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自我意象視角下的對外政策研究
—— 以十八大以來的中國為例

王 琳

國家自我意象視角下的對外政策研究
—— 以十八大以來的中國為例

王 琳

（吉林大學 行政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意象是決策者對現實的建構，影響一國對外政策的制定。過往研究多關注對外指向的對他（國）意象，而忽略對內指向的國家自我意象。從身份、地位和角色三個維度入手，可深入探究國家的自我意象。自十八大以來，中國決策者更為關注的身份意象為“發展中國家”，地位意象為“大國”地位、角色意象為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與“改革者”。結合三個維度上的自我意象，對中國十八大以來的對外政策進行驗證，結果表明其符合國家自我意象。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將自我意象和對他意象結合，來解釋針對特定國家的對外政策。

國家自我意象；身份；地位；角色；對外政策

一、導言

領導人對自己國家的知覺是否影響該國的對外政策？如果用傳統的對外政策分析理論來回答這個問題，答案則是不影響。因為它們更多地關注權力與國家利益，往往忽略個體層面的影響。但實際上，國際政治三大范式所強調的結構因素、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最終都必須通過決策者的個人行為，才能形成國家的對外政策。決策者如何定義自身所面臨的決策形勢，對如何認識自己的決策有重要意義。因此，決策者的認知在對外政策制定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能被忽視。從決策視角考慮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是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切入點，它主要是從微觀層面關注決策者對現實的建構，從而進一步探索相關政策制定的原因。在這類研究中，意象被一些學者用來解釋對外政策。幾十年前，肯尼斯?博爾丁運用意象去分析國際體系。他把意象定義為“對行為單元的一種整體上的認知、情感和評估結構，或者對其內部或對外的看法。他認為，意象在國際體系中非常重要，一國對自身和體系中其他國家的意象構成了自身的國際環境?！雹貹enneth E. Boulding,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 No.2, 1959,pp.120-131.意象有對內指向和對外指向之分，對內指向是指感知自我的意象，對外指向是指感知他國的意象。②尹繼武：《認知心理學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應用: 進步及其問題》，見《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第103頁。心理學中，自我意象被定義為對自我整體上的主觀感知，包括對自己身體、人格和能力等的印象。自我意象是對“我是什么樣人”的看法，并以這種看法為基礎形成的個體自我評價。①Joseph A Bailey, “Self-image, self-concept, and self-identity revisited”, In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Vol.95,No.5, 2003, pp.383-386.將自我意象概念引申至國際關系研究中，可以推斷國家自我意象實際上就是對本國的認知，“我是什么樣的國家”、“我能夠做什么”。這種認知源自于本國的經驗和他國對本國的看法。對外意象主要捕獲雙方之間的關系，例如冷戰期間，美國感知蘇聯的意象是“敵人意象”，說明美國感知與蘇聯之間的關系為敵對關系。過往研究都過多關注他國意象與對外政策之間的關系，缺乏針對國家自我意象的探討。十八大以來，外界對中國的感知是認為中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變化。那么，中國決策者對本國的認知是什么，現有的對外政策是否符合中國的國家自我意象，這是本文所關注的重點。

國家可以通過領導人建構和表征自我意象。本文的邏輯是分析決策者話語中的國家自我意象，根據這些意象推斷中國應該施行的對外政策，然后尋找相關證據來驗證上述推斷，從而證明自我意象和對外政策之間的因果關系。本文篩選習近平主席的文本46篇和王毅部長的文本39篇，包括講話、接受采訪、發表文章等，選取的時間范圍是2012年11月8日至2016年12月31日②材料來源如下：新華網領導人活動報道集：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xijinping/zyjh.htm；外交部官網：http://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zyjh_673099/,上網時間2017年5月2日。，從符合要求的相關文本中提取與自我意象有關的高頻詞。通過解析這些高頻詞來推導自我意象，然后進一步驗證對外政策。

二、中國的國家自我意象

一國是否具有積極、客觀的自我意象，是能否實施理性對外政策的基礎。自我意象過于悲觀會導致國家自我效能感不足，在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傾向于過度謹慎，從而在與相關國家互動時容易陷入被動，錯失機遇；自我意象過于樂觀會導致國家自我效能感過強，在對外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傾向于過度自信，故在相關的國際問題上，行為表現容易冒險激進，最終傷害自身利益。因此，保持積極和客觀的國家自我意象至關重要。本文將國家自我意象拆分為三個維度：身份、地位和角色，從這三個維度出發，更能全面地探析決策者對本國的認知，從而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國家自我意象。

