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研究與“經典化”問題

楊洪承

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研究與“經典化”問題

楊洪承

中國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有著交叉和融合，決定了這是一個常說常新的命題。從嚴格意義上講，“文學經典化”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延伸和文學史研究的深化?！拔膶W經典化”越是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段中越能夠呈現出“經典”的韻味和本色，優秀的“文學經典”應該是詩意的文化結晶?！爱敶膶W經典化”，更應該是一個大歷史的視野，與兼容并包的閱讀姿態、潛在的歷史理解中的不斷追問，以及永恒的歷史批判的意識。我們強調深入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開展現在、過去、將來一體化之研究。在面對“經典化”話題時，“理解”和體驗當代作家作品，超越簡單化價值評判和標簽式確定，合理而公允的揭示歷史深層緣由和文化內涵。

當代文學 經典化 歷史視野 詩意文化 理解體驗

長期以來，在當代作家作品的經典化定位和當代文學史研究兩個層面上，“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一直是文學批評家、專家學者十分熱心談論的話題，構成了一個可多維度考察的文化現象。她本身具有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外延，又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有著交叉和融合，這也決定其是一個可以常說常新的命題。這個話題不僅僅局限于在“現代、當代”的時間斷代上，更是“文學經典化”自身元素和本質意義具有的巨大包容性和發散性。

一

在歷史長河的大浪淘沙中，“文學經典化”既是一個自然前行的歷史過程，又是一個獨立自足生存空間的產物，不必有意為之的限定單一標準尺度，或沒有邊界地擴大范圍。就“文學經典化”的概念而言，嚴格意義上講，它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延伸。那么什么是衡量文學作品的“經典性”標準呢？或“經典”的內涵外延又是什么呢？一般認為文學作品具有長時段被廣泛閱讀的歷史性、深邃的思想性，及獨特的藝術性，是建構“經典”的基本要素。這些要素作為判斷經典作品的依據，立足讀者接受的歷史長河和文學作品的自身維度，也是貼切文學史基本樣貌的。20世紀中國文學中，20年代的“開一大詩風”的郭沫若的《女神》詩集、30年代開社會科學思維文學書寫先河的茅盾的《子夜》長篇小說、繪制融入自然的理想人性極致圖景的沈從文的《邊城》，以及80年代以后，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張煒的《九月寓言》、王安憶的《長恨歌》、陳忠實的《白鹿原》等，還有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系列作品等。他們在一個百年或更長時間的文學史中進入經典作家作品之列，就現階段而言，應該是沒有多少問題的。

可是，“經典”的要素就某部作品而言，又往往是相對的理想化的標準?；氐街袊F當代文學史，上述看似無異議的經典作家作品，又總是在不斷被質疑?！杜瘛肥切略婇_端的旗幟，并非就是詩歌藝術的路向；《子夜》典型人物的塑造有高屋建瓴的獨特貢獻，也有“典型人物”有意為之的局限；《邊城》對人性美的追求之完美，與《人生》《平凡的世界》對現實人生客觀的寫實之真實， 無疑有著文學書寫的某些“深刻的片面”。還有《九月寓言》《白鹿原》等作品敘事的歷史真實與文學想象，不同讀者有不同的闡釋，至今仍然如此。一部現當代文學史不斷被重寫也可見一斑。為此，“文學經典”無論在歷史化的過程中，還是在其內涵元素的定位上，都進入了一個難以言說的困境。一個世紀的時間也不足以說明作品經受住歷史的考驗了，沒有一部作品可以絕對地達到思想意義的內容和藝術審美的形式，都十分完美而獨樹一幟的境界。顯然，“文學經典化”的談論一定有著特定時間和空間的語境，泛泛空談或某一角度立論都會歧途難返。

