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資源供應鏈的結構、行為和績效分析

顧一帆++王懷棟++吳玉鋒++左鐵鏞

摘要

再生資源是一種特殊的資源類型，兼具資源資產產權和環境產權，兩者相互作用引導其開發利用自組織形成了正規與非正規回收利用者相互交織的完整逆向供應鏈系統。協調其中各主體間的利益關系、減少逆向供應鏈的環境污染和整體運行損耗是再生資源開發利用水平提升的關鍵手段。為此，本文以北京市廢舊電視為例，利用實地調研的方法，系統分析了再生資源供應鏈的結構、行為和績效（SCP）。結果表明：①消費者選擇一級回收者時具有價值性、便捷性和規范性三種偏好。銷售商回收模式可較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成為其首選方案，然而，“以舊換新”限制了無需購買新電視的人群。游商以45%的份額占據了剩余一級回收市場的主導地位。②一級與二級回收者間形成了穩定的合作關系，二手市場擴大了一級回收者的利潤，中間商則為一級回收者提供了穩定的需求保障。③受到非正規拆解作坊的擠占，正規拆解企業產能嚴重過剩。一方面，降低了拆解企業對收購產品的質量要求，致使中間商偷換有價組件和跨境轉移電子廢棄物等問題日益嚴重。另一方面，正規拆解企業會提高收購價格，致使政府補貼的基金大部分轉移至回收環節，鞏固了現有的正規與非正規回收者共存的供應鏈結構。④個體中間商及非正規拆解利用作坊是再生資源供應鏈低效率的關鍵。本文調整了現有的家電基金制度，建議在電視銷售環節向消費者征收40元/臺的基金，并將其中的10元/臺用于扶持政府可管控的正規主體中間商，代替個體中間商的功能，其余金額可用于彌補現有基金的虧空。該種模式可充分利用現有的一級回收者及二手市場，并可有效提升再生資源供應鏈的整體績效水平。

關鍵詞再生資源；逆向供應鏈；SCP；制度設計；家電基金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7）07-0046-07DOI：10.12062/cpre.20170462

隨著支撐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中國多種礦產資源的保障能力面臨嚴峻挑戰，如鐵、銅、鋅、鉛等大宗工業用礦產資源的基礎儲量儲采比已不足20年[1]?！丁笆濉币巹澗V要》中明確提出要推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保障其可持續利用能力。

隨著礦產資源使用規模的逐漸擴大以及產品逐漸達到報廢年限，必然在城市等人口密集的區域產生大量廢舊產品，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再生資源，若能得到有效開發利用將成倍提升中國礦產資源的可持續供給能力[1]。

再生資源是一種特殊的資源類型，一方面具有資源資產產權，是各類金屬及有機物的潛在來源。在趨利性的市場法則引領下，該種產權可引導再生資源開發利用成為一個產業而獨立存在，由回收運輸及拆解利用兩個環節構成，最終自組織形成一個完整的逆向供應鏈系統。另一方面，再生資源也具有環境產權，如聚氯乙烯塑料、溴化阻燃劑、鎘、鉻、汞等有害成分蘊含其中，若不能得到合理的無害化處理，將對環境造成嚴重危害。環境產權引導逆向供應鏈系統中出現了正規與非正規回收利用者兩類環境績效差異較大的主體。

原生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正向供應鏈結構是由少數的生產企業到多數的消費群體，流向是由集聚到分散，這使得原生資源開發利用水平的提升可通過大規模的探礦及開采技術創新等方式予以實現。然而，在再生資源開發利用的逆向供應鏈中，原先的消費群體成為了原料供給者，而加入的回收及拆解企業則是需求者，流向是由分散到集聚。這意味著提升再生資源開發利用水平需協調逆向供應鏈中各正規與非正規主體的利益關系，減少環境污染和整體運行損耗。由此，本文擬以北京市廢舊電視為例，利用實地調研的方法，系統分析整個再生資源供應鏈的結構、行為和績效（SCP），找尋出提升其整體績效水平的政策設計方案。

1文獻綜述

再生資源供應鏈可以分為再制造、再利用和再循環三種類型。對于發達國家，廢舊產品拆解及再生利用等勞動密集型的產業未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其關注的是如何實現正向與逆向的融合，更好節省企業成本和提高社會聲譽。尤其是在整機及零部件再制造領域的增值空間較大，因此研究內容相對集中于此。如Debo等[2]對廢舊產品再制造可降低新產品生產成本，但同樣會降低其銷售價格的情況進行了分析。Savaskan等[3]構建了制造商為領導者的Stackberg模型，比較了多種回收模式對再制造效率的影響。Pochampally等[4]以及Meng等[5]構建了多階段模糊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分別對廢舊產品的供應量、質量及再制造時間等不確定性進行了分析。

