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鎮江丁家村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的初步分析

吳文婉 司紅偉 王書敏 李永軍

（1.南京博物院 江蘇南京 210016；2.鎮江博物館 江蘇鎮江 212002；3.無錫市文化遺產保護和考古研究所 江蘇無錫 214161）

江蘇鎮江丁家村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的初步分析

吳文婉1司紅偉2王書敏2李永軍3

（1.南京博物院 江蘇南京 210016；2.鎮江博物館 江蘇鎮江 212002；3.無錫市文化遺產保護和考古研究所 江蘇無錫 214161）

炭化植物遺存的分析結果顯示，丁家村聚落的生計以農業生產為主，采集野生植物資源作為補充。農作物包括粟、黍、稻、小麥和大豆，屬于典型的稻旱混作模式。水稻是丁家村所在寧鎮地區的傳統農作物，粟、黍和小麥屬于外來旱地作物，它們的出現可能是寧鎮地區與中原、海岱地區之間文化交流互動的結果，其中粟、黍比小麥傳入更早。此次寧鎮地區湖熟文化遺址的炭化植物遺存分析為首次報道，其結果為研究湖熟文化生業經濟提供了材料和線索。

丁家村遺址 湖熟文化 稻旱混作

一、引言

寧鎮地區以寧鎮山脈和秦淮河流域為中心，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環境，在史前便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域，先后經歷了丁沙地遺存、北陰陽營文化、薛城文化類型。相當于中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寧鎮地區孕育了點將臺文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支獨具特色的商周土著文化——湖熟文化［1］。相較于同時期周邊地區的考古學研究，目前對湖熟文化的相關探討多關注于考古學文化面貌上［2］，對當時的古環境也有所涉及［3］，但因缺乏相關材料，對湖熟文化聚落的生業模式則甚少有直接探討，僅有依據出土器物所作的分析［4］。對此，丁家村湖熟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契機。

丁家村遺址位于江蘇省鎮江市潤州區韋崗鎮紅旗村（圖一），因312國道鎮江段建設需要，2013年由鎮江博物館調查發現并于2014年對其進行搶救性發掘。遺址為一馬鞍形土臺，總面積約29000平方米，考古發掘集中于遺址的北部。發現了灰坑、灰溝、墓葬、房址、灶等遺跡以及陶、瓷、石器等各類遺物。從揭露的文化遺存面貌來看，丁家村遺址北部遺存屬于典型的湖熟文化遺存［5］。發掘過程中采集了土樣進行植物考古分析，本文將報告這批樣本的鑒定和分析結果。丁家村遺址炭化植物遺存分析是寧鎮地區湖熟文化植物考古工作的初步嘗試，將為湖熟文化生業經濟的探討提供重要的信息。

圖一//丁家村遺址位置示意圖

二、材料與方法

本次分析的樣本有兩個來源：一是2014年發掘期間，發掘者從遺址北部G2第2層［6］揀選出的炭化植物遺存；二是野外發掘結束后，筆者清理發掘區北部TN06W03西壁G2剖面、TN06W04西壁G2剖面、F12和H3剖面并采13份、81升土樣，于2016年9月在發掘隊駐地對這批土樣進行浮選。具體方法是采用小水桶法將事先陰干的土樣浸泡于水中，待炭化物上浮后用孔徑為80目的篩子收集，反復輕攪土樣至無炭化物浮出后將桶內土樣傾倒于兩層分樣篩（孔徑分別為20目和60目）上進行二次篩洗，并收集分樣篩上遺存。