最近讀到牛津大學出版社的“牛津通識讀本” 叢書之一種，美國漢學家桑稟華寫的《中國文學》。這大概是目前見到的最短的中國文學史了。三千多年文學長河，六萬余字清晰鳥瞰。全書五章章名的設計，就自覺體現了這種普遍與具體的結合：“基礎：倫理、寓言和魚”“詩和詩學：山水、典故和酒”“文言敘事：史書、筆記和志怪小說”“白話戲劇和小說：園林、草寇和夢”“現代文學：創傷、運動和車站”。這些標題以冒號為界，前面是普遍的主題，后面則是具體的例子。雖然大體上也是按時間順序來寫中國文學，但與一般中國文學史著作不同，本書從中國文學各種體裁中精心提取靈動的意象來提綱挈領，以強化直觀印記，拓展回味空間。比如，分析中國文學的歷史與文化基礎時，提取出“倫理、寓言和魚”的意象；講述詩和詩學時，提取出“山水、典故和酒”的意象；解讀白話戲劇和小說時，提取出以《紅樓夢》《水滸傳》《牡丹亭》為代表的“園林、草寇和夢”的意象。這是否是“經典化”的中國文學史寫作呢？可謂是一種有個性的文學史。這給我們的啟示有二：一是“文學經典化”越是在一個長的歷史時段中越能夠呈現出“經典”的韻味和本色，也使得主觀性的文學更具有了客觀性的依據。對文學“經典”而言，時間的客觀性應該最有發言權。但是“當下”的時間甚至而百年也應該慎言經典。二是“文學經典化”的內涵，不僅僅是審美詩性的獨特文學精神和形式之創造，而且在歷史發展演變中包孕了一種或多種文化元素，并且構成了跨越時空不斷傳承與延續的文化現象。優秀的“文學經典”應該是詩意的文化結晶。中國現代文學中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等著名作家之所以獲得文學史的首肯，應該是他們被讀者認同的文學作品中，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獨創的“經典”韻味?；氐阶骷易髌氛務撝袊敶膶W的“經典化”，尋找一種可以留存可以回味的詩性和文化特色，應該是最有說服力了。

今天回過頭來看，上個世紀50年代，茹志鵑的短篇小說《百合花》講述的是一個戰爭年代的故事，卻以一個綴滿百合花的新被子的生活細節，以及小通訊員與新媳婦兩個普通人身上發生的情感沖突連綴全篇。這部小說正以獨特的靈性和詩意的敘事，詮釋了文學與政治之間一個復雜的文學史命題。而詩人顧城寫于上個世紀70年代末的《一代人》只有一句話“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將一個特殊時代的人生體悟，通過直白的情緒節奏與思辨的意境營造了詩之獨有的思想張力。20世紀90年代初，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廢都》中對莊之蝶人生困頓的描寫，和他身邊一個文化人群體靈魂淪喪的立體展示，除了作者有意要完整表現京西文化亂象之外，不無有著一個社會變革、文化轉型時代的巨大信息隱喻。漢學家桑稟華說：“閱讀單篇作品的快樂，就像凝視河面的倒影。而要看到河的深處，則不僅要應對語言問題和跨文化理解的問題，還要探究權利的運作——包括階級、性別、民族和國家觀念?！边@一引證并不就是要說明上述作品可以列為當代文學的經典作品了，因為一旦納入“經典”的話題，他們同樣有著前面我們所說的某些“片面”的尷尬和困惑。在時間的河流中，在一代又一代不同讀者的閱讀史、接受史中，純理論抽象的“經典”討論又顯得那么蒼白。文學關注什么？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讀者喜歡什么樣的文學作品？這些問題是不可能以某一種標準尺度來定格和回答的。我們終究無法回避文學具有自己的特性和屬性?！皩⑽膶W文化理解為人類在經驗洪流上引航的集體努力，將中國文學看作一條浩瀚的河流，其間奔流著人的激情，特別是道德與感官的動蕩，以及陶冶與規范這些激情的審美實踐”。這一表述不只以文學的語言貼近了文學，更多給我們的是一種文學史的視野，很值得認真思考和體味。

二

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的存在，本質上不是要討論當代文學有沒有經典，或者究竟什么是衡量當代文學經典的標準和原則，甚至也不是“去經典化”，當代文學該不該寫史、哪些當代作家作品可以列入文學史等問題。我認為今天之所以要談論“當代文學經典化”，更應該是一個大歷史的視野，一種新歷史的觀念，與兼容并包的閱讀姿態、潛在的歷史理解中的不斷追問，以及永恒的歷史批判的意識。

