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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皇華館到東緝虎營

2017-09-29 02:13
文史月刊 2017年8期
關鍵詞:母親

九、從全面“清隊”到局部“平反”

1968年夏天,根據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全國上下開始“清理階級隊伍”,從而把文化大革命運動再次推向高潮。我父親是統戰人員,不在清理范圍之內,所以沒有受到太大沖擊,但是母親卻在這場運動中吃盡了苦頭。

“文革”開始后,母親也受到沖擊,但總的來說問題不大。比如有人批判她嫁給一個高級官僚,她立刻反駁說:“我出嫁的時候,他還是個學生!”后來學校里停課鬧革命,成立造反派組織,只有她和另一位“有歷史問題”的女老師未被接納,于是兩個人便成了無所事事的逍遙派。

清隊運動開始以后,全區的小學教師被集中到五一路小學封閉起來,不準與任何人見面。母親在1949年以前一直是家庭主婦,唯一擔心的是她是否參加過“反動組織”同志會。

對于這個問題,母親自己也不大清楚。因為父親是同志會太原市分會主任,所以她多次詢問父親,是不是也把自己拿去充數。父親苦思冥想,好像也不能給出一個準確答案?,F在看來這事很容易理解,因為許多人參加同志會就是填寫一張表格,有時候還是別人代填,本人根本不知道。但是“清隊”的時候人家卻不這樣理解,以為加入同志會就和加入共產黨一樣,不僅要宣誓,還要交納黨費。

清隊運動結束以后,母親告訴我,在北城區小學教師的清隊運動中,問題最大的是她和富英。母親的問題在父親身上,所以她被逼急了還可以往父親身上推,富英是五一路小學的老師,一直是全國勞動模范、全市教師學習的典型。所以她的罪名是資產階級教育反動路線的代表,要她交待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關系。

這次運動的高潮是在杏花嶺體育場召開大會,富英和母親被押上主席臺,以“噴氣式”姿勢接受群眾批判。

清隊運動之后,母親與富英結下了患難之誼。我結婚以后才知道,富老師的愛人叫常春厚,也是榆次常家的后代。他一直在山西省公路局工作,與我愛人是同事,退休前是局里的總會計師。 時隔不久,為了貫徹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先是知識青年下鄉插隊,后是機關干部下放勞動。想當初“地富反壞”“牛鬼蛇神”被趕出城市,如今趕他們的人也遭遇同樣命運,仿佛是老天和大家開了個巨大的玩笑。

有意思的是,因為父親不屬于革命干部,居然躲過了這次劫難。大家走了之后,機關對我父親的控制也形同虛設。在此之前我就隱隱約約地感到,父親遲早會有平反的一天。有一次閑聊,我半開玩笑地對父親說:“等到政策落實的時候,也許會給你補發那被扣的工資?!备赣H覺得我在說瘋話,便制止道:“不要胡說八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钡俏覅s不肯罷休,還為此算了一筆賬,看看能補發多少錢。

大約在1970年春節之前,由于形勢有所松動,父親被扣的工資居然全部發還,總數在5000元以上,這在當時簡直是一個天文數字。后來我才知道,“文革”時扣發工資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被遣送回家者,他們的工資已經被財政廳扣發上交國庫;另一種是沒有被遣送回家的,他們的工資仍然由財政廳按月發放到所在單位。父親屬于后者,所以省政協只好把扣發的工資存入銀行。時間一長,他們覺得這也不是辦法,所以乘著形勢松動,就把這些錢還給我父親。

這筆錢到手的時候,正好是冬天來臨,母親根據我的提議,先給二哥買了一件人造毛皮大衣。當時人造毛皮剛剛問世,外表看上去非常漂亮,所以她又去華泰厚為我和妹妹各做一件,并把她和父親的狐皮大衣換了面子。華泰厚是位于柳巷的一個老字號服裝店,在老太原人心目中享有盛譽。沒想到衣服做回來以后,卻拙劣不堪,極為失望。這才讓我認識到自從公私合營以后,老字號早已是徒有虛名,而我們在“文革”中還慕名而至,真是愚不可及。因此,我那件花了高價定做的人造毛皮大衣,只能長期壓在箱底,最后賣給收破爛的了事。