浮選獲得的炭化植物遺存中大小超4毫米的炭屑將送交相關專家進行進一步種屬鑒定，炭化種子和果實主要依據實驗室收集積累的古代標本、現代標本及相關圖譜［7］進行鑒定。

表一//丁家村遺址炭化植物遺存測年結果

表二//丁家村遺址2016年浮選所獲植物遺存登記表

根據出土遺物判斷，本次采樣的單位在相對年代上自西周早期延續至春秋早期。同時，我們選送了2份樣本至美國Beta實驗室進行AMS測年。

三、結果

（一）測年結果

測年樣本來自G2②a層和H13，根據出土遺物判斷，二者均屬于西周早期。測年結果見表一，與考古遺物研究結果一致。

（二）炭化種子果實

丁家村遺址出土的大多數種子果實保留有可鑒定的特征部位，部分破損嚴重、不具備鑒定條件的碎塊歸為不可鑒定類，合計12粒/塊，不計入統計之列。

13份剖面樣品共計鑒定出274粒炭化植物種子，包括水稻、粟、黍、小麥等農作物以及黍亞科、豆科、藜屬、莧屬等非農作物（表二）。2014年由發掘者從G2②黑土堆積揀選獲得的炭化植物遺存比較豐富，包括稻米439、稻秕子51、稻碎塊66、粟91、黍50、小麥3546、小麥秕子74、大豆58、黍亞科4、豆科2、大戟科1、葡萄屬12、蛇葡萄屬2、蒼耳1、梅核（碎）5、殼斗科（櫟果）5、紫杉（？）1、木防己屬1、未知3，共計4346粒/塊。

表三//丁家村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統計表

圖二//農作物與非農作物百分比示意圖

兩類樣本中可鑒定的植物遺存共計22個科/屬/種。由于2014年樣本缺少數量和容積等信息，故僅進行數量百分比統計（表三）。需要說明的是，水稻和小麥均發現了成熟飽滿的穎果、未成熟的秕子以及碎塊，統計以前兩者為準，碎塊不計入總數。

兩類樣本均以農作物遺存居多，除極少量未知種屬遺存外，2016年浮選樣本中農作物遺存占62.05%，非農作物遺存占33.21%；2014年揀選樣本中農作物遺存占99.15%，非農作物遺存占0.78%（圖二）。

1.農作物遺存

農作物遺存包括水稻、粟、黍、小麥和大豆，其中大豆均出自2014年揀選樣本。2016年浮選的農作物中，以粟的出土概率最高，其次為水稻、小麥和黍，數量百分比則以小麥最多，其次為粟和水稻，黍所占比重極低（圖三︰左）。2014年樣本為人工揀選所得，獲得的炭化遺存以大籽粒種子居多，小麥的數量百分比達到84.01%，水稻為11.37%，粟、黍和大豆都非常低（圖三︰右）。

圖三//農作物遺存百分比與出土概率示意圖（%）

稻（Oryza sativaL.） 兩類樣本均發現了水稻，包括炭化稻米、秕子和稻米碎塊，極少數殘留穎殼和護穎。水稻的出土概率在所有植物遺存中僅次于粟。從數量百分比來看，水稻在兩批樣品所有種子果實中的百分比十分接近（表三）。就農作物而言，水稻在2014年和2016年樣本中分別占農作物總數的11.37%和20.59%。完整的炭化稻米上溝槽清晰可見，胚區在頂端一側略內凹（圖四︰1）。隨機測量30粒炭化稻，籽粒長、寬、厚均值分別為3.402、1.798和1.372毫米（表四），平均長寬比為1.910左右?，F代秈稻的長寬比值一般在2.3以上，粳稻的比值在1.6～2.3之間［8］，丁家村遺址稻米的長寬比均值落在粳稻范圍內。統計顯示，長江中游和黃河中游地區的水稻粒型自龍山文化晚期開始已經較趨于穩定，而丁家村的炭化稻米在粒型上明顯小于商周時期的同類遺存，與長江下游地區廣富林遺址良渚時期稻米的大小更接近［9］（圖五）。

粟（Setaria italicaBeauv.） 2016年浮選樣本發現55粒粟，出土概率是所有植物遺存中最高的，達76.92%，在所有植物遺存和農作物遺存中分別占20.07%和32.35%。絕大多數炭化小米籽粒飽滿，胚區爆裂成U形（圖四︰2）。隨機測量完整粟粒20粒，均長1.156、均寬1.061、均厚0.882毫米（表四）。除個別非成熟的不飽滿籽粒外（圖六），丁家村遺址西周時期的粟與南洼遺址殷墟時期的同類遺存更接近，而湖北城子山遺址的粟在粒型上顯得更多樣化，這可能與該遺址出土粟的成熟程度有關。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丁家村遺址出土的粟生長程度較一致，抑或大多是經過一定加工揀選所得的較成熟飽滿籽粒。

