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那斯臺遺址出土棍棒頭性質的再討論

田廣林， 劉安然， 周海軍

(遼寧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

關于那斯臺遺址出土棍棒頭性質的再討論

田廣林， 劉安然， 周海軍

(遼寧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旅游學院，遼寧 大連 116081)

在那斯臺遺址出土的遺物中，除了以往相關研究成果所確認的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遺存外，還應該含有小河沿文化遺存。該遺址出土的瓜棱形棍棒頭，與敖漢沙窩遺址、薩里巴遺址出土的齒輪狀棍棒頭和玉質多頭器，核心造型構圖要素都是小河沿文化常見的八角星紋或八芒紋。有理由認為那斯臺遺址出土的用為權杖構件的棍棒頭，其性質屬于小河沿文化。

紅山系列文化；那斯臺遺址；棍棒頭；文化屬性

所謂棍棒頭，是一個流行于考古界的約定俗成概念。顧名思義，這是一種帶有裝柄圓孔，套接在柄把頂端而成的復合器具。從形態學角度觀察，有圓球形、瓜棱形、多芒星形、多瘤形等多種式樣。由于較早的發現多為石質，因此又有“石環”“有孔重石”“環狀石器”“花冠狀石器”“塊狀多頭石器”“環狀多頭石斧”等各種不同的叫法。

學術界對于這種特殊器物的認識，看法不盡一致。關于其功能用途，呂遵諤先生根據其在內蒙古林西縣砂窩子遺址的發現，認為屬于日常生產生活中用于敲砸的有柄石錘*呂遵諤.內蒙古林西考古調查[J].考古學報，1960(1)：9-23.；安志敏先生則根據陜西扶風西周墓的同類發現，認為屬于異形兵器*安志敏.西周的兩件異形銅兵[C].文物集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51-158.；許玉林先生認為是我國先民制造和使用的一種原始武器*許玉林.試論遼寧出土的環狀石器與棍棒頭[J].遼寧省考古、博物館學會成立大會會刊，1981：58-59，66.。關于其年代及原生產地，以日本學者江上波夫、水野清一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發源于青銅時代的高加索一帶④*江上波夫，水野清一.內蒙古長城地帶[M].東京：新時代社，1935：57-58.；安志敏先生也認為分布于我國華北、東北一帶的棍棒頭屬于“青銅時代遺存”，但又同時指出：“我國早期的棍棒頭都不附管銎，同西亞的遺物截然不同，特別是西周遺物的發現，在年代上并不遲于高加索，甚至它和華北、東北一帶廣泛分布的石制品有著密切聯系。這些都說明它是我國的土著制品，而與西亞無關?！?安志敏.西周的兩件異形銅兵[C].文物集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51-158.

現在看來，時下國內學術界所說的棍棒頭，是一個內涵十分寬泛的概念。其地域分布，跨越西北、華北和東北，與內陸歐亞草原通道東段的走向大體重合；其存在時間，從距今8 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一直延續到遼金之際，前后跨越達7 000年之久；所用材質和種類，包括石質、玉質、銅質乃至陶質等多種情況；至于其具體功能用途，既有制作較糙、用為工具或武器的日常實用器具，也有加工精致、用于禮儀生活中的權杖或儀杖；考其原生產地，用為權杖的早期制品，并不排除來源于遙遠的西亞等地的可能。其中20世紀80年代初，內蒙古巴林右旗文化館(今巴林右旗博物館)和赤峰市博物館在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發現的3件，便屬于用為標識社會掌控者特殊身份地位的權杖頂端構件。

那斯臺遺址坐落于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巴林右旗大板鎮(原屬巴彥漢蘇木)那斯臺嗄查(相當于村)境內的巴彥漢山東麓毛林達壩山腳高臺地之上，東面緊臨西拉木倫河北側支流查干木倫河，南距西遼河上源西拉木倫河約13km，背山面水，地勢開闊，景色清麗。1980年秋，原內蒙古昭烏達盟(今赤峰市)巴林右旗文化館(今巴林右旗博物館)在考古調查中首次發現該遺址，隨即與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今赤峰市博物館)聯合實施了考古調查*巴林右旗博物館.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調查[J].考古，1987(6)：507-518.，確認這是一處東西長約1 500m、南北寬約1 000m、總面積為150萬m2左右的超大型史前聚落遺址。遺址內采集到大量陶器、玉器、石器和骨、角器標本，為研究西拉木倫河北岸地區的史前文化發展面貌增添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史料。其中石制品中包含的3件棍棒頭，均采用琢制技法成型，再行磨光，造型規整，加工精細，十分罕見。原調查報告的編寫者把這3件棍棒頭分為三式。

