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的思想家原則

傅道彬

文學批評的思想家原則

傅道彬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研究漸漸表現出“學術凸顯，理論淡出”的傾向，缺少了問題意識和思想深度，陷入技術式的細碎枝蔓的流弊。本文以楊公驥先生的學術思想為切入點，主張思想家原則是文學批評的第一原則，離開了理論的創新和指導，所謂批評勢必成為小市民式的“擺龍門陣”。

思想家原則 楊公驥 問題意識 知識小販 理論鋒芒

楊公驥先生（1921-1989）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值得紀念的學者。而比起回憶他的生平，更重要的是紀念他的學術，研究他的學術貢獻，發揚他的學術精神。把楊公驥與一般學者區分開來的是他文學批評的理論功力和他超乎眾人的思想深度。

與時下一些熱衷于以考據和資料自我標榜的學者不同，楊公驥似乎毫不掩飾自己對理論的興趣，以思想家原則為學術的第一原則。他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應該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家。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標準，否則就會跨行改業。因為，人而不才，即使做一個小小的思想家，甚至做一個蹩腳的思想家，也總算是個思想家，屬于思想界中人。否則，如果從事社會科學思想意識之研究而又不是思想家，那勢必變成以知識謀生的知識小販，或變成以文化牟利的文化巨商，甚至以學術趨炎附勢，用學問佐奸助惡的無恥文人。立于名利場，思維不在科學中，社會科學云乎哉？所以，不是思想家，關系非同小可也！”在楊公驥看來，思想能力是一個文學理論研究者的基本能力，文學批評必須堅持思想家的根本原則。對于學術批評而言，思想與見識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最重要的也是起碼的條件，即使小小的蹩腳的思想家，也強于只知引經據典掉書袋子的毫無思想的冬烘先生。楊公驥提倡的思想是獨立的，自主的，科學的，毫不依附的，是蘊藏于客觀事物中的深刻規律，是從歷史出發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也是毫不依傍的獨立不移的人格風范。思想是學術的靈魂，是獨立人格的基礎。在學術界功利主義傾向越來越濃的今天，重溫楊先生的論述，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對一些缺少思想意義缺少問題意識的細瑣枝蔓的考證，楊公驥表現出一絲不屑，有一絲冷幽默。他在《從牛頓的蘋果、瓦特的水壺談到“純學術”的考證學》（《文史知識》1985年第5期）一文中，辛辣地嘲諷了那些脫離問題意識、沒有思想深度而“為考據而考據的”所謂創見、所謂發明。據說一個蘋果落地而引發了牛頓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靈感，爐子上水壺沸騰的現象啟發了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思路，而有些學者不去研究萬有引力定律而熱衷于考據那個落地蘋果是紅蘋果還是青蘋果，不去思考蒸汽機的原理而耐心的尋找材料證明那個水壺是銅制的還是錫制的。按照某些學問家的考證，拿破侖身上有塊牛皮頑癬，致使其在新婚夫人瑪麗·路易莎面前自慚形穢，為了證明自己，自卑轉為自大，他才有了振長策而御宇內征服天下的壯舉；而巴爾扎克則經營不善，又有賭博成癖，致使其債臺高筑，為還賭債而躲進巴黎16區的老建筑里拼命進行《人間喜劇》的創作。楊公驥寫道，沿用這樣的方法，會推導出拿破侖肚皮上的癬疥小疾，決定了世界歷史的大格局，巴爾扎克的賭債推動了法國文學的歷史變化。由此而來，所謂考證成了獵奇，所謂研究成了小市民擺“龍門陣”。因此楊公驥特別強調學術研究的理論重要性，以為“文學和其他任何意識形態一樣，沒有自己獨立的歷史，它是被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所派生?！挥型ㄟ^對這個時代的社會實踐（歷史）的全面研究，才能對這一時代的文學作深入探討，才能逐漸得出理性認識”。從文學發展的歷史事實出發，生發出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文學的理性認識，是楊公驥學術研究的努力方向，他的學術既不是今文經學的微言大義，也不是乾嘉學派的單純考據，他的學術眼光是具有現代進步意義的。