圖四//部分炭化植物遺存

黍（Panicum miliaceumL.） 浮選樣本中僅發現3粒炭化黍，揀選樣本中共計獲得50粒。不論是浮選樣本還是揀選樣本，黍所占的數量百分比都僅1%稍多，出土概率也是農作物遺存中最低的。炭化黍粒近圓形，長大于寬，胚區占粒長的1/2以下，因炭化爆裂呈V狀。隨機測量20粒炭化黍，平均長1.441、寬1.309、厚1.277毫米。

小麥（Triticum aestivumL.） 共發現3623粒成熟小麥和74粒秕子（圖四︰3、4）。浮選樣本中小麥的出土概率為53.85%，在所有種子果實和農作物中分別占28.10%和45.29%。在揀選樣本中，小麥占所有種子果實和農作物的百分比分別是83.29%和84.01%。成熟小麥的長、寬、厚均值分別為3.143、2.172和1.773毫米（表四），秕子的均值分別為2.508、1.423和1.075毫米。對部分先秦時期小麥遺存數據綜合分析，我們發現小麥粒型有一定的區域差異。東部地區（包括中原地區和長江下游的丁家村遺址）的小麥遺存，粒長的變幅稍大于粒寬的變幅，而西部（如豐臺遺址）的小麥明顯較東部地區的小麥粒型大。而從總體上看，丁家村遺址出土的小麥粒型在進行對比的遺址中是最小的（表五；圖七）。小麥粒型的區域差異可能與品種、馴化程度、水熱條件、耕種技術等有一定關系，具體情況有待更多的研究來證實。

大豆［Glycine max（L.）mer.］ 本次在揀選樣本中發現了58粒炭化大豆遺存，基本上都爆裂嚴重，呈現蜂窩狀的組織結構，也多具有豆類遺存“油亮”的視覺效果。對其中僅有的一粒保存狀態較好、保留有種臍的大豆進行測量，長5.219、寬2.592、厚1.470毫米。與王城崗［11］、大辛莊［12］和南洼［13］遺址出土的商代大豆遺存相比，丁家村的大豆在粒長上與王城崗遺址的大豆較為接近，但粒寬和粒厚都比上述幾處遺址的略小。而與目前所見周代的大豆遺存［14］相比，丁家村的大豆粒型也基本小于已知的周代大豆遺存尺寸。

表四//炭化農作物種子尺寸

圖五//部分遺址出土先秦時期炭化稻米粒型分布圖[10]

圖六//部分遺址出土先秦時期炭化粟粒型分布圖

2.非農作物遺存

非農作物遺存包括禾本科、豆科等（圖八）。以禾本科最多，其中黍亞科（Panicoideae）（圖四︰7）種子在篩洗樣本中占20.44%，出土概率達61.54%。保存較完好的黍亞科種子中可以鑒定到屬、種的有馬唐屬和狗尾草（圖四︰8）等。馬唐和狗尾草都是考古遺址中最典型的農田雜草，在兩類樣本中均有發現。禾本科?屬的牛筋草［Eleusine indica（L.）Gaertn.］一般被視為農田雜草，同時也可作為草食動物的飼草，本次僅發現1粒。

除了大豆，豆科（Faba?ceae）遺存中能確定到種的有野大豆（G.soja Sieb.et Zucc.），僅在篩選樣本中發現2粒（圖四︰5），測量其中完整的1粒顯示長3.151、寬1.996、厚1.718毫米。另有3粒豆科種子因種臍等部位保存不佳未能鑒定到種。豆科是對人類生活影響最重要的兩個大科之一，是人類食品中很多蛋白質、油脂、淀粉等營養成分和蔬菜的重要來源［15］。我國先民對豆科、尤其是其中的大豆屬植物的利用至少可以追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16］。