其中Ⅰ式整體造型呈球狀，中間對鉆成孔，上、下兩端平齊，底端平面直徑大于上端，腹部最大徑約7cm、高約6cm(見原報告圖八，3)。這種形制的棍棒頭材料，年代偏早的見于20世紀50年代汪宇平先生在克什克騰旗大耗力遺址的采集品。限于當時的認知條件，汪先生在調查報告中稱之曰“石環”*內蒙古自治區文化局文物工作組. 內蒙古自治區發現的細石器文化遺址[J].考古學報，1957(1)：9-23.。但據原報告所附圖二，3觀察，實則為棍棒頭之屬。此器形制規范，制作較精。腹部最大徑寬約5.4cm、高約3.6cm。年代略晚的材料見于1974年李恭篤先生在赤峰市敖漢旗小河沿南臺地遺址小河沿文化地層中發掘到的3件“圓形有孔石器”。其中編號為T12∶1的一件，中間采用雙面對鉆成孔，加工精細，通體磨光，直徑6.5cm、孔徑2～2.5cm、厚4.5cm(見原圖三十，5)*遼寧省博物館，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敖漢旗文化館.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J].文物，1977(12)：1-22.。此外，赤峰市博物館收藏的1件出土于翁牛特旗解放營子的紅山文化淡黃色高體玉珠，體量偏大，圓潤飽滿，整體造型作長圓形球狀，中間對鉆穿孔，高4.2cm、徑3.9cm、孔徑0.9cm*劉冰.赤峰博物館典藏文物[M]. 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6：010.。根據這樣的體量數據分析，這件“玉珠”，其性質應該屬于玉質棍棒頭。

Ⅱ式整體造型略作上小下大的瘦高體鼓形，高約7.6cm、腹部最大徑寬約11.5cm，兩端平齊，中間單面鉆孔，圓孔斷面呈梯形(圖1，2)。這種器體偏高、中間穿孔采用單面直鉆技法的同類器物，見于年代較晚的沈陽市鄭家洼子遺址下層(一期)遺存出土的青銅時代棍棒頭。此器磨制精細，中間穿孔采用單面鉆法制成，由一端透過，直徑7cm、孔徑1.1～1.6cm(見原報告圖六，1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沈陽肇工街和鄭家洼子遺址的發掘[J].考古，1989(10)：885-892.。

Ⅲ式最為奇特，整體造型有如上小下大的蒜頭，中間雙面對鉆成孔，上、下兩端平齊，器表精工做出8個瓜棱形花瓣，高約5cm、腹部最大徑寬約8.5cm(圖1，3)。與這種瓜棱狀棍棒頭形制相近的實物資料，還見于敖漢旗博物館收藏的康家營子鄉沙窩遺址出土品。此器灰白色石質，通體磨光，中間對鉆成孔，周邊較均勻地刻出16道齒輪狀凹槽。徑5.1cm、體高2.9cm、孔徑1.2～1.5cm。這里的所謂“周邊較均勻地刻出16道齒輪狀凹槽”，其具體觀測形態應與那斯臺遺址出土品的“瓜棱形花瓣”本質相同，只是表達形式有別而已。

無獨有偶，敖漢旗博物館還同時收藏有1件出土于薩力巴鄉七道灣子遺址的碧玉多頭器。在該館編著的《敖漢文物精華》一書中把這兩件器物的時代均定為紅山文化遺物。該書關于這件碧玉多頭器的具體描述是，整體造型作扁平盤狀，中間鉆孔，外緣有8個棱形乳突，呈齒輪狀*邵國田.敖漢文物精華[M] .呼和浩特：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74-75.。細審該書所附彩色圖片，不難看出，此器周緣向外展出的8個等距“棱形乳突”，實則為象征太陽光芒的“八角星紋”或“八芒紋”。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器周緣的八角星紋與中間圓孔之間的器體部位，還雕有一重與外緣完全相同的八角星紋圖案。具體構圖方式是內圈的八芒分別與外緣兩芒之間的夾角相對，形成錯落有致的雙重八芒圖案。由于未見實物，不能確知雕在內圈的八角星紋是否為雙面對雕。如是，則此器乃為一件三重八角星紋玉器，或可稱為雙面雙重八芒星紋玉器。