（一）自我身份意象

身份是一系列關于自我的觀念，涉及如何認識自我，如何將自我與他者區分等問題。身份可以作為有意圖的行為體的屬性，可產生動機和行為特征，根植于行為體的自我領悟，而這種自我領悟往往依賴于其他行為體對該行為體的再現或該行為體的自我領悟之間的一致。因此，身份具有主體間特征。③[美]亞歷山大?溫特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20頁。一個國家的國家身份由其內在屬性所決定，可在國家間互動過程中得到體現。國家身份的選擇和定位，可以影響國家利益的界定，進而影響對外政策行為。④張家棟：《中國的國家身份、國際地位與戰略定位》，見《復旦國際關系評論》2008年第1期，第21-39頁。

表1

21金磚等組織國家 7新興國家 9其他 5亞洲（太）國家

經統計分析，中國領導人在眾多場合講話中，涉及到的身份詞分別為“發展中國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亞洲（太）國家”、 “新興國家” 、“金磚等組織國家” 和其他等。在這些身份詞中，“發展中國家”被提到的次數最多，成為身份詞中的高頻詞。從數據上來看，說明“發展中國家”這一身份更多地得到了決策者的關注。具體詳情見表1。

對“發展中國家”這一身份的重視，表明中國領導人對自身發展情況具有清晰的認識。因此，領導人的信念非?？陀^。從這一視角出發，就明確了兩個群體：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自身認同“發展中國家”，表明當下還是要保證和完善自我發展，要縮小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有，要維護“內群”利益，要為發展中國家代言，在國際社會中去爭取屬于這一群體的話語權。此外，在自身有能力的前提下，注重對群體內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幫助群內成員更好發展，從而進一步提升所屬群體的影響力。

（二）自我地位意象

人類的奮斗既是為了獲取資源和物質利益，也為一些無形的東西，比如地位。地位是指人們之間的等級順序關系，同聲譽和順從行為有關。在社會學中，地位被視為獲得未來資源的一種手段，當然地位也引出權力。在國家間的沖突中，尋求地位被視為國家不同行為的合理動機。國際地位是指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所處位置，這種位置表明了在力量對比結構中的一種狀態，可由物質能力和少量無形因素來衡量。①Bernardo A. Huberman, Christoph H. Loch and Ayse ?n?üler,“Status as a Valued Resource”，I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67, No.1, 2001, pp.103-114.

經統計分析發現，中國領導人涉及對地位的描述有“新興大國”、“新型大國”、“發展中大國”、“負責任大國”、“制造業大國”、“領土大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或“亞洲最具活力經濟體”等。在這些描述地位的專有名詞中，以“XXX＋大國”組合方式呈現的次數最多。從數據可以看出，中國決策者對自身“大國” 地位的認同與重視。具體詳情見表2。

表2

中國目前的地位，可以說是介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承上啟下”的地位。這種地位具備兩個特點：其一，與發達國家的高端制造能力，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等形成互補；其二，同發展中國家的資源供應，消費市場擴展和工業化發展需求等形成對接。②黃任望:《實現中國夢是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貢獻》，見《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4年第4期，第48-50頁。雖說是“承上啟下”，但不可否認中國已經從世界的邊緣走向舞臺的中心、從區域性大國轉向國際性大國。從這個層面上看，中國的對外政策若想符合“大國”地位意象：其一，要具備責任感，在對外事務中展現大國的擔當。其二，要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從而體現大國的能力。

（三）自我角色意象

角色通常涉及到一個社會位置，以及與該位置有關的行為。一些學者認為角色本質上是預期個體在一個給定的情景下應該如何反應，而另外一些學者認為角色意味著個體在給定的社會位置上如何實際表現。在社會學中，角色有不同的分類。例如文化角色分類中的神父和信徒，社會角色分類的教師和工人，具體情境角色分類的目擊者和嫌疑人，性別角色分類的男人和女人等。人的一生中會面臨很多角色，有些角色會進化發展，有些則會消失。國家與個體一樣，在當前國際體系內也有自己的角色，該角色反映了內部和外部對其行為的預期。①Sebastian Harnisch, Cornelia Frank, Hanns W Maull：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pproaches and analyses，New York: Routledge，2011，pp.7-15.

