只圖花錢舒服痛快。[5](P72)

周建人說:

在紹興, 是由我母親當家, 到北京后, 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 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 可是氣派極闊, 架子很大, 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 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人, 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 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 她經常心血來潮, 有時飯菜燒好了, 忽然想起要吃餃子, 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 廚房里趕緊另包餃子; 被褥用了一兩年, 還是新的, 卻不要了, 賞給男女傭人, 自己全部換過。這種種花樣, 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 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 有時還到處借貸, 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魯迅曾感嘆地對我說, 他從外面步行回家, 只見汽車從八道灣出來或進去, 急馳而過, 濺起他一身泥漿, 或撲上滿面塵土, 他只得在內心感嘆一聲, 因為他知道, 這是孩子有病, 那怕是小病, 請的外國醫生, 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塊錢化掉了。[10](P2)

如果我們把郁達夫、許廣平、周海嬰和周建人的敘述聯系來,很容易就能發現他們語義表述的因果關系:郁達夫原本只是推測,許廣平與周海嬰則深信不疑,而周建人則更是藝術加工,結果全都是些無中生有的杜撰之詞。理由之一,許廣平、周海嬰、周建人均說,魯迅每月把薪水都上繳給了羽太信子,由她來全權處理家庭內部的日常生活開銷,自己甚至“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這絕不是事實。眾所周知,魯迅每月都要購買古物,平均花費大洋20元左右,同時還要抽煙喝酒請客吃飯,如果薪水全部上繳了,這些花銷又是從哪里來的呢?只要我們翻翻《魯迅日記》便可發現,魯迅和周作人都沒有把自己的薪水全部上繳,比如1921年10月5日記:“往浙江興業銀行取泉十四?!蓖?9日又記:“還二弟買書泉六元?!盵7](P430-431)在《魯迅日記》里,類似記載還有很多。這充分說明,不但魯迅自己有個人存款,周作人的薪水也有保留,且兄弟二人的經濟賬目分得如此清楚,又何談全家財務的統一管理呢?理由之二,許廣平說魯迅告訴她常見家中有“汽車”開出,到了周建人那里則變成了家里養了“東洋車夫”;“東洋車夫”無疑就是汽車司機,因為拉黃包車那是中國苦力們(像駱駝祥子等)所干的活。所以周家人自己的敘事,便形成了這樣一種荒謬邏輯:家有“東洋車夫”也就意味著魯迅兄弟,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便擁有了屬于他們自己的私人汽車,否則養“東洋車夫”干什么用呢?總不會讓一個日本人,在北京大街上拉黃包車吧?此言不駁,恐將成為魯迅研究史上最大的笑話之一。理由之三,許廣平和周建人都說,由于羽太信子的揮霍無度,導致魯迅不得不四處借債,以維持周家的日常生活,這更不是事實。據《魯迅日記》記載,借錢之事確時有發生,不過多是借些小錢,主要用于購物(包括自己所喜歡的古物),但次數也并不是太多。凡借大錢,均事出有因,比如 1920年,周建人的兒子得了重病,5、6兩月看病或住院竟達30天之多,急需大筆治療費用,故才會有6月23號“在醫院。托二弟從齊壽山假泉一百”的日記記載。[7](P388)把魯迅借錢給侄子看病,說成是為了滿足羽太信子的貪婪欲望,許廣平不了解實情倒也罷了,但周建人卻為什么不說真話呢?很是令人費解。

再者,是關于羽太信子的“癔病”問題。學界與魯迅的親人,一談及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往往還會提到羽太信子有“癔病”,即精神上的歇斯底里癥。這種說法始于許壽裳,后經俞芳、周建人、周海嬰等人多次強調,也就變成研究者反復引用的歷史依據了。醫學對于“癔病”的解釋是:“癔病,又稱歇斯底里,中醫謂臟燥、郁癥。其特征:病程短,易發性,恢復性?!迸R床特征為運動障礙、痙攣性發作、癔病性失明或耳聾,精神上表現為神經質大哭或大笑且表情夸張。[11](P35)那么羽太信子究竟有沒有“癔病”呢?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里說,“作人的妻子是有歇斯臺里性的”,這是后人說羽太信子有“癔病”的歷史源頭。不過請注意:許壽裳所說的是“歇斯臺里性”而非“歇斯底里癥”,主要是指羽太信子對魯迅陽奉陰違的雙重人格,而并非是說她有什么“癔病”。真正定性羽太信子有“癔病”的人,是那位不斷撰寫回憶文章的俞芳女士。她在《我所知道的芳子》一文里,曾借魯迅母親之口這樣描述道:

就是一件事,使我感到不便,但再想,這是暫時的,過上幾年,就會好的。什么事情不便呢?就是信子初到紹興時,不懂我們的話,事事都得老二翻譯,可是老二每天都要到學校里去教書。每當老二不在家時,看到信子一個人孤孤單單,怪可憐的,但也沒有辦法為她解決困難。不料,這樣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發現信子患有一種很奇怪的?。好慨斔眢w不適,情緒不好或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要發作,先是大哭,接著就昏厥過去。我看到她發病,心里是又焦急又害怕,只得請醫生來家診治,醫生也沒有好辦法,他說他也沒有看到過這種病,只關照我們讓她好好休息,開些安神定心的藥給她吃。

但信子的“怪”病始終沒有根除,產后不到兩個月,有一次,不知道為什么,她又發病了,我們大家都很焦急,忙叫人去請醫生。湊巧,重九從外面進來,看見信子發病,又看到我們焦急的樣子,他卻毫不在意地說,不要緊的,過一陣她自己會好的。這種病她在日本家里時也常發的聽了重九這一番話,我的心才放寬了。[12](P28-30)

俞芳童年時代曾是周家在北京的一位鄰居,她多次以周老婦人的敘述口吻,去披露周家不為外界所知的私密事情,而研究者對此也從不懷疑且廣泛引用。我們卻并不相信俞芳回憶的歷史真實性,一是沒有人能對童年記憶中的他者事物,會過目不忘記得如此清晰,二是周家內部所發生的不愉快之事,從不對外界透露任何信息,又怎么可能去對一個小孩子講呢?只要讀一讀俞芳轉述周老婦人那些文縐縐的書面語言,其人為虛構成分就自不待言了。另外,“癔病”中醫稱其為“臟燥”或“郁癥”,在中國古代是一種常見疾病,許多醫書都記載有該病的特征和治療方法,俞芳說周老婦人對她講紹興的醫生沒有見過這種病,周家所請的那位醫生總不會又是庸醫吧?還有,已經到紹興兩年的羽太信子都不懂中文,而她弟弟重九只是1912年陪羽太芳子來紹興,立刻就能流利地用漢語同周家人對話,恐怕沒人會去相信這種謊言。最能夠證明羽太信子是否有“癔病”的人,應該是魯迅的三弟周建人,五四以前他一直同周作人夫婦在家照顧母親,然而他對此事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1954年,周建人在《略講關于魯迅的事情》(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根本就未提羽太信子有什么“癔病”;可是到了1983年,他卻在《魯迅和周作人》一文里,談到了羽太信子的“癔病”: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攜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癥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再也不敢得罪。[10](P2)

這段敘述與俞芳的回憶有著直接的關系,因為俞芳1981年出版的《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一書,恰恰正是由周建人為其作序,他自然是通讀過全文的。所以,周建人為了維護魯迅的偉人形象,不但違心地順從了俞芳的說法,同時還把某些敘事內容進行了改寫,這恰恰證明“癔病”之說的人為虛構性。作為羽太信子的丈夫,周作人從未講過她有“癔病”,盡管日記中也偶記羽太信子“發病”、“昏暈”,但“發病”與“昏暈”卻并不一定是代表“癔病”。因此,我個人寧可相信周作人自己的判斷和言說,而絕不相信那些帶有濃厚主觀色彩的所謂回憶錄。