圖1 那斯臺遺址出土棍棒頭1.Ⅰ式；2.Ⅱ式；3.Ⅲ式

如果我們把對這種排列極有規律的多重八角星紋器物的觀察角度作一調整，即不是俯視或仰視，而是由外緣向里側視，則所見“芒”的形態，便不再是尖形的“乳突”狀，而是花式的瓜棱狀了。而其數目也不再是8個，而是16個了。同樣道理，如果對一件單層八芒器進行周邊側位平視觀察，則會產生8 瓣瓜棱形的視覺。如此說來，那斯臺出土的瓜棱形棍棒頭、沙窩出土的齒輪狀棍棒頭以及薩里巴出土的碧玉多頭器，其核心造型構圖要素都是八角星紋或八芒紋。

關于那斯臺遺址出土棍棒頭，學術界鮮有專文研究。2011年，李水城先生著《赤峰及周邊地區考古所見權杖頭及潛在意義源》*李水城.赤峰及周邊地區考古所見權杖頭及潛在意義源[J].赤峰學院學報·第五屆紅山文化高峰論壇專輯，2011(2)：7-12.一文，就赤峰及周邊地區考古發現的包括這3件器物在內的同類器物的功能用途、文化屬性、文化源流、傳播路徑及其歷史影響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全面論證。文中把這3件器物的性質定為紅山文化權杖頭，認為這種類型的權杖最早起源于今西亞北部土耳其一帶的安納托利亞高原，其后沿不同的路線向西南傳入古代埃及，向西北傳入東南歐乃至歐洲大陸，向北傳入高加索一帶，向東經伊朗進入中亞，繼而經中國西北沿長城地帶東進，于距今約5 500前后經河套地區傳入內蒙古東南的赤峰地區。同時指出，權杖作為近東先民率先創造的文化要素進入東亞以后，主要是在長城地帶沿線傳播，從未被中原文化所接受。以往學術界在討論內蒙古東南部的考古學文化時，過多地關注它與中原內地的文化互動，對其向北沿大興安嶺南麓與北亞草原地帶的文化交往則關注不夠。而內蒙古東南部通過河套與中國大西北、進而通過河西走廊與西域發生的間接文化交往，應該引起充分注意。

上述這種系統的學術觀點，集中代表了這一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受到這種深刻見解的直接影響，筆者也曾把包括這3件棍棒頭在內的相關遺物，作為紅山文化時期內陸歐亞草原地帶中西雙方人群互動和文化交往的實物例證來加以論證。不過，隨著認識的逐漸深化，始覺有必要對這類史前遺物的性質和來源進行再討論。

那斯臺遺址出土的3件棍棒頭，均屬沒有地層依據的采集品。以往學術界所以認定其為紅山文化晚期遺物，應該與這3件器物本身所顯現出的工藝水準以及該遺址被確認為主要屬于紅山文化遺存不無關系。

當年的調查者在1987 年發表的考古調查報告中指出，該遺址采集的陶器，含有豐富的夾砂“之”字紋陶和泥質彩陶，其形制特征及器表紋飾，與發現于赤峰紅山后遺址的陶器十分接近。這里出土的三聯玉璧、勾云紋玉飾、玉鸮等玉器，與發現于遼寧省朝陽市喀左縣東山嘴、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的紅山文化遺址同類玉器所用材質相同，雕制風格相近。此外，那斯臺出土的鞋底形石耜、桂葉形石刀以及石磨盤、石磨棒等石器，也都屬于發現于赤峰紅山后等地點的典型紅山文化石器。盡管缺乏確切的地層材料直接證明其年代，但據數量豐富、品類多樣的紅山文化遺物共存于該地點這一特征，那斯臺遺址的性質應為紅山文化遺存。與此同時，調查報告的編寫者還注意到，該遺址除了發現有大量紅山文化遺物外，還同時發現有胎體較厚、器表飾以凹弦紋、“之”字形紋的筒形罐、飾以“回”字形紋、網格紋以及細附加堆紋的陶片，而這類陶器均不見于紅山文化器物群。這就是說，原調查報告在把該遺址的主體確認為紅山文化型遺址的同時，也注意到了該遺址同時包括分屬于不同年代、不同性質的文化遺存。

