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翻譯家周瘦鵑與作者的翻譯倫理關系

涂兵蘭

[摘 要] 在翻譯生產關系中，譯者與原文作者之主體間關系為最重要的一對關系。在民初社會倫理、政治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語境下，周瘦鵑與作者的翻譯倫理關系呈現復雜性和過渡性特征，具體表現為主仆關系、亦主亦仆的關系以及仆主關系等。該翻譯關系既是社會環境在其身上的反映，也是其翻譯目的作用的結果?？疾炱渑c作者的翻譯倫理關系有助于客觀地了解民初翻譯狀況。

[關鍵詞] 譯者；作者；倫理關系

[中圖分類號] I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6）06—0102—05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auth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ranslating process. In the changing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Shoujuan and the author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ppears to be more complex and transitional， which is characterized 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ster and a servant， half master and half servant as well as a servant and a master. This relationship is not only the reflection of the society， but also the result of his translating purpose. To study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uthor will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ng situation at that time.

Key words： translator； author； ethical relationship

一 引 言

所謂倫理便是人際關系如何以及事實行為應當如何（Thiroux， 2005：2-3）。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與各翻譯主體形成一定的倫理關系。在這之中，譯者與原文作者的主體間關系是最重要的一對關系。之所以很重要，是因為作者作為翻譯活動的前提主體，沒有其創造出來的文化產品，翻譯活動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與必要性；而譯者作為翻譯活動的構成主體，沒有其策略技巧的選擇實施，沒有其譯作的生產生成，翻譯活動就根本無法實現。

比起林紓、周桂笙等譯界前輩，民國初年翻譯家周瘦鵑算得上是后來居上者。據筆者統計，自1910年翻譯改編《愛之花》開始到1919年，周瘦鵑翻譯作品達188部之多，涉及的國別與作家之多之廣，堪稱時人楷模。他翻譯最多的前三位作家是英國的柯南道爾，有11篇、法國的莫泊桑，有8篇，以及美國的亞塞李芙，有7篇。其次有大仲馬、笛福、伏爾泰、華盛頓·歐文、雨果、馬克·吐溫、托爾斯泰、霍桑、狄更斯、莎士比亞等，可見其選擇翻譯文本眼光與品位之高也是時人無法比擬的。魯迅評價其1917年翻譯出版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三冊有“空谷足音”之感。在施蟄存主編的《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文學卷）》共18部中，周瘦鵑的譯作達6部之多，足見其地位之高，影響之大。那么，周瘦鵑的翻譯目的何在？在民初時代背景下他與原文作者形成怎樣的翻譯倫理關系？

二 民初社會倫理

民初占主流的社會倫理觀念仍然是傳統儒家倫理。傳統的自然經濟要求其社會生活的道德核心是“忠誠”。人們在評價彼此的道德行為時也以“忠誠”作為基本的道德原則。深受儒家傳統倫理熏陶的周瘦鵑與當時各翻譯主體的倫理關系毫無疑問地帶上封建等級制度的特征，其核心仍然是“忠誠”，既要忠誠于原文作者，又要忠誠于翻譯活動的贊助者和讀者。

然而，明清以來萌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對傳統自然經濟的歷史對立，在道德世界建設上所要求的核心不再是“忠誠”，而是“信任”。因為市場經濟的一切制度工具，一切運行方式，從商品市場上的買賣到資本市場上的借貸，無不體現著信用關系。民初翻譯小說市場逐漸建立，商品意識迅速滲透小說家的翻譯和創作過程。作為社會轉型時期的譯者，周瘦鵑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信用”倫理觀念的影響，它要求周瘦鵑的翻譯行為首先必須獲得其他各翻譯主體的“信任”。