對于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仍以中、低端制造業為主，礦產資源作為直接原材料投入的國情長期存在，致使發展中國家對于再生資源的利用方式常以再利用及再循環為主，因此多層次的逆向供應鏈結構成為研究焦點。Matter等[6]、Sasaki等[7]、Asim等[8]分別調研了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再生資源供應鏈的結構及物質流向。Ezeah等[9]以及Williams等[10]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整體現狀，均認為應通過制度設計杜絕廢舊產品流入非正規拆解利用者，防止環境污染。中國學者也對逆向供應鏈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如易俊等[11]基于成本收益法論證了中國電子廢棄物逆向供應鏈網絡演化機制。馬祖軍等[12]利用非合作代價思路論證了逆向供應鏈級數的遞增會加劇供應鏈效率損失。王文賓等[13，14]理論分析了政府獎懲及稅收機制對協調逆向供應鏈和提高供應鏈整體利潤率的影響。

以上文獻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鑒。目前仍難以解釋為何中國已出臺了系列法律法規支持正規回收利用企業和抵制非正規主體，甚至對于電子廢棄物等典型再生資源已構建了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直接為正規拆解企業提供資金補貼[15]。然而，非正規回收利用者仍廣泛穩定的存在，甚至在市場中占據主導地位，致使中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過程中的二次污染和二次浪費十分嚴重。這就需要從中國現實國情入手，借鑒產業組織理論的分析方法，對整個再生資源供應鏈進行SCP分析。此外，由于逆向供應鏈中的數據難以通過現有統計渠道獲得，因此本文運用了實地調研的研究方法。

2調研說明及描述性分析

2.1調研對象確定

北京市擁有中國最為全面的電子廢棄物供應鏈系統，其內部的回收者包括游商、回收站、銷售商及中間商四類，其中前三類直接從消費者回收，屬于一級回收者；而中間商則是聚集一級回收者已回收的電子廢棄物，并運送至拆解企業，屬于二級回收者。游商及大部分中間商無需向工商部門注冊和繳納稅款且政府難以監管，屬于非正規回收者?；厥照臼艿焦ど?、公安交通管理、市政管委、城管等多部門共同監督。銷售商回收與產品銷售環節相互銜接，同樣受到國家的嚴密監控，因此二者屬于正規回收者。

回收作為一個中間環節，電子廢棄物來源于供應鏈前端的消費者，消費者選擇何種回收者作為交投對象，直接關系到回收市場的結構；回收者后端連接著二手市場與拆解企業，是其利潤的主要來源。中間商及非正規拆解作坊無法配合調研，將利用從正規拆解企業獲得的數據予以代替。因此，本文將消費者、游商、回收站、銷售商、二手市場、正規拆解企業六類主體作為調研對象。

2.2調研數據來源

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間選取了619戶北京當地居民進行調研。除了設置收入水平、年齡等基本問題外，調查問卷下設三類題目：第一類為廢舊電視回收意愿類題目，本文借鑒了吳剛等[16]和Chung等[17]研究成果，將回收者提供的收購價格、提供服務的便捷性以及上門回收的安全規范性作為受訪者選擇回收者時的首要偏好備選項。第二類為廢舊電視流向類題目，即受訪者實際將廢舊電視交予何類人員回收，調研中將私人維修商及搬家公司均列為游商回收模式。第三類為需求假設性問題，若電視銷售價格提高1%（如40元）是否會影響消費者購買電視機的行為。問卷整理審查后有效問卷500份，有效率為80.8%。

對于游商、回收站兩類功能相似主體均采用了實地調研的方式，調研人員為從事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相關研究1—2年、具有一定學術研究基礎的研究生，設置問題包括三類內容，一是不同型號電視機的平均收購價格及回收數量，二是廢舊電視機的流向、運輸費用和運輸時間，三是對回收站加設了雇傭人員的工資水平。2014年7—8月間走訪了北京各類小區，共回收有效問卷93份，其中游商53份、回收站40份。目前，銷售商“以舊換新”的電視回收模式僅限于海爾公司，通過電話咨詢的方式獲取了其收購價格。對于二手市場，作者走訪了北京中商和眾舊貨綜合交易市場、北京西五環舊貨市場、美都利康舊貨交易市場3家商城，調研了二手商品銷售價格。

