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岱地區史前稻遺存研究

靳桂云 郭榮臻 魏 娜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

海岱地區史前稻遺存研究

靳桂云 郭榮臻 魏 娜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山東濟南 250100）

考古發現的海岱地區史前稻遺存數量，從后李文化時期到龍山文化時期呈增多趨勢，空間分布范圍也逐步擴大，岳石文化時期稻遺存數量減少。后李文化時期尚處于低水平食物生產階段，稻在人類生活中重要性較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農業成為生業經濟的主導，稻栽培成為穩定的農業發展模式；龍山時代農業進入強化生產階段，稻作農業達到海岱地區歷史上的頂峰；岳石文化時期，稻作農業萎縮，旱作農業進一步強化。

海岱地區 史前 稻遺存 農業

一、研究背景

海岱地區是中華早期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1］，在龍山時代［2］達到了全盛時期，范圍包括山東全境、遼東半島、渤海西岸、豫東、蘇皖北部等地［3］。該地區現今大部分屬暖溫帶季風氣候，南部為亞熱帶氣候［4］。在全新世大暖期，位于東部季風區的該地降水量比現在高［5］，地形呈中間高、周圍低的特點，這種準平原地貌特征使得第四紀時期地貌演化主要發生在河流谷地及其周圍。濟南月莊遺址的古地面現今已經成為高出河床5～10米的穩定階地，即是全新世地貌演化的直接證據［6］。

海岱地區稻遺存主要發現于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后李文化至青銅時代早期的岳石文化遺址中。學界過去認為，后李文化的年代距今約10000—7200年，北辛文化距今約7300—63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約6300—4600年［7］。近年來，濟南月莊和西河遺址炭化種子測年結果皆為距今8000年左右［8］。山東臨沂東盤遺址北辛文化早期遺跡所出炭化植物種子測年為距今6000年左右；青島北阡遺址［9］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遺跡所出炭化種子測年為距今5800—5400年［10］。如此，則距今6000—5400年這個時間段就相當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5000—4000年的龍山時代，海岱地區聚落數量猛增，文化發展迅速，不斷向外擴張，社會復雜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諸文明要素漸次形成［11］，逐步確立了稻、粟、黍、豆、麥混作農業在生業經濟中的絕對主導地位［12］。而岳石文化時期，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輝煌期已經結束［13］，遺址數量驟減、制陶等手工業技術水平嚴重下降、稻作在農業經濟中的地位明顯降低［14］。為了敘述方便，筆者將研究所依據的植物考古資料分為后李文化、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龍山時代（大汶口文化晚期—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四個時期。

農業是海岱地區史前文明發展的重要基礎［15］，有研究表明，西亞、印度河流域、古埃及早期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皆是在農業的基礎上逐步實現的［16］。農業為社會分工、手工業專業化、大型工程建筑等提供基礎，進而促進社會復雜化［17］。多年來，學界對海岱地區史前稻作農業的專題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涉及其產生、發展、擴散等相關問題［18］。隨著植物考古工作的新進展與田野考古新發現的增多，對海岱地區史前稻遺存的綜合研究尤顯必要。本文擬通過分析史前植物尤其是稻遺存，并結合動物考古、同位素古人食譜證據，闡述海岱地區史前生業從低水平食物生產到強化型農業形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稻的利用和栽培長期扮演著重要角色，龍山時代的稻粟混作農業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海岱地區的龍山文明，岳石文化時期稻作農業明顯萎縮，形成典型的旱作農業體系。

二、稻遺存的考古發現

海岱地區史前時期的稻遺存主要包括炭化稻（稻米或稻谷）、陶器或紅燒土中的稻殼印痕、稻植硅體（稻殼突起型、稻葉啞鈴型和扇型）。在有植物考古數據的91處史前遺址中，有26處遺址在發掘過程中系統采集植物考古樣品并進行了科學分析，這些遺址的樣品數量都超過5個［19］。除此之外，文中所依據的植物考古材料還包括未經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的遺址。這些遺址中的植物考古材料，多數屬于偶然發現，如江蘇連云港二澗村的紅燒土中的稻殼印痕［20］；也有一些系植物考古調查項目所得，如山東莒縣、膠州、茌平，遼東半島等地一些遺址的結果。盡管后者也是有目的的植物考古工作所得，可以確定樣品的來源，具有相當的可信度，但畢竟不是系統發掘所得，無從獲悉采樣位置在聚落中的空間特點，更不知道樣品所在遺跡的性質，而且在調查中單個遺址的采樣數量通常少于5個。有鑒于此，筆者在統計稻遺存出土遺址數量時雖將非系統性工作考慮在內，但在分析具體遺址植物遺存比例時，僅采用系統工作所得的數據。需要指出的是，近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鉆探調查過程中所采集的菏澤梁堌堆等7處遺址的9份植硅體樣品［21］，由于時代信息不甚明確，這里亦不做具體分析。不過，有學者在該地區一些遺址的植物考古調查中發現了炭化稻遺存［22］。

（一）出土稻遺存遺址

植物考古工作表明，海岱地區史前稻遺存見于后李文化至岳石文化的諸遺址中。其中，后李文化時期出土稻遺存的遺址數量最少，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出土稻遺存遺址數量有所增加，空間分布范圍也呈擴大趨勢（圖一），龍山時代出土稻遺存的遺址數量顯著高于前一時期，但岳石文化時期出土稻遺存的遺址數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就目前的發現而言，海岱地區史前稻遺存的遺址數量，呈現由少到多再減少的歷時性趨勢（圖二）。如果不考慮不同時期持續時間長短不同等因素［23］，可以看到龍山文化時期出土稻遺存的遺址數量最多。不同時期出土稻遺存遺址數量與有植物考古數據遺址數量之間的比值、不同時期考古遺址數量的變化趨勢也顯示了相似的結果（圖三、圖四）。已發現的遺址數量、已開展植物考古研究的遺址數量、出土稻遺存的遺址數量等三個變量存在很強的相關性，這可能意味著，目前筆者所掌握的稻遺存遺址數量基本反映了當時水稻被利用的實際情況。

