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吳地黃道十二宮圖像試探*

王煜 王歡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人們將太陽一年中在恒星間的視運動軌跡稱為“黃道”，“黃道十二宮”即指分布在黃道南北各寬約8度的圈帶內的十二個星區，實際上即是對黃道帶的十二等分。古巴比倫的天文學家用動物和其他事物對其命名，表現為圖像即為黃道十二宮圖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聯系更有說服力的材料，將三國時期吳地銅鏡出現的一些圖像確認為黃道十二宮圖像，并對這些圖像的傳播、接受背景以及一些相關問題作出初步的考察。由于涉及的問題較多，掛一漏萬，請學界批評指正。

一、三國時期吳地的黃道十二宮圖像的確認

關于黃道十二宮圖像傳入中國的時間，夏鼐曾經根據當時的考古材料認為應該不遲于唐代初期[1]。確實，目前所見較為系統的黃道十二宮圖像皆為唐代及以后的。在新疆吐魯番出土的初唐寫本[2]、河北宣化遼金墓壁畫[3]、甘肅敦煌莫高窟第61號窟西夏至元代壁畫[4]、甘肅肅北五個廟石窟西夏壁畫[5]、寧夏賀蘭宏佛塔出土西夏絹畫[6]及河北邢臺開元寺金代鐵鐘[7]上皆有出現。王仲殊在研究吳晉時期的佛像夔鳳鏡（四葉紋佛獸鏡）時，曾提出一些銅鏡上出現的螃蟹、瓶子等形象可能為黃道十二宮中巨蟹、寶瓶（水瓶）、天秤圖像的假設，其時代皆在三國時期，地域皆在吳地[8]。王先生所舉的這些圖像出現在佛像夔鳳鏡鏡緣內側的連弧紋帶中（圖一），出現在連弧紋帶中的絕大多數為各種傳統神獸，如龍、虎、鳳鳥、翼獸等。僅憑單個螃蟹、瓶子的圖像和神獸的環境，顯然還無法完全確認這些形象就是黃道十二宮圖像。因此，該意見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圖一 王仲殊先生所舉佛像夔鳳鏡上的巨蟹與寶瓶圖像

1978年廣西貴港市工農師范廣場M3中出土一面四葉紋瑞獸對鳳鏡（夔鳳鏡），由于當時沒有發表報告，未能引起注意。最近，我們在《廣西銅鏡》一書中看到其清晰圖片[9]（圖二）。此銅鏡的紋飾與佛像夔鳳鏡一致，只是變形四葉中未出現佛像，而為神獸，為東漢晚期至魏晉特別是孫吳時期的典型鏡類。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10]中出土一件夔鳳鏡，整體造型、主要紋飾均與之基本一致。報告中將廣西出土的該枚銅鏡的時代定為三國時期，應該是正確的。該銅鏡的鏡緣內側為16個半圓形組成的連弧紋帶，每個圓弧中刻畫一種圖像。其中就有上述佛像夔鳳鏡連弧紋帶中出現的螃蟹和瓶子（罐子）的形象。圖像上瓶子（罐子）的形象為長頸、大雙耳，底部有一兩頭翹起的船形物托載，這顯然不是漢晉時期中國所用的陶、瓷瓶、罐的形象。而且十分引人注目的是，在該鏡的連弧紋中還出現了星象。其中螃蟹右側（以觀者為準）呈斗狀的六顆星，星間有連線，如果不是隨意為之的話，這應該是漢代星象圖中常見的二十八宿中的南斗六星。南斗右側的圓弧中有一獸，獸上有二星相連。雖然僅此無法辨認為何種星象，但此種以星象圖形加星象連線的形式為漢代星象圖中最常見的表現形式，無疑也是星象。該銅鏡連弧紋帶內明確以星象連線來表現的星象還有兩例，如果將龍、虎、鳳鳥看作四象的話（其出現于星象間，當然極有可能），那么其上的星象就更為豐富了（圖三）?？梢?，該銅鏡連弧紋帶中的圖像主要就是星象，而出現于星象之中的螃蟹和外來形象的瓶子（罐子），除了為黃道十二宮中的巨蟹和寶瓶（水瓶）外，我們實在不能作出其他解釋了。