對于拆解企業，作者分別實地訪談了河南格林美中鋼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常州翔宇資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華新綠源環保產業發展有限公司3家正規拆解企業主管回收的人員，獲取了廢舊電視的收購價格，并咨詢了廢舊電視中可能存在的質量問題。

3再生資源供應鏈的結構與行為分析

廢舊電視逆向供應鏈的結構如圖1所示，正規與非正規回收者相互交織，且隨著供應鏈的不斷延伸，由一級回收者至二級回收者再至拆解企業的過程，市場集中度呈現逐漸升高的趨勢。2013年，中國僅注冊的回收企業就達到10萬余家，再加上大量未注冊的游商，行業從業人員總數達1 800 多萬人，屬于完全競爭市場結構[18]?；厥照炯坝紊袒厥盏膹U舊電視中均有60%以上送至二手市場，經翻新后再于北京及周邊地區銷售，剩余廢舊產品交予中間商回收。中間商數量較一級回收者數量為少，且具有一定的進入壁壘，如只有長期從事廢棄物交易并掌握穩定的上下游供貨渠道的大型回收商才能勝任。2012年，財政部頒布了《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開始逐漸扶持和布局正規拆解企業。以13元/臺的價格向電視生產商和進口商收取家電基金，并以85元/臺（2015年底更改為60—70元/臺）的價格補貼至符合要求的正規拆解企業。截至2016年底，北京市共有3家企業獲得該類資質。正規拆解企業具有較強的政策壁壘，然而非正規拆解作坊無需為控制環境污染付費，擠占了大量的拆解利用市場份額，限制了正規拆解企業的壟斷地位?；谏鲜龉溄Y構，如圖2所示，本文系統分析了再生資源供應鏈的行為。

3.1消費者交投動機及一級回收者的行為分析

消費者作為產品銷售源頭，由其主導的廢舊產品一級回收市場兼具商品市場和服務市場的特征。經調研，43.2%、39.0%和17.8%的消費者分別選擇了價值性、便捷性和規范性作為其擇取回收者的首要偏好。

比較三類一級回收者，銷售商回收一般伴隨著產品“以舊換新”活動，消費者除可獲得廢舊電視的回收價格外也可享受新電視的價格減免，且在新電視運送后會順帶將廢舊電視運走，實現了新舊電視機運輸的無縫對接，可較好地滿足消費者對于價值、便捷和規范性的需求，因此成為消費者的首選方案。然而，該種回收模式必須以購買新電視作為基本條件，且自2012年以來，國家層面“以舊換新”活動已取消，只有個別品牌中個別型號的電視仍由企業自發開展該項活動，因此適用范圍較小。

對于無法進行“以舊換新”的大多數消費者，游商與回收站為其提供了類似的服務。游商回收由于無需繳納人員工資、店面租金、相應稅費和較低的三輪車運輸成本，使得其定價策略一般略高于回收站，以21寸廢舊電視的調研結果為例，游商和回收站的平均回收價格分別為42.8元/臺和36.8元/臺，使得游商在完全競爭市場中具有較

大優勢。同時，游商常以家庭為單位，男方在小區內叫賣搜尋，而女方則在固定場所等待消費者咨詢價格，兩者相互結合使得游商能夠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務，減少了消費者的搜尋成本。該類因素使得游商以45%的份額占據一級回收市場的主導地位。此外，約有16%的廢舊電視被閑置、贈送或丟棄，該類產品仍會匯入至廢物流，因此游商的市場份額將進一步擴大。

3.2一級與二級回收者間穩定的合作行為分析

廢舊電視既具有資源價值又具有殘余的使用價值，二手市場可通過更換零部件及廢舊產品翻新等方式恢復其使用價值。二手市場中產品銷售價格均為回收價格的3倍以上，如21寸二手彩電的價格約為150元/臺，這為一級回收者提供了重要的利潤來源。另一方面，一級回收者

