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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出土兩尊北周漢白玉觀世音像無損分析

2017-09-13 08:07趙希利賈曉燕徐諾趙鳳燕
考古與文物 2017年5期
關鍵詞:漢白玉貼金曲陽

趙希利 賈曉燕 徐諾 趙鳳燕

(1.西安博物院;2.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1992年9月,西安市北郊漢城鄉西查村出土三尊北周漢白玉觀世音立像[1]。這三尊立像現藏于西安博物院,其中兩尊陳列于展廳,編號分別為3gs274和3gs275。3gs274通高79厘米、觀世音高54厘米。3gs275通高69厘米、觀世音高49厘米。兩尊立像造型相似[2,3](圖一),頭梳高髻,戴化佛冠,冠前方正中和兩側各飾一朵蓮花,前方蓮花中立阿彌陀佛,冠帶順臂下垂,發辮垂至肩兩側。雙耳戴環狀耳飾,面型橢圓、豐滿,廣額方頤,雙眉纖細連鼻梁,雙目細長、微睜。鼻梁直挺,薄唇微閉,面帶微笑,頸部有二道蠶節紋,戴項圈。胸佩繁復華麗的瓔珞,一條下垂至大腿處,一條在腹部相交后垂至大腿部,相交處有一朵蓮花。上身半裸,斜披珞腋,肩搭長巾,長巾在腹下橫兩道后上卷搭于雙臂上,再下垂落于蓮花座兩側。下著長裙,腰束裙帶。臂著蓮花紋釧,腕帶雙條形鐲。右臂上屈,手執柳枝。左臂微屈,手提凈瓶。跣足立于仰蓮花座上,仰蓮花座下有方形青石覆蓮花座。3gs274覆蓮花座前右側蹲獅殘缺,左側蹲獅完整。3gs275覆蓮花座四角各有一蹲獅,其中座前右側蹲獅殘缺。兩尊立像以圓雕為主,加以浮雕和線雕技法。表面殘留紅、綠色彩繪和金飾痕跡。

北周雖僅存25年,但在佛教史上卻是上承西魏,下啟隋、唐,融合外來與本土藝術并自成一體的重要轉折期。該時期佛教興盛,“周太祖文帝諱泰,于長安立追遠、陟屺、大乘、魏國、安定、中興等六寺。度僧一千人”;閔帝宇文覺在位不到一年,也“廣開解脫之門,洞啟菩提之路”[4]。目前發現的長安北周石刻佛教造像有三十余次,一百余尊,其中白石菩薩像不足十尊;出土地點多位于西安北郊漢長安城舊城附近[5,6]。西安博物院所藏西查村漢白玉觀世音立像為其中三尊,其用料上乘、雕工精湛、技法多樣、彩繪金飾精美,為少見的精品,對研究西安地區北周佛教歷史、寺院歷史、雕刻藝術和加工裝飾工藝等具有重要意義。

圖一 西安博物院藏觀世音立像(左:3gs274;右:3gs275)

本文采用科學檢測方法,對兩尊觀世音立像進行無損分析,并探討立像表面彩繪金飾工藝和產地來源問題,為其他長安北周佛教造像相關問題研究提供參考。

一、分析方法和結果

1. 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XRF)

采用美國Innov-X Delta DH-7000便攜式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儀。電壓15-40kV,電流100-200mA。測試模式:彩繪、漢白玉本體、底座本體使用地球化學模式,金層采用土壤模式。為保證分析結果準確,另采用美國Thermo Niton XL3t 950 GOLDD+ series手持式能量色散型X射線熒光光譜分析儀。電壓和電流最大值分別為50Kv和200μA。測試模式:彩繪和漢白玉本體為礦石模式,金層為常見金屬模式。分析結果見表一、二。

2.激光拉曼光譜分析

儀器為法國GY HE便攜式激光拉曼光譜儀。采用HE 785nm激光器。受儀器激發波長和樣品熒光背景影響,僅檢測出紅色彩繪和漢白玉的特征峰。3gs275嘴唇紅、衣袖紅、底座紅等位置的分析結果均顯示相似的拉曼圖譜。如圖二為底座紅的拉曼圖譜,250和336 cm-1顯示HgS的主要拉曼特征峰。圖三中,1080、708、276和 148cm-1顯示出 CaCO3的拉曼特征峰,其中1080和276 cm-1分別為最強鋒和較強峰,其他為較弱峰,可能為方解石。

二、討論

1.顏料成分與彩繪工藝

經XRF和拉曼光譜分析可知,紅色顏料為朱砂(HgS)。綠色顏料在兩次XRF分析中均顯示Cu元素具有較高含量,未檢測到其他與Cu元素組成呈色物質的陰離子元素,故推測綠色顏料為石綠(CuCO3·Cu(OH)2)。

值得注意的是,兩次XRF分析紅色和綠色顏料時,除了顯色元素Hg、S和Cu,其他元素中Ca和Si含量較高,有的部位還檢測到Pb元素。出現高含量Ca和Si應是由于顏料脫落導致檢測到漢白玉本體所致。Pb的出現可能是顏料層下方底子層的顯色元素,推測為鉛白(PbCO3·Pb(OH)2)。由于石像表面光滑,不易上色,因此常在石像表面打底子層后,再在其上施彩。打底材料有的用鉛白,如山東青州龍興寺彩繪石雕佛菩薩像[7];有的用白灰(CaCO3),如甘肅涇川佛教遺址出土的彩繪佛教造像[8]。西安漢城鄉中查村出土的北周石刻佛教造像則是使用硫酸鉛或硫酸鉛與碳酸鈣的混合物做顏料層之下的白色底層,貼金層下的白色底層則使用了鉛白[9]。