圖二 廣西貴港出土四葉紋瑞獸對鳳鏡

既然，該銅鏡連弧紋帶中的螃蟹和瓶子（罐子）圖像為黃道十二宮中的巨蟹和寶瓶（水瓶），那么上述與之同時、同類的佛像夔鳳鏡連弧紋帶中的螃蟹和瓶子（罐子）圖像也可以確認為黃道十二宮圖像。個別沒有出現佛像的夔鳳鏡上也有類似圖像，如三槐堂所藏的一枚銅鏡[11]。我們現在就可以明確地說，目前所見材料中，中國最早的黃道十二宮圖像出現于三國時期吳地的銅鏡上。目前所能確認的還只有巨蟹和寶瓶（水瓶）兩個圖像，所以還不能認為系統的黃道十二宮觀念已經傳入中國。但銅鏡上將之正確地作為星象予以表現，說明當時人已經接觸到某些黃道十二宮的觀念，并進行了有選擇地吸收。下面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傳播和當時人對其進行選擇、吸收的背景。

圖三 貴港銅鏡上的黃道十二宮和星象圖像

二、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傳播和接受背景

目前，國內外學界比較一致地認為黃道十二宮起源于古代巴比倫[12]。公元前687年的2份名為《犁星》（MUL.APIN）的天文學泥板文獻記載了三個天道，即神王恩利爾（Enlil）天道，天神安努（Anu）天道和水神埃阿（Ea）天道共71個星座和星體，除此之外尚載有月亮軌道所經過的17個星座，后世所有的黃道十二星座均已在其中[13]。精確到分的刻度使得經過黃道星座的太陽、月亮和行星的位置可以精準確定，標志著黃道十二宮體系的相對成熟[14]。隨之而來的就是以黃道十二宮星象圖為基礎的生辰占星術的出現?，F存最早的此類文獻仍出自兩河流域，時代在公元前410年[15]。值得注意的是，保存下來的此類文獻是以文字的形式對其時的星象進行描述，并非確有其圖。

黃道十二宮及與其相關的占星術[16]在兩河流域出現后，首先傳播到希臘文明區域。某些文獻表明，在亞歷山大征服巴比倫之后，一些占星師，如迦勒底人貝羅索斯（Berossus）來到希臘，帶來了關于黃道十二宮的知識[17]。奧托呂科斯和歐幾里得關于天文學的著作表明，希臘關于黃道帶的概念出現于公元前300年前后[18]。在托勒密王朝時期，東地中海岸大批希臘雇傭軍或操希臘語的移民涌入埃及，很可能正是他們為埃及帶來了巴比倫黃道帶的概念。一份約公元前250年的世俗體陶片上列出了五個行星和十二個黃道星座，這是目前關于古代埃及黃道帶較早的文獻證據[19]。埃及關于黃道帶確切的最早圖像證據是公元前200年左右的埃斯納（Esna）黃道[20]，約公元前50年的丹達拉（Denderah）的哈托爾（Hathor）神廟中的黃道十二宮浮雕則是最著名的埃及黃道星圖[21]（圖四）。公元2至3世紀，黃道十二宮體系隨著占星術的傳播被引入印度[22]。

圖四 丹達拉哈托爾神廟黃道星圖浮雕

盡管已知最早的黃道十二宮體系出自古巴比倫，但其廣泛傳播到古代世界卻是在希臘化時代隨著占星術的傳播而實現的，而托勒密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是當時占星術發展的中心，目前所見這一時期的黃道十二宮圖像在托勒密和羅馬時期埃及的神廟和墓葬中最為豐富。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廣西貴港出土銅鏡的寶瓶（水瓶）圖像之下，有一兩頭翹起的船形物托載。我們知道，在諸世界古代文明中，使用類似神船托載星象為埃及星象圖中的常見表現方式。尼羅河是聯結上下埃及的主要通道，船的作用極為關鍵，埃及人因此想象，不僅人間需要用船運載人和貨物，天空亦是宇宙海洋，神明在天上需依賴舟船方能前行。以太陽神為例，他白晝乘太陽船在天上航行，夜間亦是乘船通過冥界，直到黎明時分再次從地平線上升起，乘船開始新一天的航行[23]。與此類似，在天象圖上描繪的月亮和天狼星等對埃及人來說至關重要的神明亦多是乘舟前行。如上埃及古城阿司里比斯（Athribis）公元2世紀描繪的一幅黃道星圖[24]上，一只牛坐在船上，象征著天狼星，它左下方和右下方一大一小兩只船上分別是太陽和月亮（圖五）。上述廣西出土銅鏡上星象下用神船托載的做法可能就來自埃及（最可能是托勒密和羅馬時代的埃及）星象圖的影響。不過，從傳世文獻和目前的認識來看，三國時期中國似乎尚未直接與埃及取得聯系，所以這種影響更可能是間接的。而且廣西銅鏡上的寶瓶（水瓶）形象確實也與埃及所見的形象并不一致，說明其在間接的傳播過程中可能還摻入其他地區的一些文化因素。