三 民初周瘦鵑的翻譯目的

行為主義者認為，任何人類的實踐行為都有一定的目的性。因而，譯者也受到其翻譯目的的制約，也就是說，整個翻譯過程每一個選擇，包括原文作者和原文體例的選擇，都是由譯者所要達到的目的所決定的（Nord，2001：29）。民初社會與家庭環境的變化使周瘦鵑的翻譯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經濟目的。一方面，當城市進入商品經濟社會以后，知識階層追逐利益不再為士人所恥笑，積累財富成為刺激知識階層不斷進取的強心劑。另一方面，周瘦鵑從小父親去世，家境貧寒，依靠母親和妹妹在“虞德記”的商號做女紅維持生計，經濟上急需改變現狀。1911年他在《小說月報》上發表翻譯小說《愛之花》之后得十六塊銀元，“雖然不算很多，但對于一直在貧窮線上掙扎的周家來說，卻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全家人欣喜若狂，好像買彩票中了頭獎一樣。因為那時的十六塊銀元是可以買好幾石米的”1963年4月24-25日香港《文匯報》第6版“姑蘇書簡”專欄。。翻譯小說給周瘦鵑所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使他決意辭掉教書的工作，“下?！睂ｉT從事小說翻譯。他在選擇翻譯文本時不得不考慮市場讀者的閱讀水平以及審美情趣，晚清時期流行的浪漫小說和偵探小說無疑影響著周瘦鵑的翻譯文本選擇。

然而，民初社會，軍閥割據，社會動亂，作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近代知識分子，周瘦鵑與其前輩一樣，在面對國家危機時無法擺脫干預社會的情懷。因為人的社會性存在使人的主體性凸顯，才使人有了責任、義務，所以出生在一定社會的個人具有某種責任和義務，不管他是否愿意（高兆明，2005：50）。晚清民初文化社會規范的突變，向西方學習是必經之路，中國主流知識分子把翻譯推到一個極觸目的位置。周瘦鵑認為“惟有多作愛國小說，以深刻之筆，寫壯烈之事，俾撥國人之心弦，振振而動，而思所以自強強國之道?！?921年7月3日《申報·自由談》第13版，小說特刊第25號。此時出于救國需要而翻譯的周瘦鵑不僅把譯本當成賺錢的工具，而且還是宣傳政治的喉舌。周瘦鵑在《禮拜六》前百期上發表的譯作中，愛國小說和軍人小說僅從篇數上看就達9篇之多，超過了他同時期同類題材翻譯的數量。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小說都集中發表在1915年5月9日國恥日前后。

四 民初周瘦鵑與作者翻譯倫理

關系表現形式

由上分析可知，在翻譯選目上，民初的周瘦鵑或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需要，或受到愛國熱情的驅使，選擇了大量言情小說、偵探小說或愛國小說進行翻譯。在翻譯思想上，民初的周瘦鵑擺脫不了轉型時期社會混雜的“忠誠”與“信用”倫理思想，因而使他在具體翻譯方法上與原文作者主要形成了三種倫理關系。

第一種主仆關系。在此類關系中，譯者并不重視原文作者，原文意識淡薄，其譯作大多不注明原作者姓名，翻譯中并不緊跟原文作者的思想，但卻比較重視譯文讀者，關心他們的期待視野、欣賞水平、興趣愛好。善于抓住讀者的心理，容易獲得讀者的認同。1910年周瘦鵑就讀民立中學期間，從城煌廟的舊書攤淘回一本《浙江潮》雜志，其中一篇講述法國軍官愛情悲劇的英文筆記，讓他為之傾倒，遂把它改編成一部八幕?。ㄔ拕。?，這是周瘦鵑首次嘗試翻譯。初試譯筆的周瘦鵑深受儒家傳統思想“忠誠”的影響，譯者必須對原文作者忠誠。但是翻譯活動中涉及人員復雜，其發起人、贊助人、客戶、讀者等均參與了翻譯過程，根據德國功能派的觀點，譯者應對所有參與人忠誠。其次，明清以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萌芽使得譯者對市場讀者的關注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密切。作為職業譯者，周瘦鵑深知，讀者的接受與否直接影響著他的生活來源。再次，“直譯”在晚清沒有市場，小說翻譯界基本上是“意譯”一邊倒（陳平原，2005：39）。在此社會背景下，剛剛走上民初譯壇的周瘦鵑的翻譯要做到完全忠實原文作者是不可能的。

因此，為了獲取更好的經濟利益，為了更好地表現自己，周瘦鵑從骨子里并沒有把原文作者放在首位。筆者在梳理其1915年以前的翻譯作品時也發現，其中很多作品既沒有作者名字，更沒有作者國別；幾乎全部翻譯小說都不交代原文書名，譯本的書名又不是原本書名的譯文；很多翻譯是據英文譯本轉譯的，原作者的名字也從英文對音轉譯而無法考證；甚至出現同一個作家，譯名也不一樣。比如英國偵探小說家Conan Doyle，有時翻譯成柯南達利，有時翻譯成柯南道爾。法國作家Maupassant在周瘦鵑的譯本中有幾個譯名，分別是毛泊桑、毛柏霜、毛柏三。