表3

經統計分析發現，中國領導人在眾多場合講話中，更重視的角色是與國際秩序或國際體系相關的角色，例如維護者、改革者和建設者等（見表3）?，F有的國際秩序是以聯合國為核心，以國際協商為準則的雅爾塔體系的延伸。它的特點表現為西方價值觀在國際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國際規范的雙重標準非常明顯和西方主導國際制度的安排。中國對當前國際秩序看法在于維護和改革，因此，對外政策的制定也應符合這兩個方向。

三、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對外政策

國家對外政策需參考其自我意象，如果一國對自身的評價不客觀，那么決策的結果可能會讓該國付出嚴重的代價。在前文，研究已經發現中國決策者在自我身份意象上更多地關注“發展中國家”、自我地位意象上認同“大國”地位、自我角色意象上認為是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與“改革者”，鑒于此，我們來驗證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對外政策是否符合這三個維度上的國家自我意象。

（一）身份維度

當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但仍位居發展中國家之列。究其原因，中國人均GDP同發達國家標準相比，差距依然較大，國內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均不平衡，并仍處于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化率較低。②丁建庭：《中國仍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見《南方日報》2015年7月3日,第F02版。如果認同自身為發展中國家，那么政策制定的基點應該是：“我”要發展。發展不僅需要內部制定相關的政策來指導，還需要外部穩定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作支撐。除此之外，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有責任為這個群體爭奪話語權，有義務帶動群體成員共同發展?；诖?，從三個方面來探討。

1.自身要發展

自身要發展，離不開對外開放。十八大以來，中國繼續堅持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在本屆政府的施政綱領中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開放特色更為突出，走出去和引進來同步進行，內外聯動效應十分明顯。例如，國家主張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貿試驗區的成立體現了中國決策者深化改革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心。截止目前，已有上海、廣東、天津、福建、遼寧、浙江、河南、湖北、重慶、四川和陜西等11個自貿試驗區。①于佳欣、徐揚、趙宇飛：《自貿試驗區新增7個成員，釋放什么信號》，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7-03/31/content_5182581.htm，上網時間：2017年5月2日。

自身要發展，離不開穩定的周邊環境。和平與發展自始至終相輔相成，沒有和平，無從談發展。十八大以來，中國努力爭取周邊環境的和平與穩定。在處理周邊問題時，中國始終提倡通過對話解決，并且絕不允許周邊環境惡化，自身安全受到威脅。例如，在南海問題上，中國致力于同越南、菲律賓等當事國直接談判與協商有關問題，探討妥善解決之道，并將繼續同東盟國家一道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和商談“南海行為準則”，大力開展同東盟國家的海上合作，維護好南海的航行安全與航行自由。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中國始終秉持三個原則：反對朝鮮發展核武器，朝鮮半島不能有核，無論北方還是南方，無論是自己制造還是引進部署；半島不能戰、不能亂；中國的國家利益必須得到保障。②劉振民：《為亞洲的穩定與繁榮貢獻中國力量》，見《人民日報》2014年4月28日，第022版。因此，基于這三個原則，中國在聯合國上同意對朝鮮施加制裁，并對韓國部署薩德進行嚴正抗議。

2.為發展中國家爭取發言權

在氣候大會上，中國一直強調并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氣候變化問題是發達國家在過去200年的工業化期間，大量排放溫室氣體造成的，這是發達國家的歷史責任。發達國家已實現工業化，碳排放已達到峰值，自然有逐步減少排放的趨勢。習近平主席在巴黎氣候大會上強調，在減排問題上不能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進行簡單對比，雙方應該摒棄零和博弈的狹隘思維，共享擔當，這樣在氣候治理問題上才能實現互惠共贏。③《習近平在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全文），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01/c_1117309642.htm，上網時間：2017年5月6日。

在國際金融機構中，提升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2016年1月27日，中國正式成為IMF第三大股東，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根據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約6%的份額將向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這標志著IMF治理向著更好地體現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的方向邁進。④中國正式成為IMF第三大股東 份額占比升至6.394%，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6-01/29/c_128682453.htm，上網時間：2017年5月6日。

在國際經濟合作論壇上，積極為發展中國家代言。以杭州峰會為例，中國不僅同G20成員國和國際組織頻繁交流，還同130多個發展中國家開展對話，這意味著中國把更多發展中國家帶入了G20，增加了G20的代表性，體現中國確實是在為發展中國家代言。在杭州峰會上，中國提議把聯合國的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納入G20議題。過往，G20更多地是在講增長、講經濟，而發展則被認為更多地與發展中國家、減貧等議題聯系在一起。⑤馮彪：《中國代言：發展中國家需要話語權》，見《每日經濟新聞》2016年9月1日,第006版。