不同時期稻遺存的出土情況顯示，后李文化時期、龍山時代可能有更多的遺址中存在稻遺存，目前的數據可能受到開展工作有限等客觀因素的影響。而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岳石文化時期稻遺存的重要性可能較龍山時代低。

后李文化時期，出土稻遺存的遺址占該時期有植物考古數據遺址數量的1/3。出土稻遺存的2處遺址都開展了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而未出土稻遺存的遺址皆未開展系統植物考古研究。如果在未出土稻遺存的遺址開展系統的植物考古工作，不排除發現稻遺存的可能性。但考慮到月莊、西河遺址稻遺存普遍性很低的事實，即使該時期其他遺址存在稻遺存，其普遍性可能也不高。當然，這個假設有待更多證據來驗證。不過，后李文化時期尚處于低水平食物生產階段［26］，稻資源的利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稻遺存對該時期生計方式的意義，或許不能與龍山時代等遺址相提并論。

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出土稻遺存的遺址占該時期有植物考古數據遺址數量的62%以上。但出土8個稻遺存的遺址中只有東盤和北阡2處經過系統植物考古研究，其他遺址出土的稻殼印痕或稻的植硅體多是個例，代表性較低；而稻的花粉則是說服力最弱的證據，截至目前學界還沒有公開發表的可用來鑒定稻花粉的標準。就此層面而言，這個時期出土稻遺存遺址的數量可能不會太多。不過，對東盤和北阡2處遺址出土稻遺存情況的分析表明，稻資源利用在這個時期可能已經較為普遍。東盤遺址出土了2粒炭化稻米，81%的文化層樣品中發現稻的植硅體，包括稻葉扇型啞鈴型和稻殼植硅體；而北阡遺址不僅出土了炭化稻米，還在出土炭化稻米的單位中發現了豐富的稻葉、稻殼植硅體，并在陶片中發現了稻殼印痕［27］。北阡遺址稻殼印痕的發現，不僅表明居民對稻資源利用方式的多樣性和稻資源在居民生活中的普遍性，而且從側面表明同一時期二澗村等遺址出土稻殼印痕是可靠的。

圖一//海岱地區出土稻遺存遺址分布示意圖

圖二//海岱地區不同時期出土稻遺存遺址數量

龍山時代稻遺存情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出土稻遺存的遺址占該時期有植物考古數據遺址數量的77.3%，明顯高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和此后的岳石文化時期；（2）開展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的遺址數量是全部有植物考古數據遺址數量的24.5%，高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3）凡是開展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的遺址全部出土稻遺存；（4）在開展植物考古調查的遺址中全部出土稻遺存（炭化稻或稻的植硅體），東南沿海的一些遺址出土豐富的稻植硅體且僅僅出土稻植硅體；（5）有水田遺跡；（6）遼東半島的王家村等遺址，也同時出土炭化稻、稻的植硅體等遺存［28］；（7）稻遺存的數量和普遍性，從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遞減。趙家莊和教場鋪等遺址的系統植物考古證據［29］，莒縣、膠州和茌平的調查材料［30］都顯示了這個明顯的趨勢：莒縣和膠州調查的15處遺址中采集了25個土樣，其中23個樣品中提取到植硅體，在19個出土農作物植硅體的樣品中有18個樣品中只出稻的植硅體，占出土農作物植硅體樣品的94%，占全部植硅體樣品的85%。而茌平調查采集10個樣品中，全部浮選到炭化植物遺存，但農作物只有粟、黍和小麥，并未發現稻遺存；6個提取到植硅體的土樣中，教場鋪、臺子高2處遺址發現稻的植硅體。

圖三//海岱地區不同時期出土稻遺存遺址與有植物考古數據遺址數量比[24]

圖四//《中國文物地圖集》中海岱地區不同時期遺址數量[25]

根據考古遺址中稻遺存區域差異，筆者推測，五蓮董家營等東部地區的遺址存在發現稻遺存的可能性。目前董家營尚未發現稻遺存［31］，可能與該遺址的植物考古工作缺乏系統性有關（僅采集1個土樣進行了植硅體分析）。而茌平調查的結果可能比較客觀地反映了實際情況，即海岱地區西北內陸區遺址中出土稻遺存遺址的數量和單個遺址中出土的稻遺存的數量都少于東部沿海區。經過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的教場鋪遺址和兩城鎮遺址，農作物組合最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后者稻遺存多于前者［32］。位于中部的、經過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的遺址如莊里西和桐林、房家等遺址，稻遺存的數量明顯居于中間位置，而膠東半島和遼東半島稻遺存的數量和普遍性接近魯西北的教場鋪遺址［33］。

岳石文化時期，12處有植物考古數據的遺址中，8處發現了稻遺存；6處有系統的植物考古數據的遺址中，2處未見稻遺存。顯然，與龍山時代相比，岳石文化時期出土稻遺存的遺址數量明顯下降。

（二）遺址中稻遺存分析

圖五//炭化稻占農作物的數量百分比

稻遺存在史前遺址中的普遍性不僅表現為發現稻遺存的遺址數量，更表現在每處遺址中稻遺存的出土概率。為了更清晰地審識海岱地區史前稻遺存的百分比和普遍性，筆者從每個時期選擇2處遺址進行對比分析（圖五、圖六）?？紤]到龍山—岳石時期東西部區域差異可能造成的偏差，我們盡量選取靠近中部地帶的遺址。