不僅如此，周瘦鵑譯作中還夾雜著偽譯。晚清以來創作與翻譯并不嚴格區分，當時的文學期刊收購作、譯稿件也一視同仁，一律按質論價，而且價格不菲，如《小說時報》購稿價格是：“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保ǚ恫?，2000：560）因此，能發表一部數萬字的稿子其收入在當時確實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了。和創作相比較，翻譯顯得容易得多。在民初社會，受市場經濟的影響，譯者更為關心譯本的銷售量，原作者也就成了可有可無的存在。據統計，從1910年到1915年，在周瘦鵑翻譯的188篇作者出處不詳的有61篇之多。周瘦鵑在《游戲雜志》第5期（1914年4月）發表小說《斷頭臺上》時承認：“系為小說，雅好杜撰。年來所作，有述西事而非譯自西文者，正復不少。如《鐵血女兒》、《鴛鴦血》、《鐵窗雙鴛記》、《盲虛無黨員》、《孝子碧血記》、《賣花女郎》之類是也”。

在翻譯過程中，為了賺取更多讀者市場，周瘦鵑充分行使著主人的權力，常常以自己或者讀者為中心，任意增刪原文。比如周瘦鵑絕大部分譯本標題都不忠實于原文，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出周瘦鵑的用心和刻意，他試圖通過這些或驚悚、或刺激、或懸疑的題目以吸引讀者的注意，一個好的新穎的標題自然會引起普通市民的好奇心，從而激發其購買欲，達到譯者的翻譯目的。有時遇到原文難解的章節，就跳過不譯。此外他還藉著自己報人、編輯、作家的身份，對原文進行大肆改造和重寫，把自己完全置于一個主人的地位。例如：

Aksionov was a handsome， fair-haired， curly-headed fellow， full of fun， and very fond of singing.他出落得也唇紅齒白，眉清目秀，好算得個美少年。瞧他一天到晚，沒有不快意的事情，只謔浪笑傲，拍手高歌。所以人家但見他天天開著笑口，從沒愁眉不展的時候。（范伯群，2011：4）

原文作者塑造了一個相貌俊朗的俄國青年，他滿頭卷曲的金色頭發，幽默風趣，喜歡唱歌。作者寥寥幾個詞語就把主人公的相貌、愛好、情趣生動形象地呈現在讀者面前，而周瘦鵑卻使用晚清文人慣用的描述人物手法，把主人公描述成“唇紅齒白”，使得俄國青年少了一分英氣，多了點脂粉味道，其中的復合句顯得冗長拖沓，不似原文干凈利落。

第二種，亦主亦仆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第一種關系向第三種關系過渡時必然要經歷的階段。其實，對于當時晚清意譯一邊倒的現象，很多譯者提出了質疑。比如《小說林》第10期中覺我在《余之小說觀》中談到了譯者對于讀者應盡的職責。

譬如一西譯書，而于其面，書明原著者誰氏，原名為何，出版何處，皆印出原文；今名為何，譯者何人。其于日報所登告白亦如之，使人一見而知，謂某書者，即原本為某，某氏之著也。至每歲之底，更聯合各家，刊一書目提要，不特譯書者有所稽考，即購稿者亦不至無把握，而于營業上之道德，營業上之信用，又大有裨益也。（陳平原、夏曉虹，1997：334）

我認為，為了避免晚清翻譯市場的混亂，譯者應該把作者的姓名、國籍、譯者的姓名等統統標示出來。不僅如此，他還指出，每部譯作都應該刊登廣告把作者、譯者書名等一一標示出來，每年年終時還應該做一個書目提要，不僅方便譯者查找，也方便讀者購買書籍，不至于重復。這是商業應有的道德，也是對讀者負責。我的這一論述，得到當時晚清譯壇很多人的響應。周氏兄弟翻譯《域外小說集》，基本遵循此規范，即打破原文作者隱身的局面，把作者從幕后拉向前臺，從而抬高作者的身份地位。