藜屬（Chenopodiumsp.）、莧屬（Amaranthussp.）、馬齒莧屬（PortulacaL.）、蒼耳（Xanthium si?biricumPatrin ex Widder）、大戟科（Euphorbiace?ae）、唇形科（Labiatae）等在個別樣本中都有發現，其中馬齒莧屬種子（圖四︰6）的出土概率和數量百分比相較其他更突出，在所有植物遺存中分別為30.77%和6.20%，在非農作物中數量百分比上升至18.68%。藜屬（圖四︰9）和莧屬分別發現4粒和1粒。藜屬植物在以往研究中多被視為雜草類遺存，但實際上這類植物的很多部位都可被利用，如其嫩葉可被食用，植株也可作為動物飼料。莧屬的部分種同樣具有經濟價值，也可作為野菜或家畜飼料。蒼耳屬菊科，是常見的田間雜草，其總苞具有鉤狀硬刺，容易貼附于人體或家畜身上。本次在揀選樣本中發現的是蒼耳的一半種仁，不見其硬質總苞外殼，除可能是偶然進入遺址的雜草外，也可能被去除硬殼另作他用。大戟科和唇形科種子數量極少，唇形科在出土概率上次于黍亞科和馬齒莧屬。

表五//部分先秦時期遺址出土的炭化小麥平均長寬值

圖七//部分遺址先秦時期小麥粒型分布圖

除上述外，本次還發現數種可食的果類遺存，包括葡萄科的葡萄屬（VitisL.sp.）、蛇葡萄屬（Ampelopsis Michaux），薔薇科的梅（Ar?meniaca mumeSieb.），殼斗科的櫟果以及少量無法確定種屬的塊莖和果殼殘塊。葡萄屬、蛇葡萄屬和梅都有鮮美多汁的果肉可供食用。櫟果則為堅果類，在史前南北方考古遺址中為常見的被人類利用的植物資源［17］。

本次揀選樣本中還見有防己科的木防己屬［CocculusDC.（nom.conserv.）］、疑似紅豆杉科紫杉（Taxus cuspidata）的種子。二者多為喬木，從現代植物學角度來看為不可食類型，它們可能來自聚落周邊植被并被先民偶然帶入遺址。

3.其他植物遺存

其他植物遺存為少量暫未能鑒定出種屬的未知遺存，共計16粒。

四、分析與討論

（一）采樣和提取方法對于植物考古的意義

圖八//非農作物遺存百分比與出土概率示意圖

在植物考古研究中，不同的采樣和提取方法會造成結果的偏差，這在本次兩類樣本的分析結果中得到一定反映。2014年樣本為發掘者隨機從G2中肉眼所見“黑土堆積”采集，采用了人工揀選的提取方法。2016年樣本為針對性采樣和剖面采樣相結合，采用了小水桶浮選法提取遺存。在獲得的植物遺存中，揀選發現的植物遺存種類（16個科/屬/種）較浮選（14個科/屬/種）的多。但揀選所得的植物遺存個體均較大，肉眼更容易發現，浮選發現的植物遺存除籽粒較大的幾類農作物種子外，還發現了更多細小的、肉眼不容易發現并揀取的非農作物遺存。從具體植物來看，粟、黍一類小籽粒遺存理論上更容易在手工揀選過程中被遺漏。本次揀選發現的粟占該來源植物遺存的2.09%，與浮選所得差距較大，這很可能與炭化粟粒個體較小、手工揀選所造成的誤差有關。但同時揀選所得的黍又明顯比浮選所得的多，這除了因為成熟黍籽粒的個體較大較容易在篩洗中保留在操作者使用的孔徑1毫米分樣篩上外，應與采樣位置有重要關系。

盡管樣本總量有限，兩種采樣和提取方法也存在不同的偏差，但也相互彌補了一定的不足，本次獲得的植物遺存在一定程度上頗具代表性。本次工作很好地反映了采樣背景對獲得植物遺存數量和種類的影響，也再次提醒我們在今后的工作中，依據研究目的制定科學的、可行的采樣方案并嚴格施行是開展植物考古研究的基礎。

（二）植物利用與聚落生業方式

植物遺存組合顯示丁家村先民對植物資源的利用至少包括了生產和采集兩種方式。

從兩類樣本的量化比較來看（圖二），農作物在揀選樣本中的表現更突出，數量百分比高達99.15%，遠超非農作物遺存，這可能與手工揀選更容易遺漏細小雜草種子相關。但在浮選樣本中，農作物的比例也高達62.05%。非農作物中黍亞科、牛筋草、馬齒莧屬等都是常見的田間農田雜草，特別是黍亞科中的狗尾草、馬唐屬都伴生在粟、黍農田。這種植物遺存組合以及輔證的雜草種子遺存都明確反映了農業生產在丁家村聚落生計結構中的重要性。丁家村遺址所在的臺形土包相較四周海拔差約2～3米左右，周圍地形相對平坦，其向北即有河流自西向東而過，先民可以利用土臺及周邊的小片地塊進行農業生產，以此滿足聚落日常的食物所需。