后李文化時期，月莊、西河2處遺址的炭化稻和稻植硅體的普遍性都很低，說明稻雖可能是重要的食物資源，但并未被普遍利用。北辛文化時期東盤遺址出土的炭化農作物僅4粒，其中稻2粒、粟和黍各1粒；但文化層中普遍存在稻植硅體，16個植硅體樣品中有13個都出土了稻殼、稻葉植硅體，占樣品總量的81%。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北阡遺址僅出土炭化稻2粒，在農作物組合中占的比例非常小，而且集中出土于一處遺跡；但稻植硅體的普遍性遠高于炭化稻，11個樣品中有5個出土了稻植硅體，占樣品總量的45%，其中稻葉扇型植硅體比較多，而且陶片中發現有稻殼印痕。東盤遺址稻植硅體的普遍性很高，北阡遺址中稻資源利用方式增加，稻植硅體的普遍性明顯高于后李文化時期，即使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早期炭化稻在農作物中占的比例并未明顯高于后李文化時期，但稻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則可能強一些。由東盤、北阡遺址植物考古工作可知，距今6000—5000年，即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稻遺存在考古遺址中分布比較普遍，與稻遺存共出的粟和黍表明農業生產已經成為聚落重要的生計方式；此外，從空間上看，出土稻遺存遺址已經從山東半島擴大到遼東半島（圖一）。上述證據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后，海岱地區稻粟混作農業格局已經大致形成。

圖六//炭化稻在各遺址中普遍性[34]

龍山時代和岳石文化時期，不少遺址都出土了較多的炭化稻遺存，其代表性明顯高于此前的兩個時期。有基于此，稻在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從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龍山時代，是逐漸提高的，但岳石文化時期則明顯下降。

三、史前生業與稻資源利用

遺址中出土的稻遺存是人類食物資源，如果將這些稻遺存放到生業經濟背景下來考察，可能有助于我們更清晰地認知稻資源以及稻作農業在海岱地區史前人類生活中的地位。結合植物考古、動物考古、人骨同位素食譜及聚落、石器等考古材料分析，筆者認為海岱地區史前生業經濟經歷了低水平食物生產（后李文化時期）、農業確立（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強化型農業形成（龍山時代）和旱作農業體系確立（岳石文化）四個階段。

（一）低水平食物生產與稻資源利用（距今8000年）

已有研究表明，后李文化居民是一個正在從覓食經濟向生產經濟轉變的人群［35］，其生業經濟具有顯著的低水平食物生產特點［36］。首先，狩獵、采集和捕撈獲得的各類野生哺乳動物、禽類、尤其淡水動物是他們肉食的主要資源，而且肉食資源在居民的整個食物結構中占比較大［37］。大致同時期的河南賈湖遺址人骨同位素分析也得到相似的結果［38］，居民以狩獵和采集為主要謀生手段，但晚期稻作農業和家畜飼養的地位逐漸上升。其次，栽培植物稻、粟、黍和飼養的動物豬（動物考古分析顯示豬的骨骼具有從野生向馴化過渡的特點［39］）等的遺骸，與大致同時期的內蒙古興隆溝遺址炭化谷物相似［40］，集中出土于少數灰坑中。這些動、植物能夠提供比較穩定的食物資源，在居民生活中可能占有重要地位。在食物資源并不豐富的情況下，控制了生物就是控制了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希望。

“低水平食物生產”不僅是后李文化的生業經濟特點，也是整個裴李崗時代人類的生業經濟模式。已經開展了系統動植物考古和古人食譜研究的興隆溝、賈湖［41］、湖南八十垱和浙江跨湖橋［42］乃至時代稍晚的浙江田螺山［43］等聚落都具有類似的生業經濟特點，唯不同區域、時代有各自特點。據研究，西亞地區在農業確立其主要經濟地位之前，也經歷了漫長的低水平食物生產階段［44］。

低水平食物生產階段，食物生產在生計中雖占有重要地位，但份額相對較小。在后李文化聚落中，稻和粟、黍等谷物既可能是當地栽培的，也可能是外地交換或饋贈的結果。西河遺址與稻共出的莎草科植物表明，遺址周圍的水文條件能夠滿足稻類植物的生長需求。對月莊遺址文化層的地質考古研究揭示了文化層所在部位地貌不穩定，經常有洪水發生［45］。對該地區全新世古氣候模擬也顯示，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溫度能夠滿足稻的生長需求［46］。從文化上看，后李文化居民與淮河流域同時期人群屬于一個聯系密切的社會網絡，有學者認為西河和月莊遺址的稻是從賈湖一期文化中傳播來的馴化稻［47］，而后李文化的陶器與出土了距今8500—8000年的炭化稻和豐富稻植硅體［48］的順山集文化陶器很接近，這或可表明，后李文化稻資源的利用與淮河流域居民有一定關聯。

（二）農業確立與水稻栽培（距今6000—5000年）

東盤和北阡遺址植物考古、動物考古、聚落考古的綜合研究表明，距今6000—5000年是海岱地區史前農業逐步確立時期，稻和粟、黍遺存以及豬骨遺骸應是聚落農業的表現。根據東盤、北阡遺址的動、植物考古材料，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生業經濟。

這個時期的食物生產包括栽培稻、黍、粟以及養豬等。雖然東盤遺址浮選到的炭化谷物有限（稻2、粟1、黍1粒），但在文化層中有比較多的稻植硅體，而且有來自稻葉的扇型植硅體；北阡遺址出土了豐富的炭化谷物，其中黍的數量多、普遍性高，粟的數量和普遍性在農作物中皆位居第二，炭化稻僅有2粒，但出土炭化稻的灰坑中有豐富的來自稻葉和稻殼的植硅體，紅燒土中還見有稻殼印痕。這些植物考古證據表明，東盤和北阡聚落的植物栽培較后李文化時期有了明顯進步，稻可能是在當地種植的。北阡遺址出土的家豬骨骼表明家畜飼養的發展［49］。

