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政治生活”的內涵界定探析

[摘要]通過系統梳理“黨內政治生活”的源流，指出隨著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成為黨的建設的獨特優勢和重要內容，如何科學界定“黨內政治生活”內涵成為不可回避的課題。在遵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黨內政治生活的闡述、中國共產黨人對黨內政治生活的探索與實踐、“1980年準則”與“2016年準則”和習近平關于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系列論述等四個尺度的基礎上，“黨內政治生活”的科學內涵界定為：無產階級政黨為構建黨內良性政治生態和實現政治路線，對其組織及其成員嚴格要求堅持和履行黨性的一種行為規范和政治運行。

[關鍵詞]黨內政治生活；科學內涵；黨性；行為規范；政治運行

[作者簡介]王久高，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2016年10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面臨國際國內新形勢下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方針的戰略舉措。12月26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要求對照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研究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措施。當前，全黨上下都在認真學習、貫徹和落實十八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和內容，學術界也在加強對黨內政治生活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本文試圖在梳理“黨內政治生活”源流的基礎上，對“黨內政治生活”概念的科學內涵作出自己的界定，以期引起學術界進一步的探討和研究。

一、“黨內政治生活”的源流

何謂“黨內政治生活”？一般而言，人們提出一個科學的概念或范疇，大多是在經歷了相對較長的實踐或實驗的基礎上，得出的一種正確認識或界定。中國共產黨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原則建立起來的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把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理論與中國不同時期的實踐以及中國的民族文化相結合，形成了自己一套自成體系的、獨特的黨建思想。今天，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成為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和任務。但是，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內涵，尚未形成清晰、科學、權威的闡述和界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經典作家對于黨內政治生活的理論闡述相對較少，另一方面在于關于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實踐、經驗和理論等缺乏系統的總結和研究。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黨內政治生活”，則是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下稱“1980年準則”）。2016年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下稱“2016年準則”），是對“1980年準則”的繼承和發展。應當說，中國共產黨制定的這兩個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對黨內政治生活的規范和要求最為系統和嚴格的。但是，這兩個準則依然都沒有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內涵作出界定。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黨內政治生活建設亟須加強實踐、探索、完善、總結和研究。當前，在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2016年準則”對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作出了新的戰略部署和嚴格要求，這不僅為我們系統梳理和總結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建設經驗提供了契機，也為我們探討和準確理解“黨內政治生活”的科學內涵創造了條件。