也為二手市場提供了充足的貨源，減少了二手電視售賣者的搜尋成本。

對于質量較差難以進入二手市場的廢舊電視，中間商則為一級回收者提供了穩定的需求保障。一級回收者受到回收數量及運輸工具的限制，單位廢舊電視的運輸成本較高，且運輸半徑較低，僅有少數的一級回收者可直接將廢舊電視運送到拆解企業，而將其交予附近的中間商則可有效解決上述問題。匯集到中間商的廢舊電視具有較大數量規模，在與拆解企業交易時，中間商具有較強的議價能力，從而可提高拆解企業的收購價格。同時，拆解企業為了穩定的貨源及方便的管理，也愿意與中間商構建長期的合作關系。

3.3正規拆解企業產能過剩與中間商的違規行為分析

受到非正規拆解作坊擠占，正規拆解企業的產能嚴重過剩。如2015年中國正規拆解利用的電子廢棄物數量約為7 500萬臺，僅占正規企業拆解產能的1/2[19]，占電子廢棄物理論報廢量的1/3[20]，大部分廢舊家電均進入到了非正規拆解利用渠道。

一方面，產能過剩降低了拆解企業對收購產品的質量要求?！稄U棄電器電子產品規范拆解處理作業及生產管理指南》中規定，享受家電補貼的廢舊電視必須具有陰極射線管、機殼、電路板三部分，且總重量有最低限定要求。

部分中間商利用信息不對稱，偷換其中蘊含的偏轉線圈、消磁線圈、電源導線等高值化組件，再轉賣至正規拆解企業，降低了供應鏈的整體績效。在對正規拆解企業的調研結果顯示，約有5%的廢舊產品存在上述問題，如每臺21寸電視僅替換廢銅的價格就能達到30元/臺。此外，中間商常集聚在各省交界地帶，政府很難監管，受利潤驅使，易成為國外電子廢棄物跨境轉移的入口。

另一方面，產能過剩的現象促進了中間商賣方市場的形成，進一步增強了其議價能力，迫使正規拆解企業提高產品收購價格，如正規拆解企業對21寸電視的收購價格由2011年的不足20元/臺，增長至2014年的約80元/臺，增長3倍之多。從而在市場機制作用下政府向正規拆解企業補貼的基金大部分轉移至回收環節，制度實施效果大打折扣。中間商也愿意以更高的價格從一級回收者獲取廢舊家電，進一步提升了各級回收者的盈利能力，鞏固了現有的正規與非正規回收者共存的市場格局[21]。

4再生資源供應鏈的績效與政策優化分析

4.1各類回收者的績效分析

對游商及回收站各類成本核算相關的調研結果如表1所示。此外，倉儲成本及銷售商至拆解企業的運輸成本均來源于文獻[22]；中間商回收時搬運電視時間按照15 min/臺計算，且中間商業務范圍廣泛，常采用往返配貨制減少運輸空載率，從而使單次運輸成本減半；回收站等作為個體工商戶，其上繳稅金比例為含稅金額的3.69%。由此，本文以21寸廢舊電視為例，推算不同回收模式下單臺平均利潤如表2所示。由于無需雇傭員工等因素，游商回收的單臺利潤明顯高于回收站，這將進一步鞏固其比較優勢。銷售商若僅回收廢舊電視而未銷售新電視，則其人員工資以及往返消費者的運輸成本將翻倍，回收電視將造成11元/臺的損失，這是銷售商難以自發進行回收的根本原因。中間商雖單臺回收利潤較小，但其回收規模較大，如對于月回收量為1 000臺的中間商，廢舊電視回收的利潤即可超過6 000元。

4.2提升再生資源供應鏈績效的基金制度設計

綜合再生資源供應鏈的整體績效情況，游商雖屬于非正規回收者，但最大限度的提高了再生資源的回收數量，且回收環節所需的勞動技能較低，成為了低收入人群維持生計的重要手段。二手市場延長了產品使用壽命，促進了產品再利用。中間商可集聚廢棄物，減少運輸成本，但同樣大范圍存在重復拆解、多次運輸以及跨境轉移廢舊電視的情況。非正規拆解作坊只利用其中易回收的高值化資源且未設置環保措施，造成資源二次浪費與環境二次污染。由此可見，再生資源供應鏈中整體績效的損失主要來源于中間商及非正規拆解作坊。如圖3（a）所示，中國實踐已證明，僅依靠市場自發行為或通過基金制度扶持供應

鏈末端的正規拆解企業難以有效解決上述問題。政府通過扶持可管控的正規主體中間商，既能充分利用一級回收者與二手市場，又能從源頭上杜絕廢棄物流入非正規拆解作坊，是本文基金制度設計的重要方向。