思想家原則是楊公驥堅持的學術研究原則，也是他學術研究最有魅力的地方。學術研究中人們常犯的一個錯誤是，偏愛自己的研究對象，夸大研究對象的歷史作用和意義。以屈原研究為例，歷史上屈原確實曾支持過聯齊抗秦的思想，以對付張儀之流秦楚和親的主張。本來楚國究竟是實行“合縱”還是“聯橫”的政治路線，是有許多復雜的歷史原因的，絕不是僅僅憑張儀的三寸不爛之舌所能左右的，也不僅僅由于楚懷王不聽信屈原的勸告那樣簡單。但是在一些學者研究中，由于對屈原的偏愛有意無意地夸大了屈原的政治地位，夸大了屈原所能發揮的歷史作用，卻得出了幾近荒唐的歷史結論。對此楊先生不無揶揄地寫道：“楚懷王如果是聰明人，如果能聽信屈原的話，殺掉張儀，采取聯齊反秦的政策，同時不入武關與秦會盟，那么，楚不僅不會滅亡，甚至能滅秦和其他五國，完成統一大業。這就是說，如果楚懷王肯采納屈原的意見，那么中國歷史將會走另一條道路，《史記》將出現一篇《楚本紀》”，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變化就不取決于政治、軍事、經濟的綜合歷史動因，而取決于幾個謀臣、幾個大夫的騙術伎倆和口舌之利，按照這樣的邏輯推演，“屈原之所以失敗，歷史發展之所以‘不幸’，是由于騙子張儀收買了財迷上官大夫作內奸，拉攏了妒婦鄭袖作幫手，共同欺騙了傻瓜楚懷王。于是乎，人們在欺詐、賄賂、嫉妒、愚蠢的支配下相成相因地創造了歷史，而《史記》中便出現了《秦本紀》?！睏钕壬陨羁痰睦碚撃抗鈱徱晳饑鴷r期的歷史變化，看到了隱藏于現象背后的歷史成因，不論是秦王的野心，還是楚王的妄想，不論是張儀的詭計，還是屈原的信念，都不能成為決定秦楚興亡這一歷史“事變的最終原因”，“秦的新興、楚的衰亡并不是楚懷王性格上的弱點造成的；恰恰相反，正是基于秦的新經濟制度的必然興起和楚的舊經濟制度的必然滅亡這一歷史規律，楚懷王才不能‘福至心靈’，才讓自己的愚蠢加速了自己的失敗。顯然，戰國時代諸國的興亡并不是侯王的賢愚決定的?！睏钕壬奈膶W史研究固然有著豐厚的文獻基礎支撐，而奠定其在學術史上重要意義的還是他理論的犀利和思想的洞徹。

楊公驥是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影響的學者，但是他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是出于一時的政治依附，而是源于深刻的理論信仰。因此他對馬克思主義不是尋章摘句的泛泛引用來裝點門面，也不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作為大棒胡亂揮舞借以嚇人，而是從科學和真理的角度深入研究與探索。從17歲讀《資本論》開始，楊公驥潛心研究馬克思的經典著作，從而獲得了思想和方法論上的啟示。在他的著作中，看到的不是馬克思的個別語錄的征引，而是精神實質和思想方法的圓熟的運用?！犊颊摴糯S河流域東北亞地區居民“冬窟夏廬”的生活方式及風俗——民族民俗學學習札記之一》，作者依據民俗、民族史料發現社會歷史演變規律的學術方法，從早周時期“陶復陶穴”的建筑格局起筆，考察東北亞地區的生活習俗，進而考證原始居民“冬窟夏廬”的普遍居住方式，從而揭示出中原文化與東北文化的歷史聯系。此文體現著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學術方法上也借鑒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論證模式，但是作者卻沒有一處生硬地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語錄，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側重是對原理與精神的理解。

我國上古詩歌以四言二拍子結構形式為主體，例如“斷竹/續竹，飛土/逐宍”、“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等，大都是上古詩歌“二拍子”結構的經典形式。但是人們很少將其與勞動的節奏聯系起來，楊先生卻目光獨具，認為詩歌的節奏與原始勞動的韻律是一致的。勞動動作一般是一往一來兩個行動組成。以打制石器為例，舉錘時用力輕而無聲，下去時力重而有聲響；音響發生于第二行動之尾，也就是勞動動作節奏的二拍子之尾，所以勞動詩大多是二節拍（四言）之尾押韻。在尋常的文學形式中，尋找出樸素勞動生活的深刻影響。比起一般文學史“勞動創造文學”的泛泛論述，楊先生的論述更根植于歷史根植于材料也根植于深厚的理論修養，沒有良好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訓練是很難有如此富有創造的學術見解的。

思想與考據并不矛盾，過人的見識，應當依據堅實的歷史事實和文獻基礎。楊公驥寫的許多學術論文都是經典的考據文章，而他的考據，也是思想家的考據，不漫無邊際，不拖泥帶水，有著事實清楚、邏輯謹嚴、辯駁有力、簡潔通脫的思想家考據風格。一篇《〈商頌〉考》不足15000字，卻將《商頌》創作時代這樣一個聚訟紛紜的學術問題舉重若輕地解決了，成為一篇經典的考據論文。文章首先正面列出《商頌》或作于殷商、或作于春秋宋國兩種不同意見，繼而用翔實的史料論證《商頌》不是宋襄公時期的作品，本來文章至此似乎已經完成，而作者卻筆鋒一轉，波瀾驟起，列出近代關于《商頌》是宋詩的20種意見，分八個部分，一一予以批駁，顯示出他的學術從容與自信，而最后以四種意見總結全篇，整個文章宛如一篇《商頌》學術研究史，敘述則層次清晰，資料翔實，論辯則邏輯謹嚴，要言不煩，處處閃耀著思想的靈光，成為一篇足以啟示后學的經典的學術論文。