而伴隨著黃道十二宮傳播的西方占星術是否也在此時來到中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墩摵狻っx篇》云：“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盵25]《抱樸子·辨問篇》引《玉鈐經》云：“人之吉兇，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盵26]雖然，將國家與個人的命運與星象聯系起來的觀念中國古已有之，但多為從五星運動和特殊天象的出現（如彗星、景星等）來占卜。這種將個人命運與其受胎或出生時的星象相聯系的觀念在中國古代還不多見，而這正是西方以黃道十二宮為基礎的生辰占星術的最大特點。因此，上述漢晉文獻中的類似觀念是否與這一背景有關，值得今后進一步注意。而且《論衡》的作者王充為東漢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其著書在家鄉；《抱樸子》的作者葛洪為晉丹陽句容（今江蘇句容）人，其著書在嶺南。皆在吳地，與上述黃道十二宮圖像出現的地域相合，或可以注意。

圖五 埃及阿司里比斯黃道星圖摹本

三國時期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傳入是否與西方占星術的傳播有關，目前尚只能推測，但其與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則是密切相關的。其大多數出現于佛像夔鳳鏡之上，連弧紋中的巨蟹、寶瓶（水瓶）或許還有天秤圖像與變形四葉紋中的佛像緊密組合在一起。我們知道，漢文獻中關于黃道十二宮的最早記載就是隋代耶連提耶舍所譯的佛經《大乘大方等日藏經》[27]?？梢?，黃道十二宮圖像和文獻的傳入都與佛教的傳播有關。吳地在東漢時期已有楚王英、笮融、陳惠等人從事與佛教有關的活動，三國時期更有名僧支謙、康僧會等在其地譯經和傳教，加之統治者如孫權等人的支持，成為早期佛教的重鎮[28]。而從考古材料來看，吳地也是漢晉時期早期佛像的流行地之一[29]。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傳入即與當時該地的佛教傳播背景有關。

另外，為何當時人只選擇、吸收了巨蟹和寶瓶（水瓶）兩種圖像？這一方面可能與傳播過程有關，此點已不得而詳；另一方面可能與本土傳說中對這兩種事物的神奇觀念有關，此點可以舉出一些相關材料。漢晉時期的人們認為海中有體形巨大的蟹，并作為海外的奇聞異事屢屢稱述?！渡胶＝洝ず缺苯洝分性疲骸按笮吩诤Ｖ??！睍x郭璞注：“蓋千里之蟹也?！蓖瑫洞蠡臇|經》云：“海內有兩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蟹?！惫弊ⅲ骸皬V千里也?！盵30]《玄中記》云：“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舉一螯能加于山，身故在水中?！盵31]《述異記》云：“出?？诒毙辛镏硫v嶼之南，……有蟹焉，筐大如笠，腳長三尺?！盵32]《嶺南異物志》亦云：“嘗有行海得洲渚，林木甚茂，……詳視之，乃大蟹也?！盵33]這種外來的巨蟹圖像可能被當時人與傳說中的海外巨蟹比附而接受，所以在許多佛像夔鳳鏡上它都是與各種神獸組合在一起的，顯然也可以被視為一種神獸了。而西來的金銀瓶（當時稱“胡瓶”）往往被視為一種寶物和瑞物，而得到珍視?！肚皼鲣洝份d：“張軌時，西域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狀，并人高二尺?！盵34]《西域記》載：“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銀胡瓶二枚?！盵35]人們甚至認為這些西方的胡瓶具有某種神奇功能，能夠辟邪除兇。如《雜五行書》所云：“懸胡瓶井中，除邪鬼?！盵36]或許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寶瓶（水瓶）被人們作為一種瑞物和神物刻畫于各種神獸之間。雖然從廣西貴港所出的銅鏡來看，當時人最初是知道它們是星象的，但更多地是被用于各種神獸、神人（佛像）和祥瑞之間，淡化了它們的原始意義。

