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宋代女性詞成就

李天

摘要：在中國古代女性參與文學創作者古已有之、代有才人。詞是定型、興盛于宋代的一種詩體，“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精”（吳梅：《詞學通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頁）。兩宋時期參與到詞的創作中的女性人數極多、階層極廣，尤其是因特殊的社會條件、歷史環境和詞的文體特殊性等原因，宋代女性的詞作體現了鮮明的女性意識和突出的家國意識，相對于中國古代其他時期女性文學而言取得了較為輝煌的成就。

關鍵詞：宋代女性詞；女性文學；詞學；女性詞人

doi：10. 16083/j. cnki. 1671-1580. 2017. 03. 042

中圖分類號：1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1580（2017）03-0141-03

古代中國是典型男權社會，兩性之間并不平等，女性被定位為男性的附庸，長期處于附屬、服從的劣勢地位，而這一點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中亦然。實際上中國女性很早便參與到文學創作中去，且歷代不斷，謝無量在《中國婦女文學史》中稱“婦女文學，自古已盛”（謝無量：《謝無量文集第五卷·中國婦女文學史》，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但與此同時謝氏亦承認“然自來文章之盛，女子終不逮于男子”（謝無量：《謝無量文集第五卷·中國婦女文學史》，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而詞這一文學樣式產生于飲宴、游弋，具有艷媚的特點和要眇曲折、深邃幽微的姿態，較之詩、文等其他文學樣式而言先天適合女子創作。因而自詞這一文體出現始，歷朝歷代從來不缺乏女性詞人的存在，在詞最為興盛的宋代更是如此，就詞人、詞作數量而言，宋代女性詞人、詞作數量之多可謂空前，宋代女性詞人各個社會階層，上至宮妃貴婦，下至民妻婢女均廣泛地投入到詞的創作中去，取得了較為輝煌的成就。筆者擬從思想意識方面人手，著重探討宋代女性詞中體現的女性意識、家國意識，從一個側面對宋代女性詞所取得的成就加以探討：

一、鮮明的女性意識

法國思想家伏波娃在其女性主義理論著作《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女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是“被男性所觀看的”，女性所處的不是“人”的位置而是“物”的位置，在此理論指引下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家、批評家們紛紛提出“以往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對女性有歧視的扭曲”、“一般書寫的語言都帶有男性的意識形態”等觀點，并呼吁女性要“以寫作實踐寫出一種自己的語言，而不欲被限制在男性意識的界限之中”。雖然與成熟系統的西方現代女性主義理論相比，宋代女性詞人的創作并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女性形象重塑和女性意識覺醒，但就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史而言宋代女性詞人詞作中表現出的女性意識卻是帶有極強進步性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一）是對“物化女性”寫法的超越

宋以前的女性文學創作中“物化女性”的寫法是極為常見的。這里所言之“物”主要指商品價值、使用價值較為突出之物，多為人為之物。如班婕妤《怨歌行》中以團扇自況的筆法就有鮮明的“物化”色彩：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作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智锕澲?，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此詩以“皎潔如霜雪”、“團團似明月”等語寫詩人自己作為女性的美，都是從自己對男性的欣賞價值出發，將自己置于被審視、被把玩的地位。而追憶其與漢成帝舊日恩情時寫“出入君懷袖”，感嘆自己被冷落、拋棄的命運時寫“棄捐篋笥中”，都是就團扇的功能性、使用性而言的。雖然中國詩歌托物言志的傳統自有其獨特的理論基礎而不能簡單地以西方文藝理論生硬嵌套，但如班婕妤等女性詩人詩歌創作中“物化女性”的傾向及其被后世文學廣泛繼承的深遠影響仍是值得注意的。而同就托物言志而言，宋代女詞人最常用的托喻對象則是花、絮等自然事物，如吳淑姬遭受冤獄在面對主審官時其自陳之詞《長相思》中“煙霏霏，雪霏霏，雪向梅花枝上堆，春從何處回”之語，以飽受雪霜摧殘的梅花自況寫自己飽受欺壓、陷害的悲慘遭遇，雪與梅花都是自然之物，雪壓梅花也是自然界之景象，與由人制造、存在價值即被人使用的團扇等事物有著明顯的差異，此處雖也以物自比卻并不存在“物化”傾向。而且其所自比之物——梅花是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具有特殊意義的意象，常被視為高潔、堅定的象征，選取梅花自況也可視為詞人不畏強暴、堅貞不屈的人格的象征。

（二）是對“男性化”寫法的突破

中國古代文學的話語權始終掌握在男性手中，其中尤以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男性士人為主，他們的寫作習慣、文學思想、思想傾向甚至于他們慣常的語氣口吻、思考方式等都具有天然的正統性、權威性。女性作為社會生活中的從屬，當她們介入文學創作時以男性文學家為標尺，在方方面面對男性書寫進行模仿、學習，以期貼近則變成了一種自然而然且難以避免的狀態，此即屬于西方現代女性主義批評家所言“一般書寫的語言都帶有男性的意識形態”。即使是以社會風氣開放、女性地位較高著稱的唐代，女性詩人的這一特征也尤為明顯，如有“女中詩豪”之譽的女冠詩人李冶的許多詩作中便含有這種男性的意識形態化書寫，與她而言著重凸顯為士大夫化的思想傾向，如其中年時蒙天子召見，入京前辭別友人時所作的《恩命追人留別廣陵故人》一詩：