此外,母親還為我買了一輛自行車。當時我還在農村插隊,每天下地干活,農民都騎著自行車,只有我安步當車,其實是苦不堪言。不久大妹參加工作,母親為她也買了一輛。

十、從下鄉安置到回鄉探親

機關干部下放以后,父親也被安置到山西稷山,住在縣城里的一個大院。當地還專門給這個大院取名為“團結大院”。同時被安置的還有省市統戰系統的許多老人,大概有二三十戶。

父親平時工作繁忙,很少與別人交往。這次下去有了閑暇,所以交了許多朋友。別人大多是全家安置,我家只有父親一個人下去,所以吃飯就成了問題。好在父親平時在家做飯時經常給母親打下手,做點簡單的飯菜也還可以。因為是安置,沒有什么事情,所以父親經?;靥接H。那年秋天,他帶回來許多稷山棗,說是專門跑到正宗產地買的。所謂稷山棗,嚴格地講也就是一個村子里的那幾十棵棗樹。這些稷山棗皮薄核小,糖分很高,是我吃過的最好的棗子。

就在這時,兩個遠房叔伯兄弟為爭房產的事讓父親產生了回去一趟的想法。我的曾祖父是清代舉人,曾在縣書院擔任山長(書院院長)。他在村里蓋了一個高大的院子,聽奶奶說門口還有旗桿,既威風又闊綽。曾祖父有五個兒子,我爺爺是最小的一個。他去世以后,兄弟們分家,爺爺也得到一份,我父母是抗戰前夕結婚的,為此奶奶還做了精心的準備,其中包括兩大箱全新的衣服被褥??箲痖_始后,爺爺奶奶扔下所有東西帶著母親逃難,從此就再也沒有回去。為此,奶奶在世時經常嘮叨說貴庭把她的東西都變賣了。

這個貴庭是長門長孫,他的年齡與父親不相上下,卻與我是同輩,所以稱我父親為叔叔。他還有一個弟弟,名叫貴如,他們一直住在那個大院。對于祖上的遺產,我們從來沒有放在眼里。如果他們能夠和睦相處,當初爺爺分到的那幾間房子也就歸他們了??赡苁且驗楫敻绺绲谋容^強勢吧,所以二人總是因房產發生糾紛,并多次找到了我的父親。

父親無奈,只好專門回鄉一趟?;剜l之前,他與奶奶的三弟即自己的三舅通信,詢問對方需要什么。對方說想要一臺三五牌座鐘。于是我去解放路百貨大樓買了一臺,父親便帶了回去。這些年有人根據諧音說給人送鐘就是送終,但當時人們并沒有那么多忌諱。endprint

父親回去以后,本來要把我家的房產分給他們,但他們還是鬧得不可開交。無奈之下,父親只好把房子捐獻給生產大隊。為此,他還以大字報的形式發表了一個聲明。村里從來沒有遇過這類事情,但又不好拒絕,只好接受。

前兩年我從北京開車回太原,還專門下了高速去老家一趟。太原到定襄雖然很近,但我只是在很小的時候跟奶奶去過三老舅舅家一次。至于自己的老家南西力村是什么樣子,我從來不知道。那次一進村子,正好遇到支書和村長,他們為了續修家譜,正在打聽我們一家人的下落。我想看看當年的老房子,他們說早就拆了,拆下來的材料蓋了村里的學校。

父親那次回鄉,還落實了我們的家庭成分。因為我們家沒有參加過土改,所以我從小就不知道應該如何填寫家庭成分?;谡\實,我一直在家庭成分一欄填寫“舊職員”,并因此深受其害。直到家庭成分不重要了,我才變成了“中農”的后代。這種情況,回想起來特別好笑。

十一、林彪事件引發的災難

1971年4月,我結束插隊回到太原當了一名小學老師?;爻侵?,父親問我:“你不是不愿意當小學老師嗎?”我回答說:“插隊以后,我才明白城市戶口意味著什么。為了恢復城市戶口,就是回城掏大糞我也愿意?!蔽疫€說:“今天我能當小學老師,明天就能當中學老師,后天就能當大學老師?!?/p>

對于兒子口出狂言,父親什么話也沒說。但我心里明白,這次回城當小學老師,與師范學校停辦多年有關。既然如此,中學老師荒和大學老師荒就會接踵而至。

當了小學老師之后,學校里雖然實現了“大聯合”,但是派性還很嚴重。因為女老師占大多數,所以兩派對我都很好,但我心知肚明,始終保持中立。

學校里有個男老師,比我略小幾歲。1971年國慶節剛過,他悄悄對我說:“大智,告你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林彪逃跑了!”這話讓我大吃一驚,但是卻不敢相信。當時我發自本能地感到,如果真是這樣,那可是一件天翻地覆的大事。我問他消息來源,他說是聽一個家在省革委的同學說的,絕對可靠。

聽到這個消息以后,我首先翻閱國慶節的報紙,仍然是毛主席和和林彪的巨幅照片;又查看《參考消息》,也沒有任何蛛絲馬跡。下班以后,我先到五一廣場察看動靜,當時廣場主席臺上依然掛著兩人的巨幅畫像。又跑到五一路新華書店,林副主席的畫像也赫然在目。這時我才發現自己有些愚蠢:如此重大的事件,還沒有逐級傳達,怎能在公眾場合有所反應?