中國當代文學的概念就約定俗成以1949年為界，至今也有近70年了，其中經歷了一個最大時間節點世紀之交、千年跨越和多個重大社會歷史事件的變更和影響。盡管百年時間也不足談“經典”，但是歷史不是別的，她 “是活的編年史”“是當前的歷史”“是一種思想的活動”。由此，今天我們談論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既是針對具體作家作品的歷史憑證的確定，又是在找尋一種文學存在和表達的歷史敘述?！敖浀洹蹦撤N程度上，也是一種歷史的流動和過程。當代文學史可以不同方式不斷的重新寫作，但是一些代表的或曰“經典”的文學作品總是存在著?；蛘哒f當代中國文學史的大廈，恰恰正是那些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經典作品支撐的。比如，“十七年”時期的《紅日》《紅巖》《紅旗譜》《創業史》“三紅一創”的小說；“文革”十年的《沙家浜》《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新時期文學前十余年的《班主任》《芙蓉鎮》《爸爸爸》《棋王》《無主題變奏》《你別無選擇》《岡底斯的誘惑》《迷舟》等標識反思、尋根、先鋒文學思潮的小說文本，《丹心譜》《絕對信號》《陳毅市長》等各類戲劇創作，《雙桅船》《回答》《一代人》等朦朧詩詩作，甚至《隨想錄》《干校六記》與《哥德巴赫猜想》《揚眉劍出鞘》一類的散文、報告文學也都一時間極大地影響著文壇。如果說上述當代文學作品的“經典性”，更多地裹挾著豐富而復雜的歷史和社會變革的動力因素，那么世紀之交的后新時期當代文學經典作品的魅力，在于文學凸顯自己的表達方式，書寫各式各樣活的個體和豐富多彩的人生世界?！对诩氂曛械暮艉啊芬砸环N童年的視角，偏向心靈的詩性敘事；《長恨歌》不只是女性觀照海派生活的自我訴說，而且在于直面都市人生中透視出的獨特悲劇美學意蘊?！缎撵`史》《塵埃落定》以精神信仰和寓言象征，將神奇邊地文化深處的隱秘與魅力融入獨有的歷史敘述之中。當代文學由此不同層面的文本得以呈現，并不在于一定要說他們就是經典作品的代表，重要的是這些作品切實以欲望、身體、性別和苦難、底層等多向度走進人的豐富和復雜內心世界，在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上集中地體現出文學存在的必然。同樣，新世紀以來，多元化構筑的當代文學還在繼續向著現代后現代人多樣化的表現和其內在精神心理的深度掘進，并且伴隨著全球化經濟和科技的高度發展，形成了消費文化、網絡新媒體、區域空間一體化、距離的消失等文化視閾的新拓展，文學從內至外都在發生著新的質變。既不說網絡文學這一新文類的出現，就是當代長篇小說中傳統文體意識也受到極大挑戰和突破，非虛構、新筆記、寓言等多類型跨文體創作的作家作品中不乏優秀之作。就“經典化”而言，當代文學已有的存在和敘述足可以說明三點事實：一是套用胡適早說過“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的話，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經典，應該是不言而喻的。二是文學經典一方面因時代獨有的標準原則而存在，另一方面又是隨時代演進而流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F實不斷挑戰“經典”，我們永遠處于何為“經典”的焦慮之中。三是與時俱進的文學，向內為本體審美世界的精神思想之思考和人的終極追問，向外則是多元文化的開放性聯姻和拓展，經典作品的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也應該緊跟當代人類全面進化發展的腳步。

