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瓦體青銅鈕鐘及其發展源流研究*

米永盈

（山東大學藝術學院）

合瓦體青銅樂鐘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古老樂器，也是商、周乃至西漢時期重要的禮器。合瓦體鐘始于商代，到周代發展至頂峰，并衍生出數種不同的類型。鈕鐘出現于西周末到春秋初期，它形體較小并采用垂直懸掛的方式、相對便于敲擊，從而能夠更好地發揮一鐘演奏雙音的功能，成為東周時期“金石之樂”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鈕鐘兼具重要的禮制意義和良好的音樂性能，歷來是研究者探討先秦禮制與樂制時的重要考察對象。但目前關于鈕鐘的專門研究大都集中在音律分析方面，且多數是針對某一套鈕鐘而作。鈕鐘是一種重要的青銅器器形，欲對其做全面闡釋，不僅需要音律分析，形制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時，鈕鐘自產生之時起就處在不停的發展、變化中，對其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微觀分析階段，還需要從宏觀上把握其演變軌跡、對其源流以及相關的文化現象做出合理判斷。因此，只有綜合考察鈕鐘的形制與音樂功能、結合具體實例來審視鈕鐘的整體發展脈絡，才能更好地挖掘其本質特征和文化內涵。

在結合考古類型學與音樂學方法對鈕鐘做綜合研究方面，李純一[1]、方建軍[2]曾做了可貴嘗試，近年來，考古資料不斷豐富、研究方法逐漸積累，為這項工作的深入展開提供了更多便利條件。本文在前人基礎上對目前所知62處、共計654件考古發掘所得合瓦體青銅鈕鐘作分型、分式、分期研究，并對與鈕鐘發展源流相關的形制問題進行探討。文中所涉及的鈕鐘，制作年代上起春秋初期下迄西漢前期，主要出土于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地區，四川、廣東等地也有少量發現，這些鈕鐘多數是周代中夏諸國的文化遺存，也有漢初國家頒行禮樂的產物。云南、四川西南、廣西等少數民族聚居地也出土有時代相近、造型類似鈕鐘的青銅鐘，李純一[3]、方建軍[4]等研究者將其作為鈕鐘的特殊類型，由于這些鐘的腔體、鈕制、編組情況以及代表的文化意蘊等與源于中原文化的合瓦體鈕鐘多有不同，故本文暫不予分析。

一．合瓦體鈕鐘的分型與分式

本文所涉及的鈕鐘資料，見于各地考古發掘報告及《中國音樂文物大系》等資料集，除秦代“樂府”鐘外，其它均為多件成套，同套鈕鐘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合瓦形腔體、平舞、單鈕、有銑棱、曲于。根據鐘腔外壁構造的不同可分2型。

A型

鉦、篆區有界隔，有枚。枚布兩面、面2區、區3行、行3枚、共計36枚。依據枚的形狀可分2式。

Ⅰ式 二疊圓臺狀枚。

典型器物迄今僅見3例：山東臨沂鳳凰嶺春秋墓鈕鐘（圖一，1）、山東莒南大店老龍腰1號春秋墓鈕鐘（圖一，2）、江蘇連云港錦屏山東周墓鈕鐘（圖一，3）。均為9件成套，長方形扁鈕，前二者枚、篆、鉦區均以陽線框隔，后者用陰線框隔。