回家以后,我模仿那位老師的口吻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全家。沒想到“駭人聽聞”四個字,對大妹妹刺激巨大,以至于患上了精神性疾病。

我這個妹妹小時候就因感冒而導致驚厥,后來早已痊愈。1966年初中畢業后,因為家庭出身問題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她把家務活全都包攬在自己身上。直到1970年以后,她才在街道居委會的幫助下去了房地局修繕公司下屬帶鋸廠當了一名工人。進了工廠以后,正遇上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有一天師傅讓她早點下班,路過五一廣場時順便抄抄大字報,為大家提供些學習材料。那天回家以后,她好像有點恐懼的樣子,并對我說她有點害怕。我問她害怕什么,她也說不清楚,只是說除了心慌就是害怕。當時我們根本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所以也就沒當回事。

第二天下午,她被師傅送了回來,說可能是勞累過度,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這時她的恐懼心理明顯加大,就連拉電燈開關的聲音也感到害怕。父親聞訊后馬上返回太原,帶她到處看病。當時太原市已經有專門的精神病醫院,但我們特別不愿意把她送到那里,覺得對于一個女孩子來說,那是個可怕的地方。

病情稍稍穩定之后,父親帶她到稷山療養。在父親的精心照料下病情明顯好轉。第二年夏天,她返回太原重新到單位上了班。沒想到過了一個月左右,她的病又犯了。這次犯病以后,她開始狂燥不安,與家里人吵鬧,甚至到處亂跑。父親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刻來信說,他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的女兒會是這樣,由此可見他內心的痛苦和煎熬。

為了照顧病人,父親立刻返回太原。由于害怕她在外面出事,每逢她要出門,我總是暗暗跟在她后面。后來我身上長了個濃瘡疼得要病,這事就落在父親頭上。有一次父親氣喘吁吁地回來說,妹妹跑得太快,把他甩了。這時我才發現父親已經年過花甲,如此殘酷的事實早已讓他心力交瘁。

由于妹妹的病情越來越重,再加上害怕父親難以承受,我力主把妹妹送往專門醫院治療。但是要送她到醫院也不是容易的事。我試圖帶她乘公交車前往,但下車以后她就不干了。無奈之下,父親只好向省革委統戰辦公室求救。那里派了一輛大卡車,我們費了很大力氣才把妹妹勸進駕駛室。為了能夠制服她,父親讓我也坐在里面,自己爬到后面的馬槽(貨廂)里。到了醫院之后,我想先下車扶父親一把,沒想到車剛停穩,他就跳了下來,讓我特別心痛。

妹妹住院之后,家里安靜許多。但父親由于操勞過度,患了感冒。到附近的太原市中心醫院看病,說是胸膜炎。又過幾天,發現痰里有點血絲。經過透視,醫生建議去山醫三院做進一步檢查。

在這種情況下,母親找統戰辦公室要了一部212吉普,和我一同把父親送到三院門診部。醫生給父親拍了X光片,看完片子之后,他讓我們去住院部找內科的段大夫。段大夫摸了一下父親的鎖骨,立刻決定讓父親住院。等到我們把父親安頓好以后,段大夫把我們叫到辦公室,沉下臉來說:“病人情況不好,你們準備后事吧?!?/p>

十二、最后的100天

這簡直是晴天霹靂!一個活蹦亂跳的人,怎么剛進醫院,就讓我們準備后事呢?當時我哀求她,能不能想想辦法,她義正詞嚴地拒絕了我,說這是絕癥,死亡是遲早的事。在這位大義凜然的醫生面前,我特別渺小,特別無奈。與此同時,她那瘦長的臉就像惡狼似的;身上的那件白衣,卻好像長滿一卷一卷的毛一樣。

父親住院以后,主要是通過靜脈注射使用一種名為環磷酰胺的藥品。這種藥品副作用極大,父親使用一周以后,食欲明顯下降,兩周以后出現惡心、嘔吐等癥狀,為此我和母親想盡一切辦法也無濟于事。endprint

病床旁邊靠窗戶的一側,住著一位工人師傅。也不知什么原因,他與段大夫的關系特別好。段大夫每天查房,對別的病人總是兇相畢露,但是到了師傅床前卻滿臉堆笑。有一次這位師傅當著大家對段大夫說:“我兒子給你帶來一把火鉗子,放在你的辦公室了?!倍未蠓蚋切Φ么笞祀y合,樂得滿臉開花。