由此說來，面對時代合理性存在的“經典”，與長時段考察“經典”的歷史流變。當代文學“經典”的焦慮和困惑，實際正是由文學現場呈現轉向文學演進過程、從文學靜態觀察到文學動態審視之歷史必然。紛繁復雜、眾說紛紜的當代文學文壇，由百花齊放的作家創作和印象感悟為中心的文學批評，向著尋找差異、發現問題、思辨真偽、小心求證的文學研究之轉變。這一文學現象，是否正是當今學界一直不減對“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話題談論熱情的背后深層內在原因呢。所以，我認為“文學經典化”的探討，與其說是關注具體作家作品是否經典，或某些文學現象的經典性，倒不如講是在文學史的視野下對當代文學的觀照和滲透。這將極大地改變當代作家僅僅以創作數量的累積而存在的現狀，推進當代文學積極尋找“質”的飛躍，追求文學原點和核心元素的原創性，構筑起文學史堅實的基石。比如，我們談“西部文學”“西部重要作家作品”，作為區域性文學和作家的存在顯然是無須討論的，但是，特殊區域文化資源浸淫和滋養出的獨特的作家作品，正是充實和豐富中國當代文學藝術寶庫的重要基礎。還有傳統的詩歌、小說、散文、戲劇四大文類，似乎定格了約定俗成的經典文學作品的范圍，但是今天大量的科幻文學、網絡文學、新媒體創作等新興當代文學作品，以及突破傳統文學樣式變體的各類純文學作品，都在不斷沖擊著當代文壇。重要的是當代文學始終不斷注意吸取著新的元素，恰恰表明充滿著無限活力的自身?！敖浀洹笔且环N歷史的積淀，也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再如，當代文學中的跨界現象，當今越來越豐富多樣的海外華文文學作家作品，不僅僅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的邊界在擴大和拓展，而且傳統中國文學概念下的經典作品有了一個世界文學的參照系。傳統的文學及其“經典”的概念都將受到新的挑戰。簡言之，“經典化”的認知關聯著動態歷史演進的過程與空間視閾的不斷調整這兩個重要維度。當下文學經典化、經典文學作品的考量，最終直逼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度，文學史的重寫直接取決于時空觀的有效而最佳的調適。

三

宏觀的認識“文學經典化”問題需要文學史視野和觀念，但還是要落實到微觀具體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的“經典”認知上。我們不強調先驗地“畫地為牢”，或有明顯傾向性的“文學經典”標準和原則的主觀設定，也不是提倡“文學經典”僅僅為時間的歷史編年，或只是為肯定作家作品的歷史存在而存在。

以新歷史觀認識中國當代文學經典化問題，分析當代作家作品，需要有的是“歷史現在、過去、將來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稱之為活歷史的，是合乎理想的當代史”。而面對活的當代史不是簡單的判斷而是理解?！啊斫狻攀菤v史研究的指路明燈”。這些新歷史主義的觀念對于“當代文學經典化”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的歷史考察，提供了一個較為重要的精神向度，即評判和審視文學經典的存在，發現其意義的基本立場。第一位應該關注是否“過去、現在、未來”共同構成了活的當代存在。歷史行進的“動”和當下現實狀態的“靜”互為一體的當代文學作品只能夠去用心“理解”和體驗。這種“理解”式主觀性的批評，就是強調深入當代文學批評的現在、過去、將來一體化之研究。在面對“經典化”話題時“理解”和體驗當代作家作品，必將超越簡單化價值評判和標簽式確定，而更多側重于對歷史深層緣由和文化內涵的合理而公允的揭示。比如當代作家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兩部代表性作品，是有很大的讀者群的，高加林、孫少平、孫少安這些當代青年人生奮斗的典型形象經歷了30年的時間是否可以說就立起來了呢？歷史的理解作家和體驗作品寫作的內容，路遙和其作品的經典性可能不僅僅是這些人物形象表層的思想價值和現實主義創作的力量，而是一批類似作家路遙人生經歷從“文革”到新時期的“跨代”作家，創設的“政治化寫作”姿態和范式，即政治意識形態的依附與使命感、理想主義、道德精神的高揚，與文學本體追求、作家自我反思的痛苦調整，構成了文學史代表性個案存在的永恒文化意義。路遙小說中這些人物對于有同樣人生經歷的普通讀者之共鳴，對于包括作者在內的當代知識分子讀者之文化反思，都表現出以理想和道德建構的現實使命感、歷史感。文學作品的意義和經典的“理解”，恰恰正是以“認同”和“批判”這樣兩種互為參照的“理解”方式，彰顯了對現在、過去、將來的歷史同構。