理論不是萬能的，思想家的危險是很容易陷入學術的空洞和荒疏。楊先生早就意識到理論是一種方法，卻不是出發點。真正的學術精神應該是建立在知識論證基礎上的，思想理論應該是從文獻出發從歷史出發，而不是從簡單的理論概念和思想模式出發。楊先生也強調巨細無遺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對歷史資料要鑒定甄別。但是傳統的學術研究到此為止，不再前進。而楊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強調不僅僅是占有材料，甄別材料，而是在歷史現象中尋找聯系，尋找問題，這正是楊先生與舊學先生理論上不同的地方。他在《從牛頓的蘋果、瓦特的水壺談到“純學術”的考證學》中說：“重要的不是停止在對材料的整理和考證上，而是要在旁多雜亂的材料之間發現其客觀的內在聯系，從聯系中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所謂從材料間的客觀內在聯系中研究問題，意思就是不以自己的主觀假設作為聯系的針線，不把主觀臆斷當成擺布材料的格局?！?/p>

真正的思想家本身應該是學問家?！吨袊膶W》（第一分冊）體現著楊公驥在學術上理論性和知識性統一、思想家與學問家并重的風格。以《中國原始文學》一章為例，這一章的正文部分三萬六千多字，而注釋部分則近30000字，注釋與正文這種比例在其他文學史著作中是很少見的。這是楊公驥一種獨特的學術表現風格，一方面是觀點的流暢表達，一方面是考證的翔實清晰，正文里他縱橫議論，為了不因過多引用資料而影響思想闡發的流暢，他將考據文字移至注釋中，使議論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注釋是正文的補充，而又自成體系，形成了《中國文學》正文與引文兩條平行而各具特色的敘述線索。

楊公驥主張的學術研究的思想家原則，對我們是有啟示意義的。1990年代以來，曾經繁華一時的理論研究漸漸冷落，思想的鋒芒漸漸收斂，學術研究發生重要的方向性改變。從強烈的現實的使命關切，逐漸轉向歷史的傳統考察；以乾嘉學術為代表的樸學方法，被重新詮釋解讀；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科技手段廣泛介入學術研究領域，使得材料搜集變得簡單容易；學術更強調技術的規范，論證的嚴謹和設計路線的準確清晰。這種轉向對于糾正20世紀80年代理論的躁進，具有一定的內在合理性，使得學術風氣朝著沉潛務實的方向發展，但這種學術糾偏絕不能成為淡化理論、淡化思想的理由。許多場合一些人把學術的理論引導與思想闡釋描寫的相當不堪，一提到理論一提及思想，仿佛就脫離了知識脫離了考據，意味著空疏意味著淺薄。一些學者熱衷于所謂資料收集，一味炫學，卻忽視了對史料的思想與理論辨識。無論何種文章，必曰考曰證，好像只有如此，才是學術，才是科學。其實真正的學術失范，不僅僅是技術性的，更是思想性的理論性的。古人以見識為學術的第一要義，缺少思想性的學術研究是根本性的失范，思想蒼白的學術是不可能有影響有力量的。

技術往往會偽裝成學問，在電子技術條件下輕易實現的資料羅列，并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引證豐富，甚至不屬于真正的閱讀。一切材料都應該是經過思想過濾和理論消化的，否則那只能是一堆雜亂無章的堆積物而已，用楊公驥的話說就是：“徒然的博學而形不成真識卓見，就會變成‘兩足書櫥’，或變成死背硬記囤積材料的‘知識商’?！?。

現代學術批評應當是有思想力量的，是應當具有批判精神的。面對豐富的歷史資料，楊公驥始終保持一種警惕，以銳利的思想眼光理性地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而不是陷入無盡的資料羅織中失去判斷力而不能自拔。他說：“文學遺產，只能是再生產的思想原料，是后人的認識對象和審美對象，而不是直接的‘消費對象’?！睙o論我們怎樣熱愛傳統，懷戀古代，都應清醒地認識到，回憶過去卻不能回到過去，一切歷史研究都是從現實土壤出發的，我們只能以現代精神、現代目光審視歷史、審視一切古代歷史遺產。目前熱鬧的國學研究中，有種現象值得注意，即對傳統文化缺少反思缺少批判，而一味地片面地強調繼承強調吸收，這相對于“五四”精神，其實是歷史的退步。未經批判和反思的歷史，正如未經過濾消毒的自來水一樣是不能直接飲用的，因此應該倡導批判的歷史與批判的國學。缺少理性反思的學術研究，常常表現出某種精神的貧血和四肢無力的癥狀，因此，在一段思想淡出的歷程之后，我們還得重新呼喚文學批評尤其是古典文學研究的理論建設。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睏罟K等前賢們仿佛是匆匆趕路的早行者，在前面為我們留下了探索的足跡，應該有更多的后來人追隨他們的腳步。

傅道彬：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責任編輯：吳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