Ⅱ式 半球狀枚。

半球狀枚應是A型鈕鐘的主流，依據腔體形狀可分2亞式。

Ⅱ 1 式 平腹。

圖一 A型Ⅰ式

Ⅱ1a 直銑。

此式鈕鐘典型器物較多，截面合瓦形弧度較小。鈕制有方形扁鈕、繩索狀環鈕、異形環鈕、附飾鈕之分。

此式鈕鐘典型器物較多，截面合瓦形弧度較小。鈕制有方形扁鈕、繩索狀環鈕、異形環鈕、附飾鈕之分。

其中，方形扁鈕鐘發現最多。腔面枚、篆、鉦各區有用陽線框隔者，枚制分別為：①蟠龍形，典型器物可舉江蘇丹徒大港北山頂春秋墓鈕鐘（圖二，1）、河北涉縣北關1號墓鈕鐘（圖二，2）；②螺旋形，典型器物可舉河南輝縣琉璃閣甲墓鈕鐘（圖二，3）、江蘇六合程橋2號春秋墓鈕鐘（圖二，4）；③乳釘形，典型器物可舉安徽壽縣蔡侯墓鈕鐘（圖二，5）、河南信陽長臺關1號墓鈕鐘（圖二，6）。方形扁鈕鐘亦有以陰線框隔枚、篆、鉦各區者，枚制分別為：①螺旋形，典型器物可舉山東長清仙人臺6號墓鈕鐘（圖二，7）；②乳釘形，典型器物可舉河南新鄭中國銀行工地8號坎鈕鐘（圖二，8）。

繩索狀環鈕鐘與方形扁鈕鐘腔體形制一致，所見典型器物均以陰線框隔枚、篆、鉦區，枚作乳釘狀。其中，有扁圓柱狀鈕飾繩紋者，如河南新鄭中國銀行工地4號坎B組鈕鐘（圖三，1）；有粗圓柱狀鈕飾繩紋者，如山東長清仙人臺5號墓鈕鐘（圖三，2）。

圖二 A型Ⅱ1a式

圖三 A型Ⅱ1a式

圖四 A型Ⅱ1b式

異形環鈕鐘與方形扁鈕鐘腔體形制一致。鈕雖為半環狀，但造型各異，難于概括，故統稱異形環鈕。山西長治分水嶺269號墓鈕鐘（圖三，3）、山東諸城臧家莊“公孫朝子”鈕鐘（圖三，4），形制較為接近，扁鈕較長、平視近長圓形，枚、篆、鉦區均以陽線框隔，枚均為乳釘狀帶螺旋紋。山西太原金勝村88號墓鈕鐘，扁鈕平視近三角形，枚、篆、鉦區以陽線框隔，枚似上下兩圓的菌形（圖三，5）。

附飾鈕鐘的腔體形制與上述Ⅱ1a式鐘一致，但環鈕根部兩側帶有附加裝飾，故稱附飾鈕，有明確出土記錄的目前僅見兩例，枚、篆、鉦區均用陽線框隔。山西長治分水嶺25號墓鈕鐘，圓條式長鈕、根部兩側有獸頭，枚為螭首形（圖三，6）。山西太原金勝村673號墓鈕鐘，鈕由雙虎銜環，環上有貝飾，枚飾有龍團、模糊不清（圖三，7）。

Ⅱ1b 銑棱兩端微斂。

此式鈕鐘腔體均瘦長，集中出現于今湖南一帶，數量雖多，但多為收集品、有明確出土記錄的極少。瀏陽紙背村鈕鐘，方形扁鈕，腔面以陽線框隔枚、篆、鉦各區，枚作螺旋形，可作為同式鈕鐘斷代的標準器（圖四，1）。

Ⅱ 2 式 鼓腹。

此式鈕鐘截面合瓦形弧度較大，腔體較短，銑棱明顯弧曲、銑角內斂。典型器物可舉河北平山中山王墓西庫鈕鐘（圖五，1）、山東臨淄商王村2號墓鈕鐘（圖五，2）、陜西臨潼秦“樂府”鐘（圖五，3）、陜西眉縣金渠鄉鈕鐘（圖五，4）、山東章丘洛莊漢墓鈕鐘（圖五，5），皆為長方形扁鈕，以陽線界隔枚、篆、鉦各部，枚制各不相同。

B型

鉦、篆區無分隔，無枚。此型鈕鐘均為平腹、直銑，依據腔面刻紋情況可分3式。

Ⅰ式 陽線刻紋。

此式鈕鐘腔面紋飾為陽線刻，鈕制各不相同。典型器物可舉山西聞喜上郭211號墓鈕鐘（圖六，1）、湖北隨州季氏梁春秋墓鈕鐘（圖六，2）、山東沂水劉家店子鈕鐘（圖六，3）。