2002年，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與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聯合開展對于西拉木倫河流域先秦時期遺址的調查過程中，對那斯臺遺址再次進行了復查，所見到的情況是“該遺址文化內涵單純，所出遺物均可認定屬紅山文化”*朱永剛，王立新，塔拉.西拉木倫河流域先秦時期遺址調查與試掘[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86.。

2013年，索秀芬、李少兵先生對那斯臺遺址出土的陶器、玉器、石器進行了重新分析，將該遺址出土遺物區分為甲、乙、丙、丁四種遺存。其中甲類遺存為興隆洼文化白音長汗類型；乙類遺存屬于趙寶溝文化；丙類遺存屬于紅山文化；丁類遺存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與多種文化并存的細石器、骨角器、蚌器等，難以確定其文化屬性；其二是缺乏可資比較資料的石人、石獸、石杯等遺物，有待于進一步識別*索秀芬，李少兵.那斯臺遺址再認識[J].草原文物，2013(2)：72-78.。

近期筆者注意到，在那斯臺遺址出土的陶器中，除了此前識別出來的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和紅山文化遺存之外，還包含有小河沿文化遺存。

首先，據原調查報告，那斯臺遺址出土的彩陶“有泥質紅陶和夾細砂紅陶，以及少量的泥質灰陶”，“多施黑色，間或也有紫紅色彩”。又據李恭篤先生研究，“紅山文化的彩陶質地均系泥質陶，質地非常細膩”*李恭篤，高美璇.尋覓與探索：中國東北原始文化考古論文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20.，而小河沿文化的“彩陶皆為夾砂陶，它與紅山文化的泥質彩陶有著質地和工藝的雙重區別”*李恭篤，高美璇.尋覓與探索：中國東北原始文化考古論文集[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5.?；谶@樣的認知基礎和界定標準，則那斯臺遺址出土的“夾細砂紅陶”胎質的彩陶，其性質應該屬于小河沿文化。

其次，在原調查報告所發表的41件其他陶器中，包含有一件帶鋬耳的夾砂陶鼓腹筒形罐口沿殘片，在內斂的口沿下側，施有一道橫向附加堆紋條帶，器表施有點狀紋(圖2，1)。據現有的考古學研究成果，在遼西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遺存中，帶耳器最早見于紅山文化的雙環耳筒形罐，其施耳的位置是在器體中間的腹部。而年代偏早的興隆洼文化和趙寶溝文化筒形罐，均未見有耳。到了后紅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時期，帶耳筒形陶器始在遼西一帶盛行(圖2，2)。有關研究者注意到，“小河沿文化筒形罐較紅山文化和趙寶溝文化時期相比，最突出的變化就是幾乎所有的筒形罐都帶對稱的鋬耳、環耳”*徐廷.試析小河沿文化兩種帶耳筒形罐[J].赤峰學院學報，2010(4)：7-11.。綜合上述各種信息，有理由認為，那斯臺遺存出土的近口沿帶有鋬耳的夾砂陶筒形罐，其性質也不排除為小河沿文化遺物的可能。要之，那斯臺遺址是一處先后為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長期順序沿用的重要史前遺址。其中，紅山文化所代表的古代居民在這里生產生活的時間最長，所留下的遺存最為豐富。