盡管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植物栽培和動物馴養已較后李文化時期有長足發展，食物生產在聚落生計中占的比例不斷增大，但漁獵和采集活動仍然在生計中占比較大的比重［50］，這種情況在沿海貝丘遺址尤其明顯。北阡聚落與農作物共出的野生植物數量較多，動物考古［51］和人骨同位素分析［52］也顯示，海洋食物資源在居民的食物結構中占比較大的比重。

目前大汶口文化中期遺址開展的植物考古工作尚少，但考古學研究顯示，此時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家畜飼養業和手工業規模擴大［53］。結合相關發現，筆者推測大汶口文化中期農業已經成為海岱地區史前人類的最重要的生計方式，并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時期強化型農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伴隨著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期農業的逐步確立，稻的栽培在農業中的地位穩步發展，除了海岱地區自然環境外，海岱地區與淮河流域居民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是重要的因素。首先，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海岱地區尤其泰山以南地區，氣候溫暖濕潤［54］，兗州王因、西桑園和汶上東賈柏遺址出土了大量的被火燒過的鱷魚骨骼［55］，可能表明捕獲鱷魚是居民漁獵活動的組成部分?？脊艑W研究表明，北辛文化可能與雙墩文化的北上有關［56］，而大汶口文化則受到龍虬莊文化的強烈影響［57］。

（三）強化型農業與稻作農業發展的頂峰（距今5000—4000年）

植物考古、動物考古和聚落考古等證據顯示，龍山時代海岱地區多數區域已經發展了強化型農業，而且史前稻作農業也在此時達到了頂峰［58］。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多種農作物并存，稻在農作物中的比重由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遞減?，F有資料顯示，凡是經過系統植物考古研究的遺址，多數發現有稻、粟、黍、小麥、大豆五種農作物，多種農作物并存的農業結構在龍山時代的海岱地區已經形成［59］。龍山時代遺址出土稻遺存數量和普遍性都顯著高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稻遺存的形式包括炭化稻米（或稻谷）、稻殼/稻葉的植硅體、紅燒土/陶片中的稻殼印痕等。

圖七//龍山文化遺址稻的數量百分比與普遍性對比示意圖[62]

遺址中稻遺存的數量和普遍性從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遞減的態勢，在既往的兩城鎮與教場鋪的對比研究中已經顯現［60］。在此基礎上，筆者選取了趙家莊、兩城鎮、房家、桐林和教場鋪5處遺址進行稻的數量百分比和出土普遍性對比（圖七）。趙家莊和兩城鎮稻遺存的數量百分比、出土普遍性都遠高于教場鋪，而地理位置居中的房家和桐林在稻遺存的數量百分比和出土普遍性上也居中［61］。同處魯中地區的桐林和房家遺址，稻的普遍性差異較大。一方面，桐林遺址作為核心聚落，可能更容易獲得周圍中小聚落的稻米供應；另一方面，桐林遺址可能存在適宜稻作的條件，致使稻產量更高；此外，房家遺址樣品數量較少也是應該考慮的因素，這一問題有待更多的證據來解答。

第二，水田灌溉系統建立。水田灌溉系統的出現是稻作技術進步的表現［63］。盡管膠州趙家莊［64］和青島臺頭遺址［65］發現的水田遺跡保存狀況不理想，但灌溉溝渠、豐富的稻葉扇型植硅體證實了龍山時代水田系統的存在。而農業生產中的其他人工管理行為如除草、施肥等情況目前還不明晰，不過遺址中出土為數不少的石鏟等工具，或許與人類除草行為存在關聯。

第三，農產品有一定的剩余。糧食的盈余為更多的人從事如陶器制作等非農業生產活動提供了基礎，同時也可能刺激人們對糧食的消費，比如釀酒等。學界對龍山時代手工業尤其是陶器的研究顯示，當時陶器制作已經達到了很高的專業化水平［66］，西朱封等墓葬中出土的玉器等也反映了玉器生產專業化的高度發展［67］。兩城鎮遺址發酵飲料的普遍存在，可能反映了糧食消費方式的多樣化，稻米、大麥、野生的葡萄和山楂等都有可能被用來釀制飲料［68］。

海岱地區龍山時代農業產量的提高與稻作農業的高度發展有密切關系，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稻作可能是農業生產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在趙家莊等遺址中，稻米的數量和出土普遍性明顯高于粟和黍，更高于小麥、大麥、大豆。進一步考慮稻米這種大粒作物與粟和黍等小粒作物的千粒重和千粒體積［69］，可更清晰地審識稻作農業在糧食生產中的重要性。這個時期，稻作農業的發展，或許仍與淮夷文化的穩定發展有關［70］。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海岱人群與江淮人群存在著文化上的密切聯系［71］。此外，中全新世的冷干氣候事件導致可耕地面積的擴大可能也是推動稻作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72］。

（四）旱作農業強化與稻作農業萎縮（距今4000—3600年）

雖然考古學界對于龍山文化與岳石文化之間是否線性發展尚存歧見［73］，但古代生業經濟尤其是植物考古證據清晰地表明，與龍山時代相比，岳石文化時期不僅出土稻遺存的遺址數量相對減少，更為重要的是稻遺存在遺址中的數量和普遍性都遠低龍山時代。與旱作農業逐漸強化態勢相較，該時期稻作農業明顯萎縮。