3.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援助

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盡可能的援助，帶動這個群體一起發展。例如，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改善民生和減少貧困，支持它們的農業發展，促進其教育水平的提高，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與此同時建設社會公益設施，并在它們遭遇重大災害時及時提供人道主義援助。根據中國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中國針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資金為52.1%，中低收入國家為21.2%，其他低收入國家為9.0%。①《中國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14-07/10/content_2715467.htm，上網時間：2017年5月6日。未來，中國還會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諸如減貧項目、農業合作項目、促貿援助項目、生態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項目、醫院和診所，學校和職業培訓中心等項目支持，并且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2萬個來華培訓和15萬個獎學金名額，為發展中國家培養50萬名職業技術人員。此外，中國還將設立“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并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200萬美元的現匯援助。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展權：中國的理念、實踐與貢獻》，見《人民日報》2016年12月2日，第010版。

（二）地位維度

一國的地位不僅與該國的綜合實力有關，也與他國的承認有關。當被他國認同具有大國地位時，同時也承載著其他國家對該國的相關預期。這表明，它們希望該國在關鍵的時候能夠站出來，同時也希望大國能夠發揮它的能力，為國際社會做更多的貢獻。中國決策者自我地位意象是“大國”地位，所言所行就應該符合這種認知，相應對外政策基點應該是：“能者多勞”。因此，從如下兩方面驗證。

1.大國需有責任感

中國能在關鍵時刻站出來主持公道。十八大以來，中國在“不干涉內政”前提下，積極參與地區熱點問題的斡旋與協調。例如，深度參與伊朗核問題談判，積極展開協調斡旋，利用自身經驗和優勢，在阿拉克重水堆改造等關鍵問題上為伊提供盡可能的幫助。在南蘇丹問題上，中國聯手伊加特地區組織，積極斡旋南蘇丹國內和解，敦促沖突雙方加快推進和平進程共識。在敘利亞問題上，中國以客觀公正立場參與涉及敘利亞問題的國際協調，提出從政治上解決問題“四步走”的框架思路。在阿富汗問題上，中國、巴基斯坦和美國一道促成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開啟和談，推動阿富汗和解進程進入新階段。③王毅：《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全面推進之年》，見《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第1-8頁。

2.大國要有能力為國際社會做貢獻

中國力所能及地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十八大以來，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公共產品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物質層面的公共產品。例如，提供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最不發達國家、內陸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無息貸款債務，出資設立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以及組建常備建制維和警隊和維和待命部隊，向非盟提供軍事援助等。其次，制度層面的公共產品。中國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等，都是中國為國際提供的制度性公共產品。這些舉措不僅表明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也體現了中國更多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和金融需求。再者，觀念層面的公共產品。中國提出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倡“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等觀念，不斷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此外，“中國模式”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發展思路，已經成為不少發展中國家研究和學習的對象。④涂永紅：《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提供的全球公共物品》，見《光明日報》2015年6月22日，第005版；王義桅：《全球治理的中國自信與自覺》，見《當代世界》2016年第11期，第14-17頁。

（三）角色維度

中國決策者的自我角色意象更加注重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與“改革者”，說明決策者認為現有國際秩序既有合理的地方需要去維護，也存在不合理的地方需要去改革，因此，相關的對外政策也應該符合這個認知。

1.當今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中國對現行國際秩序有歸屬感，是創建者之一，也是獲益者和貢獻者，在維護當代國際秩序發揮著積極作用。中國領導人在多個場合下反復強調，當前世界發生的對抗和不公，正是由于聯合國憲章宗旨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堅定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①《習近平：推動全球治理體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3/c_1116812159.htm，上網時間：2017年5月6日。據此，可以發現中國的對外政策符合這個核心意識。

作為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力量，中國以身作則走和平發展的道路，這在十八大報告中再一次得到明確。在和平與安全領域，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不斷加強。例如，積極參與維和行動，亞丁灣護航，第一時間向非洲埃博拉疫情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等。在國際問題調節領域，中國也建設性地參與國際沖突的斡旋和調解。十八大以來，中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南蘇丹、利比亞和朝鮮核問題等國際熱點問題上，參與方式更加主動和富有建設性。在聯合國改革領域，中國支持聯合國在安全，發展和人權三大領域進行改革和完善，提倡考慮不同國家的代表性和需求，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發言權。②徐進：《中國與國際秩序:融入、維護、改革》，見《紫光閣》2015年第10期，第37-38頁。