如何科學地界定“黨內政治生活”？首先，必須系統梳理和辨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以及中國共產黨人對“黨內政治生活”以及相關概念的闡釋。從目前的學術研究來看，列寧是最早提到“黨內政治生活”概念的人。①1915年5月21日，列寧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42號上發表了《空泛的國際主義破產》一文，他在批判《我們的言論報》編輯部的政治立場時，指出“編輯部有兩位編輯雖然同意該決議的總的內容，卻聲明他們將對俄國黨內政治生活的組織方法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在這句話中，列寧提到了“俄國黨內政治生活的組織方法”。但是，列寧在這里沒有就“俄國黨內政治生活”及其“組織方法”展開論述。實際上，“俄國黨內政治生活的組織方法”這個表述，落腳點在于“組織方法”，指的是列寧為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主張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岸韲h內政治生活”到底指的是什么？列寧在引述時語義未明。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建黨的主要原則和政策等方面深受列寧主義和共產國際的影響。在中國共產黨內，首次提到與“黨內政治生活”概念相近的概念的是蔡和森。1926年初，蔡和森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受邀向莫斯科中山大學旅俄支部作《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的報告。他在報告的第二部分“吾黨產生的背景及其歷史使命”之第四小部分“黨的政治生活與勞動運動之進展”中，先后提及“黨的政治生活”“內部生活”“內部思想”“黨的內部精神狀況”“黨的內部生活”概念。②其中，依據筆者對原文語境的理解，蔡和森論述的“黨的政治生活”，相當于后來我們講的黨的政治路線及各項政治工作、方針和政策等?！包h的內部生活”指的是黨內的不同人的思想現狀、政治主張和政策分歧等，蔡和森認為黨的內部生活非常重要，對黨的發展和影響至關重要，將之視為“根本的政治問題”③。因此，從蔡和森的闡述可以看出，“黨的政治生活”內涵和外延都比“黨的內部生活”深遠和寬廣，前者指黨的整個政治路線、政治工作活動等，后者側重指黨的領導人或黨員的政治立場、思想認識和政策主張等；前者指向抽象概念的黨，后者指向具體的黨的領導人。當然，這二者之間又有著一定的聯系，因為黨的政治路線等主要通過黨的領導人制定?？梢?，“黨的政治生活”統領著“黨的內部生活”，“黨的內部生活”的現狀又會影響到“黨的政治生活”。從目前的文獻看，蔡和森是較早對“黨的政治生活”“黨的內部生活”作出較為具體闡述的人，這兩個概念與“黨內政治生活”概念最為相近。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其起草的紅四軍九大決議即古田會議決議中提出，要“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首先，我們必須還原和深入歷史，弄清和分析毛澤東說這句話的真正所指。古田會議首要解決的是糾正黨內存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傾向問題。會議指出了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和盲動主義殘余八種錯誤思想的表現，并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其中，毛澤東等在論述第五種錯誤思想——主觀主義（唯心主義）時指出，主觀主義在某些黨員中濃厚地存在，這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都非常不利，必然導致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毛澤東還重點指出了黨內存在的錯誤的批評方法（主觀主義批評）及其危害，即批評無證據，只批評個人小的方面的缺點，不注重批評個人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錯誤。這不僅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組織，而且導致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因此，會議決議指出，糾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梢钥闯?，毛澤東提出的“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主要從思想方法方面解決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錯誤，是思想上建黨的重要表現。為此，決議提出從三個方面解決：一是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是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三是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因此，毛澤東在這里強調的“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主要是從思想認識、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三個層面來闡釋的，并沒有擴展到黨內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在這里，“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是并列關系。其次，毛澤東沒有直接提出“黨內政治生活”概念。在起草決議時，毛澤東沒有對“黨內的生活”的內涵作出進一步的闡述，他所強調的“政治化”“科學化”主要指糾正主觀主義錯誤，加強政治思想、政治路線教育，防止陷入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和具體事務主義之中。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沒有直接提出“黨內政治生活”的概念，更無從談起他對黨內政治生活的系統闡釋。毛澤東強調的“黨內的生活政治化”與“黨內政治生活”內涵還是有較大的區別，前者主要從思想上建黨的角度，強調黨內生活的馬克思主義化和政治化；后者的內涵比前者大得多，不僅包括思想路線，還包括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黨的紀律要求等。endprint

從目前的文獻看，在1980年前，除了蔡和森使用并闡述過“黨的政治生活”“黨的內部生活”概念外，黨的領導人使用更多的是“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等概念，并且不斷豐富和發展“黨內生活”“黨的生活”建設的內容。例如，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強調了黨內生活民主化問題。他指出：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干部“積極性的發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創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④。劉少奇在關于修改七大黨章的報告和鄧小平關于修改八大黨章的報告中也提到“黨內生活”或“黨的內部生活”等概念。盡管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特別是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和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全面總結了處理黨內關系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逐步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黨員和領導密切聯系群眾、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堅持民主集中制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黨的領導人主要沿用“黨內生活”“黨的生活”“黨的組織生活”等概念來籠統地表述黨內政治生活建設的相關內容和準則活動，并沒有直接提出、界定和使用“黨內政治生活”的概念。因此，筆者認為，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盡管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逐步形成了正確處理黨內關系的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原則和方針政策，但是黨的領導人并沒有對“黨內政治生活”的內涵作出科學界定，也沒有對“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的內涵作出系統的闡釋。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點是將黨內政治生活建設與黨的生活建設、甚至與黨的建設等同起來。