目前學界對于岳石文化農業的整體發展水平還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但農作物結構上的變化卻是顯而易見的。在農作物組合中，稻的比重下降，粟和黍成為多數聚落的主要農作物，小麥和大麥在不同區域遺址中繼續普遍存在，并在一些遺址中呈現了數量上的增加趨勢。

目前已進行過植物考古研究的12處岳石文化遺址中，出土稻遺存者占2/3，比例低于龍山時代。當然，這與采樣的偏差可能有一定關聯，如未見稻遺存的馬安、彭家莊遺址僅進行了植物大遺存分析［74］，若能對這些遺址同時開展植硅體分析，或許存在發現稻遺存的可能性。廟后遺址的植物考古結果就顯示了系統植物考古工作的必要性。該遺址浮選到炭化粟66粒、黍9粒，沒有發現炭化稻遺存，但在43個植硅體土樣中有6個發現了稻植硅體，其中不乏來自稻葉的植硅體，這說明稻作農業可能仍然是當地岳石文化農業經濟的一部分［75］。遼東半島3處遺址的植物考古資料都系調查采樣所獲［76］，由于采樣數量少，而且采樣位置僅局限于能夠找到的剖面，此類樣品的代表性與發掘過程中的系統采樣相較明顯偏低。

分析8處出土稻遺存遺址的植物考古材料，不難發現：在每處遺址中稻遺存數量和出土普遍性都遠低于龍山時代。桐林遺址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清晰地揭示了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時期炭化植物遺存組合的變化以及稻作農業從龍山時代的繁榮到岳石文化時期的萎縮情況［77］。尹家遺址中稻遺存的數量和普遍性也明顯低于龍山文化時期的桐林等遺址［78］，采自10個灰坑的19份土樣共計出土粟101粒，占農作物63.8%，出土概率達68.5%；黍40粒，占農作物的25.3%，出土概率為47.4%；稻10粒，僅占農作物的6.3%，出土概率也不過31.6%而已。

綜合來看，岳石文化遺址中，粟的數量和普遍性都遠高于其他農作物，黍次之，水稻則遠低于粟和黍。此外，該時期還存在小麥、大麥和大豆等作物［79］。關于岳石文化時期稻作農業萎縮的原因，學界有一些嘗試性研究，多數學者傾向于自然環境的影響［80］，古氣候研究揭示該時期氣候存在明顯的變干趨勢［81］。但深入的研究還有待開展，就整個海岱地區而言，不同的氣候和地貌條件對農業尤其是農作物組合的影響存在著空間和時間差異。在探討海岱地區史前稻作農業發展、變化時，除自然環境外，文化因素也是需要予以考慮的。

膠東半島的植物考古數據也清晰地反映了岳石文化時期稻作農業的萎縮趨勢。以稻遺存在農作物中占百分比為例，午臺遺址為0.92%，照格莊遺址為0.04%。事實上，午臺遺址稻遺存的出土普遍性明顯低于照格莊遺址，而百分比卻略高于后者，這顯然與午臺遺址出土非農作物遺存數量巨大有關，午臺遺址農作物遺存僅占所有種子的17.7%，而照格莊遺址農作物遺存則占所有種子的51.4%（表一）。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海岱地區史前時代的生業經濟中，稻的地位逐漸加強，到岳石文化時期又明顯下降，這個過程伴隨著區域內部史前農業的確立和繁榮發展。后李文化時期，在低水平食物生產的生業模式下，先民開始了稻資源利用；北辛—大汶口早中期海岱地區史前農業逐步確立其在生業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水稻栽培的規模和空間范圍也逐漸擴大；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龍山文化時期，隨著強化型農業的確立，稻作農業發展達到了史前時代的高峰，甚至是該地區古代歷史上的高峰；自從岳石文化稻作農業明顯萎縮之后，該地區就成為中國北方旱作農業體系的一部分［83］。龍山時代強化型農業和稻作農業的高峰，當是海岱地區龍山文明的重要物質基礎［84］。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

縱觀整個史前時代，尤其是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時期，海岱地區稻資源利用可能主要是江淮地區史前人群影響的結果。盡管古氣候模擬顯示距今8000年前后海岱地區的氣候能夠滿足稻的生長，但在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階段，文化面貌都顯示出受江淮地區尤其是淮河流域文化影響的特點，學者們從物質和精神文化的角度，或認為海岱地區的空間范圍已擴展到蘇北、皖北和豫東地區［85］，或提出“淮系文化”的概念，論及以泰沂山系為核心的海岱地區與淮河流域的蘇北、皖北和豫東地區文化上的聯系［86］。即使是稻粟混作農業發展到高峰的龍山時代，海岱地區稻作的發展也可能與良渚文化的影響有關。欒豐實先生研究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龍山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明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響［87］。學術界向來關注稻作農業在海岱地區內部的傳播過程［88］，隨著人群的擴散，龍山時代稻作農業由區域南部向北部、膠東半島乃至遼東半島的傳播路線更加清晰。

表一//午臺［82］與照格莊遺址炭化農作物遺存對比

海岱地區稻作農業是在外來文化影響下發生并發展起來的，當我們把視野進一步擴展到整個東北亞地區，又可清晰地認知海岱地區作為東北亞稻作農業傳播橋頭堡的重要作用。稻作農業從山東地區尤其是膠東半島出發，經遼東半島這條必經之路傳播到朝鮮半島，然后到達北九州，進而成就了日本列島的彌生文化［89］。

通過研究，筆者也發現，要深入理解海岱地區史前稻遺存及稻作農業對于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意義，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首先，對現有數據進行系統化分析。如植物遺存的多元統計分析和數據庫建設等。

其次，對已經初步分析的植物考古資料進行更深入的科學研究。如尋找炭化物中的稻小穗軸，對不同時期稻米進行測量，對稻葉扇型植硅體進行系統測量，分析雜草生態學特點等。上述工作將深化學界對稻的栽培與稻作農業發展過程的認識。