再次,是關于羽太信子霸占房產的傳言。研究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我們還應注意到另外一個敏感話題,即周家在八道灣那套房屋的產權爭議。許廣平早在《魯迅回憶錄》里,就已經發泄了她的不滿,認為周作人獨自霸占了周家的那份房產,只不過她的矛頭并沒有公開指向羽太信子。到了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情況則發生了巨大變化,他把羽太信子說成是周家矛盾的幕后主謀,先是在周家稱王稱霸奪取經濟大權,“但這一切仍不能讓羽太信子稱心滿意。她的真正目標是八道灣里只能容留下她自己一家人?!币虼?,她便開始在兄弟三人中間制造矛盾,“在建人叔叔被趕走十個月后,她向父親下手了。也不知道她在枕邊向周作人吹了什么耳邊風,在父親身上潑了什么污水毒涎就這樣,父親也被周作人夫婦逐出了八道灣。祖母受不了這冷酷的環境,也從此住到了長子的新家。八道灣這所大宅終于稱心如愿,為周作人夫婦所獨占,成了羽太信子的一統天下?!盵5](P72)周海嬰的言下之意,周建人與羽太芳子兩人發生婚變,以及魯迅和周作人之間的兄弟“失和”,都是由羽太信子精心策劃的一場陰謀,這未免太有點言過其實了吧?若要解開歷史真相,我們必須實事求是:其一,周建人不是被周作人夫婦“趕出”八道灣的,而是因到上海謀職自己離開八道灣的。周建人沒有文憑,屬于自學成才,雖然在北京大學聽過課,但工作卻一直沒有著落,魯迅和周作人都很著急,分別求人替他找事情做。比如周海嬰談到,魯迅曾兩次給蔡元培寫信,都是為周建人找工作,這無疑是有據可查的。然而,他對周作人所作的努力,卻視而不見一字不提,顯然是在有意地回避。其實,周建人最后的工作落實,完全是周作人的功勞,是他多次寫信給胡適,才使周建人去了上海商務編譯所的。胡適在1921年8月18日寫給周作人的信中,就已經向世人說明了真相:“你的兄弟建人的事,商務已答應他來幫忙,但月薪只有六十元,不太少否?如他愿意就此事,請他即來。來時可到寶山路商務編譯所尋高夢旦先生與錢經宇先生(《東方》主任,此事之成,錢君之力為多)?!盵13](P378)原本是周作人幫了弟弟周建人,現在卻被說成是周作人夫婦,合謀將周建人“趕出”了八道灣,這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千古奇冤。其二,周建人的婚變與羽太信子無關,而是周建人自己的個人選擇。周海嬰在《我與魯迅七十年》里,曾把羽太芳子到紹興與周建人結婚,說成是羽太信子為了掌控周家的一大陰謀,目的就是為了安插自己的勢力;所以羽太芳子受其姐姐指使,采取了極其卑鄙的方式,將周建人灌醉后強行送入洞房,進而埋下了兩人婚姻悲劇的種子。1921年周建人到了上海以后,多次寫信讓羽太芳子前去,可是芳子卻聽從信子的挑唆,不愿去上海過清貧的生活,因此才最終導致了兩人婚姻的徹底破裂。[5](P82-88)我很佩服周海嬰的藝術想象力,但藝術想象終究不能代替歷史事實。1922年羽太芳子剛剛生完老三,而周建人在上海的收入僅60元,他根本就沒有能力去養活一家五口人,是魯迅和周作人兩位兄長替他排憂解難承擔責任,怎能罔顧事實信口胡說呢?周建人同羽太芳子是自由戀愛并結婚的,即便是俞芳“轉述”周老婦人的話,也并沒有否認這一點:“在日常生活接觸中,老三和芳子這對少男少女,逐漸產生了愛慕之情,老二和信子很有成全他們的意思,于是征得我和芳子家長的同意,老三和芳子于1914年春在紹興結婚了?!盵12](P30)周建人與羽太芳子的婚變,無非是五四時期“個性解放”的歷史產物,周建人與王蘊如相識相愛,不顧一切地離開了芳子,純屬于是他個人的行為,和羽太信子有何干系?其三,八道灣房契主人的變更,也與羽太信子沒有任何關系。許廣平和周海嬰都說,魯迅去世以后,周作人夫婦為了獨占八道灣的房產,把產權偷偷地過戶到了自己的名下,對于此事的歷史真相,姚錫佩在《瑣談魯迅家族風波——八道灣房產“議約”引出的話題》一文中,早已做了翔實的考證與精辟的論述:1937年4月,周作人將八道灣的房契,改為周作人、周建人和朱安三人的名字,他這樣做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因為魯迅已經不在了,他必須重新明確房產的權益歸屬。周作人仍舊把房產分為三份:魯迅那一部分留給了“周朱氏”(朱安),周建人那一部分留給了“周芳子”(羽太芳子)。周作人之所以不通知許廣平和周建人,是他根本就不承認他們兩人后來的婚姻。尤其是周建人仍健在,由于他否認同羽太芳子以及三個子女的親情關系,故周作人為了保護弟妹以及侄子和侄女的合法利益,才不得不采取如此下策。[14]所以,說周作人囿于傳統思想保守可以,但說周作人出于私心要獨霸房產,那只不過是周海嬰在泄私憤而已。