Ⅱ式 陰線刻紋。

此式鈕鐘腔面紋飾為陰線刻，鈕制各不相同。典型器物可舉山西聞喜上郭210號墓鈕鐘（圖六，4）、河南陜縣上村嶺虢太子墓鈕鐘（圖六，5）、湖北江陵天星觀1號墓鈕鐘（圖六，6）。

圖五 A型Ⅱ2 式

圖六 B型

Ⅲ式 鐘體無紋。

此式鈕鐘腔體素面無紋。有明確出土記錄的目前僅見湖北隨州曾侯乙墓鈕鐘一例。19件鐘分3組，各鐘形制相同，長方形單鈕，2、3組鐘鈕部飾綯紋（圖六，7）。

以上劃分大體涵蓋了中夏諸國鈕鐘的基礎結構型式。另有山東蓬萊柳格莊6號墓鈕鐘，形制大致同于上述A型Ⅱ1a式各鐘，方形扁鈕，枚、篆、鉦區以陰線框隔。但螺狀枚布兩面、面2區、區3行、行2枚、共計24枚，且舞面微凸、銑棱也稍帶弧曲。柳格莊6號墓鈕鐘的形制在目前所見鈕鐘資料中尚屬孤例，該墓年代為春秋中期，墓中隨葬銅器和大部分陶器的風格與中原地區基本一致，但陶鼎等器卻明顯屬于膠東特征，發掘者認為“這是西部地區外來文化與膠東土著文化相融合的表現?！盵5]本文認為，膠東半島雖然在公元前567年以后被齊國正式占有，此前也不乏與齊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和軍事對壘，但該地自古為東夷人的活動區域，有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因而盡管

這套鈕鐘比起西南少數民族地區某些青銅鐘更接近中原鈕鐘、顯示受到更多的影響，但卻不應列入中原鈕鐘體系。

二．合瓦體鈕鐘的發展狀況及分期

將目前所知重要的合瓦體青銅鈕鐘資料按上述型式劃分進行排比，并將出土地、墓葬年代、件數、用途等信息納入附表，從中可以看出以下問題：

（1）B型鈕鐘流行年代從春秋初期到戰國中期。A型Ⅱ1式鈕鐘流行年代為春秋早期偏晚階段到戰國晚期，晚于B型鈕鐘。二者有很長階段的并行發展，并非此消彼長的態勢。

（2）A型Ⅱ1a式鈕鐘數量最多，鈕制以方形扁鈕最常見、繩索狀環鈕次之，枚制則以螺旋形和乳釘形最多。這些鈕鐘的年代較多集中于春秋中期到晚期，出土地點遍布中夏諸國，鈕制、腔面線刻風格以及枚制等雖有不同，但并非明顯的地域區別，說明當時各諸侯國鈕鐘鑄造中應該有較統一的規范或模本。A型Ⅱ1a式方形扁鈕和繩索狀環鈕鐘可作為研究其它各式A型鈕鐘形制時的參照。

A型Ⅰ式鈕鐘僅見3例，除枚制外，鐘體其它部位形制與方形扁鈕的A型Ⅱ1a式鐘相同。此3例地域較接近[6]，年代均為A型Ⅱ1a式鈕鐘尚流行的春秋晚期，因此A型Ⅰ式與Ⅱ1a式方形扁鈕鐘之區別應是鈕鐘發展中出現某些地域性特征的反映。

A型Ⅱ1a式鈕鐘里異形環鈕和附飾鈕的例子較少，年代多為戰國早期到中期，較多出土于山西一帶，這些鐘的腔體形狀雖然相似，但鈕制及枚制差別較大，說明此時A型Ⅱ1a式鈕鐘的發展已然呈現較多個性化因素。