再次，開展更多的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和采樣分析工作?，F有的植物考古數據存在明顯的時空不平衡：從時代上講，后李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期數據偏少，尤其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目前還沒有遺址開展過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從空間上看，魯西南地區的植物考古工作偏少。這種時空不平衡的局限性致使我們難以對海岱地區不同文化小區、不同時段的稻作農業有更加全面的認識。在接下來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中，如果能夠對更多的史前遺址尤其是后李文化到大汶口文化時期的遺址開展系統的植物考古工作，將有利于對此問題的深入研究。

海岱地區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已經走過了近二十年的歷程，從單一時期的單個遺址到不同時代的多處遺址，從植物大遺存到微體遺存，在材料積累的過程中我們對史前稻遺存的認知也逐漸深化。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海岱地區稻作農業面貌將更加清晰。

［1］高廣仁、邵望平：《中華文明發祥地之一——海岱歷史文化區》，《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2］這是傳統上對龍山文化年代的認識。根據最新的測年結果，中原、海岱地區龍山時代考古學文化結束的年代大約在距今3800年左右結束，但這個觀點還有待更多的測年數據來證實（與欒豐實教授私人交流）。關于龍山時代，參見嚴文明：《龍山時代考古新發現的思考》，張學海主編《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齊魯書社1993年，第39—45頁。

［3］a.欒豐實：《東夷考古》，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9頁；b.欒豐實：《青堌堆龍山文化遺存之分析》，《海岱地區考古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16頁。

［4］施雅風等：《中國全新世大暖期氣候與環境的基本特征》，施雅風主編《中國全新世大暖期氣候與環境》，海洋出版社1992年，第1—18頁。

［5］郭正堂等：《過去2萬年以來氣候變化的影響與人類適應》，《中國科學院院刊》2016年第31卷第1期。

［6］［45］Zhuang Yijie et al.,River floodplain aggradation his?tory and cultural activities：Geo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at the Yuezhuang site，Lower Yellow River，China.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3，315:101-115.

［7］Luan Fenshi，Mayke Wagner.The chronology and basic de?velopmental sequenc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Haidai Region.In：MaykeWagner，Luan Fenshi&Pavel Tarasov.，Chinese Archaeology and PalaeoenvironmentI，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Mainz，2009：1-16.

［8］a.〔加拿大〕Gary Crawford等：《山東濟南長清月莊遺址植物遺存的初步分析》，《江漢考古》2013年第2期；b.Jin Guiyun et al.,8000-year old rice remains from the north edge of the Shandong Highlands，East Chin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4，51:34-42.

［9］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學系、青島市文物保護研究所、即墨市博物館：《山東即墨市北阡遺址2007年發掘簡報》，《考古》2011年第11期。

［10］［27］Jin Guiyun et al.，Records of middle and late Neo?lithic agriculture from Southern Shandong Province，East China.The Holocene，2016，26（10）：1-11.

［11］欒豐實：《日照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聚落形態之研究》，張忠培、許倬云主編《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1999年西陵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302—312頁。

［12］靳桂云：《龍山文化居民食物結構研究》，《文史哲》2013年第2期。

［13］a.靳松安、趙新平：《試論山東龍山文化的歷史地位及其衰落的原因》，《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4期；b.王富強：《關于岳石文化陶器“驟變”原因的探討》，《華夏考古》2001年第1期。

［14］［79］陳雪香：《岳石文化農業初探》，《東方考古》（第9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595—608頁。

［15］Chang Kwang—Chih.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4th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and London，1986：234-251.

［16］Bruce G.Trigger.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279-314.

［17］〔英〕科林·倫福儒、保羅·巴恩著，陳淳譯：《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9—192頁。

［18］a.靳桂云：《海岱地區史前時期稻作農業初步研究》，《農業考古》2001年第3期；b.欒豐實：《海岱地區史前時期稻作農業的產生、發展和擴散》，《文史哲》2005年第6期；c.靳桂云、欒豐實：《海岱地區龍山時代稻作農業研究的進展與問題》，《農業考古》2006年第1期；d.靳桂云：《山東新石器時代稻遺存考古的新成果》，《東方考古》（第5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26—243頁。

［19］考慮到植物考古數據的代表性，每個遺址植物考古樣品的數量應該與遺址的規模（尤其是生活類遺存）呈正相關；在此基礎上，針對某個具體遺址，只有植物考古樣品數量達到一個合適的量，才能代表該遺址植物遺存組合的實際情況。邏輯上來講，我們有可能獲得多數考古遺址的規模，但事實上目前我們所獲得的多數遺址規模的數據并不可靠，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無法通過調查或勘探獲得遺址規模的準確數據，而所有遺址幾乎都難以進行全面發掘；另一方面，即使我們假設調查或勘探的數據可靠，對于那些不同時期遺存疊壓的遺址，我們也很難分別獲得不同時期聚落的規模。如果無法獲得遺址規模的準確信息，那就同樣無法或者很難確定多少樣品能夠滿足某個具體遺址可靠性的要求?？紤]到上述情況，再結合目前海岱地區史前遺址植物考古數據的具體情況，我們將超過5個植物考古樣品（或者是植物大遺存或者是植物微體遺存）的遺址視為有效數據來源遺址。

［20］李洪甫：《連云港地區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5年第2期。

［21］這些樣品中發現有粟植硅體，但均不見稻植硅體。參見靳桂云：《山東先秦考古遺址植硅體分析與研究（1997-2003）》，欒豐實、〔日〕宮本一夫主編《海岱地區早期農業與人類學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0—40頁。

