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旦博物院與近代上海的科學知識傳播

任 軼

（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上海 200240）

震旦博物院與近代上海的科學知識傳播

任 軼

（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 上海 200240）

伴隨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西學東漸”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的特質。1930—1952年間震旦博物院在上海的科學知識傳播工作即體現了西方科學在異質文化中柔性擴張的具體歷史過程。震旦博物院通過科學出版活動，將其在中國完成的地域性標本收集成果納入歐洲科學知識體系；通過科學教育工作，培養出一批在“文化相遇”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天主教精英；通過科學知識普及，繁榮上海城市文化，增進中國社會對西方文化和宗教的了解。懷有極度文化自信感和優越感的耶穌會士以震旦博物院為中心開展“文化移植”并試圖改造中國，客觀上也促進了上?？茖W文化的近代化進程。

上海 西學東漸 震旦博物院 耶穌會 科學知識傳播

自1534年創建之初，天主教耶穌會即注意到科學之于傳教的作用，明確提出“七藝”［1］和博物學能為神學學習提供完善的知識和實踐基礎［2］。至17、18世紀，法國耶穌會士在博物學領域已取得相當成就，并為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Muséum d’Histoire Naturelle）的創立作出卓越貢獻。耶穌會曾在“西學東漸”中扮演重要角色，1842年重返中國后更努力保留注重博物學研究的傳統：廣泛收集標本，并在上海創建了自然歷史博物館（Musée de Zi-ka-wei）。

本文以1930—1952年間震旦博物院（Musée Heude）的科學知識傳播工作為研究對象，在科學交流、科學教育和科學普及三個層次上，從科學知識社會學視角呈現西方科學在異質文化中擴張的具體歷史過程，展示在修會傳統、科學話語和社會情境等共同參與的科學知識建構中，科學工作和宗教信仰間的關系、宗教擴張與世俗化模式間的合作、柔性殖民與中國城市近代化的聯系。震旦博物院扮演了科學研究和教育工具雙重角色：一方面通過在華完成的地域性標本收集，將中國納入歐洲科學知識大廈；另一方面試圖通過文化教育活動在華建立文化霸權進而影響、控制中國的發展進程，具有鮮明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特質。

一、震旦博物院的沿革：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

1866年，時任法國外交部長的Drouyn de Lhuys希望天主教江南教區協助法國政府在中國開展自然史研究工作［3］。為此，天主教江南教區主教郎懷仁（Adrianus Languillat）與耶穌會江南傳教會會長谷振聲（A.Della Corte）在1872年8月共同主持召開會議，決定在徐家匯成立“江南科學委員會”（Comité scientifique de Kiang-Nan）。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命韓伯祿（Pierre Heude）神父主導博物學研究，陸續將收集的材料匯藏于徐家匯并向公眾展覽，在此基礎上逐步建立一個博物館，并把他的主要記錄、論文編輯成冊，在上海出版然后寄往歐洲［4］。

韓伯祿自幼喜歡觀察生物變化并曾在法國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短期學習。1867年，他被招募到中國，在傳教的同時搜集當地動植物標本，以供科學研究之用［5］。1868—1880年間，韓伯祿以當時的江南為主要范圍，總共進行了十三趟采集之旅［6］；19世紀80年代中期到1900年7月，他還曾多次前往東南亞、東北亞［7］。據統計，這三十年間他走過的采集路線長達25萬公里［8］。韓伯祿廣泛收集標本，并加以整理、研究和發表，進而于1883年在徐家匯耶穌總院南側正式創立徐家匯博物院（Musée de Zi-ka-wei）。每日午后準人參觀，不售門票，不取游資［9］?！按箝T內園地蓄活物一二種，樓下貯獸類及魚鳥之枯骨。樓上陳列甲蟲、貝介、獸類之皮骨，禽鳥蛇類是也，其中尤以皮骨一種為最多?！保?0］該博物館儼然成為西方人研究中國生物資源的前沿陣地，兼具標本儲藏和中轉作用［11］。