這種火鉗子是夾蜂窩煤用的,當時普通工人對領導文化大革命早已失去興趣,而是利用工廠的設備和材料做些日常生活用品,既不用花錢,又可以送禮,可謂一舉兩得。

但是,段大夫的笑臉并不能挽救師傅的生命。師傅患的是肝癌,但他和大夫都說是肝腹水,小肚子鼓得氣球一樣。每天晚上,他都疼得直叫,那聲音撕心裂肺,特別恐怖。父親本來就神經衰弱,病房里六個病床,加上陪侍的家屬,白天至少有十幾個人,根本無法入睡。好不容易熬到黑夜,又遇上這么一個肆無忌憚、拼命喊叫的病人,真是苦不堪言。為此母親曾找過省革委統戰辦公室,希望他們能夠出面,讓醫院給父親安排一個單間。據說辦公室也派人前來聯系,但被院方拒絕。

沒過多久,這位師傅就因為病情惡化轉移到急救室。說是急救,其實是怕死在病房,所以那個地方就成了醫院的鬼門關,只要進去就別想回來。這時恰逢清明前后,病人們陸續被轉移出去,一個急救室不夠用,只好再加一個。工人師傅走后,又住進來一位瘦弱的老人,好像也是肝癌。他走的時候,都沒有來得及往急救室送。自從那個師傅走了以后,段大夫就回老家探親去了。聽說她是清徐縣王答公社人,離我插隊的地方很近。

父親住院期間,我正好在太原市教育干部進修學校參加為期一年進修。春季開學以后,為了侍候父親,我幾乎沒有去過一次。當時母親在家做飯,我一刻不離地陪在父親身邊。病人長期臥床不起,很容易患上褥瘡。后來我發現父親背部皮膚破裂,可能是褥瘡前兆。為不讓這個瘡面惡化,我不知從哪里找來一個大車內胎,給他墊在身下,盡量避免與褥子接觸,效果特別好。父親躺得時間太長,感覺渾身發癢。也許是父子之間心有靈犀吧,我在為他搔癢時,總能搔到他最需要的地方。

在此期間,省民革主委、民政廳廳長楊自秀來信慰問,說他不能親自來醫院看望,希望父親好好養病。楊先生當時已屆古稀之年,他雖然一筆一劃都是彎彎曲曲的,但卻寫得非常認真、遒勁有力。

為了陪侍父親,我晚上睡在一個能夠折疊的擔架上。起初還覺得不錯,但時間一長就渾身酸困,有種休息不過來的感覺。這時二哥也回來了,我想讓他在夜里替我幾天,讓我晚上好好休息一下。但是父親卻不愿意讓我晚上離開。理由是如果晚上難受起來,怕影響別人休息。

也不知道是環磷酰胺的破壞還是癌細胞的攻擊發生了作用,父親在頑強地抵抗了整整三個月之后,終于敗下陣來。4月中旬的一天,面容消瘦的父親被轉移到急救室,這等于是宣布搶救無效放棄治療。

進了急救室以后,父親呼吸受阻,我們借來了吸痰器為他吸痰。據大夫和護士說,吸痰器不能吸痰,所以他們都不使用。我不相信他們的說法,結果發現問題在于使用者的態度。通過試驗我發現吸痰的軟管只有一個小孔,如果你只是簡單地把它從氣管里插進去,就只能吸到對著小孔的痰液。于是我先是轉動軟管,后來又在小孔的對面剪了一個孔,這樣一來,痰就基本上被吸光了。

我講這些故事是想告訴大家人的潛能是無窮的,做任何事情只要肯動腦子,外行也可能超過內行。

有一天上午,父親突然要說什么,但是卻說不清楚。二哥聽了半天,根據他的口形和聲音,估計他是想見有關領導一面。于是我回去找統戰辦公室,二哥繼續留在父親身邊。統戰辦公室來人之后,二哥已經把父親的遺囑記錄下來。遺囑很簡單:一是把自己的病體捐獻出來,供醫學研究使用;二是葬禮從簡,遺體火葬。

1973年4月26日下午,我在中午的時候回家休息,順便給母親做點晚飯。因為過于疲勞睡到3點半左右,醒來隨便做了點湯面匆忙趕往醫院。進入急救室以后,二哥急著說你可來了,爸爸的脈博停止跳動已經十幾分鐘了,之前他一直合不上眼,顯然是想見你一面。見此情景,我撲在父親身上邊哭邊喊,沒想到父親居然又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在父親的影響下,我從來不相信所謂迷信。但是這一次我還是信了,我覺得父親在半路上顯然是聽到我的呼喊,向我有所回應……

三天以后,當我們來到太平間準備送父親去火葬場的時候,父親的遺容已完全變樣。我意識到這是捐獻病體所致。

父親是在龍山火葬場火化的,當時這個火葬場非常冷清,幾乎沒有什么人。從此以后,一個山醫三院,一個龍山火葬場,都給我留下最傷心的痛。

2015年清明前夕,寫于北京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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