A型Ⅱ1b式鈕鐘集中出現于湖南地區，腔體形狀與中原諸國鈕鐘略有差異，是中原樂鐘文化在湘江流域土著化、地方化的反映。

A型Ⅱ2 式鈕鐘是戰國后期興起的新樣式，這種腔體較短、鼓腹、銑棱弧曲、銑角內斂的鐘體造型在戰國晚期到秦、漢時期的甬鐘上也時常見到，應該是當時流行的鑄鐘風格。

（3）B型鈕鐘可根據腔面線刻風格分為三式，除Ⅲ式目前為孤例外，其它二式鈕鐘分布于南、北各地，沒有明顯的地域特征，鑄造年代也貫穿春秋初期到戰國中期的整個時段。

（4）春秋時期鈕鐘的編列較有規律，新鄭出土的大量鈕鐘多采用10+10的模式、以兩組編制完全相同的鈕鐘組合而成，其它地區鈕鐘除少數遭盜掘或散佚外大都沿用春秋初期以來9件成套的編制。戰國時期鈕鐘有些仍以9件成套，但出現了13、14件甚至19件、22件成套的情況。戰國后期鈕鐘14件成套的編制明顯影響到西漢時期鈕鐘。

（5）春秋時期鈕鐘以制作精良的實用樂鐘為主。戰國制品中出現了較多明器。

根據上述排比與分析，可將合瓦體青銅鈕鐘的發展過程概括地分為四個階段：形成期、發展期、成熟期、衰落期。

形成期（西周末期到春秋早期），目前所見鈕鐘年代最早者為春秋初期，這些制品已經有較好的音樂性能，而其制作技術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本文認為鈕鐘的形成期應始于西周末期。由于有夏、商、周三代青銅器制作技術和甬鐘、镈鐘等樂器的鑄造與調音經驗作為技術保障，此期延續時間較短。形成期鈕鐘以B型為主、產生年代也早于A型。

發展期（春秋中期到春秋晚期），現有鈕鐘考古資料中，春秋中期到晚期制品最多，出土地點遍及南北各地，說明諸侯國的強盛、宗周禮制約束力的逐漸衰減恰恰促成了各國樂鐘文化的普遍繁榮。此期A、B型鈕鐘并行發展，以方形扁鈕和繩索狀環鈕的A型Ⅱ1a式鐘為主流，異形環鈕的A型Ⅱ1a式鐘僅見一例。發展期前段華夏列國的鈕鐘鑄造中尚呈現較統一的范規、形制方面無地域區別，發展期后段出現了具有地方風格的A型Ⅰ式鈕鐘。

成熟期（春秋末期到戰國早期），此期A型Ⅱ1a式鐘上繁瑣的蟠龍形枚制繼春秋晚期丹徒大港北山頂墓一例后有所增多，出現具有土著化因素的A型Ⅱ1b式鐘。鈕鐘以實用樂鐘為主，同套編鈕鐘的件數開始增加，這是編鐘樂懸突破周禮約束的證明，客觀上也使整套鐘的音域隨之擴大、音階更完備、音樂性能更佳，至戰國初期曾侯乙鈕鐘達到整個中國編鐘文化的頂峰。但此期制品中也出現了明器鈕鐘，說明“金石之樂”在禮樂文化中牢不可摧的地位已然受到動搖。

衰落期（戰國中期到西漢）。個性化的A型Ⅱ1a式附飾鈕鐘在戰國中期形成，A型Ⅱ2式鈕鐘自戰國后期開始流行、一直延續到西漢前期，B型鈕鐘自戰國中期以后再無發現。衰落期青銅鈕鐘里明器增多，各地甚至出現了許多以陶、木等廉價材料制作的明器鐘[7]，編鐘在上層社會音樂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下降，逐漸成為貴族們象征身份與地位的文化符號。合瓦體青銅鈕鐘到西漢前期仍有發現，但發現數量和多數鐘的質量均無法與先秦制品相提并論。東漢以后的青銅鐘（包括鈕鐘和甬鐘）雖然也有保存合瓦形腔體者，但一鐘雙音的鑄造技術不復存在、樂用價值也消失殆盡。