徐家匯博物院因藏品逐年增多，以致舊院舍不敷使用。1929年，震旦大學決定為其在校區偏北處提供一塊場地建造新博物院，以滿足展覽及研究需求。同年底，建筑師Leonard和Vayssère設計的圖紙獲得當時徐家匯博物院院長松梁材（Auguste Savio）神父的認可，新博物院規劃步入實質建設階段［12］。新博物院于1931年春天建成，是一座裝飾藝術風格（art deco）的三層鋼筋混凝土建筑，被命名為“震旦博物院”。建筑物有兩個外立面：一面朝西，臨呂班路；一面朝南，面對植物園?！癓”造型將大樓內部分為兩個獨立部分，每層總長度約為80米：臨呂班路的部分為普通館，向一般民眾開放參觀；臨東南方的部分則面對校園，用作研究室、實驗室、攝影室、圖書館及各種標本室，供研究者使用，只對在校生、校友及自然科學研究學者開放［13］。

震旦博物院規模宏大、搜羅詳盡，為滬上所僅見。在民眾參觀館內，巨大的陳列室分別由上方30扇窗戶提供采光。地面層的第一陳列室主要陳列古文物，中國古代之銅器、玉器、瓷器等，上溯商周，歷代無不具備［14］。這些藏品最初由土山灣孤兒院的葛承亮（Aloysis Beck）修士收集，約有3500件［15］。第二陳列室在二樓，專放動物標本，虎、豹、獅、象，彌不搜羅，尤以大鯨魚之標本最為可貴。第三陳列室在三樓，以植物和昆蟲標本為主，約有千余箱［16］。藏品均由徐家匯博物院移來。院內所藏哺乳類動物皮毛約有千張，頭骨數也在一千以上，此外還藏有許多原產于中國的大型哺乳類動物的全副骨骼。禽鳥類標本有數千件，分三百屬、一千余種，多屬蘇皖兩省原產［17］。在爬蟲類方面，博物院收藏約350條蛇，涵蓋三十余種，另有蜥蜴、揚子鱷數條，以及龜鱉千余頭尚待考定。兩棲類與魚類所藏較少，但水陸軟體動物類甚多，西自云南，東至淞滬，全長江流域的軟體動物皆有收藏，計有一千五百種。昆蟲部分則是該院積極研究的項目：藏有長江下游膜翅昆蟲數百盒、Loseigneur捐贈鞘翅昆蟲標本6237件，分一百五十科等。至于植物方面，博物院所藏標本有五萬余件，其中三萬余件（約三千種）是屬于蘇皖地區的原生植物［18］。

除周二外，博物院每日下午二時至五時開放，入門費每次國幣二十分，第一、二陳列室都開放自由參觀［19］。供研究者使用部分分為一樓的植物、地質、礦物研究部，二樓的爬蟲、魚類、鳥類研究部，以及三樓的昆蟲研究部。另外，頂樓的陳列室和實驗室之間是一個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按照每層的陳列內容被分為三個部分以方便查閱［20］。

二、震旦博物院的科學出版工作：中國社會的科學“飛地”

領導震旦博物院的耶穌會士首先將自然歷史博物院定位動植物研究機構。19世紀后，科學活動的組織化和科學家社會角色的確立，使得科學共同體內的知識分享成為科研機構體現價值、展示工作和擴大影響的重要途徑?？茖W期刊因周期短、報道及時等優點逐漸成為科學共同體交流與共享的主要媒介。為此，震旦博物院自籌經費在1929—1950年間共出版三部論叢（表一），交由土山灣印書館印刷，并不遺余力保證刊物的嚴謹性、可視性和持續性。