在非農作物遺存中，藜屬、葡萄屬、蛇葡萄屬、梅、櫟果和塊莖等都是可食的野生植物資源，是先民植物性食物的組成部分。有許多種藜屬植物其嫩葉部位都可以食用，研究表明人類對藜屬植物的利用由來已久，在一定程度上也被進行栽培和馴化［18］。葡萄屬、蛇葡萄屬所在的葡萄科以及梅所在的薔薇科一直都是人類開發摘食的果類資源。葡萄屬可以直接食用，野葡萄還可以用來釀酒，這在賈湖［19］和兩城鎮［20］遺址中均有實證。盡管本次只在揀選樣本中發現極少量葡萄種子，但葡萄的消費方式不同于其他谷物，其在野外被食用完直接丟棄的可能性很大，因此葡萄在丁家村先民食譜中的消費比例可能更高。櫟果在南北方史前遺址中十分常見，在田螺山遺址中還發現了滿坑儲存的同類遺存［21］。上述漿果、核果、堅果類植物的果期從夏季延續至秋季，給先民提供了美味的食物，是飲食中糖分、水分、淀粉的重要補充。同時，從發現的野生植物來看，雖然大多為草本植物，但也不乏大戟科、藜科等具有灌木、半灌木和稀喬木的種類。遺址周邊還圍繞著海拔不高的幾座小山包，這些山林中的其他植物資源都可以作為先民采集食物補充供給的對象。

（三）農作物結構及相關問題

丁家村遺址的農作物遺存包括了水稻、黍、粟、小麥和大豆，呈現一種五谷齊全的結構。從已有的植物考古資料來看，五谷皆備的農作物結構始于龍山時代，至先秦時期已經成為多個聚落較穩定的農業生產內容，如河南登封王城崗［22］和鄭州東趙遺址［23］，山東濟南大辛莊［24］、即墨北阡［25］和高青陳莊遺址［26］等。其他如陜西周原遺址［27］、山東濟南唐冶遺址［28］等盡管不見水稻，但也都發現了粟、黍、小麥和大豆。上述發現基本集中在我國北方。丁家村的浮選結果證明了這種多種農作物并存的種植制度也存在于在南方地區。這種耕種制度一方面保證了農業生產總量，一方面也有效地降低糧食種植的風險，是農業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29］。

五種農作物在丁家村聚落農業生產體系中的地位存在差異。從出土概率來看，以粟最高（76.92%），其次分別為水稻（61.54%）、小麥（53.85%）和黍（15.38%），大豆僅在揀選樣本中發現，無法計算其出土概率。就數量百分比而言，以小麥的表現最突出，占比達到45.29%，其次為粟（32.35%）、水稻（20.59%）、黍（1.76%）和大豆（1.35%）。單純從這兩組數據來看，水稻不論是在出土概率、還是在數量百分比上都不具備優勢，相反旱地作物粟和小麥在農作物組合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表現了一種以旱作為主、稻作為輔的生產結構。但如果從谷物籽粒的大小來分析，情況則未必完全如此。粟、黍屬于小籽粒谷物，水稻則屬于大粒型，二者的千粒重相差甚遠。在人類選擇食物果腹時，大籽粒谷物理當成為優勢對象；同時，在食物加工的過程中，大籽粒谷物被丟棄的可能性更小，丟失后被撿拾的可能性更大，因此遺落在遺址中并最終被我們發現、獲取的可能性就更小?？紤]到丁家村遺址位于傳統的稻作農業區內，筆者傾向認為水稻應該還是這一聚落最主要的農作物之一。期待后續的植硅體分析提供更多的線索和證據。