表一 Innov-X分析結果

表二 Niton分析結果

2.金飾工藝

經考古發現的文物中,常見的古代表面金飾工藝包括鎏金、錯金、包金、貼金、描金等[10,11]。石質文物上的金飾工藝多被認為是貼金,極少認為是涂金或描金。如,西安灞橋灣子村出土的佛像采用了涂金工藝[12];遼寧朝陽西上臺遼墓出土的佛經石板為刻字口描金而成[13]。宋代李誠在《營造法式》中記載建筑彩畫貼金程序為:刷鰾膠水、白鉛粉、土朱鉛粉,熟膠水貼金箔……。經科學分析確定為貼金工藝的案例較少,如重慶大足千手觀音[14]、山西大同關帝廟銅造像[15]和山東招遠金銅菩薩像[16]等均為貼金工藝,使用的金膠中含HgS。古代涂金工藝應指鎏金,明代方以智著《物理小識》指出:“以汞和金,涂銀器上成白色,入火則汞去而金存,數次即黃?!?鎏金多用于金屬表面,少見用于石質表面?;瘜W成分中是否含Hg是判斷鎏金工藝的依據[17,18]。至于描金,常見于漆器或瓷器表面描飾紋樣。明代黃成在《髹飾錄》中記載:“描金,一名泥金畫漆,即純金花文也?!?/p>

圖二 3gs275底座紅拉曼圖譜

圖三 3gs275漢白玉本體拉曼圖譜

本文分析的金層以Pb含量最高,其次為Au,其他微量雜質元素包括As、Fe、P、Si等。高含量Pb可能與彩繪情況相似,均為金層下方底子層的顯色元素。由此可知金層與彩繪工藝相似,應是先在石像表面整體打底子,然后飾金和施彩。兩次XRF分析均未檢測到Hg和S,推測金層并非鎏金(涂金)而成,也不是采用含HgS金膠的貼金工藝。但是否為使用了其他膠結材料的貼金工藝,還是描金工藝,需要取樣分析研究。

3.產地來源

漢白玉實為白色大理石,在漢代(或更早些時期)始被利用,由于白度高,“似玉而非玉”,故得名“漢白玉”[19]。中國較著名的漢白玉產地有北京房山、河北曲陽、云南大理和四川寶興等。漢白玉按主要礦物成分不同可分為白云石大理巖和方解石大理巖,北京房山、石家莊等地漢白玉的主要礦物成分為白云石(MgCa(CO3)2)[20,21,22],屬白云石大理巖;四川雅安、湖北宜昌的漢白玉礦物成分則為方解石(CaCO3),屬方解石大理巖。河北曲陽漢白玉為白云石大理巖[23,24]。

表三 西安出土北周石刻單體菩薩造像

關于北周長安漢白玉佛教造像的產地來源問題,有的認為石料來自幽州(今北京地區)[25],有的認為石料來自河北曲陽[26],有的則認為造像稿出自本地畫家之手,但融合了北魏與南朝風格[27]。河北曲陽作為古代北方石刻佛教造像的生產中心,曾大量生產白石造像,如曲陽修德寺遺址發現的2200余尊造像和殘件[28]。曲陽也對外輸出石料和成品,如河北唐縣寺城澗村和臨漳鄴城遺址北吳莊出土的白石造像即來源于曲陽石料和(或)工匠[29,30,31]。因此,學術界在討論北周長安白石造像時常與曲陽白石造像比較。

本文兩尊北周觀世音立像經XRF分析發現,漢白玉本體化學成分主要為Ca,含少量Al、Si和Fe;拉曼光譜分析顯示CaCO3的特征峰,應為方解石礦物,推測該漢白玉屬方解石大理巖。這與北京、曲陽的漢白玉成分不同,而與四川雅安寶興的白色大理石成分[32,33]更接近,但要確定其石料產地還需取樣分析研究。曲陽白石菩薩立像以背屏造像居多,尺寸較小,與本文兩尊北周觀世音立像的造型風格不同。西安出土的北周石刻單體菩薩造像共三十余尊(表三),大多出土于漢城遺址附近,材質雖不同,含青石、白石、砂石、石灰巖質等類型,但造像形制相似,體現出明顯的長安北周特點。由此推測,本文兩尊觀世音立像與其他長安北周石刻菩薩造像類似,其造像稿畫師和工匠很可能來源于長安本地。

三、結論

本文采用便攜式X熒光光譜分析儀和激光拉曼光譜儀對兩尊北周漢白玉觀世音立像進行無損檢測分析,結果表明,紅色顏料為朱砂,綠色顏料為石綠,彩繪層和金層下均以含Pb顯色顏料做打底層;金層并非鎏金和含HgS金膠的貼金工藝而制成;立像漢白玉本體為方解石大理巖,與北京、曲陽的漢白玉成分不同,可能為本地畫師和工匠制作而成。

感謝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趙岳天、北京嘉元文博有限公司辛小虎在分析過程中給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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