對一個農業大國來說，昆蟲研究之于中國不僅具有科學意義，更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為此，震旦博物院從建院伊始就將工作重心置于此，“其昆蟲之采集為中國最重要最完備者”［21］。針對致力于在理論研究和農業實踐方面提升中國昆蟲譜系認識的學者，該院還專門出版《中國昆蟲學論叢》，為他們提供成果展示平臺，尤其歡迎利用本院收藏標本的原創工作，以體現震旦博物院之價值。在該論叢上，不僅有本院學者論文發表，如院長松梁材著有《長江下游之長觸角甲蟲》（Longicorres du bas Yang-tze）和院長鄭璧爾（Oc?tave Piel）著有《長江下游具毒針之膜翅目昆蟲研究》（Recherches biologiques sur les Hymenopteres vulnerants du bas Yang-tze）等，更有多位歐美和日本專家的成果：脈翅目昆蟲研究權威Longin Na?vas神父發表了三篇文章介紹震旦博物院新近收藏的95種昆蟲；直翅目蟋蟀科研究權威L.Chopard發表了他多年來對震旦博物院藏品分類和修正工作，還有效整理了中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成果；Silvestri de Portici教授發表了關于中國纓尾目昆蟲的研究報告，并特別提到震旦博物院在上海佘山新發現的石蛹目昆蟲［22］。作為當時中國昆蟲學領域的五個主要學術刊物之一［23］，《中國昆蟲學論叢》不僅創刊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還成為相關領域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廣受好評［24］。

表一//震旦博物院出版的科學刊物

這些來自中國的數據經由震旦博物院耶穌會士以西方科學方法進行采集、處理與分析后被納入西方科學體系，在研究內容和范疇上對人類認知進行了有益補充。盡管如此，他們的工作卻未能有機地融入中國社會。該院出版的三部論叢以法文、拉丁文、英文傳布歐洲，中國讀者難受其惠。忽視中國社會對科學知識的內在需求并非耶穌會士的初衷，創辦中文雜志以談論科學文化來傳教證道被寫入“江南科學計劃”第四項。然而，該項目原定負責人馬氏兄弟還俗退出修會，其他外籍耶穌會士大多僅有一年時間在徐家匯學習中文，語言水平遠無法勝任中文學術出版［25］。他們與中國學術界的交流僅限于少數有留學經歷的中國學者。在《中國昆蟲學論叢》和《中國軟體動物學論叢》中，雖有十多位中國籍學者發表文章（表二），但他們大都留學歐美或在國內教會大學任教，能熟練使用英、法文撰稿。中外研究者之間的“知識鴻溝”和語言障礙使得震旦博物院耶穌會士成為相對封閉的學術群體，缺乏與中國知識界的互動。

三、震旦博物院的科學教育活動：中國天主教精英的培養

徐家匯博物院于1930年遷入震旦大學，改名為震旦博物院。并入大學之后的博物院開始重視其教育功能，這使得從1903年建校伊始就秉承“崇尚科學”信條［26］的震旦大學如虎添翼。1930年4月26日，校方舉行震旦博物院動土典禮。震旦大學校長桑黼翰（Lefebvre）神父在致詞中表示，博物館將為校內醫科、理科學生增加實際觀察經驗，豐富課程內容，更將激發學生深入研究的熱情［27］。

震旦博物院擁有大量病理解剖切片和中國寄生類動植物標本，為醫學教育提供了便利［28］。工作室設備亦佳，最有趣者，有照相器之箱架，頂端置一蝴蝶，周圍罩以黑布，利用電光，可將頂端蝴蝶之全影，射于箱內下面，可按影勾描，得其真似，設計獨出心裁［29］。博物院的主事神父們還大多擔任震旦大學生物科教師，如松梁材、鄭璧爾、白納多（Bernard Becquart）、蒲君南（Albert Bourgeois）和王興義（Jacques Roi）；白于珩曾擔任化學系主任（1928—1933）［30］。此外，博物院定期為學生舉辦講座，涵蓋科學、藝術、宗教等主題，例如“生命的奧秘”、“文藝復興前藝術家的畫作”、“都靈的耶穌裹尸布”、“人體構造”和“影像學研究”等［31］。1948級法學院學生董松偉常利用周日前往震旦博物院參觀。他起先是出于好奇看看古董，后被院內豐富的生物標本收藏吸引，尤其是在國際植物界享有盛名的臘葉標本。為此，他還去博物院對面的復興公園內找活體標本作對照，課余生活完全沉浸在植物分類和標本制作中。董松偉的課余愛好逐漸變成其專長，促使他日后成為一名生物教師，并于2000年獲得了國家環?？偩诸C發的第四屆地球獎［32］。