［22］與陳雪香副教授私人交流。

［23］事實上，在對海岱地區史前農業的研究中，十分有必要考慮不同文化的持續時間，但由于目前考古發現和測年數據的不平衡，暫且如此，期待未來更多的考古發現和資料積累。

［24］圖二、圖三相關遺址參見圖一。

［25］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山東分冊》（上），中國地圖出版社2007年，第89—95頁。

［26］［35］靳桂云：《后李文化生業經濟初步研究》，《東方考古》（第9集），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579—594頁。

［28］a.靳桂云等：《遼東半島南部農業考古調查報告——植硅體證據》，《東方考古》（第6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06—316頁；b.馬永超等：《大連王家村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2期。

［29］a.靳桂云等：《山東膠州趙家莊遺址龍山文化炭化植物遺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編《科技考古》（第三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36—53頁；b.趙志軍：《兩城鎮與教場鋪龍山時代農業生產特點的對比分析》，《東方考古》（第1集），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211—215頁。

［30］a.靳桂云等：《山東莒縣、膠州植物考古調查》，《東方考古》（第6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43—349頁；b.靳桂云等：《山東茌平龍山文化遺址植物考古調查》，《東方考古》（第6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17—320頁。

［31］靳桂云：《山東先秦考古遺址植硅體分析與研究（1997-2003）》，欒豐實、〔日〕宮本一夫主編《海岱地區早期農業與人類學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0—40頁。

［32］［60］同［29］b。

［33］［72］靳桂云、王傳明：《海岱地區3000BC～1500BC農業與環境研究——來自考古遺址的植硅體證據》，《東方考古》（第7集），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22—332頁。

［34］圖五、圖六數據參見：a.同［8］a；b.吳文婉等：《章丘西河遺址（2008）植物遺存分析》，《東方考古》（第10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73—390頁；c.王海玉等：《山東省臨沭縣東盤遺址2009年炭化植物遺存分析》，《東方考古》（第8集），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57—372頁；d.靳桂云等：《山東即墨北阡遺址（2007）炭化種子果實遺存研究》，《東方考古》（第10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39—254頁；e.王海玉、靳桂云：《山東即墨北阡遺址（2009）炭化種子果實遺存研究》，《東方考古》（第10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55—279頁；f.靳桂云等：《淄博市房家龍山文化遺址植物考古報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海岱考古》（第四輯），科學出版社2011年，第67—72頁；g.吳文婉等：《濟南彭家莊遺址浮選結果初步分析》，《東方考古》（第7集），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59—369頁；h.靳桂云等：《山東煙臺照格莊岳石文化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研究》，《東方考古》（第6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31—343頁。

［36］Bruce D.Smith.Low level food production.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2001，9（1）：1-43.

［37］Hu Yaowu et al.，Stable isotope analysis of humans from Xiaojingshan site：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millet agriculture in Chin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08，35（11）：2960-2965.

［38］胡耀武、〔美〕Stanley H.Ambrose、王昌燧：《賈湖遺址人骨的穩定同位素分析》，《中國科學D輯：地球科學》2007年第37卷第1期。

［39］宋艷波：《濟南地區后李文化時期動物遺存綜合分析》，《華夏考古》2016年第3期。

［40］［41］Zhao Zhijun.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Current Anthropolo?gy，2011，52（4）：S295-S306.

［42］［43］Dorian Q.Fuller et al.,Presumed domestication？Ev?idence for wild rice cultivation and domestication in the fifth millennium BC of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Antiqui?ty，2007，81：316-331.

［44］Ofer Bar-Yosef，Climatic fluctuations and early farming in West and East Asia.Current Anthropology，2011，52（S4）：S175-S193.

［46］Jade d’Alpoim Guedes et al.,The impact of climate on the spread of rice to North-eastern China：A new look at the data from Shandong Province.PLOS ONE|2015，DOI：10.1371/journal.pone.0130430 June 30.

［47］張弛：《論賈湖一期文化遺存》，《文物》2011年第3期。

［48］羅武宏：《淮河流域稻作農業起源的植硅體新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47—57頁。

［49］［51］a.宋艷波、饒小艷：《北阡遺址魚骨研究》，《東方考古》（第10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80—188頁；b.宋艷波、饒小艷：《北阡遺址出土動物遺存研究》，《東方考古》（第10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89—193頁。

［50］［53］欒豐實：《大汶口文化發現與研究》，《海岱地區考古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54—68頁。

［52］Wang Fen et al.,Reconstructing the food structure of an?cient coastal inhabitants from Beiqian village：Stable iso?topic analysis of fossil human bone.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12，57（17）：2148-2154.

［54］靳桂云、王傳明：《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氣候與環境》，《古地理學報》2010年第12卷第3期。

［55］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山東王因——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68—69、421—422、424—441頁；b.高廣仁、胡秉華：《山東新石器時代環境考古信息及其與文化的關系》，《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c.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東工作隊：《山東汶上縣東賈柏村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6期。

［56］張居中等：《淮河中游地區稻作農業考古調查報告》，《農業考古》2004年第3期。

［57］龍虬莊遺址考古隊編著：《龍虬莊——江淮東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440、523—529頁。

［58］靳桂云等：《山東半島早期農業研究新進展》，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28—236頁。

［59］馬永超、靳桂云：《海岱龍山文化農作物類型及區域特點分析》，待刊。

［61］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兩城鎮所采的數據系2001年浮選所得（1999-2000年發掘浮選時稻遺存出土的普遍性為15.5%，2001年發掘浮選時這一數據達49%，我們的統計暫從后者，一方面，后者與教場鋪遺址數據同出一文，具有較強的可比性；另方面，前者共計樣品265份，發現植物種子的有122份，出土水稻的有39份，若以122作為統計基數，則稻的普遍性達31.97%；此外，不同的發掘區和采樣單位對浮選結果也會有一定的影響。兩批數據來源分別參見：〔加拿大〕加里·克勞福德等：《山東日照市兩城鎮遺址龍山文化植物遺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趙志軍：《兩城鎮與教場鋪龍山時代農業生產特點的對比分析》），教場鋪的植物考古數據并未全面發表，在這2個遺址中，稻在所有農作物中百分比不明，稻的出土普遍性是相對于所有樣品而言；而其他遺址的普遍性均為出土稻遺存的遺跡數量與出土農作物遺跡數量的比值。

［62］數據參見：a.同［29］a；b.同［29］b；c.同［34］f；d.宋吉香：《山東桐林遺址出土植物遺存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63］Dorian Q.Fuller and Qin Ling，Water management and la?bour in the origins and dispersal of Asian rice.World Ar?chaeology，2009，41（1）：88-111.