二、“黨內政治生活”的正式提出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用黨內法規形式對黨內政治生活的開展和運行作出詳細的規定，同時也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和使用“黨內政治生活”的概念。為什么“1980年準則”正式用了“黨內政治生活”的規范表述？筆者認為，這應當從起草和落實“1980年準則”的背景及其針對性來解釋。與“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等表述相比，“黨內政治生活”的表述明顯加強了黨內生活的政治性，突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嚴肅性和針對性?！?980年準則”正式使用了“黨內政治生活”的規范表述，主要有幾個方面原因。首先，經過長達20多年的“左”傾錯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從上至下黨的各級組織、黨員的黨性觀念、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都遭到了嚴重破壞。黨的權威和核心領導力的凝聚，需要先從整頓黨的組織，肅清黨內不正之風抓起。其次，“左”傾錯誤最大的危害是導致黨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錯誤，造成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嚴重偏軌，黨和人民都遭受重大損失。再次，“左”傾錯誤在政治上組織上造成重大的危害和危險，即黨內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嚴重破壞，不僅造成個人崇拜盛行，而且黨內出現了野心家和派系斗爭，導致黨內出現分裂現象。最后，盡管“左”傾錯誤給黨的破壞是全方位的，但政治路線和黨內政治生活的破壞是最主要和嚴重的。因此，使用“黨內政治生活”的表述，不僅區別了與“黨內生活”“黨的生活”的不同，凸顯了政治性，而且加強了廣大黨員對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嚴肅性的認識，意識到黨內政治生活不同于一般的黨內生活或組織生活，而是僅次于黨章要求的一項黨內活動準則。正是因為充分認識到加強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中國共產黨在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為使黨內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軌，自1977年十一大之后，就在著手考慮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黨公布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草稿），從十二個方面對黨內政治生活加以規范，以此作為黨章的具體補充，并要求全黨開展學習討論，提出修改意見。與此同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專門成立了準則修改組，在近一年的時間里，吸收全國各級黨組織提出的1800多條意見，對準則作了七次修改。1980年2月29日，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980年準則”的制定和公布，是黨中央汲取了幾十年來處理黨內關系的經驗， 特別是吸取了“文革”的沉痛教訓，針對當時存在的黨風黨紀問題而實施的整黨重大步驟和新的舉措?！?980年準則”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堅持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堅持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專斷， 強調黨的集中統一和黨的紀律等方面的規定。這表明黨中央對黨內政治生活存在的重點問題把脈非常準確，清醒意識到健康的黨內政治生活對黨和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此后，嚴肅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成為黨的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1980年準則”第一次正式使用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概念，闡述了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緊迫性，并從十二個方面對黨內政治生活加以規范。遺憾的是，“1980年準則”依然沒有解釋和界定“黨內政治生活”概念的定義和內涵，只是從具體的內容方面闡釋了應當遵守的規定和不得從事的行為。究其原因，一是關于一個概念的定義是一種抽象思維，相對比較難以準確地描述和界定；二是黨內政治生活的實踐多、要求多，但是缺乏系統總結和研究，理論研究和學術研究尚處于起始階段，對黨內政治生活諸多問題的認識有待進一步探索和深化。因此，黨的十二大以后，關于黨內政治生活重要性和各項內容的建設在實踐中不斷得到加強和推進。十二大及以后的黨章在總綱中都明確地規定，黨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原則問題上進行思想斗爭，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在199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江澤民強調“決不能把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內政治生活”⑤。在2000年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江澤民又指出，“要堅決克服黨內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好人主義和庸俗作風”⑥，要在黨內政治生活中講黨性、講原則。胡錦濤進一步提出，要“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一定要自覺遵守黨章，自覺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辦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駕于組織之上”⑦。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把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提高到從嚴治黨的新高度，多次闡述了嚴肅、嚴格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和主要舉措。盡管黨內政治生活建設在實踐中穩步推進，但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學術界都沒有闡釋和界定“黨內政治生活”，也缺乏對黨內政治生活與黨的建設其他方面內容關系的闡述和研究。2016年10月，十八屆六中全通過《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再次從十二個方面對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規范和建設作出了新的要求。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性、緊迫性和實踐性，要求理論界和學術界加強對黨內政治生活諸多問題的研究，“黨內政治生活”概念的科學界定成為不可回避的課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