博物院圖書室陳列眾多典籍圖譜，可謂坐擁百城，嘉惠學子不淺［33］。這些典藏包括來自世界各地專業出版和研究機構的捐贈。譬如，法國騎士出版社（Maison Le Chevalier）贈送的17卷《昆蟲百科全書》（L’Encyclopédie entomologique）和5卷《林學經濟百科全書》（L’Encyclopédie économique de Sylviculture）；上海博物院名譽院長蘇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捐贈的數百種期刊，包括《伊利諾伊大學學報》（University of Illinois Bulle?tin）、《發現》（Discovery）、《科學報》（Journal of Sci?ence）、《哺乳動物學報》（Journal of Mammalogy）等；天津北疆博物院院長桑志華（Emile Licent）神父無償提供的包含2900多頁文字、231幅地圖及大量照片的《黃河河谷考察報告》等［34］。震旦博物院還與其他研究機構交換刊物，其所藏世界著名博物雜志94種，大都來自這一渠道［35］。這些雜志來自全球各地，例如意大利的《昆蟲學實驗室公報》（Bolletino Laboratorio di Entomolgia）、印度的《印度農業科學報》（In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烏克蘭的《動物博物館研究工作》（Travaux du Musée zoologique）、德國的《動物學通訊》（Zoologischen Mededeelungen）、捷克斯洛伐克的《昆蟲學信息雜志》（Entomologisches Nachrichts?blatt）、法國的《巴黎自然博物館實驗室研究》（Travaux de Laboratoire du Muséum de Paris）等［36］。豐富的館藏為嚴謹的科學研究提供了必要保障，不僅讓震旦大學學生開闊了視野，更令他們及時了解世界最前沿發現，成為其擇定研究方向的重要依據，得以與國際學界保持一致。

表二//《中國昆蟲學論叢》和《中國軟體動物學論叢》部分中國籍作者簡介及所發表文章

1939年，震旦博物院成立七十周年（震旦博物院的歷史從其前身徐家匯博物院之創始人韓伯祿神父抵達中國開始采集工作的1868年開始算起）。鄭璧爾院長在慶祝致詞中指出，博物院在肩負科學調查和交流任務之外，還要幫助中國青年提升智識和精神。博物院雖不算是教學機構，但他希望作為自然歷史領域的高等研究機構促進中國青年學生對相關知識的探索和思考。［37］耶穌會士清楚地知道，在中國社會只有受過教育的人才能進入統治階層；要取代受儒學教育之人的現時之位，就必須以基督教和科學來教育、培養更優秀人才。震旦大學作為耶穌會教育機構提供高質量的西學課程，為教會事業造就諸多專業人才：其醫學院畢業生多服務于教會醫院，據1948年統計顯示，全國天主教所辦醫院中有超過四分之三的醫生為震旦校友［38］。更重要的是，從教會學校走出的數以千計兼通中西文化的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不僅構建了中國社會模式的新興職業階層，形成了一個享有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也成為西方科技文化的主動傳播者。他們不僅將所學科學知識服務社會和民眾，也自發為新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的產生提供思想和知識資源，成為改造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