長期從事翻譯并且依賴翻譯的周瘦鵑當然知道，譯者的職責是把原作者的思想和風格忠實地呈現給讀者，但是譯者同時也面臨一個問題：中西方字法、詞法不同，如果按照原文字字直譯，就很可能閱讀起來詰屈聱牙，造成閱讀障礙。表現在同一個譯者身上，對待不同原作態度也不同，有時緊跟原作者步伐，字字對譯，有時置原作于不顧，任意刪改原文，甚至在同一譯本也能看出譯者的這種游離態度。因此，對于社會轉型期的周瘦鵑來說，社會價值的不穩定性、翻譯標準的不確定性使得他經常游離于意譯與直譯之間。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刊》中，大部分小說章節和原著一一對應，并未按照中國統一的體例來編排，大量歷史說明性文字也得以保留，如《死后之相見》、《義狗拉勃傳》等。外國西學人物出場的順序以及敘述者的敘述角度，也被忠實地翻譯了出來，人物與地點的名稱都音譯，還有大量的外來詞匯和歐化句法出現。例如《義狗拉勃傳》片段：

His master， a brown， handsome， big young shepherd from Tweedsmuir，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knocked down any man， would "drink up Esil， or eat a crocodile，" for that part， if he had a chance： it was no use kicking the little dog； that would only make him hold the closer. 大狗之主，為一偉碩之土維土茂少年牧人，貌秀逸，膚作棕色。于時見大狗敗，則大憤，幾欲盡攫觀者而賠之，用泄其憤。一時勢洶洶然，若能飲盡意昔爾海水，而食一鱷魚顧即蹴此小狗，亦殊無濟。蹴之愈力，則彼嚙大狗之咽亦愈力）（周瘦鵑，1987：41）

原文中作者非常細致運用夸張、比較、比喻等修辭手段把狗主人的樣貌、力大無窮的特點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譯者緊緊跟著作者，非常忠實地原文主人的形象表現出來了。

但是，仔細比對原文與譯文，我們發現周瘦鵑多次搶過作者的筆頭，不時在譯文中插入一些表示評價、感嘆之類的語言，有時候干脆插入敘述自家的事情。比如：翻譯《破題兒第一遭》中“仿佛小學生讀書，見了威嚴的先生，深度都不自在咧”（周瘦鵑，1987：485）。此外，譯文中增添大量原文中根本不存在的解釋性以及評論性的按語，如他在翻譯曼麗柯麗烈（Marie Corelli）的Old-Fashioned Fidelity時，在故事的開頭加入了一段話論說愛情：

吾人生斯世界，弗論其為髫齡，為耄年，當罔不知此溫馨甜蜜，悲酸凄苦、可愛可怖之一字，曰：情。舉凡韻史艷詩，以及回腸蕩氣之作，皆緯之以男女之情，以情字為標題，以情字為主旨。（周瘦鵑，1987：214）

第三種，仆—主關系。這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翻譯生產關系。在這種關系中，譯者視作者為權威，不敢有絲毫的逾越，從而成為作者的“附庸”。譯者在翻譯中緊跟作者，亦步亦趨。從語言的基本要素字、詞開始，到段落、篇章，無不是原文的復制。他們遵從于再現倫理的“忠實于原文作者的意圖，準確地再現原文文本，毫無增刪、毫無更改”（Chesterman， 2001：139）。上世紀20年代以后，周瘦鵑的翻譯越往后走，越出現重視原文作者的趨勢。譯者的原作意識逐漸加強，政治性減弱，因而文學的藝術性、趣味性地位上升。譯者與作者的仆—主關系愈加明顯。1921年3月20日第14版他在《小說特刊》第10號上談到：

持花鏡前，觀鏡中花影，一瓣一萼，悉與真花同。持紫蘭，鏡中現紫蘭，持玫瑰，鏡中現玫瑰，移譯西方名家小說，亦常如是，庶不失其真，今人尚直譯，良有以也。然中西文法不同，按字直譯，終有鉤辀格磔，奈何。

周瘦鵑以鏡前持花為比喻，生動形象地說明譯者應運用“直譯”的手段。在翻譯中，周瘦鵑對原文作者沒有絲毫懈怠，在翻譯《大義》TheTraitors Mother時，周瘦鵑首次附上了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小傳：

麥克昔姆高甘（Maxime Gorky），真名曰潘希高夫（M.A.M.Pyesnkof），以1868年3月14日生于尼尼舒夫高洛。讀書既成，頗事浪游，數年間流轉工作，不名一業，嘗為稗販，為廝役，為園丁，為船塢工人，時復無業，為浪人。居恒好雜處，于俄羅斯貧民及下流社會中撿拾聞見，著為說部，故其所作，多為無告小民請命者，有《麥加區特拉》（Makar Chudra）、《哀密良壁勃甘》（Emilian Pibgai）、《乞爾加?！罚–lelkash）、《托斯加》（Toska）、《麥爾佛》（Malva）、《同伴》（Comrades）、《間諜》（Thespy）諸書，均名。此外又有短篇小說三卷及劇本一種。其人尚存，今仍從事于著述如故。（周瘦鵑，1987：444）