粟、黍是典型的北方旱作農業代表，來自上山［30］和城頭山遺址［31］的證據表明粟類作物的南傳在距今6500—6000年已經發生。長江流域，特別是在長江中游混作區，粟（黍）和水稻在農業體系中很可能是同等重要的［32］，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江漢地區東部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西周時期，農業生產從典型的稻作農業生產轉變為普遍對粟進行利用或栽培［33］。向東的淮河流域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也可能存在一個稻粟混作區［34］。最新研究更表明，淮河上、中游地區在史前時期存在一個稻旱混作模式，其中上游地區最早可能于裴李崗文化晚期已經形成，中游地區至遲到新石器時代晚期也是這種模式［35］。長江下游地區在史前時期則幾乎以水稻為唯一的農作物［36］。進入歷史時期，上海廣富林遺址發現了屬于周代的少量粟［37］。本次丁家村遺址發現了粟和黍兩種旱地作物，尤其是粟在出土概率和百分比上都具有明顯的優勢，這表明在西周早期，丁家村先民已經種植北方的農作物。粟、黍作為文化傳播的一個方面，在環境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被小規模種植也是可能的。而從目前的考古材料來看，以丁家村為代表的寧鎮地區接納粟、黍的時間應該更早。

小麥是本次工作最重要的收獲之一。在丁家村遺址的揀選樣本中共計發現了3546粒成熟小麥和74粒未發育完全的秕子，占揀選所得植物遺存總數的83.29%；在篩洗樣本中，小麥也是農作物遺存中數量最多的，在所有植物遺存和農作物中占比分別達到28.10%和45.29%。量化分析顯示，小麥是丁家村聚落農業生產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其地位甚至可能超越了水稻。我們對來自丁家村遺址G2②a層的炭化小麥的測年結果顯示其年代為2770±30BP，校正年代為距今2995—2855年，相當于西周早中期。

以往學界對小麥在中國境內的推廣多認為發生在西漢中期以后［38］，其作為糧食作物的重要地位至少在漢代才得到確立［39］。但近年來植物考古研究顯示，小麥在龍山時代自西亞傳入中國后迅速發展，在多個遺址中都有發現［40］，至遲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麥已經廣泛分布在我國北方及西南地區，“南稻北麥”生產格局的轉變也在距今4000年前后就開始了［41］。小麥的種植在夏商時期已經出現了強化，在以中原為核心的北方地區已經普遍存在，尤其是早商時期政治擴張的需求推動了小麥在商王朝統治的王畿范圍之內形成局部的種植規模擴大［42］。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北方地區已經廣泛種植小麥［43］。而在南方地區，目前所見先秦時期的證據來自成都平原［44］和云南海門口遺址［45］，東南地區更多的是秦漢以后的考古發現。丁家村遺址西周時期炭化小麥的發現為該地區先秦時期農業研究新增了重要的材料。

早期的植物遺存發現顯示寧鎮地區自史前以來都屬于稻作農業區，如北陰陽營［46］、高淳薛城［47］、牛頭山［48］等遺址都發現了稻屬植硅體。點將臺—湖熟文化時期是本地區早期農業的興盛階段，根據生產工具的演變可稱之為犁耕農業［49］。而本次發現的粟、黍與小麥同屬于旱地作物，這些非原生農作物的來源可能來自中原地區的文化傳播影響。新石器時代中期，粟（黍）農業伴隨著文化交流和人群遷徙已經進入長江中下游地區，寧鎮地區很可能也不例外。而在新石器時代末期，寧鎮地區深受中原、海岱地區商文化的影響，除在器物、墓葬習俗等方面的表現外［50］，也從本次植物遺存分析中粟、黍、麥等旱地作的突出表現可得到一定反映。丁家村先民在傳統的稻作農耕基礎上，也應種植和消費了其他旱地作物，并且粟、黍傳入本地區的時間應比小麥更早。但由于本次分析的樣本數量較少，依據本次結果所進行的分析是十分初步的，粟、黍和麥一類旱地作物與水稻之間孰重孰輕的關系、以及丁家村聚落農業生產的真實格局還有賴于以后更多材料和分析來剖析。