四、震旦博物院的科學知識普及：城市文化空間的拓展

開埠后的上海經濟繁榮、商業發達，教育、出版和大眾媒介等文化市場也隨之迅速壯大，逐漸確立其全國文化中心的地位。上海近代都市化進程促進了“市民”階層成長，尤其是教育的普及［39］大大提高了其文化素質和對科學知識的接受度。這也使得習慣走“上層路線”的耶穌會士開始轉變科學宣傳的策略和受眾。1933年6月1日，震旦博物院正式對外開放。為吸引參觀者，博物院努力豐富展品且寓教于樂。參觀者不僅可以通過中法兩種文字介紹了解生物學特質，更能近距離觀察人工蟻穴中的螞蟻、偽裝成小木塊的毛毛蟲、總是相互爭斗的螳螂等，還可以觀看蜜蜂在玻璃蜂箱里工作、通過人造白蟻穴認識白蟻侵蝕上海木質屋架的過程。此外，博物院還配備了放映設備，為參觀者播放自然歷史主題的彩色圖片［40］。

震旦博物院的展覽一直受到高度關注，“場中觀覽者甚形擁擠，或高瞻或俯察，莫不屏息靜氣注意其所欲注意者”［41］。1939年博物院舉辦七十周年慶祝特展，于5月21日至6月5日期間對一般民眾免費開放，短短兩周便吸引七萬余人前來參觀［42］。1942年4—5月間舉辦的“中國藥物展覽會”也“頗得社會各界人士之注意，連日往參觀者絡繹，照第一星期之入門訊錄，已超過萬人，可謂盛況空前”［43］。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博物館的實際操作和實物驗證為學校書本教育所欠缺，因而“有教師領導一班學生如同上實習課”［44］。其二，彼時上海娛樂業發展空前鼎盛，為居民提供數量眾多、內容各異的現代都市娛樂項目，但“上海新的雜志書籍很少，大家對于精神食糧，漸感缺乏”［45］。博物院的科普功能受到知識群體垂青，“一部分參觀者頗為細心視察各個櫥窗內之陳列品并作筆記，次日復來校對者頗有人在。更有人詢問捕蟲法及標本制法，如某一青年學子從觀眾中向吾等詢問制蝴蝶之藥液配制處方者”［46］。其三，近代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文化上與西方聯系密切，上海人追逐時尚、熱衷時髦，博物院因其西化色彩而引發普通大眾的好奇之心，進而吸引更廣泛的城市文化群體。人們在觀瞻中增添智識、陶冶情趣，一般觀眾參觀后均自認增加知識良多，博物館展覽也因此成為滬上人士有益的消遣活動。

熱情高漲的參觀者讓震旦博物院的耶穌會士愿意投入更多心力和時間與大眾交流，而不再僅限于研究工作。他們希望把復雜科學活動中一些令人“喜聞樂見”的側面展示給公眾，以增加其對科學研究之興趣：為配合“中國藥物展覽會”，震旦大學吳云瑞教授演示的仙鶴草藥對于動物心臟作用之實驗吸引了二百多人到場；王興義博士和劉永純博士還分別在上海廣播電臺演講《神奇的中國藥典》和《震旦博物院的中國藥物展》，為展覽做宣傳［47］。耶穌會士甚至打算在研究工作之外“再添設一指導工作部以培植同好者”［48］。

在開啟民智過程中，耶穌會士逐漸意識到一座科學性博物館在當地社會所扮演的角色，以此展示“天主教會向來具有為地方服務的精神并關注中國文物的研究”［49］。震旦博物院的植物和昆蟲展覽多涉及農業或公共衛生，這與中國對害蟲研究與防治的需求息息相關［50］；第二陳列室入口處，左右分別懸掛“韓司鐸游獵區域圖”和“本院物品出產地區圖”［51］，意在向參觀者展示耶穌會士在中國考察之廣。這些展品的隱喻功能所構筑的話語空間對參觀者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親見實物再口耳相傳，逐漸將西方科學和天主教精神形象地傳播開去。

五、結論

秉承“在一切中發現上帝”的修會精神，耶穌會士運用其占有當時較先進的科學知識的優勢，以震旦博物院為載體，在樹立西方科學權威的同時也以間接和滲透的方式宣揚天主教精神。震旦博物院的蓬勃發展鞏固了耶穌會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優勢地位，一方面增進了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堅力量和統治階層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也贏得了中國知識界對天主教的好感和信賴。