三．相關問題探討

1.枚與鈕鐘的來源

關于鈕鐘的緣起，陳夢家認為“其制本于鈴”[8]，王子初則認為鈕鐘“采用了甬鐘的鐘體造型……也采用了镈的懸鈕結構和垂直懸掛方式”[9]。本文認為：兩種觀點均未考慮到A、B型鈕鐘形制之區別，因此都沒有對鈕鐘的來源做出全面解釋。

鈕鐘產生之時，甬鐘上設枚的技術已經比較成熟，因此A型鈕鐘之枚可以看做是對甬鐘特征的揚棄。鈕鐘是中原文化的產物，但考古所見單鈕西周镈僅見于湖南地區，同時期中原镈多為繁鈕、有翼的形狀，鈕鐘的單鈕與繁鈕镈的復雜鈕形毫無相像之處。中原單鈕镈約興起于春秋中期、形成時間略晚于鈕鐘。本文認為：鈕鐘的鈕制并非受到镈的影響，卻與同是垂直懸掛的鈴多有相似，將A型鈕鐘視作甬鐘與鈴的結合物更為合理。

B型無枚鈕鐘的腔體結構除同為合瓦體外找不到與甬鐘的其它共同點。李純一認為，上村嶺虢太子墓鈕鐘留有鉦間的紋飾布局顯示其體制應本自甬鐘[10]。觀察其它年代較早的B型鈕鐘：聞喜上郭210號墓、211號墓鈕鐘紋飾布局與上村嶺鈕鐘基本相同，隨州季氏梁鈕鐘腔面雖為對稱式花紋、但鉦間極小。本文認為，僅憑腔面紋飾布局不足以證明B型鈕鐘來源于甬鐘，否則何以僅留鉦間而不框隔其它區域？早期B型鈕鐘的紋飾布局應與商、周時期人們崇尚對稱圖案的審美意識有關，甬鐘鉦、篆、枚區的對稱式分布也受此影響，因而與早期B型鈕鐘類似，但二者之間卻不見得有因果關系。這點從時代較晚的海陽嘴子前4號墓兩件鈕鐘上或可得到證明：兩鐘為同套鐘里的兩件，形制基本一致，腔面均為對稱布局的S形花紋，但其中一件的花紋正中留有類似鉦間的空白（圖七，1），另一件的兩側花紋相距很近、對稱軸附近幾無間隙（圖七，2）。上述四組年代較早的實物——上郭210號墓、上村嶺虢太子墓、季氏梁春秋墓、上郭211號墓的鈕鐘，形制都與鈴極為相似，尤其是季氏梁鈕鐘，不但如鈴一般鈕較短、鈕下舞中還有一個像鈴的系舌孔一樣的圓孔。而春秋中期的沂水劉家店子鈕鐘，不僅尚存鈴的某些特征，更是自銘為“鈴鐘”[11]。故而B型鈕鐘的直接來源應是鈴。

圖七 嘴子前M4

綜上，本文認為，鈕鐘的形成與商、周時期的鈴有密切關系，但兩型鈕鐘的來源并不完全相同。B型鈕鐘直接源于鈴，自形成期出現后，有獨立的發展軌跡、一直延續到戰國中期。而稍晚形成的A型鈕鐘則采納鈴與甬鐘的優點，自形成期出現后，成為鈕鐘的主流，并演變成不同鈕制、刻紋、枚制的各種樣式，腔體形狀在戰國后期也有較大變化。值得說明的是，盡管B型鈕鐘的形制與甬鐘沒有直接關聯，但無論哪一型鈕鐘，其鑄造工藝、調音手法等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周以來先進的甬鐘制造技術影響。