電子廢棄物新補貼機制如圖3（b）所示，在現有的基金基礎上，政府應在消費者購買新家電時按照發票中記錄的產品銷售數量向消費者征收40元/臺的基金。進而應要求扶持的主體中間商需將廢舊電視交至正規拆解企業，并與正規拆解企業實際拆解數量相互對應后，再對符合要求的主體中間商以10元/臺的金額進行補貼，剩余30元/臺的金額可用于彌補現有基金的虧空，減少中央財政支出。

由于個體中間商回收廢舊電視的單臺利潤僅為6.08元，則其最高收購價格為71.08元。向正規主體中間商進行基金補貼的金額只要超過該利潤（如本文設定的10元），則在市場趨利性的引導下，勢必會歸攏一級回收市場的貨源，擠出個體中間商。與此同時，該項制度設計不會影響二手市場的運行，這是由于二手市場的收購價格更高，如圖3（b）所示，游商及回收站仍會將其作為首選方向。此外，雖然正規拆解企業與非正規拆解作坊均可提供80元/臺的收購價格，然而，主體中間商只有交至正規拆解企業才可以獲得10元/臺的基金補貼，因此仍會選擇正規拆解企業作為供貨方向。

整體來看，由于新產品銷售時的價格較高，因此在該環節收取40元/臺的家電基金，僅相當于提升了消費者約1%的購買價格。調研數據顯示，500個有效問卷中僅有0.8%的消費者會選擇延后購買電視。從需求價格彈性可以看出，對消費者的購買意愿影響較低，而補貼至正規主體中間商和拆解企業卻分別相當于增長了一倍以上的利潤和彌補了一半以上的基金虧空，40元的金額是由消費者效用的低敏感區域轉移至企業利潤的高敏感區域。

5研究結論及展望

為了提升再生資源的開發利用水平，本文以北京市廢舊電視為例，利用實地調研的方法，分析再生資源供應鏈的結構、行為和績效。結果表明：由消費者作為源頭的一級回收市場兼具商品市場和服務市場的特征。銷售商回

收模式可較好的匹配消費者的價值性、便捷性和規范性三種偏好，成為首選方案，而剩余市場則以游商為主導。一級與二級回收者間形成了穩定的合作關系，其中二手市場擴大了一級回收者的利潤，中間商則為一級回收者提供了穩定的需求保障。受到非正規拆解作坊的市場擠占，正規拆解企業產能嚴重過剩，提高收購價格的行為使得大量家電基金轉移至回收環節，提升了各類回收者的盈利能力，鞏固了正規與非正規回收者共存的市場格局。

再生資源供應鏈中整體績效的損失主要包括如下兩方面，一是中間商重復拆解、多次運輸和跨境轉移電子廢棄物，二是非正規拆解作坊造成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為了改變上述格局，本文在盡量保持現有基金運行規則的前提下，拓展了新型基金收補制度。在基金收取端，建議根據家電銷售市場中需求價格彈性較低的現狀，由消費者交付40元/臺的基金。在基金補貼端，建議扶持政府可管控的正規主體中間商，構建其與正規拆解企業聯動的基金運行模式。該種模式利用了硬性的政府規制和柔性的市場機制，既能充分利用一級回收者與二手市場，又能杜絕廢舊電視流入非正規拆解作坊。

不同再生資源類型在不同地域的供應鏈結構、行為和績效均有一定差異，在政策構建時需分類考慮，通過本文對廢舊電視供應鏈的討論可以找尋部分共通的研究思路。①伴隨再生資源供應鏈的不斷延伸，市場集中度均呈現逐漸升高的趨勢。政府通過構建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進而利用市場機制擠出供應鏈績效損失的主體，并引導其余主體自組織形成政府預期可控的回收物流管道，這是提升再生資源開發利用水平的關鍵手段。②政府制度設計既應準確識別再生資源供應鏈中整體績效的損失點，也需系統考慮整個供應鏈的結構、行為和績效，模擬制度實行前后的物質流向及資金流向。③新產品和廢舊產品的價值差異較大，研究中應充分挖掘同一價值量在兩個市場中對消費者效用和回收者利潤影響的敏感性差異。④再生資源供應鏈中各主體間信息不對稱是其中績效損失的重要原因，應充分拓展全程信息透明公開的“互聯網+”回收模式，并可挖掘再生資源蘊含的潛在信息價值（即產品報廢意味著新產品的需求），逐漸找尋正向與逆向供應鏈相互契合的新商業模式。

（編輯：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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