這些黃道十二宮圖像傳入中國的途徑也可以做出一些推測。目前所見，三國時期的黃道十二宮圖像全部出現于吳地，而且最能表明其原始意義的一例出于廣西貴港。貴港位于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西江流域中部，現為中國西部地區內河第一大港，是西南出海通道的重要門戶。其臨近南海，從水路和陸路溝通古代兩大對外港口——合浦和番禹都十分近便?？梢?，這些黃道十二宮圖像最可能從南方的海路而來。人們對其中與海中大蟹傳說有關的巨蟹圖像的選擇，也可以作為其可能來自海路的旁證。漢代南方的海路交通已經初具規模，三國時又有相當的發展。黃龍二年（230年）孫權派衛溫、諸葛直率甲士萬人，航海到達夷洲（今臺灣）[37]，是眾所周知的事件?！读簳ぶT夷傳》載：“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后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盵38]《通典·邊防四》亦云：“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盵39]說明吳時南海的對外交通確實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對南海交通線上的諸國已經有了較為深入的認識。因此，三國時黃道十二宮圖像自海路南來是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的。如前所述，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傳入是與佛教的傳播相關的，這也就旁證了漢晉時期吳地的佛教應該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南方海路而來?！读簳ぶT夷傳》載：“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盵40]即為明證。孫吳時期對江南佛教產生重大影響的名僧康僧會就是從海路而來的?！陡呱畟鳌た瞪畷吩疲骸翱瞪畷?，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趾?！瓡r吳地初染大法，風化未全，僧會欲使道振江左，興立圖寺，乃杖錫東游，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鄴，營立茅茨，設像行道?！盵41]關于此點，學界已有許多討論[42]，茲不贅述。

三、結論與余論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

廣西貴港出土的一面三國時期的四葉紋瑞獸對鳳鏡（夔鳳鏡），鏡緣內側連弧紋帶中與星象共存的螃蟹和瓶子（罐子）圖形應該可以確認為黃道十二宮中巨蟹和寶瓶（水瓶）圖像。由此，三國時期吳地夔鳳鏡（主要為佛像夔鳳鏡）連弧紋帶中的同類圖像也可以得到確認。雖然，還不能認為系統的黃道十二宮觀念此時已經傳入中國，但當時人無疑已經接觸到了某些關于黃道十二宮的內容。這些圖像初入之時，人們還能正確地將其理解為星象，但更多是將之作為海外傳來的神獸和瑞物圖像，并與一些關于海外的奇聞異事相聯系。黃道十二宮圖像的傳入是否與占星術有關，目前還不能確定，但其與佛教的傳播是密切相關的。從目前的材料看，其應該自南方海路傳來，說明海路確實也是早期佛教尤其是吳地佛教傳入的一個重要途徑。

圖六 安徽當涂吳晉墓出土青瓷魂瓶

另外，吳晉時期的考古材料中還有一些將蟹與佛像結合在一起的情況。如安徽馬鞍山吳晉墓中出土的一件青瓷魂瓶[43]，其肩部刻畫有一個佛像。佛像有頭光，施禪定印，結跏趺坐于雙獸座之上，佛像右側刻畫一個比之略大的蟹的圖像（圖六）。是否能根據上述佛像夔鳳鏡中佛像與巨蟹的組合，將這里蟹的圖像也看作巨蟹？由于沒有其他材料印證，這里只能存此一疑了。三國時期吳地的一些夔鳳鏡的連弧紋帶中還有個別比較奇特的圖像，如下部為一個兩頭翹起的船形物，上部好似一華蓋，見于安徽馬鞍山朱然墓[44]和浙江出土的一枚銅鏡[45]上。從其形象和出現位置來看，可能也與黃道十二宮圖像具有相同的背景。至于其具體是什么圖像，我們就不敢妄下結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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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同[13]：185-200，222.

[15]A.Sachs,“Babylonian Horoscopes,”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vol.6，1952：p.54。

[16]在此特指以黃道十二宮及七大行星（太陽和月亮在當時亦被視為行星）運行為基礎的占星術，不包括之前以個別星辰或星座移動為預測依據的占卜術。

[17]P.Schnabel，Berossos und die Babylonischhellenistische Literatur，Leipzig：B.G.Teubner,1923：25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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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O.Neugebauer-Parker, Egyptian Astronomical Texts,vol.iii，Providence：Brown University Press，1969：168.

[21]Description de l'égypte.Antiquités.vol.iv, Paris：C. L. F. Panckoucke, 1822：21.

[22]有關這一時期巴比倫計算黃道星座升起時間的方法從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傳入印度的詳細討論參見D.Pingree,“The Recovery of Early Greek Astronomy from India,”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Astronomy, vol.7, 1976：112。

[23]J.P.Allen,The Ancient Egyptian Pyramid Texts,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2005,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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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同[33]（第758卷）：3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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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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