圖2 那斯臺與大南溝出土雙鋬耳筒形罐對比圖1.那斯臺遺址出土；2.大南溝出土

如前文所言，那斯臺遺址出土的瓜棱形棍棒頭與敖漢旗沙窩遺址、薩里巴遺址出土的齒輪狀棍棒頭以及碧玉多頭器的核心造型要素都是八角星紋或八芒紋，而八角星紋則是小河沿文化彩陶中常見的紋樣。這種八角星紋圖案，同時還是山東半島大汶口文化彩陶以及江淮地區凌家灘文化玉器上盛行的紋樣，但卻不見于地域分布與小河沿文化大體重合的紅山文化遺存。所以，那斯臺遺址出土的Ⅲ式瓜棱形或蒜頭狀棍棒頭，其文化性質應該屬于小河沿文化。至于敖漢境內出土的沙窩棍棒頭及薩里巴多頭玉器，在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為紅山文化遺存之前，也有考慮其屬性為小河沿文化遺物的余地。有關那斯臺遺址發現的另外兩式棍棒頭的歸屬，則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據考，不論是大汶口文化彩陶還是凌家灘文化玉器，都屬新石器時代晚期流行的禮儀用器。而其上所施八角星紋，均與太陽崇拜有關。因此可以認定，施有這種八角星紋的陶器和玉器，都具有禮儀重器性質。同樣道理，赤峰境內出土的帶有八角星紋基因的小河沿文化棍棒頭，也應具有太陽崇拜的文化內涵。結合那斯臺遺址出土的棍棒頭都普遍制作精致的特點，愈覺李水城先生直接認定其為權杖頭的合理性。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我們或可把以那斯臺、沙窩、薩里巴等地出土的瓜棱形、齒輪狀、多頭形棍棒頭為代表的同類器物，統一整合，稱之曰多芒星式權杖頭。

2006～2007年，內蒙古通遼市扎魯特旗魯北鎮南寶力皋吐墓地曾出土一件以煤精為料，精工制作的“骨朵”*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爾沁文明——南堡力皋吐墓地[M] .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186.。此器的整體造型呈現扁體菱狀五角星形，中間兩面對鉆成孔，在中間圓孔與五角星芒之間的器體兩面，又分別雕出對稱的菱狀五角星紋臺面，每個星芒均與外側兩個相鄰星芒之間形成的夾角相對，形成雙面雙重五角星紋的構圖結構。這種造型設計，與赤峰市敖漢旗薩力巴遺址出土的八角星紋玉器的表現風格完全相同，所不同者，只是星芒的數量有別而已。這種風格的同類器，還見于日本侵占旅順時所編《旅順博物館圖錄》著錄的一件出土于內蒙古通遼市庫倫旗境內的雙面雙重六角星紋器*安志敏.西周的兩件異形銅兵[C].文物集刊：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151-158.。據報道，南寶力皋吐墓地出土遺物的文化面貌，既有與小河沿文化相似的器形，又有偏堡子類型的陶器，還有自身特點鮮明的陶器群*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年扎魯特旗南寶力皋吐墓地的發掘[J] .內蒙古考古文物，2007(1)：15-20.。跡象表明，南寶力皋吐墓地及庫倫出土的雙面多芒星紋器物，也應屬于小河沿文化遺物。

〔責任編輯：徐昭峰〕

The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tick head’s use from Nasitai Site

Tian Guanglin， Liu anran， Zhou haijun

(School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81,China)

Except those relics from Xinglongwa Culture, Zhaobaogou Culture and Hongshan Culture that already confirmed in former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the relics from Nasitai Site should contain Xiaoheyan Culture remains. The melon prismatic stick head from this site，gear shape stick head and multiplehead jade artifact from Shawo Site and Saliba Site in Aohan， all these composition elements of main sculpt are all Anise star stripe，which are familiar with Xiaoheyan Culture.There’s a reason to consider that the stick head to be used as one of the truncheon’s components， which belongs to Xiaoheyan Culture.

Hongshan series culture； Nasitai Site； stick head; culture attribute

10.16216/j.cnki.lsxbwk.201703123

2016-12-29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的‘中國認同’與中華民族形成研究”(15ZDB027)；遼寧省大學生校外實踐教育基地—遼?？脊艑嵺`教育基地(10165201502)；遼寧省研究生聯合培養項目“聯合培養‘江山文化研究’研究生項目”(2016[70]號)

田廣林(1955- )，男，內蒙古林西人，遼寧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遼海文明史研究。

K871.13

A

1000-1751(2017)03-01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