澄清了以上幾個事實,現在我們可以略談一下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了。

周作人為什么會同魯迅絕交?現在學界較為認同的一種觀點,就是因羽太信子誣陷魯迅“偷窺”其“洗澡”;至于“偷窺”究竟發生在哪一天,卻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比較靠譜的準確答案。我們分別查閱了《魯迅日記》和《周作人日記》,發現1923年7月13日這一天,兩兄弟同時都記有“洗澡”一事,即:魯迅記“晚浴”, [7](P460)而周作人則記“入浴”。 [15](P317)這不僅引起了我的一種聯想:很可能是7月13號晚上,周作人洗完澡后,羽太信子接著洗,而魯迅不知澡房有人,結果推門遇到了尷尬??峙逻@就是事情的起因,以及兄弟二人誤解的開始?;蛟S是魯迅對于自己的無意之舉,感到十分地內疚與自責,故7月14日的日記寫道:“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盵7](P460)自從全家搬到八道灣以后,魯迅一直是與周作人夫婦一道用餐的,因此這天單獨用餐才會“此可記也”。如果按照許廣平的說法,魯迅是被羽太信子“趕出來的”,那說明周作人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可他為何卻發難于5天之后呢?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羽太信子一開始并沒有對周作人講,只是由于他一再追問為什么魯迅單獨吃飯,羽太信子才道出了實情。羽太信子究竟有沒有添油加醋夸大其詞,我們現在已經不可得而知了,但周作人19日送來的“絕交信”,卻徹底破裂了他們之間的兄弟情誼。周作人的“絕交信”里,有一句話很少有人去仔細辨析:“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16] “誰”字顯然不是單指魯迅,而是指他們當事者二人。周作人后來說他自己的真實意思,只是想讓魯迅不要再到后院里來了,并非是想把他趕出八道灣,這話應該是可信的,因為房契的主人是魯迅,他憑什么趕魯迅走呢?而魯迅也感到莫名其妙,“邀欲問之,不至?!盵7](P460)他當時可能非常憤怒,故一氣之下,主動搬出了八道灣。魯迅自己賭氣搬走,無疑會增大周作人的疑心,這也為他們兩人后來的沖突加劇,埋下了伏筆。故1924年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去拿東西,兄弟二人又發生了一場更為激烈的肢體沖突,由于他們都不對外人講,所以也沒有人知道真相。我們不妨做一推測,他們可能是在各自辯解時,因一言不合便惡語相向拳腳相加,此后便斷絕了來往形同路人。毫無疑問,魯迅與羽太信子都不是這場沖突的關鍵人物,關鍵人物應是周作人自己。周海嬰曾一再強調說,“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再聯系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么還值得大驚小怪嗎?”[5](P73)周海嬰此言,首先是印證了我們前面猜測的合理性,即魯迅本想去洗澡,卻無意碰見了羽太信子。但周海嬰的全部推論,都建立在羽太信子是個日本人,可是用在周作人身上,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周作人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很深,雖然他留學日本多年,又在五四時期倡導新思想,但卻絲毫未改其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周作人認為自己一生就是一個儒者,故當胡蘭成說他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時,周作人卻頗不為然地回答道:“他說我受日本的影響,大約只是皮相之談我所受日本的影響,說起來最顯著的可以算是兼好法師,不過說到底他乃是貫通儒釋道的人物,或者不能說是日本的也未可知?!盵17](P395-396)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是周作人在婚姻問題上,他與胡適一樣都堅守婚約,從未以婚戀自由為口號,做出拋棄妻子的出格事情。盡管羽太信子長得不算漂亮??芍茏魅藚s愛其一生無怨無悔,在她臨終之前還托友人購買日本食品,以了卻其懷念故鄉的最后愿望。我認為他們夫妻之間,才真正做到了相濡以沫幾十年。二是周作人在家庭問題上,更是主張和諧與穩定,他不滿魯迅對于朱安的冷漠,痛恨周建人的喜新厭舊,自作主張把魯迅和周建人的房產,劃歸朱安和羽太芳子,就足見其傳統得有點迂腐。特別是他始終都不承認許廣平為嫂子和王蘊如為弟媳,一生都不與她們交往,其愛恨情仇從不遮掩,雖然固執但卻不失正直。儒家思想在周作人頭腦里根深蒂固,這使其在兄弟“失和”事件里,形成了一種難以逾越的心理障礙——男女授受不親,更何況是大伯與弟媳之間呢。所以盡管是一場誤會,可周作人卻心存芥蒂,故他的無法寬恕,才是導致這場悲劇發生的根因所在。