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伴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來到中國，其科學傳教目的在于“中華歸主”。震旦博物院耶穌會士雖都帶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試圖以天主教之宗教和文化觀來改變中國，但又不失理想主義和人文主義色彩，他們千方百計地影響中國走向現代、進入世界“主流文化”的方向和進程，反映出歐洲以非殖民化形式在東亞柔性擴張的特征。

［1］即邏輯、語法、修辭、數學、幾何、天文、音樂。沈文欽：《論“七藝”之流變》，《復旦教育論壇》2007年第1期。

［2］Ratio Studiorum-Plan raisonné et institution des études dans la Compagnie de Jésus，Paris：Edition Belin，1997：124.

［3］Le 70e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eude.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2nd semestre，1938-1939，38：9.

［4］［5］〔法〕史式徽（Joseph de la Servière）著、天主教上海教區史料譯寫組譯：《江南傳教史》第二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第206—207、206頁。

［6］［30］戴麗娟：《從徐家匯博物院到震旦博物院——法國耶穌會士在近代中國的自然史研究活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3年，第八十四本，第二分，第335、353頁。

［7］H.Belval.Le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de Zi-ka-wei et le nouveau Musée Heude.Relation de Chine，1933：429.

［8］Le musée Heude.ses fondateurs et ses richesses scienti?fiques.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1938-1939，39：46.

［9］［19］［51］胡道靜：《震旦博物院史略》，上海通社編《民國叢書》第四編，第81本，上海書店1992年，第380、382、382頁。

［10］《上海指南》第一版卷四，1909年出版。轉引自胡道靜，《震旦博物院史略》，同上，第380—381頁。

［11］郭耕：《法國仨神甫，博物京津滬》，《群言》2013年第7期。

［12］Le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de Zi-ka-wei et le nou?veau Musée Heude，Relation de Chine，1933，4：433.

［13］Le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de Zi-ka-wei et le nou?veau Musée Heude，op.cit.：434.

［14］［29］［33］《震旦博物院七十周年》，《科學》1939年第23卷第5/6期。

［15］繆思：《土山灣木工部主任——葛承亮》，《土山灣》2011年第13期。

［16］《公教大學震旦博物院開放》，《公教周刊》1933年第240期。

［17］《震旦博物院史略·上》，《上海法租界納稅華人會會報》1937年第2卷第5期。

［18］《震旦博物院史略·下》，《上海法租界納稅華人會會報》1937年第2卷第6期。

［20］Le Musée d’Histoire naturelle de Zi-ka-wei et le nou?veau Musée Heude，op.cit.：434-435.

［21］《震旦大學博物院》，《磐石雜志》1936年，第4卷，第1期，第67頁。

［22］Activité du Musée Heude.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1937，35：50-51.

［23］其他四種刊物分別是《浙江昆蟲局年鑒》（1931-1936）、《靜生生物調查所學報》（1931-1941）、《昆蟲與植病》（1933-1937）、《趣味的昆蟲》（1935-1938）。見王思明、周堯：《中國近代昆蟲學史（1840-1949）》，陜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年，第133頁。

［24］L’entomologie au laboratoire du Musée Heude.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1939-1940，3：310.

［25］李天綱：《祿是遒和傳教士對中國民間宗教的研究》，〔法〕祿是遒（Henri Dore）著《中國民間崇拜》，上?？茖W技術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頁。

［26］馬相伯：《從震旦到復旦》，朱維錚主編《馬相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07頁。

［27］Chronique du 2e semestere 1930.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2nd ser.，1929-1930，21：91-95.

［28］郭成周：《震旦大學的管理制度和醫學院的一些特點》，《震旦大學建校百年紀念》，震旦大學校友會編輯出版，第61頁。

［31］Les Causeries du Musée Heude.Bulletin de l’Université?l’Aurore，1943，1：364.

［32］董松偉：《震旦博物院哺育了我》，《震旦大學建校百年紀念》，震旦大學校友會編輯出版，第223頁。

［34］Activité du musée Heude，op.cit.:58-59.