2.當今國際秩序的改革者

當前，國際話語權在很大程度上仍由美國等西方國家所主導，無法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在與國際秩序深度融合對接的過程中獲得了發展機遇，提升了自身相對實力。中國既有維護當前國際秩序總體穩定的動力，也有改革創新使之完善的能力，從而促使國際體系實現和平變遷，趨向更加公正合理。當然，改革不是另起爐灶，而是以建設者、貢獻者的姿態來表達對國際秩序的看法。③劉斐、傅雙琪、劉歡：《中國促動改革完善國際秩序而非推倒重來》，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0/10/c_1116783232.htm，上網時間：2017年5月7日。目前來看，中國努力的方向還是從改革經濟秩序入手。

其一，關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空白地帶”。十八大之后，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實質是希望培育出“擴散型互惠”的國際經濟合作。其機制和舉措具有區域公共產品性質，可為沿線國家提供與中國共享的長期利益?！耙粠б宦贰辈⒎且庠谕品扔袊H經濟機制，而是主張更加符合多邊主義的原則，重點關注原有機制無法兼顧或欠缺作用的地區和領域，試圖以更具互惠性質的合作來創造共同利益，而非分割既有利益。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著力填補全球經濟治理中既有機制無力或無意涵蓋包容的空白地帶。④孫伊然：《亞投行：“一帶一路”與中國的國際秩序觀》，見《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 2016年第1期，第1-30頁。

其二，推動全球性金融機制的完善和全球經濟治理核心平臺的轉換。當前，全球性金融機構改革進程比較緩慢，而國際社會又存在大量資金需求。面對這些問題，為反映世界經濟的最新格局，中國積極推動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作為現有全球性金融機構的補充。例如，中國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金磚國家銀行。自金融危機爆發后，G7成員國自身實力下降明顯，而新興市場國家作用日漸突出。因此，全球經濟治理不可避免地從G7版本升級到G20版本。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中國憑其自身過硬的實力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的經濟實力及其與世界經濟、金融和貿易體系的相互依存關系，決定了在G20全球治理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參與G20全球治理，例如，作為2016年G20領導人峰會主席國，中國就落實議程推動制定了《二十國集團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助推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⑤《多國學者看中國對G20的貢獻》，見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828/c1002-28670582.html，上網時間：2017年5月9日。

四、結語

本文關注國家自我意象與對外政策之間的關系，以中國決策者為分析對象，選取相關文本進行分析，得出中國決策者的國家自我意象分別是：身份維度上更注重“發展中國家”，地位維度上更認同“大國”地位，角色維度上關注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與“改革者”。三個視角合成之后可以看出，中國的國家自我意象積極、客觀和理性。從發展中國家角度，中國力求和平穩定的環境來保證自我發展，與此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在不同場合積極為發展中國家爭奪發言權，并且在自身有能力的前提下，提高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帶動大家一起發展。從大國地位角度，中國能夠在關鍵時刻站出來主持公道，建設性地參與地區熱點問題的解決，并且力所能及地為國際社會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從國際秩序角度，中國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并從改革國際經濟秩序入手，來貢獻自己的力量。因此，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對外政策符合中國的國家自我意象。

國際社會風云變幻，決策者每天都面臨大量信息，他們會將新信息納入已有心理結構中，來增強或簡化原有知識框架，從而盡可能地做出更好的決策。這種認知結構實際上就是意象，它并非一般的信息積累，是高度結構化的信息資本，影響著決策者的決策行為。本研究關注國家自我意象同對外政策之間的關系。雖主要關注國家自我意象，但并不否認對他（國）意象重要性。在針對某一國的對外政策時，自我意象和對他（國）意象同樣發揮作用。未來的研究中，將二者結合，解釋針對某國的對外政策將更加有說服力。

Foreign Policy Study under the National Self-image Perspective—— Take China sinc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as an Example

WANG Lin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The image is the decision maker’s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affecting the formulation of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ast, researches focused more on the image of others, and ignored the national self-image. We can explore the National self-image from three dimensions: identity, status and rol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year until the present,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identity image of the Chinese policy maker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tus image is great powers,role image are the defenders and reformers of international order.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elf-image, we have verifi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sinc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it conforms to their self-image. In future, we should try to combine self-image with the image of another country for explaining the foreign policy against a country.

National self-image; identity; status; role; foreign policy

D801

A

1672-1217(2017)05-0092-08

2017-07-12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培育項目（2015ZDPY18）：國際秩序變革與中國和平發展。

王琳（1986-），男，滿族，遼寧岫巖人，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常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