寥寥三百字，對高爾基的生平與著述勾勒了一個輪廓，內容豐富，信息量大，用筆言簡意賅。這里特別提到了高爾基所從事的職業，曾做過小商販、雜役、園丁、工人等，因此結識了很多下層勞動人民，了解了俄羅斯下層社會的生活狀況，創作了很多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的作品。其他一些作家的傳略，也大多寫得概括簡約，首尾咸具，令人一目了然。這少到二三百字多到五六百字的簡介充分體現了譯者對原文作者的尊重，譯者并不是對每個原文作者進行詳細介紹，而是在篇幅不大的文字間，把原文作者的出身背景、在文學上的貢獻做了高度中肯的概括。

在《叢刻》中周瘦鵑第一次集中地向中國讀者介紹了歐美各國40多位作家，其中包括談福（現通譯笛福）、迭更司（狄更斯）、哈代、史蒂文生、科南道爾、伏爾泰、白爾石克（巴爾札克）、大仲馬、陶苔（都德）、歐文、霍桑、挨蘭波（愛倫坡）、馬克·吐溫、杜瑾納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貴推（歌德）、盎特遜（安徒生）等。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周氏是仔細研究了原文作者的。這一點，他無疑效仿了晚清前輩嚴復。然而嚴復只翻譯了8種作品，而周氏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作者隊伍，要搜羅不同國家作者的有關信息對于一個譯者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更何況他對作者的介紹詳略得當，重點突出，有些評價相當中肯，如果沒有對原文作者精心研究是不可能做到這樣的。魯迅評價《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說：“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傳。用心頗為懇摯，不僅志在娛悅俗人之耳目，足為近來譯事之光” （王智毅，1993：310）。中國早期的譯作，不寫明原作者，更不標姓氏的外文，這是一個較為普遍的弊端。周瘦鵑的譯作則極為規范，甚至可供學者作研究之用，更何況有些原作者的“略傳”在中國也是第一次介紹，也屬首創。

不僅如此，周瘦鵑還注重忠實傳達原文的精神和內容。他非常喜歡翻譯莫泊桑，并在《譯者言》中表示要著意體現出莫泊桑作品的原味和精神：“這一篇原名叫做 ‘La Revanche 體裁像小說又像劇本，很別致的。毛柏霜的筆本很冷雋，這一篇更在冷雋之中帶著 ‘Powerful，實在是極好的作品。我譯時很著意，不給他走樣，但總沒有他那種精神呢?！庇纱宋覀兛梢钥吹?，隨著社會時代的發展，周瘦鵑越來越關注原文作者，盡量在翻譯語言、修辭以及思想內容等方面契合作者原意。翻看周瘦鵑的譯文，尤其是稍后一點的譯文，有些基本能做到完全忠實于原文，在意義的表達上，他更是緊貼作者。比如他翻譯的《鬼新娘》、《寧人負我》、《紅笑》等。

在自己做編輯過程中，他以同樣欣賞推崇的態度對待作者，他曾經委屈地說到：“一天百余封信，全是文稿，又為的朋友太多，不能不顧到感情，只得到處討好，而終于不能討好，偶一懈怠，責難立至，外界不諒，又因來稿未登，或敷衍未周，而加以種種的責備、種種的謾罵在我已覺得鞠躬盡瘁，而在人還是不能滿意?！保ǚ恫?，2011：43）此語足見其對于作者的忠誠。

五 結 語

由于民初社會正處于轉型期，其舊有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仍未完全消失，新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還未完全建立。因此，在道德世界里很可能發生普遍的無序狀態，導致譯者與其他各主體間倫理關系比較復雜。整體來說，民初周瘦鵑與原文作者的倫理關系由于其自身經濟與救國的目的而經歷了一個由主仆關系逐漸向仆主關系過渡的動態發展過程，體現了譯者對原文作者日益尊重。事實上，當譯者的政治狂熱被沖淡，對經濟的重視上升時，他對翻譯的本質認識逐漸加強，對自己肩負的責任理解愈深。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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