［64］Jin Guiyun et al.,Neolithic rice paddy from the Zhaojia?zhuang site，Shandong，China.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7，52（24）：3376-3384.

［65］鄭曉?。骸赌z東地區史前水田研究》，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4年，第33—36頁。

［66］高明奎：《桐林遺址龍山文化制陶業及相關問題研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67］梁中合：《山東臨朐西朱封龍山文化玉器的發現與研究》，杜金鵬主編《臨朐西朱封龍山文化玉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25頁。

［68］〔美〕麥戈文等：《山東日照市兩城鎮遺址龍山文化酒遺存的化學分析——兼談酒在史前時期的文化意義》，《考古》2005年第3期。

［69］同［18］d。

［70］［86］邵望平：《試論淮系史前文化及裴李崗文化的主源性》，《邵望平史學、考古學文選》，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03—234頁。

［71］［87］欒豐實：《大汶口文化與崧澤、良渚文化的關系》，《海岱地區考古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34—155頁。

［73］有學者認為，龍山文化衰落后崛起的岳石文化可能受到外來人群的強烈影響（a.張國碩：《岳石文化來源初探》，《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1期；b.方輝、崔大勇：《淺談岳石文化的來源及族屬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九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3—107頁）；另有學者認為，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衰落是從龍山文化晚期開始的，無論從制陶技術還是聚落形態等方面，岳石文化都是龍山文化晚期的繼續，沒有強烈的變遷（a.欒豐實：《論岳石文化的來源》，張學海主編《紀念城子崖遺址發掘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齊魯書社1993年，第266—282頁；b.張學海：《龍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19頁）。盡管龍山文化晚期已經開始衰落，但現有材料顯示，岳石文化的聚落形態尤其是墓葬和陶器面貌，與龍山文化相較確實呈現出強烈的變異，即使是與龍山文化晚期，也有顯著的不同。

［74］a.陳雪香、郭俊峰：《山東章丘馬安遺址2008年浮選植物遺存分析》，《東方考古》（第5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368—371頁；b.吳文婉、郝導華、靳桂云：《濟南彭家莊遺址浮選結果初步分析》，《東方考古》（第7集），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359—369頁。

［75］靳桂云等：《山東煙臺廟后遺址植物考古研究》，《東方考古》（第6集），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21—330頁。

［76］同［28］a。

［77］同［62］d，第33頁。

［78］鄭曉蕖等：《山東樂陵尹家岳石文化遺址植物考古報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海岱考古》（第六輯），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39—150頁。

［80］a.同［13］b；b.方輝：《岳石文化衰落原因蠡測》，《文史哲》2003年第3期；c.王?。骸豆?000年前后我國大范圍文化變化原因探討》，《考古》2004年第1期；d.高江濤、龐小霞：《岳石文化時期海岱文化區人文地理格局演變探析》，《考古》2009年第11期；e.史本恒：《膠東半島聚落選址與農業發展的關系——一個土壤學的視角》，《農業考古》2011年第1期。

［81］Chen Wei，Wang Weiming.Middle-late Holocene vege?tatio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changes revealed by pol?len analysis of a core at Qingdao of Shandong Province，East China.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2，254：68-72.

［82］吳文婉等：《山東午臺龍山文化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的初步分析》，待刊。

［83］韓茂莉：《中國農業歷史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2頁。

［84］同［18］c。

［85］欒豐實：《海岱龍山文化的發現和研究》，《海岱地區考古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219、220頁。

［88］同［18］b。

［89］〔日〕宮本一夫：《東北亞地區農耕的形成后與擴散》，《東方考古》（第1集），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89—197頁。

Abstract: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pre-historical rice remains presents an increase in number and an expansion in distribution from Houli Culture to Longshan Culture.The number of rice remains de?creased when it comes to Yueshi Culture.The Houli Culture was still at a lower stage of food production when rice played a minor role in people’s livelihood.In Beixin Culture and early and middle Dawenkou Cul?ture,agriculture became the dominant of subsistence strategy with rice farming being a solid mean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The Longshan Culture witnessed the intens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with rice far?ming reaching its peak in Haidai area.When it came to the Yueshi Culture,however,rice farming declined while dry farming was further advanced.

Key words:Haidai area;pre-historical;rice remains;agriculture

（責任編輯：黃 苑；校對：朱國平）

Pre-historical Rice Remains in Haidai Area

JIN Gui-yun GUO Rong-zhen WEI N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

K871.13

A

2017-04-05

靳桂云（1964—），女，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文化遺產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新石器時代考古、環境考古、生業考古。郭榮臻（1988—），男，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環境與生業考古。魏 娜（1992—），女，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環境與生業考古。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環境考古與古代人地關系研究——以海岱地區先秦時期環境考古研究為例”（項目編號：11AZD116）和山東大學“考古與歷史學學科高峰建設計劃重點項目——海岱地區龍山時代生業經濟研究”共同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