［35］劉春華：《震旦博物院參觀記》，《金聲（上海）》1939年創刊號，第14頁。

［36］Activité du musée Heude，op.cit.:60.

［37］Le 70e anniversaire du Musée Heude.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op.cit.：56-59.

［38］上海地方志辦公室：《上海宗教志》，［EB/OL］［2016-12-24］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 45/node75195/node75203/node75284/node75298/userob?ject1ai91979.html.

［39］1936年，上海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為59%，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高等院校（24所）名列全國第一，占全國院校的21.8%，而且在數量和學科設置上是全國最多和最齊全的。金忠明、李本友：《市民社會與上海近代“海派教育”》，《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03年第2期，第54、58頁。

［40］Activité du Musée Heude.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1941，4：689.

［41］《震旦博物院胃腸病展覽會記》，《申報》1942年4月27日第5版。

［42］Les fêtes du 70ème anniversaire de la fondation du Musée Heude，Bulletin médical de l’Université l’Au?rore，1939，4：326.

［43］《震旦博物院分實驗表演與專家講演》，《申報》1942年4月24日第5版。

［44］［46］［48］《韓氏博物院七十周年紀念》，Bulletin médi?cal de l’Université l’Aurore，1939，4：329.

［45］［49］《中國藥物展覽意義與感想》，《申報》1942年5月4日第4版。

［47］Programmes des conférences.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l’Aurore，1942，3（2）：416.

［50］Chronique du 2e semestere 1930，op.cit.:91-95.

Abstract:Th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representing colonialism and imperialism is featured with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The work carried out in Heude Museum to disseminate scientific knowledge during 1930-1952 well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procedure of a flexible expansion of Western sci?ence towards non-Western cultures.Byscientific publishing,the Heude Museum incorporated its specimen collections acquired across China into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knowledge system;By providing scientific edu?cation,the Heude Museum cultivated a group of Chinese Catholic elites growing up in the cultural encoun?ter;By popularizing science,the Heude Museum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city culture in Shanghai and strength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society towards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religion.While the Jesu?its in the Heude Museum,who held the utmost confidence and condescension on their own culture,commit?ted“cultural transplantation”through the work at the museum with the aim to transform China,their activi?ties,in a way,promo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scientific culture in Shanghai.

Key words:Shanghai;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Heude Museum(Musée Heude);Jesuit;scientific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責任編輯：王 霞；校對：張 蕾）

“東亞文化遺產保護學會第六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順利召開

2017年8月24日，第六次“東亞文化遺產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順利召開。本次研討會主題為“東亞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同時在復旦大學主會場和上海交通大學分會場舉辦。

此次學術研討會由東亞文化遺產保護學會、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復旦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學聯合主辦，由復旦大學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上海交通大學建筑文化遺產保護國際研究中心共同承辦，并且得到了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的贊助支持。來自中國、韓國、日本三個國家的高校、科研機構以及文博單位的四百多位代表，共同出席了大會。

在隨后兩天的主會場會議中，與會專家學者們針對文化遺產資源的歷史文脈、傳統價值和保護模式等議題展開了探討，通過建筑、壁畫、巖土、陶瓷、紙張、玉器、青銅器等多種門類的文化遺產和文物的修復保護技術實例，介紹了各自研究領域內的遺產保護理念與方法，分享了最新科學修復技術的采用情況和成果。而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分會場內，也同時舉行了“木結構建筑保護技術”的專題會議，與會專家們以東亞地區的木構建筑為對象，探討遺產價值，并探索有針對性的保護理念與技術方法。

（復旦大學國土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Heude Museum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n Modern Shanghai

REN Y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Shanghai,200240)

G260

A

2016-12-14

任 軼（1981—），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EHESS）社會經濟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法語講師，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上海城市史。

本文為2016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比較視野下的上海法租界醫療衛生研究（1849—1943）”（基金號：16CZS062，項目主持人：任軼）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