無才多病分龍鐘，不料虛名達九重。仰愧彈冠上華發，多慚拂鏡理衰容。馳心北闕隨芳草，極目南山望舊峰。桂樹不能留野客，沙鷗出浦漫相逢。

詩中所勾勒出的詩人自身形象極其接近經歷長期懷才不遇后忽得天恩知遇的士人，而其因“名達九重”而振奮非常、因渴望盡早得到君王召幸而“馳心北闕”等表現的背后都隱藏著儒家“學而優則仕”的士人文化心理，可以說李冶的這種寫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帶有對男性文人的模擬性的。而宋代女性詞人的詞作中卻鮮有刻意向“男性化”寫法靠攏者。這當然與詞作為“鄭聲艷歌”本不同于詩、文等傳統文學樣式要承擔“言志”、“載道”等重任有關，但也促成宋代女性詞人在情感上注重自我宣泄，敢于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真實情感，有著鮮明的自我意識和豐富的內心世界。她們真實地表露自我，確立自身的生命價值，而在她們的詞作中“我”的意識空前強烈，塑造除了與以往男性從“觀者”角度塑造出的傳統女性形象迥然不同的全新自我形象。即使身份尊貴如魯國夫人魏玩的一品命婦也敢于在詞中直言“誰念我，就單枕，皺雙眉”、“我恨你，我憶你，你爭知”，敢于描繪“蕩漾木蘭船，船中人少年，荷花嬌欲語，笑人鴛鴦浦，波上暝煙低，菱歌月下歸”的青年男女歡好場面，而更廣為人知如李清照“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朱淑真“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臥”“天易見，見伊難”、鄭文妻孫夫人“愁登臨，海棠開后，望到如今”、聶勝瓊“尋好夢，夢難成，有誰知我此時隋”等更是此中佳作。

二、突顯的家國意識

家國意識本質上不屬于女性意識，但在中國古代特殊的環境下又與女性意識存在一定關聯。家與國的同構是中國古代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由此產生了家國觀念，又與孝忠節等觀念互相結合，要求臣民對君主及以其為象征的封建國家有父權認同，使其政權的“合法性”變得更加牢靠。這種父權認同在本質上與今天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所倡導的理念本有抵觸之處，但在中國古代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卻又是一種“人”所有共有的崇高觀念，主要是針對以士大夫為代表的男性群體提出的要求，集中表現為忠君、臣節等思想觀念。

對于中國古代女性而言，她們長期處于“物”的位置，作為男性的從屬幾乎是被完全屏蔽在主流社會生活之外的，國家興亡并不是社會和歷史文化對她們的要求，因此這種觀念在女性身上更多體現為對家庭父權、夫權的認同，她們所需盡忠守節的對象往往僅是家庭內部的男性家長，這相對于以士大夫為代表男性家國意識而言存在著一定的矮化。但兩宋是中國古代極為特殊的一個歷史時期，前有靖康之難后又有宋元易代之際的漢民族與異族的劇烈沖突，相對狹小封閉的家庭空間被擠壓、破壞，自五胡亂華以后數百年的時間里處于家之上、家之外的國幾乎第一次如此狼狽而又突出地暴露于廣大女性面前，她們直面著滿目瘡痍、風雨飄搖的衰微國運和隨時可能遭遇顛沛流離、外族侵占、親人離散的個人命運，對于國家命運的思考與擔憂是空前，對于異族侵略的憤恨、積極抵抗的呼喚、生靈涂炭的悲憫和和平生活的希冀也都是空前強烈的，這些情感意識產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家國意識層面上宋代女性開始了由“物”的層次到“人”層次的轉變，雖然這里的“人”所指的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下的“人”，并不是西方近現代所謂“人的發現”，更不等同于女性主義理論中是“自身對自身作為一個相對于男性的群體、對自身所應享有的社會地位和角色定位的認識”。但居于附屬地位者在思想意識上突破，追求社會原本并未要求其具有的更高層次主流意識，這在一定角度上仍可視為一種進步。

這些突破宋代女性詞人的詞作中都有體現，如宋末昭儀王清惠在其被擄北上途中作《滿江紅》，詞中“忽一聲、顰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云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等語極言對國家滅亡的悲慨，其“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盈襟血”中透露出的思想感情較為接近士大夫“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的擔當。在宋代之前的中國古代女性文學中家國意識也間或有零星的閃現，但如此大規模、深層次的涌現則尚屬首次，如后蜀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國詩》中“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之語也體現了一定的家國意識，但其認為“豎降旗”是男兒“齊解甲”之過，側面反映出其思想中女子是被排除于天下興亡的責任之外的。宋朝女詞人們突破小家庭的壁壘和傳統對女性的限制，開始關注國家命運并發出自己的呼聲，她們的創作活動雖然未能對后世女性文學產生深遠持久的影響，但卻仍是值得加以關注并予以肯定的。

雖然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成就上，宋代女性詞都難與同時代男性詞人比肩。但相對于中國女性文學自身而言，宋代女性詞發展得十分繁榮，取得了相對輝煌的成就。除女性意識、家國意識外，宋代女性詞人的創作活動貫穿始終了兩宋詞創作的始終，產生了中國古代女性文學史上近乎空前絕后的真正意義上的大文學家李清照，她們中一部分佼佼者還與當時眾多的男性詞人一樣積極參與到詞學理論的構建中，促進“詞”這一詩體在宋代的成熟與發展。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