另外,我們還要強調一點,周氏兄弟雖然從不相互攻訐,可是他們后來都把自己怨氣,撒向了兩個不幸的女人:魯迅說,“某太太(指朱安,引者注)于我們頗示好感,聞當初二太太曾來鼓動,勸其想得開些,多用些錢,但為老太太糾正?!盵7](P120)而周作人則說,“只因內人好直言,而且幫助朱夫人,有些話是做二夫人的人所不愛聽的,女人們的記仇也特別長久,所以得機會來發泄(指許廣平寫的《魯迅回憶錄》,引者注)是無怪的?!盵17](P154)魯迅認為羽太信子在挑撥朱安同他和許廣平之間的關系,周作人則認為羽太信子因站在朱安一邊而遭許廣平記恨。其實,羽太信子伺奉婆婆關愛朱安撫養周建人的棄妻以及三個孩子,許廣平含辛茹苦照顧魯迅并且只身在逆境中把周海嬰帶大,她們都無怨無悔做得盡心盡責,何苦還要讓她們再去遭受那些冷言冷語的歷史非議呢?我們對此是深感遺憾的。因此我們認為,停止一切不必要的主觀臆測,讓逝者的靈魂得以安息,只有尊重歷史事實,才是魯迅研究的正確方向。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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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許壽裳.西三條胡同住屋[A].亡友魯迅印象記[M].長沙:岳麓書社,2011.

[4] 許廣平.如此兄弟[A].魯迅回憶錄[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

[5] 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M].??冢耗虾3霭婀?,2001.

[6] 郁達夫.回憶魯迅[A].郁達夫文集(第4卷) [M].廣州:花城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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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資料(12)[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10]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J].新文學史料,1983,(4):2.

[11]米濟生.淺談癔病與治驗[J].內蒙古中醫藥,2002,(5):35.

[12]俞芳.我所知道的芳子[J].魯迅研究動態,1987,(7):28-30.

[13]胡適.書信[A].胡適全集(第23卷) [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4]魯迅研究月刊,1997,(12).

[15]周作人.周作人日記(影印本)中冊[M].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

[16]周作人致魯迅信[J].魯迅研究動態,1985,(5).

[17]周作人與鮑耀明通信集[C].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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