2.A型Ⅱ2式鈕鐘的發展軌跡與戰國到秦、漢之間雙音鐘鑄造技術的傳承

B型鈕鐘至戰國后期再無發現，A型鈕鐘的大多數樣式也已銷聲匿跡，逐漸增多的明器鈕鐘宣告著先秦樂鐘文化的沒落?！稘h書·禮樂志》云：“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盵12]根據這段記載，先秦樂鐘文化至漢初似乎已徹底淪喪，先進的雙音鐘鑄造技術也被認為就此失傳。山東章丘洛莊漢墓樂器出土后，研究者普遍認為該墓編鐘的器形、紋飾、音梁、調音手法等具有明顯的西漢初期風格，也吸引我們對雙音鐘鑄造技術在戰國到秦、漢之間的流傳途徑進行思索——發現自戰國后期興起的A型Ⅱ2式鈕鐘在漫長的衰落期里一直延續，直至西漢前期，只是秦、漢制品比戰國制品腔體更短、鼓腹程度更大，而其中不乏一鐘雙音的實用鐘。顯然，A型Ⅱ2式鈕鐘是這個特殊時期編鐘文化傳承鏈條上關鍵的一環。

除上述兩例外，其余A型Ⅱ2式鈕鐘均為秦至西漢前期制品。本文認為，東周時期齊國編鐘鑄造水平較高、并已有《考工記·鳧氏為鐘》這樣較成熟的理論總結，時代較早的A型Ⅱ2式鈕鐘出自戰國晚期齊國墓葬，而齊文化又對秦、漢社會影響極大，因此秦至西漢前期A型Ⅱ2式鈕鐘的形成應是直接或間接受到戰國后期齊國鑄鐘風格的影響。其中，與臨淄商王村2號墓鈕鐘發現地點相近、年代相距不遠的洛莊漢墓鈕鐘，不僅外形與之相似、編列情況與之相同，宮音標準及音階構成也與之完全一致，表現出明顯的承襲關系[13]，是A型Ⅱ2式鈕鐘在齊國故地的直接延續和發展。其它地區秦至漢初鈕鐘所受影響或許是由于戰國時期齊文化的對外傳播、或許是秦統一后隨著齊文化對統一政權的作用而獲得；武帝時期大云山漢墓、南越王墓鈕鐘的鑄造，則應與當時已經鞏固的中央政權定制度、興禮樂的需求有關，這兩套鈕鐘與洛莊漢墓鈕鐘形制相似，且同為14件成編、與5件甬鐘配套使用，顯系對后者的效仿，這緣于國家的禮樂規定，也是先秦齊國鈕鐘間接影響的結果。

綜上，A型Ⅱ2式鈕鐘戰國后期興起于齊國，不僅在當時影響到其它諸侯國的鑄鐘風格，還在秦統一后伴隨著齊文化的傳播而施影響于秦、漢樂鐘，商、周以來逐漸發展成熟的雙音鐘鑄造技術也由此得到保存。不過，西漢鐘師雖能鑄出一鐘雙音的樂鐘，其調音手法卻與先秦有所不同。而大云山漢墓編鐘的內壁竟然出現了金屬貼焊的痕跡，由此可見，當時的鐘師已經不能事先預設鐘腔壁厚、逐漸調校以達到音高準確，只能在鐘鑄好后以焊補的手段來調整音高，先秦時代先進的雙音鐘鑄造技術至此已經是最后的回光返照。

計 統 鐘銅體鈕合青表土瓦出附

表續

表續

[1]李純一.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46-280.

[2]方建軍.中國上古時代的鈕鐘[J].交響,1997(1).

[3] 同 [1]：246-247，276-280.

[4]同[2].

[5]煙臺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東蓬萊縣柳格莊墓群發掘簡報[J].考古,1990(9).

[6]臨沂鳳凰嶺春秋墓、莒南大店老龍腰1號春秋墓發現地點相距40余公里，錦屏山東周墓所在地與二者直線距離分別為約90公里和70公里。

[7]同時期的青銅甬鐘也表現出明顯的衰落勢頭。

[8]陳夢家.海外中國銅器圖錄[M].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76：40.

[9]王子初.中國青銅樂鐘的音樂學斷代[J].中國音樂學,2007(1).

[10]同[1]：247.

[11]羅勛章.劉家店子春秋墓瑣考[J].文物,1984(9).

[12]班固.漢書.二十五史·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105.

[13]米永盈.商王村二號戰國墓與洛莊漢墓鐘磬承襲之關系[J].音樂研究,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