我們還可以再回到從當代文學批評向現當代文學史研究轉換的過程來看“文學經典化”的問題。當代文學批評中的“理解”和體驗，不是廉價的同情和無原則的贊賞。在其經歷轉換的過程中，文學批評家和學者言說“經典”作家作品，本質上是由感性的敏銳觀察向著理性的追問的過程。作家是否滿懷真誠和良知的熱情擁抱，是否能夠在直面現實人生和經營藝術世界中始終保有自己獨立的人格精神。同樣，批評家、文學史家以批判性的思維審視現實的功利主義影響中，對作家創造的多重人格、復雜人性、異化心理等創作具象之體驗和辨析，也應該保有尊重歷史、敬畏歷史的平和心態，及其公允客觀的科學性。文學經典化作為文學歷史研究的延伸和升華，這個過程既是對每一部文學作品的存在和價值意義的考驗，又何嘗不是對我們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書寫的拷問呢！舉一個例子說明，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當代作家余華連續創作了《死亡敘述》《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現實一種》《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等系列小說，也基本完成了他小說創作的文學史定位，即其小說苦難主題、暴力敘事的創作特點，以及從先鋒到寫實的創作風格之轉變。就整體創作的研究而言，余華小說在內容與形式上的積極探索和努力，與當代文學的跟蹤批評，及當代文學史的評價也不無吻合。但是，就我不一定準確的個人感覺而言，余華小說一看就清楚的暴力、死亡、血腥、苦難的書寫內容和非日常生活邏輯的敘事形式特征，以及我們文學史如此一致的余華小說創作轉變的規律性概括和評定，多少帶有作家和批評家、研究者的有意為之。2013年，蟄伏七年的余華的新作長篇小說《第七天》發表后就引起爭議，褒貶不一。是否有某種思維定式同樣在左右著作家和批評家，影響著余華小說創作“經典”的認識呢？記得多年前，王彬彬教授有一篇“殘雪、余華與魯迅比較”的論文，其中有《四月三日事件》與《狂人日記》兩部作品主人公的異同之分析，對其魯迅小說中的“狂人”是一個反抗者、覺醒者、懺悔者，而余華小說中的“他”僅僅是一個可憐的受害者之發現，我們可以同意或反對，但是王彬彬有一段感悟：“在內心最深處，也許魯迅對人的看法與殘雪、余華是相同的。說不同者，魯迅不愿和不敢說出這內心最深處的‘黑暗’，而殘雪、余華則隨隨便便地，從從容容地說出了魯迅不愿說和不敢說的話?！边@體現了研究者文學史的視野，深入文本的解讀，重在發現作家看待現實人生的眼光，體悟作家對人的思考，對我們重新認識當代作家作品有方法論的意義。美國新批評派代表韋勒克認為：“只有把文學作品放在文學發展系統中的適當地位上來加以考察，兩個或更多文學作品之間的關系的討論才會有所收益”。尚處于進行時態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批評，文學經典化問題的認知，自然也可以從中獲得一定的啟示。

縱觀現行的“當代文學史”和當下各類文學獎評選中的當代作家作品的批評和研究，我們也有許多尷尬和齟齬。以教材為主的文學史編寫，必然受限于教育體制、現行制度的規約，史家鮮明的主體意識和獨特的史識難以彰顯；獲獎的作品不論由于體制內的政治權威性還是民間的經濟杠桿力，都使得“理解”性的評判、批判性的審視，與既定的文學獎標準規則之間有著罅漏。面對當代作家的“在場”言說某某作品是經典不是經典，是否可以入史，本質上正是對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的公正公平的良知和客觀理性的立場的最嚴肅的歷史衡量。為此，“當代文學經典化”是極有意義的話題，又是不可能有定論的討論。她本身就是一個文學史研究的過程，而決定“過程”常態運作的作家、文學批評家、研究者堅守文學特性和道德良知，及批判性反省，應該是最高的原則也是最起碼的底線。同時，在長時段歷史意識的統攝下，以廣闊的文化視野的姿態，開展整體性文學問題的交流對話，我們才能夠積極參與和真正推進文學史的進程。

楊洪承：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胡一峰）