五、結語

本次對丁家村遺址開展的分析是寧鎮地區湖熟文化遺址植物考古研究的工作嘗試，為湖熟文化生業經濟研究提供了材料和線索。通過對丁家村遺址兩種來源樣本出土植物遺存的鑒定、統計和初步分析，結果顯示丁家村遺址的農作物遺存明顯占據優勢，聚落的生計以農業生產為主，采集野生植物資源為補充。農作物的種類包含了粟、黍、稻、小麥和大豆，屬于稻旱混作的模式。水稻是丁家村所在寧鎮地區的傳統農業生產對象，粟、黍和小麥屬于外來旱地作物，它們的出現可能是寧鎮地區與中原、海岱地區之間文化交流互動的結果，其中粟、黍比小麥的傳入更早。囿于分析的樣本數量太少，暫無法單純依據本次所得的數據和統計結果對旱地作物的具體來源、聚落農業生產的真實格局做進一步分析。我們期待未來更多遺址的工作來幫助厘清上述問題。

［1］鄒厚本主編：《江蘇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第52—86、149—158頁。

［2］張敏：《試論點將臺文化》，《東南文化》1989年第3期；肖夢龍：《江淮地區與江南古文化的交融》，《南方文物》1996年第2期。

［3］蕭家儀、徐時強、肖霞云：《南京郭家山遺址植硅體分析與湖熟文化環境背景》，《古生物學報》2011年第50卷第2期。

［4］沈志忠、陳越：《寧鎮地區早期農業發展研究》，《中國農史》2013年第6期。

［5］鎮江博物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江蘇鎮江丁家村遺址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17年第1期。

［6］據發掘者介紹，在發掘現場篩洗的土樣來自G2內的“黑土層”，由于篩洗工作進行較早，并未細分不同的黑土層。因此將此來源的樣本籠統地均歸入G2②。

［7］劉長江、靳桂云、孔昭宸：《植物考古：種子和果實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郭瓊霞：《雜草種子鑒定圖鑒》，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年；關廣清、張玉茹、孫國友等：《雜草種子圖鑒》，科學出版社2000年。

［8］游修齡：《從河姆渡遺址出土稻谷試論我國栽培稻的起源、分化與傳播》，《作物學報》1979年第5卷第3期。

［9］［37］陳航：《上海廣富林遺址出土植物遺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

［10］文中統計數據來源：王城崗遺址見《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趙志軍著《植物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實踐》，科學出版社2010年；南洼遺址見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院編著《登封南洼：2004—2006年田野考古報告》，科學出版社2015年；城子山、計家灣和黃崗遺址見唐麗雅：《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農業生產動態的植物考古學觀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廣富林遺址見陳航：《上海廣富林遺址出土植物遺存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4年碩士學位論文。

［11］趙志軍、方燕明：《登封王城崗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華夏考古》2007年第2期；趙志軍：《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載于趙志軍《植物考古學：理論、方法和實踐》，科學出版社2010年。

［12］陳雪香、方輝：《從濟南大辛莊遺址浮選結果看商代農業經濟》，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4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陳雪香：《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農業穩定性考察》，山東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

［13］吳文婉、張繼華、靳桂云：《河南登封南洼遺址二里頭到漢代聚落農業的植物考古證據》，《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14］［16］吳文婉、靳桂云、王海玉等：《古代中國大豆屬（Gly?cine）植物的利用與馴化》，《農業考古》2013年第6期。

［15］劉長江、靳桂云、孔昭宸：《植物考古：種子和果實研究》，科學出版社2008年。

［17］秦嶺、傅稻鐮：《河姆渡遺址的生計模式——兼談稻作農業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編《東方考古》（第3集），科學出版社2006年；Tao Dawei et al.,Starch grain analysis for groundstone tools from Neolithic Baiyinchanghan site：implications for their function in Northeast Chin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11（38）.

［18］a.Karl-Ernst Behre.Collected seeds and fruits from herbs as prehistoric food，Vegetation History and Ar?chaeobotany，2008，17（1）.b.Zhao Zhijun.New Archaeobotanic Data for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in China，Current Anthropolo?gy，2011，52（S4）.

［19］Patrick E.McGovern et al.，Fermented beverages of preand proto-historic China.PNAS，2004，101（51）.

［20］Patrick E.McGovern et al.,Chem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a mixed fermented beverage from late prehistoric China.Asian Perspectives，2005，44（2）.

［21］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田螺山遺址自然遺存綜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

［22］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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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陳雪香：《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農業穩定性考察——植物考古學個案分析》，山東大學2007年博士學位論文。

［25］趙敏：《山東省即墨北阡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研究》，山東大學2009年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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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周原考古隊：《周原遺址（王家嘴地點）嘗試性浮選的結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28］趙敏、陳雪香、高繼習等：《山東省濟南市唐冶遺址浮選結果分析》，《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29］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崗考古發現與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30］趙志軍、蔣樂平：《浙江浦江上山遺址浮選出土植物遺存分析》，《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31］Hiroo Nasu et al.，The occurrence and identification ofSetaria italica（L.）P.Beauv.（foxtail millet）grains from the Chengtoushan site（ca.5800 cal B.P.）in central Chi?na，with reference to the domestication centre in Asia.Veget Hist Archaeobot，2007（16）：481-494.

［32］吳傳仁、劉輝、趙志軍：《從孝感葉家廟遺址浮選結果談江漢平原史前農業》，《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33］唐麗雅：《江漢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農業生產動態的植物考古學觀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4年博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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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楊玉璋、程志杰、李為亞等：《淮河上、中游地區史前稻—旱混作農業模式的形成、發展與區域差異》，《中國科學：地球科學》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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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衛斯：《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考證》，《中國農史》1988年第4期；惠富平：《漢代麥作推廣因素探討——以東?？ず完P中地區為例》，《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彭衛：《關于小麥在漢代推廣的再探討》，《中國經濟史研究》2010年第4期。

［39］Nicole Boivin，Dorian Q Fuller，Alison Crowther.Old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lumbian exchange：com?parison and contrast.World Archaeology，2012，44（3）.

［40］如青?；ブS臺遺址、陜西扶風周原遺址王家嘴地點、河南洛陽皂角樹遺址和登封王城崗遺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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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石濤：《成都平原先秦時期植物遺存研究》，北京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姜銘：《成都平原先秦時期農業的植物考古學觀察》，四川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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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王才林、周裕興、王志高等：《江蘇高淳縣蓰薛城遺址的植物蛋白石分析》，《農業考古》2002年第3期。

［48］劉林敬、蕭家儀、華國榮等：《南京牛頭崗遺址植硅體分析及環境考古意義》，《古生物學報》2009年第48卷第1期。

［49］陳越：《寧鎮地區早期農業發展研究（距今7000—2500年）》，南京農業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

［50］鄒厚本主編：《江蘇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

Abstract:Analysis of the carbonized plants remains collected from Dingjiacun site shows that this set?tlement adopted agriculture as their main subsistence strategy with wild food gathering as a supplement.The crops that grown in the area included millet,broomcorn millet,rice,wheat,and soybeans,representing a combined wet-dry farming mode.Rice had been a traditional food of Ningzhen area where Dingjiacun is lo?cated.Millet,broomcorn millet,and wheat were introduced from other regions,a likely result of th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s of Ningzhen area with the central plain and Haidai area;Millet and broomcorn millet arrived earlier than rice.This paper is the first publica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of Hushu Culture in Ningzhen area.It provides materials and cl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subsistence strategy of Hushu Culture.

Key words:Dingjiacun site;Hushu Culture;wet-dry farming

（責任編輯：張平鳳；校對：黃 苑）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Carbonized Plant Remains from the Dingjiacun Site in Zhenjiang,Jiangsu Province

WU Wen-wan1SI Hong-wei2WANG Shu-min2LI Yong-jun3
(1.Nanjing Museum,Nanjing,Jiangsu,210016;2.Zhenjiang Museum,Zhenjiang,Jiangsu,212002;3.Wux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Archaeology,Wuxi,Jiangsu,214161)

K871.3

A

2017-02-20

吳文婉（1987—），女，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館員，主要研究方向：史前考古和植物考古。司紅偉（1981—），女，鎮江博物館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區域考古。王書敏（1965—），男，鎮江博物館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區域考古、新石器時代考古。李永軍（1978—），男，無錫市文化遺產保護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長江下游新石器、商周古代文化。

本文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史前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批準號：12&2D151）和山東大學考古學與歷史學學科高峰建設計劃——“海岱地區龍山時代生業經濟研究”共同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